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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具有独创性而且技术上神秘莫测的大型新兴项目而言，罗克斯·沃格特被加州理工学院从教务长的位置上赶下来的这段历史，显然不会为他出任该项目负责人加分。稍加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沃格特”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是一个官职，指代表教会处理军事或司法事务的宗教机构监护者。换句话说，“沃格特”与“教务长”天生就存在某种联系。
尽管这个名字有某种预见性，但是罗克斯·沃格特对自己的评价是：“众所周知，我绝对没有专权的想法。”
担任教务长期间，他曾经表示他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忠诚之心超过了他的爱国之情，他还说“雇佣枪手”这个词是教务长职责的真实写照，尽管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表达。他把更多的忠诚奉献给学术机构，而将国家置于次要位置，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因为对于纳粹统治时代的德国国民来说，与这个正在崛起的政权格格不入是一段好的个人经历，而与之暗通款曲则会在教务长的个人简历上留下污点。坦白地说，他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反应——害怕、抵制——都是非常恰当的，对美国宪法和个人权利保护机制的政治反应——赞赏、接受——也没有任何不妥之处。然而，沃格特将他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忠诚之心置于爱国之情之上，的确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
我与沃格特的见面地点是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他告诉我：“昨天是5月8日。1945年5月8日，我当时15岁，被从战俘营释放出来。我心里暗暗发誓，我以后再也不会接受任何愚蠢政权的奴役了。”
在接下来的对话里，沃格特告诉我他从小在德国南部长大，但是由于纳粹的倒行逆施，他衣食无忧的生活被破坏殆尽。战后，他先后成了农民和钢铁厂工人。最后，他凭借优秀的学习成绩来到了富裕发达的美国。当时，一位美国士兵出乎意料地与他建立了友谊，并给他起了“罗比”这个绰号。这名美国士兵实际上是一名武器调查人员。他来到沃格特所在的大学，是为了调查这里是否在制造核武器，而担任学生代表的沃格特其实是他的联络人。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加州理工学院解雇沃格特的原因。
沃格特曾经在“旅行者”计划中担任宇宙射线系统的首席研究员。两个“旅行者”号航天器是迄今为止飞得最远的人造飞行器，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已经超过150亿公里，而且向着更遥远的地方继续前进。它们正在逐渐摆脱太阳磁场的作用，在钢铁外罩的保护下，迎着从遥远的恒星吹来的风，进行着星际旅行。虽然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但这的确是事实。沃格特竭力主张将任务目标延伸至星际空间。他认为航天器应该携带更多的联氨（一种难闻的化学燃料，在航天器脱离太阳系之后可以继续为航天器提供动力），但这会抢占行星科学家的有效载荷。沃格特说：“若航天器飞得很远，我们就必须降低数据传输的比特率……为航天器提供动力的钚发电机还可以继续工作5~10年，之后就会停止工作，通信也会因为电力不足而被迫中断……维持5年是轻而易举的事，到那时，我们将会进入星际空间，测量银河系的宇宙射线频率。但是，我说的是‘我们’，而不是‘我’……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那些工作。唯一让我感到后悔的事就是，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导致我失去了这个机会。这让我很痛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无法体会到首先看到试验成功的那种愉悦心情。”
1977年从地球发射升空的“旅行者”号没有载人，但是携带了由卡尔·萨根领导的一个委员会特制的一张名为“地球之音”的铜质镀金激光唱片，收录了地球的相关信息。“旅行者”号的最低任务目标是在星际风中投放“漂流瓶”，为希望了解地球人的外星生命送去纪念品。有人反对这项计划，担心刻录在旅行者金唱片上的图像会把地球的位置泄露给潜在的入侵者。但是，这些外星生命必须先发现“旅行者”号，才有可能对地球构成威胁。在嘈杂空旷的星际空间中飞行的“旅行者”号体积非常小，并不容易被发现。即使在数万年之后，“旅行者”号也很有可能不会进入其他的恒星系统。就算外星人发现“旅行者”号之后成功地破解了它所携带的信息，也只能确定太阳系在宇宙中的位置。相比之下，利用传统意义上的星际探测器（无论它依据的是哪种原理）来寻找地球的位置，会容易得多。
为了当上教务长，沃格特在“旅行者”号即将摆脱太阳磁场影响，开始收获宇宙射线频率这个胜利果实之际，将“旅行者”号计划的领导权拱手让人。走马上任的时候，他在内心深处反复权衡：万一被解雇，他是否有可能回头，继续参与宇宙射线系统实验。（他为什么会考虑这个问题呢？）在就任教务长后不久，沃格特在一次访谈中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如果我再次回到实验小组，那里的同事们肯定会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我和他们的联系中断过。因此，毫无疑问，我只能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结果没过几年，沃格特真的被时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默夫·戈德伯格炒了鱿鱼。如果戈德伯格有足够大的权力，说不定他还会更早解雇沃格特。但是，要解雇一个教务长，戈德伯格必须征得董事会的同意。尽管董事会认为沃格特是一名经验丰富且富有创造力的管理者，但他们也认为他性格多疑、难以相处。怨恨与指责导致沃格特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他们的合作只能走向终结。所有这些都是逸事，除了把沃格特推向命中注定的位置以外，可能与本书没有多大的关系。
消极因素接踵而来：失业（虽然薪金照发），无法回到之前从事的科研领域（“这会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只能在物理大楼地下一层的男卫生间附近找到一个落脚之地（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合作团队），忍受失望的折磨。（在他被解雇时，学校的教职工为什么没有联合起来予以抵制呢？）最终，沃格特做好了“进入一个全新领域”的准备。与此同时，积极因素——抱负、梦想和活力——给了他前进的动力，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三巨头组合解体形成的空当。就这样，罗克斯·沃格特走马上任了。
后来，他又从LIGO项目负责人的职位上被人赶了下来。“我已经有25年没有接触LIGO项目了。”他似乎在提醒我，我们的谈话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对于我的拜访，他还是欢迎的。他那间宽敞的拐角办公室位于LIGO总部大楼里，走廊的尽头是他同事的办公室，但是他已经有近25年时间没和他们说过话了。LIGO项目组的重要科学家都见过他，但从未与他接触。在他们眼中，声名狼藉、身材魁梧的罗克斯·沃格特令人望而生畏，就像是一个出没于黑暗衣橱的幽灵，最好还是把他关在门后，永远不要放他出来。因此，看到我与他接触，他们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甚至颇为好奇的神情。
沃格特的教务长任期结束的那天，由于部门里的一些文件需要教务长过目，所以加州理工学院物理、数学与天文学系主任来到沃格特的办公室。沃格特指着那些文件说：“把这些东西拿走吧。你们以后不用找我签字了，我刚刚辞职了。”埃德·斯通主任大吃一惊：“天啊，这是真的吗？”沃格特解释说，LIGO项目组已决定由他担任负责人。斯通来找沃格特，本来是想在他心情好的时候说一些奉承话，再谈工作的事。但是，在他刚刚被赶下教务长宝座的时候来找他办事，等于为他送上了一个安慰奖。
据基普推测，尽管罗克斯·沃格特那天的反应可能会令埃德·斯通产生错觉，以为他已经是LIGO项目的负责人了，但实际上，“下台”几周之后他才得到这份新工作。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就座之后，沃格特告诉我，他是被迫接受这个职位的：“我婉言谢绝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让我接受。”由于韦伯的棒式引力波探测器与他的那个有争议的实验结果引起人们对这个领域的怀疑，所以他并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说句题外话，韦伯是个悲剧人物。虽然他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但是他迫切希望探测到引力波，以至于在解读数据时犯了大错。”
最终，沃格特在巨大的行政压力面前妥协了。“但是，一旦我决定接受这份工作，我就会把它看成我自己的项目，全身心投入其中。我必须心无旁骛。”
1987年，沃格特开始担任LIGO项目负责人。三巨头组合——罗纳德·德雷弗、雷纳·韦斯和基普·索恩——得到了解放，可以在项目组里自由地追逐各自的目标。沃格特对基普赞不绝口：“他应该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雷纳·韦斯的评价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一个好人。”他甚至还表扬了罗纳德·德雷弗：“我知道，罗纳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不过他的个性有点儿疯狂。”（开诚布公地说，舆论一致认为可以考虑给三巨头组合授予诺贝尔奖。）在LIGO项目负责人的岗位上，沃格特把他性格中的所有优点和所有不足都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人对他进行过恰如其分的形容，因为是通过第三方了解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匿名引用：“沃格特拥有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他制造问题的能力也无人可及。”
1989年，罗克斯·沃格特作为首席研究员，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了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小组辛勤劳动的成果：一份长达229页的“引力波探测器的建造、操作与支持研发报告”。这份全面深入、富有洞见的报告以一段引言开篇：
没有比引领事物的新秩序更难把握、更冒险和更不确定的了。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513）
雷纳称这份报告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项目组全体成员通过潜心工作，为LIGO项目成功地建造了两台在美国海岸线的不同位置同步工作的4 000米探测器，对各种怀疑观点给予了有力的回击。雷纳通过这份目标明确的报告，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了金额为193 918 509美元的资金申请。他们计划从1990年开始，利用4年时间建成实际可行的探测器。小组在概要部分为LIGO项目（从此以后这个名称正式启用）列出了两大目标：“第一，验证广义相对论……第二，为观察宇宙打开一扇不同于射电天文学和粒子天文学等传统方式的新窗口。”通过这份申请报告，沃格特开始了他作为LIGO项目负责人的新使命（尽管他最终没能完成）。他们的资金申请也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批准。
2亿美元的资金不可能轻轻松松地通过银行账户转给项目组。这个数额虽然看起来不小，但与那些动辄数十亿美元的预算项目（例如，粒子加速器项目）相比就不算什么了。然而，LIGO项目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最大型的项目，因此必须经过国会同意。毫无疑问，他们已经解决了一个大麻烦，但是还有更多的麻烦需要解决。为了让美国国会同意基金会的资金支持计划，他们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一些国会议员对LIGO项目进行了攻击，他们认为，根据沃格特的介绍，这个项目（甚至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一种徒劳的烧钱行为。因此，美国国会冻结了这笔资金，导致场地建设停了下来。在两年时间里，沃格特频繁去往华盛顿，寻求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支持，成为国会大厦所有办公室以及拨款委员会的常客。
沃格特要求加州理工学院为他安排一名说客，帮他游说国会议员。时至今日，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也很少使用这个手段。在受到百般阻挠之后，加州理工学院安排了一名专业人员为他出谋划策，他带着这名助手去到华盛顿，准备破除坚冰。1991年3月13日，美国众议院召开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听证会。沃格特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结果反对方的证词还是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正是在这次听证会上，著名天文学家托尼·泰森发表了措辞极其严厉的评估意见。
1971年，托尼·泰森建造了自己的韦伯棒，并开始探测引力波。他做了几年实验，除了检测到阿拉斯加的一次地下核武器试验以外，一无所获。当时，近5兆吨的核武器被投放到一个竖井中。引爆后，阿拉斯加爆炸点周围的地面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里足足升高了50英尺，也让托尼放置在贝尔实验室里的韦伯棒产生了反应。LIGO项目在美国国会引起争论时，托尼已经在做其他领域的研究了，但他认为自己仍然是引力波探测实验的支持者之一。
在收到科学分委会的做证要求之后，托尼告诉自己：“我最好还是置身事外吧。”但是，科学分委会以传唤到庭相威胁，托尼只好同意通过工程计算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技术可行性评估。此时，距听证会的时间已经不足一个月了。托尼对LIGO项目表示支持，并且指出这项技术必将取得快速发展。至今，托尼仍然深信一点：“如果发现了通向宇宙的一扇新窗户，我们就应该上前去看一看。”然而，他也对该项目能否取得科学成果表示担心。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对纯技术不太感兴趣以及不愿意冒险的人不谋而合。他认为第一代引力波探测器成本过高，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天文学界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完成新型探测器的研发，但是研发费用并不包括在所申请的预算（此时已追加至2.11亿美元）中。此外，耗费巨资建造的设施竟然仅供4个人（应该是指基普·索恩、雷纳·韦斯、罗纳德·德雷弗和罗克斯·沃格特）使用，这也令他感到不满。他证词中的一段话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段距离到底有多长，足够绕地球1 000亿圈……在引力波的作用下，这么长的距离在短时间里发生变化的幅度竟然小于人类一根头发的直径，而且留给我们的测量时间不到一秒钟。此外，我们不知道这种微小的变化何时会发生，下个月、明年还是30年以后？
托尼告诉我，他没有把自己被迫做证的事及时通知基普和沃格特，对此他深感后悔。他承认，直到做证前一个小时，他才开始考虑自己的证词会产生何种影响。在听证会的前一晚，他把自己证词的副本交给了基普和沃格特。
基普·索恩说：“事实上，在听证会的头天晚上，托尼通过联邦快递将证词副本送去给加州理工学院的沃格特。但是邮件送达时，沃格特已经去华盛顿了。因此，包括沃格特在内的所有人，事先都不知道托尼·泰森会在听证会上说什么。这完全是一次突然袭击。”
基普在听证会上做证后，于当天深夜给托尼打了一个电话。通完电话后托尼心情沉重，连续几天都难以入眠。托尼说：“沃格特说了一些有意思的话。基普显然非常难过，我的心情也非常沉重。”
1991年3月16日，基普在写给托尼的电子邮件中对他估计的引力波发射源进行了辩解，并且说“我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接着，他写道：“你和一些天文学家认为‘引力波的强度与引力波发射源的出现概率被严重高估了’（引自托尼的听证会证词。这句话还与一个对天文学家的非正式调查有关，而托尼在完成这次调查后就后悔了），但事实上，我坚信你们的这个观点与我在LIGO项目申请报告以及天文学与物理学分会调查报告中做出的估计没有任何关系。”
在邮件的附言中，基普写道：“开诚布公地说，你的证词中的‘严重高估’的说法令我深受伤害。几天来，我夜不能寐。我认为你的观点是不公正的。几年来，为了做出诚实、准确的估计，我做了大量工作。请明确指出我在哪些地方犯了错误，否则就要弥补你对LIGO项目以及我个人声誉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天后，托尼·泰森给沃格特发了一封传真：“我修改了原来的书面证词。”传真全文使用的都是大写字母。他删掉了“严重”这个词，并添加了“在过去”三个字。于是，修改后的证词变成：“大多数人都认为，引力波的强度与引力波发射源的出现概率在过去被高估了。”
托尼修改证词之后，沃格特说：“对我个人而言，回过头检查证词是一项痛苦的工作。在LIGO项目的问题上，我的朋友有的持支持态度，有的持反对态度。为了防范风险、支持创新，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资源，包括：研究人员的聪明才智，必然会产生重大科学发现的大型设施的建设计划，以及少数大型科研项目面临的风险与前景等。”
沃格特回忆说：“托尼真的让我大吃一惊，他的证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为人可靠，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友好。但不管怎么说，那份证词破坏力很强。”当时，那名游说助手走过来对他说道：“他这是要覆灭你。”
由于LIGO项目没有表现出令人信服的“大科学”特征（具有这种特征的往往是志存高远的物理学的加速器项目，而不是天文学的探测器项目），所以反对者发起了反LIGO运动。2亿美元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天文学研究年度预算的两倍，金额之大可见一斑。（里奇·艾萨克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LIGO探测器的建造是一个历时数年的工程，与年度科研预算毫不相干，把它们放到一起做比较，显然具有误导性。”）因此，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那些有望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小型科研项目。LIGO项目组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理由是，这项申请有助于建立一条新的预算线，从长远来看可以确保科研活动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没有人可以挪用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研究项目的资金，有远见的仪器设计与开发项目未来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然而，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有影响力的天文物理学家——约翰·巴考和杰瑞·奥斯特里克，对LIGO项目表示反对。沃格特耸耸肩说道：“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密谋反对LIGO项目。他们担心LIGO项目会占用天文学研究的预算，因此找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雷纳告诉我，LIGO名称中的“天文台”（Observatory）一词为人们的担忧提供了哲学依据（在成功观察到天文现象之前，它是不能称为“天文台”的）、经济学依据（与造价低廉得多的天文台争夺资金的问题前面已经讲过了）和社会学依据（该项目与物理学的关系似乎更近，因此无权分享天文学研究的预算）。雷纳认为他应该为项目名称的问题负责，同时他感到有点儿好奇：如果当初这个项目被命名为“设施”（facility）或者“实验”（experiment），现在会是什么状况呢？然而必须承认的是，LIGF或LIGE还不如LIGO。
反对声导致天文台的建造工作被搁置下来。沃格特需要得到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的支持，他首先找到了多数党主席乔治·米切尔。米切尔希望将LIGO项目搬到缅因州。在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地质学家的帮助下，LIGO项目组开始了在缅因州的选址工作。虽然缅因州的各个方面都符合要求，但是由于需要拆迁、平整土地，因此成本将超出预算。米切尔承诺发行特别债券，同时缅因州将资助600万美元，来负担多出来的那部分成本。
沃格特问米切尔：“你们州的经济情况不佳，为什么愿意为LIGO这样一个前景不明朗的科研项目发行特别债券呢？”米切尔回答说，为了声誉。缅因州希望吸引高科技和生物医药项目，LIGO是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他们希望借助LIGO项目，展现他们的进取心和奉献精神。
沃格特认真研究了纷繁复杂的地震与地质信息，在向国会做陈述时，把项目的地址拟定为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和缅因州。但是，时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的沃尔特·马西拒绝就选址问题当场做决定，也不愿意继续讨论这个重要问题，因此沃格特的选址建议被搁置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沃尔特·马西后来又催促沃格特赶到华盛顿。原来，LIGO项目的选址方案即将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他希望沃格特到国会大厦支持他。
沃格特回忆道：“我问他：‘沃尔特，你选择了哪里？’他回答说：‘你来了就知道了。’”
沃格特赶到华盛顿之后，得知沃尔特选择的两个地点分别是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利文斯顿。沃格特不满地说：“沃尔特，你这是陷我于不义啊。米切尔肯定会非常生气。”米切尔的确十分恼火。为了支持LIGO项目的选址工作，缅因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米切尔不遗余力地支持LIGO项目，而且缅因州可以提供更适合的科研场所。后来，沃格特才知道，这次变故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米切尔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为了压制米切尔，共和党执政的白宫做出了这个决定。尽管沃格特倾向于缅因州，但他还是失去了米切尔这个国会盟友。此时，美国国会仍然不同意给LIGO项目拨付建设资金。根据国会的标准，这笔款项的金额不算非常大，与美国的总预算相比不值一提。但是，用政治通货计算的价值虽然难以量化，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但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里奇·艾萨克森对具体细节的回忆却有所不同。他说，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考虑了犹他州、加利福尼亚州、美国东海岸以及中部地区的多个地点，包括军事基地、私有土地、沙漠和沼泽地。沃格特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做陈述时，提交的名单涉及近20个可能的地点、100多种组合方式，而且排序没有先后之分。在拿到这份名单后，基金会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评判标准，包括两台探测器的相对位置、地震的相关情况、成本、征地难易程度，以及其他重要指标，并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对这些地点组合进行筛选。最后，当时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沃尔特做出了决定。艾萨克森直白地说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决策的基础是科学，而不是政治。”
然而无论如何，沃格特需要在华盛顿找一个新盟友。他对游说助手说：“帮我约一下约翰斯顿。”助手提醒道：“约翰斯顿不好约啊。”约见贝内特·约翰斯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助手帮沃格特争取到了20分钟的时间。沃格特知道，她肯定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于是，沃格特在那20分钟里使出浑身解数，让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位参议员对宇宙学产生了兴趣。约翰斯顿取消了后面的几个约见安排，与沃格特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为路易斯安那州启动利文斯顿引力波探测器项目奠定了基础。谈到最后，两人都席地而坐。沃格特在地板上绘制了宇宙起源时空图，向约翰斯顿参议员详细介绍了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那些微妙而美好的礼物。他们最终达成了协议，选定了地址，还谈妥了项目资金。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美国国会终于同意将2亿美元的资金拨付给加州理工学院。
沃格特说：“就这样，我立了一大功，申请到了那笔资金。这中间真的吃了不少苦头，不亚于打了一场艰苦的战役。但我喜欢胜利的感觉。”
一夜之间，LIGO项目变成了加州理工学院尝试过的最大的项目（此项统计不包括曾经执行过“旅行者”号等大型任务的喷气推进实验室）。那些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埋头做科研、对学术政治漠不关心的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第一次听说这个计划斥资2亿美元建造第一代探测器、叫作“LIGO”的科研项目。为了赢得支持，基普曾经把LIGO项目的有关信息向加州理工学院的所有人做了详细清楚的介绍。尽管如此，当好消息传来时，仍然有很多实验人员感到震惊。他们从实验室里走出来，四处打听详细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LIGO项目应该可以紧锣密鼓地启动了：破土动工，建造房屋；在随后20年里，现有的这些机器就会建造完成；一个个零部件被组装起来，拆解后再组装；红色的激光束在探测器的两个“大动脉”中来回反射。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沃格特被辞退之后才发生的。
沃格特知道，2亿美元听上去是一大笔钱，但是对于LIGO项目而言，它只是杯水车薪。然而，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展这个项目了：没有管理机构，只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个小时。
据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些人介绍，沃格特通过近乎偏执的强硬手段，组建起一支全新的科研队伍，并招收了一些刚毕业的博士担任研究助理。团队的负责人恪尽职守、目光长远，所有人热情高涨、责任明确。但也有人针对其可行性提出了质疑。此外，团队还遭到了落选科学家的抵制与抨击。沃格特可能把反对者的这些目标不统一的威胁变成一种黏合剂，使人数不多的科研团队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臭鼬工厂”的管理风格：为一小群专业人员提供资金支持，然后将他们关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以免他们的创新思维受到任何限制。秉持这种管理风格的研究团队无须接受任何官僚机构的领导，组织结构中也没有传统的等级制度。
“臭鼬工厂”这个词来源于美国航空航天和国防业的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级发展计划，带有某种乌托邦的意味，意指不受任何限制的孵化器。1943年，洛克希德公司利用大约6个月的时间，在伯班克研发出美国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P–80“流星”号。由于附近有一家塑料厂，研发人员工作的马戏团帐篷里始终充斥着难闻的气味。研发人员开玩笑说，这种气味与连环漫画《莱尔·艾布纳》中从事非法生产的臭鼬工厂散发出来的恶臭味儿非常相似。于是，洛克希德的这项计划就有了“臭鼬工厂”的别名。
沃格特的臭鼬工厂管理风格源自他对权力的憎恨。面对管理层的监管，他经常摆出不屑一顾的姿态。由于憎恨官僚，他宁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因为他觉得其他人选都是“白痴”。只要他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就可以避免其他人占据这个位置。他说：“每次担任某个职务，我都觉得我的上级是一个白痴，而我做的才是最重要的工作。不管我爬到多高的位置，我的上面总还有一名白痴在那里指手画脚。”为了彻底摆脱这种状况，沃格特下定决心，不能让任何人占据比他高的位置，就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不行。基金会只能提供资金，而不能插手具体业务。科学家们做出任何决定，都无须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或其他人做出解释。
“任何人想要权力的话先得说服我，让我尊重他们。如果他们是官员，我根本不会尊重他们。如果得不到我的尊重，就得不到我的配合。我从来都不会配合任何人，也因此遇到了很多麻烦。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感到很自在，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沃格特解释说：“受过纳粹政权迫害的人都会厌恶权力。”
沃格特深情地说，他的父亲是一名埃及考古学家，为人坦率，喜欢挖苦人，对纳粹攫取政权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他的母亲不关心政治，是一名实业家，继承了她父亲的公司。说到这里，沃格特顺带恭维了我一番：“我一直有种女权主义倾向，认为女性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有骑士精神的人，也不是因为我品格高尚，而是因为我的母亲经营过一家大公司。我的母亲之所以能继承那家公司，是因为她是我外祖父唯一的孩子……我非常尊重我的母亲，她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能干的女性……她带我去过她的工厂，所以我了解她的工作……我手下的女教授们也非常优秀，因此我有女权主义倾向。”
加州理工学院的档案管理员已经拿到了他办公室的钥匙，正在整理他留下的那些公文。他们把文件分门别类地放进几个大垃圾桶，有的要处理掉，有的移交他人（但我分不清）。沃格特曾经存在的证据将变成档案材料，供后来的学者阅读研究。在那些档案中，沃格特变成了一个父亲、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一个有影响力的科研带头人，情绪多变、令人害怕、热情似火、极易受到伤害，同时还是一位强烈要求下属对他忠贞不二的反集权主义者。1945年劳动节那天，他开始重新书写自己的人生，但是以往的那些经历仍然激励着他。
沃格特希望我明白，很多德国人曾经在纳粹统治下受尽折磨。“尽管其他德国人的遭遇与犹太人不一样，但他们在纳粹统治下同样过着无法形容的悲惨生活。纳粹非常善于摧毁人们的反抗意识，在逮捕男性的同时，还会逮捕他们的妻子。”被处决的政治犯的孩子先被送进军校，再被送上战场。一个14岁的孩子可能需要带领一支全部由儿童组成的部队。儿童的“身体可以挡子弹，这正是纳粹需要的”。这些孩子甚至没有接受任何军事训练，手上的武器是铁锹和铁镐。1944年英国发动反攻，德国陆军给这些孩子分发火箭炮和步枪，然后将他们送上战场。最终，没有一个孩子幸免于难。在说到这些暴行时，沃格特对权力的怒火以及发自内心的鄙视凸显出来：“纳粹在本国公民头上作威作福，没有一点儿仁慈之心。”
谈话一下子偏离了主题，然后，沃格特似乎又迫不及待地想把话题拉回来。他的手猛地一翻（我觉得他是在翻转一个想象的沙漏），然后狠狠地拍在桌子上：“1945年5月8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开始了新生活。”
隔着一盆开败了的兰花，这位八十四五岁高龄的老人一边看着我，一边讲述着他人生的酸甜苦辣。他个性坚强又极其脆弱。（他告诉我：“每天早晨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煎熬。”）虽然他希望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但是那个年代打在他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了，让他无法忘记。他希望留在记忆里的是他作为一名科学家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比如“旅行者”号和凯克天文台，后者拥有全世界口径最大的光学、近红外线望远镜（在为修建凯克天文台申请资金时，沃格特发挥了关键作用）。沃格特也希望把LIGO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他仍然认为，保护科学，保护移民及其理想，是他一生的义务。
他希望自己忘记的是那15年中最后一年的年初，当时盟军开始挺进德国境内。我提出的关于他童年生活的问题，显然勾起了他的痛苦回忆。他四下张望，若有所思，似乎不想谈论这个话题。这让我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我问的问题其实都非常简单。终于，他开口了。他的话简洁明了，没有任何粉饰，措辞小心谨慎。显然，他希望化繁为简，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阐述事实，而且点到即止。他说：“我不愿意出名，也不愿意被任何人奉为英雄。我只希望默默无闻地生活。”
他盯着我，沉默了一会儿。这是我们长达5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唯一一次停顿。我无法确定，但我认为他是在考虑我是否值得信任。他盯着我看，专注程度超过谈话的其他任何阶段，似乎在寻找蛛丝马迹，用来判断我是否可以信任，他是否应该回答我的问题。他轻声地（轻声细语完全不是沃格特的风格）说道：“你问我是否渴求得到一官半职，我的回答是‘不’。我讨厌权力，因为行使权力……会让人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