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个特别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有人认为腐败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没有民主，如果给人民彻底的监督权，就不会有腐败。另有人则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特定环境中，让高层震慑贪官才是最有效的办法。这种争论其实往往都是空对空，很多人只不过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来决定站在哪一边，谁也说服不了谁。可是你还能怎样呢？
现在的经济学家认为 talk is cheap. 为了平息以上争论，世界银行出了（至少）540万美元，给一个叫 Ben Olken 的年轻人去就这个问题去写篇博士论文。他的做法是到印尼找 600 个村庄做实验：给每个村庄 9000 美元让他们给自己村子修路，等路修完后再派专家评估每条路实际花了多少钱，以此判断有多少钱被村里的基层官员贪污了。这个实验的设计是这样的，把 600 个村庄随机地（关键词：随机）分为三组：对第一组，告诉村官说路修好后上面要来检查；对第二组，把权力交给村民，通过村民大会来监督工程质量；第三组是控制组，没有任何防腐措施。
哪种反腐方法好使？结果控制组贪污了30%的工程款，被警告会有检查的组只贪污了不到20%，而“民权组”贪污的几乎和控制组一样多。看来对印尼基层官员来说，上层的力量比村民民主要有效的多。
上面这个事件来自 Economic Gangsters 这本书。此书相当发人深省，它说的是穷国的腐败和暴力。这本书并没有试图总结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什么“阳光法案 ”之类，去谈怎么反腐怎么减少非洲内战。它只是从六个小故事入手，指出破解这些大问题的一个可能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数字和实验。
书中每个故事都相当引人入胜。但此书最精彩之处，在于这些统计和实验不仅仅能验证我们的直觉估计，而且还能告诉我们一些可能一般人根本想不到，甚至违反直觉的东西。更进一步，通过这些发现，我们可以找到反腐败的可行办法。下面我就稍微解说一下。
在印尼这样政府稳定且经济不断增长的国家中，腐败的主要表现不是让你办不成事，而是让你通过行贿或者内部关系办成别人办不成的事。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很多公司通过与政府官员的私人联系而获得利益，比如说拿政府合同。那么怎样计算与政客的这种私下“关系”值多少钱呢？其实更基本的问题是，你有什么证据说这种私下关系对该公司的盈利真的有影响呢？
经济学家不必搞采访或者侦查，他们从股市的公开信息就可以把各国官商勾结程度给算出来。要点是突发政治事件对一个公司股价的影响。一个例子是苏哈托子女的公司。每当出现苏哈托健康可能有问题的新闻，这些公司的股价就会相对那些没有关系的公司下跌！这里的一个关键在于新闻的突发性，因为只有突发性消息对股市的影响才是直接可见的。
注意，有人也许会说，苏哈托家族的人完全可以辩解说股价是由全体股民决定的，也许仅仅是大家都“以为”这些公司通过关系不当牟利，所以苏哈托一有事他们就抛股票，导致股价下跌，也许公司本来根本没问题。但经济学家有更有力的证据：在正式新闻发布两天之前，这些公司的股价已经开始下跌了！也就是说有“内部人员”已经知道了消息并率先抛售股票，是他们，而不是普通股民，在带动股价下跌。这些内部人员根据的是“事实”，而不是“观点”。
与政府高官的关系值多少钱？苏哈托的健康消息直接导致其子女公司股价波动达到25%。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初苹果宣布 iPhone，股价才涨了8%，Pfizer 宣布新药失败，股价才跌了10%，也就是说内部关系的价值比 iPhone 和新药加起来还要大。
使用突发政治事件对股价的影响这个方法，经济学家发现占俄罗斯股市总市值的87%，更有意思的是伦敦证券交易所市值的40%的公司，都有官商勾结的迹象。美国怎么样呢？可能是媒体监督的作用，关于前任副总统切尼（尽管大家都说他是真正的红顶商人）的任何消息都不会影响相关公司的股价；然而关于议员选举结果的新闻对有相关政治捐款的公司股价的影响力却相当大。可见官商勾结是一个普遍现象，也许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中国称为“行贿”的这种行为，在美国叫做 “政治捐款”。
接下来说走私。中国的走私规模到底有多大？赖昌星只是冰山一角么？其实很容易测量。只要从中国和香港的公开贸易统计数字就能算出来：这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进口要缴税，而出口不必。所以公司会如实上报出口数字，而会为了避免关税少报进口数字。只要比较香港的对中国出口，和中国的从香港进口这两个数字就可以了。数据证明走私很严重，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更有意思的事实是不同货物的走私量和关税直接相关，经济学家甚至总结了一个公式：关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走私额度就会增加3个百分点。这样算来，如果关税已经达到了30%，继续提高关税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更多的走私会使你实际收到的税收减少。既然如此何必还制定那么高的关税？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但也可能是官员故意制定这样的高关税来让走私者给自己行贿。所以走私与腐败密切联系。但此书的精彩之处在于，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从比较中港进出口不同数字，可以进一步看出走私的细节。走私的真正做法并不是瞒报商品的数量，而是把高关税的商品（比如鸡肉）当成是低关税的类似商品（比如火鸡肉）进口。海关检查的时候很难分辨类似商品的不同类型，比如说有机的鸡肉产品和一般的鸡肉产品，而这两种产品的关税可能相差极大。
既然如此，反走私的最好办法显然是给类似的商品制定相同的关税！但这一点居然很难实现 – 就连美国政府都做不到。美国的钢材市场就是关税混乱的代表：对于几乎相同的钢产品，关税居然能有几分钱到几百元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官僚，历史因素，和利益集团的游说。美国钢材进口者使用类似的 “鸡肉变火鸡肉” 手段，把高关税钢材说成低关税钢材进口。美国的羊毛衫进口关税，男式是18%，女式是32%！显然有人从这个差异中受益。也就是说，走私现象的背后不仅仅是走私者的贪婪和海关官员的腐败，更是特殊利益集团左右国家政策的结果。
本书的第三个故事说文化对腐败的影响。官员腐败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算计，更有习惯和文化的因素。通过对驻联合国总部各国外交官违章停车（因为有外交豁免权，他们吃了罚单也不用真交钱 – 但纽约市政府很有意思，还是保留了这些罚单的详细数据，以至于经济学家可以给每个外交官建立一个罚单档案）现象的分析，经济学家发现越是腐败的国家的外交官，越倾向于违章。这个结论当然很平淡，那么为什么乌干达和哥伦比亚很腐败，但其外交官居然一次违章都没有呢？
经济学家进一步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对美国越有好感，这个国家的外交官就越不愿意在纽约违章停车。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普遍憎恨美国，其外交官就会肆无忌惮地违章停车。
这个研究结果非常有意义，它说明官员腐败的一部分心理因素是对国家，对其政府高层失去了认同感。比如说非洲的一些国家根本就是1880年代欧洲 “Scramble for Africa”行动中，不考虑民族，语言和历史胡乱拼凑划分出来的，可以想象必然非常腐败。从这个角度说，我国强调“教育反腐”是有道理的。
本书后面三个故事主要讲非洲的暴力和各国战后重建的问题。种族屠杀，甚至“猎杀女巫”事件，表面上看都是民族和宗教问题，然而经济学家的计算表明，这些事情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利益的算计。在非洲，如果某年干旱，其下一年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下一年猎杀女巫事件也会大大增加。因此援助非洲的关键所在，不是事后送钱，而是提供比如说只与天气情况挂钩的保险。
这本书我的感受，是现在的社会科学的确已经全面数字化。观点根本不值钱，数据和实验才是真正有效的东西。实际上很多实验结果与一般人的事先观点可能恰恰相反。比如说肯尼亚农村是如此之穷，以至于学校连课本非常稀少，如果要援助，人们可能自然认为提供更多课本有助于促使学生提高学习成绩。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么？但随机测试表明这个政策是不行的：那些被随机选择获得课本的班级中，学生们的成绩并没有什么提高。事后分析原因可能是标准教科书的程度太高，是为精英孩子准备的，农村孩子理解不了。
现在是数字左右社会科学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