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e Shock
罗纳德·德雷弗的思想从小就被打上了节俭的烙印。罗纳德出生于苏格兰一个中等规模的村庄。他的父亲乔治·道格拉斯·德雷弗的童年是在格拉斯哥附近的一个工业城镇度过的，尽管他长大后成了一名医生，但是他的收入显然不高。罗纳德的母亲玛丽·弗朗西斯·马修斯出生于英格兰诺森伯兰郡——一个靠近苏格兰边境线的偏远地区。小时候，玛丽和她的家人生活在“一座面积较大但布局零乱的陈旧农舍”中，因为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所以全家人都无须工作。然而，即使按照当时的经济水平来看，德雷弗一家的生活也是比较清贫的。罗纳德承认，他们家可以维持生计，但绝谈不上富裕。在罗纳德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里，他都过着节俭的生活。当然，节俭并不意味着他与幸福无缘。
罗纳德父母购置的第一套房产，位于苏格兰伦弗鲁郡比什普顿的主干道上。罗纳德的弟弟约翰告诉我，当时大约有700人生活在比什普顿，那幢房子耗资200英镑，是他父母的全部家当。约翰怀疑这笔钱可能全部来自他母亲的嫁妆。住到那里之后，罗纳德的母亲迫不及待地种起了蔬菜和水果，但她饲养马匹、奶牛的技术却无用武之地。罗纳德的父亲在门前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德雷弗诊所”的字样。由于乡村医生还要兼任药剂师，因此他们专门辟出一间诊疗室和一间药房，作为父亲忙碌的工作场所。这幢房子里只有一间浴室，前来就诊的病人偶尔会看到罗纳德，或者约翰，又或者是他们俩，在浴室里洗澡。他们家没有汽车，玛丽也不会开车。尽管苏格兰的天气不利于骑车出行，但她只要出门，总会选择骑自行车。乔治也是一样，他经常会骑着自行车，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去病人家中出诊。
他们接诊的病人不少，但收入却不是很多。由于当地的经济非常落后，再加上时局动荡，当地居民都深受区域性失业的困扰。尽管这些问题导致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普遍不佳，前往德雷弗诊所就诊的人也非常多，但是他们没有钱，罗纳德的父亲通常也不会向他们收费。病人需要看病时，可以当面预约，偶尔也有人通过书信预约，后来还有人通过电话预约。伍德罗夫人负责管理火车站附近邮局旁边的电话交换机，由她来提供病人的位置，或者将病人的电话转接到比什普顿57号德雷弗医生家。不知是由于有意的安排还是自然形成的结果，村子里的一位老医生（罗纳德兄弟称之为“老弗兹勒”）逐渐把他的业务转交给了德雷弗医生。从此以后，德雷弗医生承担起比什普顿的所有公职，包括地方政府卫生官、法医、保险核赔师、工厂及邮局专属医师等。
罗纳德出生于1931年10月6日。由于他的母亲生他时遭遇难产，而且情况越来越危险，他的父亲从最近的佩斯利市请来一名助产士，还从附近的一个城镇请来了一名医生。他的父亲担任麻醉师，利用碎布和瓶子进行氯仿麻醉。在使用了可怕的钳状骨针（现代医学已经弃用）之后，罗纳德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他的弟弟约翰怀疑，罗纳德之所以很难相处，那些钳状骨针可能难辞其咎。（在他们的父亲后来使用的接生包中，仍然装有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医疗设备。）罗纳德喜欢“吹毛求疵”，甚至有些偏执，凡事都要求井然有序、干净利落。约翰为了表述准确，特地使用了“pernciketie”这个古老的苏格兰词语，以此形容罗纳德挑剔的性格特点。不过，罗纳德也深受家人的喜爱。罗纳德希望得到关注，家人在关爱他的同时，还让他成为全家人的焦点。
罗纳德的母亲认为，罗纳德挑剔的性格特点是一位名叫薇拉的保姆造成的。但是，约翰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薇拉非常风趣：“根源不在于我的父母、薇拉或者其他任何人，而是罗纳德的天性使然。”直到约翰离开家并成为一名医生之后，他才有机会认真思考他的哥哥是如何成为全家人的焦点的：“我从来没有注意到罗纳德是如何让全家人焦虑不安的。直到我上学之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我们的世界是以他为中心的。”
在回忆童年生活时，约翰想起了那些令他们的生活变得五彩斑斓的亲密细节：“幸运的是，在儿时好友……的帮助下，父亲贷了一笔款，买了一辆莫里斯汽车。那时候，家里有辆车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是，有一个问题：购买的汽车没有车门，上车的时候只能从一侧爬进去。母亲觉得这种上车方式难以接受，因为她出门的时候通常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已经不记得那辆莫里斯汽车的样子，但我听说很多关于它的故事。有一次，他们驾车刚驶过邓巴顿的一个弯道，就看到有个轮胎从车的旁边滚了过去。他们以为这是别人的轮胎，还因此哈哈大笑起来。然而，他们的车却在一阵剧烈的颠簸之后熄火了。原来那个轮胎是他们的。他们经常不考虑路程远近和路况好坏，就载着亲朋好友到处去：到特罗萨克斯山野餐，在郊外的小路上兜风，或者去克莱德海岸游玩。”
罗纳德的叔叔瑞克·里奇安·德雷弗是一名艺术家。但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的苏格兰，艺术是没有市场的，因此瑞克进了一家造船厂做助理工作。（约翰告诉我，里奇安家族与德雷弗家族联姻时，两家人都是奥克尼群岛的农民。北欧海盗入侵奥克尼群岛后，为当地居民取了一些侮辱性的姓名。约翰说，“里奇安”的意思是“渣滓”，“德雷弗”的意思是“垃圾”。）瑞克在罗纳德家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一面给报纸投稿，一面报名参加商业美术的函授课程。罗纳德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要完全归功于叔叔的帮助。在叔叔的指导下，罗纳德对各种发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学会使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工具，还培养了对精细雕刻的浓厚兴趣。
罗纳德经常帮助父亲的病人修理钟表和收音机，因此得到的回报——金属碎片和木头块很快就变成了罗纳德的玩具。学校里的读写课让他吃尽了苦头，但是在科学课上他却如鱼得水。在格拉斯哥中学上学期间，他所在的班级利用“边角料”制造了一台电视机，罗纳德的小组负责声音装置。后来，他在自己家的车库里独自制造了一台电视机。1953年，家里的亲朋好友就守在这台几英寸[1] 的蓝屏电视机前，观看了女王的加冕典礼。当时，这可能是村庄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机。约翰回忆说：“罗纳德制造的一个用无线电控制的小玩意儿……让一只猫困惑不已。它追着这个小玩意儿跑，不停地用鼻子嗅它。”罗纳德曾经将一个小电机装在罐头盒中，作为发条留声机的唱针驱动装置。至今，约翰还保留着那个小电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居住的那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也被卷入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历给罗纳德的父亲留下了心理阴影，他认为全家必须待在一起，不能分开。附近的沼泽地里建有一家大型兵工厂，成为德军轰炸的目标。很多炸弹掉落在泥泞中，没有爆炸。后来，英国军队收走了这些炸弹，远送到其他地点引爆。战争在人们的头顶上进行着，有时候德雷弗家的两个男孩在院子里就能捡到弹片和弹壳。
比罗纳德小三岁的约翰说道：“我负责看好罗纳德。不知不觉中，照看罗纳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我也习惯了整天跟他待在一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约翰毫无抱怨之意：“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我不可能生罗纳德的气，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后来，兄弟俩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去格拉斯哥大学上学。之前，他们也是一起去格拉斯哥中学上学的。“父母对罗纳德从来没有停止过操心。”罗纳德拿到学士学位之后，剑桥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是，由于“担心罗纳德无法照顾好自己”，父母建议他拒绝这个研究员的职位，罗纳德也接受了。看到我吃惊的表情，约翰说道：“不管怎么样，在罗纳德的心目中，格拉斯哥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罗纳德喜欢从大学实验室和家中收集那些废弃的材料，包括橡皮管、封蜡以及实验废料，然后用他的一双妙手把它们制成一些物件。令人难忘的是，他有一次使用的材料全部来自他母亲的园子。罗纳德崇尚节俭，在刚开始创立自己的事业时，尽管预算紧张，但他总能高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让他备感自豪。
在格拉斯哥大学工作期间，他灵光一现，决定利用地磁这个天然的核磁共振探针，从事核试验。罗纳德解释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确实异乎寻常。”他从自己家的车库里找来一堆汽车蓄电池，又从学校的实验室借来了一些设备，然后就在他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园子里干起来。他躲在自家屋后的园子里，利用一台旧照相机（即使在他做实验的那个时代，这台照相机也堪称古董）和“一台古老的仪器”，对溶液中的锂原子核进行测量，每半个小时一次。罗纳德完全沉浸在苏格兰乡村的静谧氛围中，一干就是24个小时。他其实是在检验马赫原理。概略地讲，马赫原理认为，宇宙深处的物质可以影响地球上的某些基本特性，例如惯性质量。马赫原理中的一个变量表明，银河系中物质的分布状态（在平面上呈中心致密的螺旋形），会对溶液中锂原子核的惯性质量产生影响。这个变量引起了罗纳德的兴趣。他想，由于地球一天24个小时不停转动，他母亲的园子也会相对于银河系的中心点（银河系中最致密的区域）不停地旋转。于是，他开始测量锂原子核的属性是否会随着银河系物质分布状态的变化而变化。显然，这样的影响是不存在的，得到这样的结果也没有任何问题。整个实验的设计非常简单，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他能做到这些，已经相当不错了。
这时候，有一个团队在磁体实验室里完成了类似的实验，并公开发表了实验结果。得知这个消息后，罗纳德想：“我也可以完成这个实验，而且我用的这些设备都是免费的。”一个设施先进的实验室必然具有竞争优势，但是罗纳德不仅没有泄气，反而斗志昂扬。他不需要昂贵的磁体，因为他可以利用免费的地球磁场。最后，他完成了实验，并公开评价道：“我的实验比那个家伙的实验更加精确，尽管他使用的是精密的设备，而我使用的仅仅是几块汽车蓄电池和一些导线，几乎没有任何成本。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现在，这个实验被人们以罗纳德和“那个家伙”（耶鲁大学的弗农·休斯）的名字命名为“休斯–德雷弗实验”，并被视为“等效原理”的精度实验。等效原理认为，自由下落的物体在引力场中处于失重状态。
这个独树一帜、富有创造性的实验为罗纳德赢得了到哈佛大学进修的机会。到了哈佛大学之后，罗纳德和他的导师罗伯特·庞德合作完成了一些设计巧妙的实验，这里就不赘述了。在回忆自己到哈佛大学进修的经历时，罗纳德说：“我就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因为手头没钱，又要上班，我很少旅游，也从不出国度假。这次进修几乎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那一年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与我想象的一点儿也不一样。”
在哈佛大学的进修结束之后，罗纳德回到格拉斯哥。这次进修不仅让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经验，还帮助他赢得了一些资金支持，可以组建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团队。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经常独自待在实验室里，不厌其烦地摆弄那些工具，期待灵光一现的想法。由于从天体传播到地球的光比较暗淡，若要捕捉其中蕴藏的信息，对可见度的要求非常高。因此，他把观察活动安排在没有月光的日子里。夜幕降临之后，他会来到乡村观察星空，直到黎明时分才收工。他与几名志同道合的探索者展开合作，兴趣也变得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没有带来激动人心的发现。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因此丧失兴趣，而是继续他的天空探测工作，为以后的深入研究做准备。后来，他放弃观察光学现象，选择从声音这个角度探索宇宙的奥秘。当时，引力波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注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与英国同行们（包括霍金、夏玛、杰利和艾特肯等）的交谈越深入，罗纳德就越相信引力波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可以检测到的。通过不断相互交流想法，他们发明了一些简单的仪器，还设计了一些违反传统但切实可行的实验。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他们最终确定了研究方向，也彻底点燃了研究热情。
罗纳德利用从实验室地板上割下来的橡胶垫和用剩的铅砖，制作了一些简单粗糙的设备。令他骄傲的是，这些设备非常好用。他凭借一双手、玻璃刀、玻璃、纸张、橡皮筋和一些螺丝，就可以制造出一些精度高、功能强的仪器和设备。这让罗纳德感到非常愉快，他甚至还为自己拥有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感到惊诧。的确，他几乎一无所有，但是他具有令人称羡的创造力。
1978年，基普在加州理工学院向罗纳德发出邀请。此时，罗纳德已经在苏格兰设计出他自己的探测器，他还因为有远大的抱负和勤俭的作风而享有盛誉。罗纳德希望以低廉的成本制造一台尽可能大的机器。格拉斯哥大学报废了一台同步加速器（一种粒子加速器），罗纳德对腾出来的空间进行了重新布置，在那里放置了一台探测器。这台探测器比世界上的其他探测器都至少大一倍，但是它的长度只是加州理工学院期望尺寸的1/4。
罗纳德告诉我，为了说服他接受邀请，基普不仅向他介绍了美国在经济上对基础研究的大力支持，还具体介绍了加州理工学院这所世界知名大学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州理工学院确实是一所令人折服的学校，但是罗纳德也坚决捍卫了格拉斯哥大学在科研上的声望。他含蓄地对基普表示，格拉斯哥大学的科研能力被低估了。在格拉斯哥大学，他几乎不会受到官僚主义的烦扰，可以随心所欲地做研究。尽管资金短缺，但是他认为这个限制条件反而增加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吸引力。此外，格拉斯哥大学开展的科研项目也有很强的竞争力。当然，这些无法完全抵消加州理工学院的吸引力。
罗纳德感到难以抉择，他请格拉斯哥大学的那些长期支持他的好友为他出主意。（他说：“我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这些人都鼓励他抓住这个机会，但罗纳德仍然犹豫不决。最后，他想到了试用期这个办法。在5年试用期内，他有权决定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兼顾格拉斯哥大学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工作。他说：“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美国的情况与英国大不相同。对我而言，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点儿也不明显。而事实上，两个国家的人无论是思维模式，还是行为举止，都有显著的不同之处……但那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两国的差别如此之大。”
我只在录音中听过罗纳德·德雷弗抑扬顿挫的苏格兰英语。总的来说，他的声音比我想象的悦耳，而且声调柔和，不时地表达对历史名人的赞誉。但是，即使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陈述，他也不会毫无异议地接受。我能感受到，这是他唯一一个不好相处的性格特点。197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他已经因为头脑灵活、实验能力强而名声在外了。罗纳德富有创造力，乐于奉献，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他不讲道理的特点同样鲜明。据基普介绍，雷纳·韦斯拥有丰富的基础常识。在回顾往事时，基普承认他刚开始并没有重视韦斯的这个特点，对此他感到追悔莫及。
罗纳德富有灵气，是科学界的“莫扎特”（这是雷纳对罗纳德的形容），是孩子气的灵魂与杰出头脑的结合体。对于罗纳德而言，创造出惊世之作就像吃家常便饭。而他周围的人只能扮演笼罩在莫扎特天赋阴影之下的萨利埃里[2] ，并被不公平地贴上“缺乏想象力的技术人员”这个标签。即使是有天赋的科学家，也觉得自己没有得到罗纳德的重任。整个实验室仿佛变成了罗纳德一个人的探索博物馆。在与加州理工学院签约之前，罗纳德强调，只要让他担任项目负责人，而且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整个项目，他就同意前往加州理工学院。他说：“我想，我的意思应该表达得很清楚了。”各种想法不仅以方程式、等式，甚至直接以图片的形式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在这些违背传统但富有创造力的想法的指引下，他带领他的探索博物馆不断前进。这种无须借助普通逻辑的直觉能力，无疑提升了他的天才形象，也令其他人对自己惯用的从假设开始，然后通过计算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产生厌烦。不过，罗纳德的天性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据说，罗纳德每天都会向团队成员传递大量的想法。他的想法非常多，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拿不定主意。第二天，团队根本不会因为前一天的工作徒劳无功受到任何影响，而是继续开始新的、愉快的探索活动，而且罗纳德会继续向团队成员传递大量的新想法。研究工作就像在热浪中四处飘浮的棉绒，令人无法预见进展情况。当罗纳德回到苏格兰的时候，加州理工学院的各个部门就会紧张地工作，等到罗纳德回来之后又明显地放松下来。同样，在罗纳德离开之后，苏格兰的团队也会努力推动实验进程，他们知道罗纳德很快会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让所有原本在正轨上运行的工作偏离方向。
1980年，为了在罗纳德回到苏格兰的那几个月里保持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加州理工学院聘请斯坦利·惠特科姆担任助理教授，把控实验室的设计与建造工作。斯坦利不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而且拥有灵敏程度可以同探测器相媲美的直觉能力。（雷纳对他的评价是：“斯坦利值得信赖、聪明绝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家伙。”）罗纳德的作用在于大批量提供想法和创意，斯坦利则负责团队的日常工作，包括搭建系统、抽走真空罐里的空气、安装激光和普通玻璃镜等。1983年，加州理工学院制造出了可以投入使用的原型机。成立研发机构的初衷是验证罗纳德·德雷弗的设计是否有效，检测激光器是否稳定，以及测试整套装备的灵敏程度。尽管斯坦利当时宣称自己是不可知论者，但是罗纳德怀疑他可能根本没指望这套系统具有探测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普遍比较乐观，认为宇宙中有大量的声音来源，天空中充斥着喧闹声，罗纳德是这种乐观主义的突出代表。但是，即便声源非常多，它们发出的声音也不会太喧闹。（基普肯定地告诉我，认为人们“普遍乐观”的报道言过其实了，至少理论学家们不是这样。他提到了他于1980年发表在《现代物理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说物理学规则并不否认那些喧闹声源存在的可能性。但他同时指出，根据人们当时对天文学的理解，引力波的声音要弱得多，其强度与LIGO探测器现在捕捉的目标，也就是相当于探测器臂长的十万亿分之一的信号，相差不大。）
从格拉斯哥到加利福尼亚的航班需要飞行11个小时。罗纳德总是利用这段时间，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或者思考机器的具体设计。有了切实可行的奇思妙想之后，他会安排加州理工学院的斯坦利·惠特科姆或者格拉斯哥大学的吉姆·霍夫具体实施。罗纳德不在的时候，斯坦利与吉姆就会分别负责加州理工学院和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工作。罗纳德承认，这样的安排肯定给他的两个团队都带来了一些麻烦。
机器的噪声比预想的大。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想出了若干个巧妙的解决办法，包括减震、增加激光器的稳定性、清洁光源、关机重启和加大功率等。他们期望的理想状况是两台机器的进展程度不同，以便集中研发能力解决在上一个环节中遇到的问题，也方便他们错开安排两地的工作。但是，事与愿违，这两台机器的安装进度几乎是齐头并进，其中格拉斯哥大学比加州理工学院略快一点儿。
在5年过渡期结束之后，加州理工学院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希望罗纳德做出明确的承诺。加州理工学院要求罗纳德·德雷弗做出选择：留在加州理工学院或者回到格拉斯哥大学任职。对于两个团队对他的不满，罗纳德可能并不知情。他十分享受长途飞机上的安静环境，而且在下飞机之前他还有可能为加州理工学院的那些工程制图员准备好一份新的设计草案。因此，两边工作兼顾的安排让他感到非常愉快，也十分满意。
但是，他必须在加州理工学院描绘的美好前景与格拉斯哥大学提供的舒适环境之间做出选择。苏格兰有非常好的科研氛围，文化认同感也更强。罗纳德认为苏格兰人更开放，也更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而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甚至包括那些学生，已经对团队合作失去了信心。他们愿意接受的不是合作，而是竞争。
罗纳德说：“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人都倾向于独立自主，不愿与人合作。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我想这也是我后来遇到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吧。”1997年，雪莉·科恩为完成一部口述历史作品，对罗纳德进行了采访。她对罗纳德的这番言辞提出质疑：“但是，罗纳德，我有一个问题。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你还是选择了加州理工学院，而且你不希望与其他人分享领导权。”罗纳德回答说：“是的。”雪莉·科恩追问道：“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你是能够理解美国人追求独立自主这种价值观的？”罗纳德的回答非常温和：“嗯，也许是这样。”我觉得罗纳德并没有真的理解，但他本人却认为自己弄明白了。在他的心目中，这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缺陷。他还以自己与格拉斯哥的同事成功友好的合作为例，证明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据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那些同事介绍，他们的合作远没有罗纳德记忆中的那么完美。在他们的印象中，罗纳德的行为举止常常惹人不快，他的好胜心太强，有时甚至令人感到压抑。）
不过，罗纳德最后意识到项目需要不断取得进展。他考虑到他们需要通过不断升级机器的方式，推动项目前进，而加州理工学院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大于格拉斯哥大学。因此，1983年，罗纳德终于做出了决定，带着对英国研究团队的歉意，他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份全职工作。
基普终于帮助加州理工学院打赢了这次“战役”。不过，他们将面临巨大的风险。这是一个未知的基础物理学领域，是全新的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当然，罗纳德肯定已经意识到这些公开发布的目标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引力波的探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项默默无闻的研究工作，在主流天体物理学中不占有核心地位，但是它已经一跃成为一个“新贵”，更变成加州理工学院迄今为止实施的最大的研究项目。
罗纳德利用加州理工学院的原型机，不断改进自己的设计。他和雷纳之间发生过矛盾，但是雷纳一直待在麻省理工学院，摆弄他自己的那台不知名的原型机。罗纳德对雷纳的原型机嗤之以鼻（他的评价是“毫无价值”），认为它技术落后，经济支持不足，还有一些罗纳德不屑一顾的缺陷。而德国的那个研究团队仍然值得关注。据雷纳介绍，德国人的原型机品质最高，值得称许。罗纳德之前负责的格拉斯哥团队在他离开之后并没有放弃，而且有可能取得突破，成为竞争对手之一。尽管罗纳德·德雷弗的离开使格拉斯哥大学研究团队损失了一名杰出人才，但也为他们自由使用自己的实验室并取得进展创造了一个契机。不过，罗纳德有加州理工学院和基普的鼎力相助，而且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探测器。一旦这台机器组装完毕，他就会一骑绝尘，甩开所有的竞争对手。罗纳德深信，在创意方面，没有人能与他抗衡。除了这个天然优势以外，他的新职位、新实验室也将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前景一片光明。探测器将按照他的创意，根据他的决定，由他亲手制造完成。引力波天文学的未来必将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但是，由于罗纳德的规划没有考虑到人类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他的未来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样，由于这项工作从本质上来讲是用灵活巧妙的创意解决技术障碍，因此历史也必将为他们设下重重障碍。
可能所有主要的参与者都没有预料到，一段有争议性的往事竟然会对这个项目产生非常微妙的影响。早在雷纳、基普以及罗纳德之前，还有一位富有争议性的引力波探测先驱，他就是约瑟夫·韦伯。在理论学家们争论不休，或者在黑板前、书桌旁埋头钻研的时候，韦伯悄然转身，决定独自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引力波真实存在，他就要做第一个发现引力波的人。经过一番孤立无援的勇敢探索之后，韦伯向世人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些他自己也不明白但却非常重要的东西。在美好前景的刺激下，人们纷纷制造各种仪器、设备，加入他的行列。但是，科研争议随之而来，赞誉之词很快就变成了恶语相向。人们的热情犹若昙花一现，韦伯也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是，约瑟夫·韦伯并没有放弃，而是锲而不舍地坚持了30多年。这笔财富无比珍贵，失败对他来说就是一场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而是下定决心、鼓足干劲，为实现自己的那个希望渺茫的理想而奋斗。他的目标不是金钱，而是知识以及人们的欢呼与尊重。就这样，他踏上了这条崎岖坎坷的征程，一步一步往前走。
[1] 1英寸≈0.025米。——编者注
[2] 安东尼奥·萨利埃里（1750—1825），意大利作曲家。他对莫扎特怀有敌意，有人说是他毒死了莫扎特，不过这一说法现在被判定为毫无根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