现在搞社会科学越来越流行做实验拿数据说话，行为经济学家更是如此。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在校园里拿大学生当受试者，但1月14日这期《经济学人》报道的这个实验有所不同：多伦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个经济学家跑到中国的一个生产电子产品的工厂，拿中国工人做了一次实验。
在一周开始的时候，这个工厂的某些工人被告知，如果你们能完成本周的生产任务，将获得80元的奖金。而另一些工人则被告知，本周你们有80元奖金，但是如果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就会失去这笔奖金。
不都是完成任务多拿80块钱么？但是有区别。在第二组工人看来，80元钱已经是自己的了，关键词是“失去”。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定律，叫做 loss aversion，损失规避。人，总是害怕失去胜过爱好得到。我曾经写过一篇《不买彩票买保险？》说的是类似的现象。实验结果果然不出所料，第二组工人完成任务的情况更好。我不知道这个实验在学术上有什么新意，也许工厂获得的教训应该是全面提高员工工资，然后一旦完不成任务就扣钱。
但本文要说的是，这个实验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媒体的政治时事版上全是坏消息。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损失规避现象。人们为什么这样害怕损失？对这个问题，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就都不行了，得神经科学家出手。
我们看 The Big Bang Theory 电视剧，其中 Leonard 的妈妈就是个神经科学家，在电视剧里面她很喜欢给人做脑成像图。真正的神经学家也是如此。如果是让神经科学家去做上面那个实验，那么每个工人就都会一边做核磁共振一边思考这80块钱奖金。
How We Decide 这本书就是神经科学家写的，此书中描写了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人员递给受试者50美元（在美国做实验一出手就是50美元，去中国做一个星期才80人民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第一个实验要去中国做），受试者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赌一把，赌局的概率是有40%的机会可以把50元都拿走，60%的机会一分都拿不到。另一个选择是不赌，直接拿其中20元走人。实验结果是大多数人选择直接拿20元走人，只有42%的人选择冒险。
与中国工人的实验类似，如果第二个选择换个说法：改成“直接损失30元”，则62%的人选择赌。典型的损失规避。
但这个实验的关键之处是当受试者权衡选择的时候，实验人员正在用核磁共振观察他们的大脑！他们发现，在跟第二组实验受试者说”损失”的时候，他们大脑中的一个特定区域，amygdala（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也许叫扁桃体区）杏仁核体，兴奋了。这个区域的特点是一旦兴奋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的感情。
人们怕的不是损失，而是这种负面感情。
负面感情比正面感情对人的影响大。正如这些损失规避实验所揭示的，人们对负面感情的重视程度总是超过正面感情。心理学对这个更一般的现象也有个名词，叫 negativity bias，我不知道这个术语的标准翻译是什么，姑且称之为负面偏见。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损失规避是负面偏见的一种，也有人认为二者不应混淆。我猜测，如果从脑成像角度去看，很可能二者就是一回事，都是大脑中某个区域兴奋而产生了负面的感情。
也就是说坏比好重要。负面偏见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如果向你介绍一位陌生人的时候同时告诉你一条他的优点和一条他的缺点，你更容易用缺点去记住这个人。也许你曾经多次帮一个朋友的忙，他觉得理所当然；一旦你有一次没有帮他，他可能会非常生气。
据说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假设给杀人犯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们去英勇地救人，请问你认为一个杀过一个人的杀人犯要救多少人才能弥补他的罪过呢？调查结果是平均要求救25个人！
一个更常见的现象也许是批评和表扬。比如你写一篇博客，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最多也就是在 Google Reader 标记一下而已，也可能什么都不做。而不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则更可能采取行动，要发表一番评论。愤怒出诗人。
这样一来读者的负面偏见很可能会造成博客上更容易出现负面的评论。但博客的作者可能也有负面偏见，表扬的评论可能他不在意，而批评的评论他可能很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就不太好看了。
为什么自由媒体的时政版全是负面消息？为什么专栏作家都爱写批评文章？并不是因为读者“喜欢”看坏消息，喜欢看政府的笑话。而是因为读者认为坏消息比好消息“重要”。武广高铁通车，是个显然的好消息。中国国内“不自由”的媒体上全是叫好的声音，中国国内“较自由”的媒体上全是票价过高和“被高铁”的声音，倒是外国媒体的报道反而跟国内“不自由”媒体的声音相似。为什么？因为中国高铁通车对某些国家来说是个可以用来批评自己政府没效率的“坏消息”。
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该理解这些坏消息和批评声音其实跟电视剧里都是爱情故事一样，是一种偏见。他们反对你做的这件事，不见得反对你的全部。一个成熟的读者看报纸的时候也应该理解专栏作家的“坏”毛病。这个国家有毛病，不等于这个国家没前途。
一个聪明的人，不会被自己的扁桃体区杏仁核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