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homon
1987年，罗纳德·德雷弗已经接受了三巨头组合解体并代之以罗克斯·沃格特为项目负责人的层级结构的事实，因为他别无选择。当然，在此之前，他多次飞到华盛顿，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里奇·艾萨克森哭诉自己的委屈。但是，艾萨克森没有松口，而是耐心地告诉罗纳德：要么接受沃格特作为项目负责人，要么结束这个项目。（据基普称，艾萨克森说这番话时“不留一点儿余地”。）
罗纳德说，在沃格特刚上任时，尽管沃格特对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而且毫不遮掩他难相处的个性，但是罗纳德的心情却没那么糟糕。总体来说，项目的运行更加专业、有效，而且资金充裕。刚开始，罗纳德觉得沃格特“还不错”，尽管他有时也会因为自己的建议没有被立即采纳而感到生气。在整个项目组中，似乎只有沃格特可以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直接交流。（其他人认为这个说法有点儿夸张，比如他们也曾派人给基金会做项目演示。）慢慢地，罗纳德觉得自己的影响力正在减退。他抱怨说，沃格特严格控制信息的流通（这是罗纳德自己的感觉，其他人，例如基普，就没有这种感觉），导致其他团队成员都难以全方位地了解项目的运行状况。罗纳德担心，撰写申请报告会阻碍科研工作取得进展。由于罗纳德讨厌这类书面工作，基普只好参与其中，撰写了大量文字材料，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罗纳德批评说，有些说法（尤其是在机器性能评估方面）过于乐观、自信。罗纳德觉得基普可能会认为他大惊小怪，生他的气。罗纳德事后想，矛盾肯定是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产生的。
1991年，斯坦利·惠特科姆就任项目副主任，成为罗克斯·沃格特的助手，还兼任治疗师。1980年，斯坦利成为设计LIGO探测器的第一批实验人员之一，但是，在当时看来这个项目充满变数，如果留在项目组，他的学术生涯将前途未卜。于是，1985年，他接受航空业猎头的邀请，离开了LIGO项目组。（有人认为，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与罗纳德的关系比较紧张。）他告诉我，在实验室里修修补补、埋头创新给他留下了非常愉快的记忆，所以后来他又回到了项目组。20世纪80年代初，项目组只安排了三四个人在实验室里从事研发工作。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职责，所有的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1991年，他回到项目组，并担任副主任。这时候的项目组表现出乐观的发展态势，但是严谨性有余，探索性不足。据斯坦利称，沃格特是一位严厉而高效的项目负责人。在三巨头组合时代，“酷爱分析的雷纳与直觉能力惊人的罗纳德”势如水火，而沃格特接手之后，所有人都可以有效地开展合作。但是，罗纳德·德雷弗与罗克斯·沃格特无法友好相处。
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LIGO项目可以启动了。在这之前，行业研究花了三年时间，起草那份条理清晰的申请报告花了一年多时间，与国会博弈又耗时两年，团队的耐心毫无疑问已经耗尽。接下来就是他们与自然、人类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博弈了。随着对信号源存在的信心不断增强，项目组越来越关注黑洞和中子星，希望可以取得重大突破。但是，在与外部的博弈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沃格特开始着手处理之前不敢轻易触碰的内部矛盾。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内部摩擦，如果处理不好，也会让人产生如鲠在喉的感觉。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尽管团队主要人物在重大问题上看法一致，但是他们的具体表现却大相径庭。对于其中的冲突，很多人三缄其口。人们有所保留是有原因的，其中之一是他们不愿意公开批评罗纳德，因为罗纳德似乎拒绝接受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1997年，雪莉·科恩为准备一部加州理工学院的口述历史作品，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根据她的录音资料，罗纳德在接受采访时口若悬河地谈论了他本人对那些冲突的看法。我采访过一些在LIGO项目组占据重要地位的科学家，在我的再三请求之下，有的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对事件的描述几乎一致，但是与罗纳德的说法有出入。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要求隐去姓名。
以下是罗纳德的观点，是我根据1997年的录音资料整理出来的。他说，他们两人的矛盾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罗克斯·沃格特是LIGO项目的负责人。在团队的周例会上，沃格特开始攻击罗纳德，他可能没有表现出敌意，但是他的批评显然不是出于善意。“他还指责我的研究方法不科学，这让我尤其无法忍受。”罗纳德认为，他在英国学到的那些技术得益于欧内斯特·卢瑟福的影响。他喜欢在不影响结果的前提下走捷径，省去一些不相干的细节，因此很多实验进展迅速，这种做法不应该被错误地定义为不严谨。毫无疑问，罗纳德发明的一系列有独创性的实验技术，以及他做出的高明、新颖的设计，在现在的引力波探测器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不满地辩解说，他的那些方法使团队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工作效率比传统的团队快一倍，而且需要的资金更少。在他眼里，其他科学家都属于传统型，不能像他一样在一番苦思冥想之后就取得重大突破。罗纳德·德雷弗的工作风格显然是沃格特无法理解的。
罗纳德接着说道：“我每次都采取不起眼的措施，然后就能发挥作用。沃格特说：‘他是碰巧了。’其实，我从来不指望碰巧。我的直觉非常厉害，真的非常厉害……但是，我发现这很难解释得清。他越来越反感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沃格特在周例会上的攻击让罗纳德不安，也困惑不解。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通常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随后，沃格特解除了罗纳德实验室负责人的职务。“我感到无比震惊，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差点儿崩溃了。”
加州理工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荣休教授彼得·戈德莱希回忆说：“有一次，罗纳德告诉我：‘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原来，沃格特经常冲他大吼大叫。我问他：‘他冲你吼叫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走开呢？’罗纳德说：‘我可以走开吗？’我告诉他：‘当然可以，你是教授啊！’……我真不敢相信，罗纳德竟然这么天真！”
当初，戈德莱希是支持由罗纳德·德雷弗掌管LIGO项目组的教授之一。他说：“我与罗纳德接触过几次，他显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家伙……他不懂人情世故，一门心思地钻研物理，而且直觉敏锐……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沃格特可能会无缘无故地憎恨某个人，而且他善于取得人们的信任，让他们认为他鄙视某个人是有道理的。我非常不喜欢沃格特这样做……我觉得，罗纳德遭遇到那些麻烦，我是有责任的。”
1997年1~6月，雪莉·科恩对罗纳德进行过5次采访。第三次时，罗纳德还是不停地兜圈子、老生常谈，最后终于谈到了最紧要的内容。雪莉似乎已经被拖得筋疲力尽，希望尽早结束这次采访。罗纳德笑着说道：“接下来，我告诉你我是怎么被踢出项目组的。”就在这时，只听见“咔嗒”一声——磁带的第二面录满了，之后关于被解雇的过程又录了整整两盒磁带。
罗纳德承认：“我在阅读方面有点儿问题。”由于他不善于领会信息，因此他希望开会时可以录音，以便会后回顾会议内容，但这遭到了沃格特的拒绝。据罗纳德回忆，在一次极为反常的会议上，沃格特为他制定了两条规则。“第一条也是最奇怪的规则是：我和沃格特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房间里。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两个当时在场的人做了书面记录，从他们的记录看，这条规则看上去正常一些：如果罗纳德出席周例会，沃格特就会退席，例会就会取消，耽误工作进度的责任就要由罗纳德承担。“第二条规则大致是这样的：我不可以使用LIGO项目的任何设施，包括复印机、电话等。”多年之后，在回想起这件事时，罗纳德仍然像当初一样迷惑不解，甚至觉得哭笑不得。“我觉得那次会议实在太奇怪了。随后不久，阿根廷的那次会议就召开了。”
罗纳德被禁止在其他任何会议上、大学里介绍他的研究。由于心中放不下这个项目，罗纳德忍受着痛苦、焦虑的煎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循规蹈矩。“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规则。我发现，我之前的那一套在这里完全行不通。在我的祖国，这样的情况绝不可能发生。还是算了吧，是我没有搞清楚这里的规则。”
只有一次例外情况，却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事情的起因与在阿根廷召开的一次会议有关。1992年，罗纳德打算与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同事布莱恩·米尔斯合作，展示他的研究成果。米尔斯在分析了罗纳德的一些想法之后，提出了让激光在干涉仪中循环传播的建议。（据当时在现场的人回忆，罗纳德与米尔斯的合作跟他说的有些不同。他们说，罗纳德不愿意接受年轻的米尔斯提出的建议，而且米尔斯在提这些建议时的坚定语气让罗纳德十分恼火。）就在他们准备合作撰写一篇论文时，米尔斯死于一次爬山事故。“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到难过，当然我也不例外。我们都喜欢他，但他却离开了我们。”罗纳德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他的意思是，米尔斯的悲剧迫使他不得不在1992年的阿根廷会议上介绍他们俩的合作成果。尽管沃格特禁止罗纳德介绍自己的成果，他还是这样做了。
罗纳德回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当天，就被踢出了项目组。
解聘通知书的落款是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层，而不是沃格特。1992年7月6日，罗克斯·沃格特签发了一份备忘录，告知LIGO项目组的全体成员和加州理工学院的部分教职工，罗纳德·德雷弗不再是LIGO项目组成员。他必须在LIGO团队成员的陪伴下，才可以从他在LIGO项目组的办公室里拿走他的私人物品。
在罗纳德的内心，一股难以名状的愤懑之情悄然滋生，不仅影响了他未来的生活，还给他既往的时光蒙上了一层阴影。罗纳德原以为在LIGO项目组的前5年里，自己的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他觉得其中也有阴谋诡计，而之前他完全没有察觉。他从人们的风言风语中了解到，在那5年里，沃格特已经先发制人，向学校管理层投诉他了。罗纳德认为，沃格特此举的目的就是意图毁坏他的名声。
也许沃格特希望罗纳德辞职，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换作其他任何一个更传统、更敏感的人，沃格特的愿望早就已经实现了。但是罗纳德的心性不同于常人，他对这种常规的打压手段有极强的耐受力。显然，在沃格特施压之后，罗纳德的第一反应不是愤而辞职，而是在平静接受的同时感到迷惘。对罗纳德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工作，在于实验，在于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变成现实。LIGO项目就在加州理工学院，除了LIGO项目，他别无所求；除了加州理工学院，他哪儿都不想去。
一天，连通他与秘书办公室的那扇门被堵上了。不是被锁上了，而是被封死了。建筑工人离开之后，那扇门就看不见了，只在墙上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记。罗纳德指责工人们的活儿干得很糙。他的秘书搬走了。（去了哪里？地下室吗？）罗纳德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想：“太让人难受了！”
罗纳德说：“之后，有人通知我别再来上班了。”说到这里，他的语速变得很慢，流露出伤心、怀疑的情绪。有谣言称，在罗纳德办公室的锁被人换掉之后，彼得·戈德莱希从窗户爬了进去，为罗纳德打开了办公室的门。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言，戈德莱希也不愿意证实这件事。戈德莱希说：“后来……我收到了沃格特签发的备忘录……这一回，我真的生气了。”我问他是否真的爬窗户了，他朝我摆了摆手。他的意思不是说这已经是陈年往事了，而是表明他仍然愤怒难平。“沃格特认为，他是项目负责人，是保证研究取得进展的发动机，但是罗纳德这个无用的矮胖子却打算抢他的功劳，甚至还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我认为这是让罗纳德最不能容忍的事。当然，正因为沃格特有这样的毛病，没有人会对他心存感激……我真的无法理解沃格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所有人都很尊重他。所以，我后来劝说，沃格特应该辞职，因为他肯定会被辞退的。这是他无法逃脱的下场。”
沃格特说，罗纳德“四处打电话，说我精神错乱，说我领导建造的探测器根本没用”，至此，冲突彻底爆发了。（罗纳德明确地否认了沃格特的控诉。）
雷纳·韦斯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罗纳德变成了项目组中不受欢迎的人。他被沃格特禁止参加会议，这项决定实在是过分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都很担心，认为LIGO项目离不开罗纳德。大多数教授都认为罗纳德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连基普也这样想。但是，沃格特却没有对天才加以保护，以至于天才牢骚满腹。”
罗纳德说：“所有事都让我摸不着头脑，真是太奇怪了。”最后，在为数不多的盟友的鼓励下，罗纳德开始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委员会是一个不受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层领导的重要机构，它受理了他的申诉。在提到委员会的报告时，罗纳德说：“从根本上看，这份报告是对我的一个强力支持……它客观公正地陈述了我的悲惨遭遇……我的学术自由遭到了侵犯。”但是，几年过去了，情况没有任何改变，罗纳德仍然不受项目组的欢迎。他甚至“不敢”走进LIGO总部大楼。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罗纳德竟然希望LIGO项目组同意他恢复原职。一次，一个有外部人士参加的监督委员会召开了一个会议，罗纳德计划在会上做一个科研提案，而沃格特也准备做一个提案。委员会将根据科研价值，在他们两个人的提案中做出取舍。但是，当罗纳德走进会场时，沃格特的支持者接二连三地站起来，对罗纳德进行人身攻击，这令他感到十分沮丧。罗纳德说：“这些人曾经都是我的朋友。”他的语气很沉重。
当然，关于这件事，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些愿意匿名发表评论的人几乎众口一词，也让罗纳德的陈述显得与他们不同。我在这里匿名引用他们说的一些话：“在沃格特成为项目负责人之前，罗纳德已经与LIGO项目组的大部分成员产生了隔阂，在随后几年里，这种隔阂越来越明显……他与项目组其他成员的隔阂是多个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他希望将研发工作完全置于他一个人的掌控之下。他让其他科学家给他当助手，却不愿意与他们分享权力。”“罗纳德矢志不渝地坚持所谓的‘非标准研究策略’……他依靠的是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分析能力，他不愿意使用系统的方法，他也没有这样的能力……1988年全年和1989年年初，沃格特希望推行更标准的系统研究方法。罗纳德百般阻挠，不愿意团队成员使用这些系统方法。”“罗纳德缺乏条理性，在做决策、解决问题、按时完成任务等方面表现极差。对于一个多人合作的系统性研究项目来说，如果负责人有这些缺点，就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沃格特采取了有力措施，希望项目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这些举措引起了罗纳德的反抗，但是他没有光明正大地表示反对，而是利用各种伎俩，在背后‘捣乱’。这让沃格特非常生气，于是他采取了一些罗纳德所谓的不正当措施。”“封堵那扇门是沃格特制订的对秘书办公室进行改造的计划的一部分……在实施之前，改造方案以及封堵那扇门的安排，都已经与罗纳德通过气了。显然，罗纳德忘记了这件事。”“给罗纳德办公室换锁也是沃格特要求的，目的是防止罗纳德指责他（沃格特）进办公室拿东西……换锁的事征求过罗纳德的意见……他可以拿到新钥匙。有一天，罗纳德来到办公室，发现自己没有办公室钥匙，这显然是因为他忘记那次谈话内容了。”“罗纳德宣称自己有25项学术自由遭到侵犯，但是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委员会的结论是，只有两件事对他的学术自由构成了侵犯。”“如果我说没有人受得了罗纳德，这应该不算诽谤。”
这件事持续了很长时间，人们称之为“罗纳德事件”。雷纳说：“罗纳德和沃格特都特别看重忠诚这个品质。没错，‘忠诚’这个词非常恰当。你是站在我这边还是反对我？罗纳德不断质疑沃格特在技术方面做出的决定，沃格特则认为自己不只是一名管理者。如果你说他是一名管理者，我想他肯定会大发雷霆。（他会告诉你：）‘我是物理学者，同其他人一样，我也擅长思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尊重他的看法，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但是，罗纳德不会认同他。我认为，他们最后搞得那么僵，这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在罗纳德的影响下，沃格特感觉自己低人一等，这是沃格特无法容忍的。”
雷纳接着说道：“突然之间，我们发现项目组分成了水火不容的两派。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不可原谅的过错。这个过错就是我们的项目停滞不前了。”
最终的冲突发生于1994年。“当时，我们刚刚启动与芝加哥桥梁钢铁公司签订合同的一些项目。他们负责修建那两条管道，我是这项工程的科学顾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派了一个人出席项目启动仪式。结果，沃格特在公开场合对这个家伙发了一通火，导致项目陷入了困境。
“沃格特认为基金会的那个家伙问了一个有敌意的问题。但在我看来，那个问题合情合理。但是，沃格特发火了，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身材高大的沃格特面红耳赤，气冲斗牛。他对着基金会派来的那个矮个子家伙喊道：‘你有什么资格这样问？你给我闭嘴！’
“芝加哥桥梁钢铁公司的总裁和工程师面面相觑，心中暗想：这个家伙肯定是疯了，竟敢冲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人大吼大叫！要知道，钱可是捏在人家手里呢。他到底想干什么？我记得，从那时起，我就和沃格特断绝了关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我真的认为我伤害了他。
“我说：‘你惹了大麻烦了，我再也无法保护你了……现在，是你离开项目组的时候了。虽然不情愿，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使命。’此后，沃格特的心情无比沮丧，好像随时会死去。他脸色苍白，无精打采，整个人就像一具行尸走肉。我们一起坐在车里，谁也没有说话。
“下车后，我说了一句：‘对不起，沃格特。’
“因为各自要赶飞机，所以我们就此别过。在我朝外面走去的时候，他对我说道：‘你在看问题时老是出错。’”
斯坦利回忆说：“当时，北岭正好发生地震了。”他向我保证：“真的只是巧合。但是我记得我们那时正在华盛顿向国家科学基金会乞求资助，但被骂得狗血淋头。那天早晨，电视新闻报道了北岭地震的消息。”
当时，雷纳也在华盛顿参加一个会议：“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沃格特进行了质询，现场的气氛令人害怕。沃格特做错了一件事，那就是他试图为自己的决策做出辩解。他告诉基金会，他为什么开除罗纳德，为什么死守着那些钱，为什么不愿意为项目组办公室安排更多的人手，等等。结果，基金会置若罔闻，直接向他宣读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沃格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座石雕。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在为罗克斯·沃格特辩解时，基普详细介绍了项目组在沃格特领导下取得的重大成绩。沃格特让研发工作变得系统化，提高了团队的效率，并帮助他们在探测器零部件的设计与制造工作上取得了进展。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为LIGO项目制订了一个恰当的研究计划。他对选址以及真空管道的设计工作进行了把控。在项目组遭遇几何光学和激光等方面的难题时，他果断地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决定。他为改良第一代探测器的具体设计创造了便利条件。此外，他确保了LIGO项目审批的全过程（包括检查评估、国会听证）不出纰漏。在沃格特的努力下，整个项目组团结一致，为追求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而奋斗。
回顾往事，沃格特耸耸肩膀说道：“那时的我就是一个赌徒，相信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把探测器建造出来。”沃格特自己也意识到他是受名声所累，因此在我们的交谈进行到第5个小时的时候，他半是辩解半是忏悔地说道：“我之所以犯那些错误，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当时接收到的信息。”在重点强调了第一个原因之后，他又微笑着说出另外一个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的性格特点。”
作为项目组曾经的核心人物，罗纳德·德雷弗被解雇之后，加州理工学院给了他大约100万美元的资金和一处场地，供他完成自己的研究，组建一个新实验室。由于设施不足、位置欠佳、很难整修，这个实验室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麻烦。1997年，罗纳德的实验室仍然没有建成，甚至还有一些资金没有到位。在华盛顿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两个LIGO探测器场地大兴土木时，他只能当一名心情沮丧的看客。在谈到他能做的那些小型实验时，他说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觉得这些实验只能排在第二位，比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引力波探测实验。我觉得，某些我无法理解的原因妨碍了我，甚至是逼迫我，让我不能在那个实验中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情不自禁地想……我本来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甚至可以继续留在LIGO项目组里”。
雷纳说道：“这一段插曲是LIGO项目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罗纳德·德雷弗是一个悲剧。从那以后，沃格特和罗纳德都没能东山再起。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事情重演。不幸的是，这段往事已经被记录下来了。但是，你不一定非把它写进你的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