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现在寓居的这座小城历史上是隶属于常州府的。但说来可怜，常州于我的印象，似乎只有火车站周围那一圈逼仄的天地，以及从车窗里所能领略的远近参差的屋脊。那几年，我在南京进修，来去都在这里换车，火车和汽车交接的时间一般都衔接得很精确，上下匆匆，狼奔豕突，很少有驻足观光的闲暇。常常是星期天的晚上，我背着只马桶包，在苍茫的暮色中闪下公共汽车，又轧上开往南京的夜行列车，刚刚喘过气来，常州已成了灯火迷蒙的远景。有时遇到不巧的事，也会在车站上给常州的朋友打个电话什么的，却从未进入这座城市的深处探访过，更不会想到自己脚下的铁路和手中的电话曾经与一个常州人有过什么关系。
但近年来，这个常州人却总是来撩拨我。翻开中国近代史，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的面前停留，渐次化为翩翩的形象，那大抵是拖着一条长辫子，在天津、上海和汉口的租界里和洋人彬彬有礼地握手寒暄；或顶戴花翎，朝仪整肃，袖子里藏着大宗的银票，在京城的官场中趋前避后地打躬作揖。在他的身后，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铁路、轮船、矿山、电报、银行和大学，中国的近代史也因此增添了几分别样的喧闹和色彩。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在租界里和洋人讨价还价，还是在官场上钻门子通关节，他都操着一口浓重的常州方言。
这个常州人叫盛宣怀。
现在，我终于走进了常州城，来探访盛宣怀的遗迹。我觉得这应该不困难，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名人大战”风起云涌的年代，这种探访简直无异于一趟如登春台的旅游，肯定会相当潇洒。更何况我还有好几个祖籍常州的作家朋友。
“叫盛什么？”
“盛宣怀，宣传的宣，关怀的怀。”作为常州人，而且是文化圈子里的，他居然不知道盛宣怀其人，这很使我惊讶。
“没听说过。”他摇摇头，仿佛面对着一个蓦然闯入而又神经兮兮的问路者。
也许是出于一种相当微妙的考虑吧，例如他也盯上了这个盛某人，想写本人物传记之类的畅销书，担心我捷足先登，在如堕烟海的茫然背后，其实隐潜着不便言说的封锁和垄断，这种心理在文人之间并不鲜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只得告诉他：“我只是想写一篇小东西，其中涉及这个人物，并不想在他身上作什么大文章。”
“没听说过。”他又摇摇头，看得出，他的迷惑相当真诚。
他当然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资料，只是帮我从新编地方志的“人物卷”中找出了这个名字，下面有几百字的生平简介，这种一般性的常识我肯定不需要。
对盛宣怀莫名陌生的人，我的这位作家朋友远不是最后一个。我步履艰难地穿行在常州的大街小巷中，那景况便如同走进了一座原始部落去探寻火星人的遗迹。面对我不屈不挠的打听，不同身份的人都表现了几乎同样的迷惑：“叫盛什么——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一个从常州走出去的，中国近代史上三井、三菱式的经济巨擘，常州人没听说过。
可能是因为常州出的名人太多了，光是清代以后，这里就走出了恽南田、赵翼、段玉裁、刘海粟、华罗庚等一批巨匠。历史上的常州学派、常州画派、常州词派和阳湖文派都曾经“各领风骚数百年”。这里的文章和书画档次相当高，无疑称得上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龚自珍本身不是常州人，他对常州的这两句赞语应当是由衷的。但显而易见，这些人大都是文化圈子里的。吴地文风腾蔚，走出几个文化巨子并不奇怪，就连一个杂货店里的跛脚学徒也曾进行过名震世界的数学运算。像瞿秋白、恽代英这样以政治活动载入青史的常州人，也都带着很重的文人气质，他们逐历史大潮而出，挥手风雷，落笔华章，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们的名下也该有一段令人钦羡的书记。
常州大井头一带是繁华的闹市区，中联商厦、百货大楼、文化宫都集中在这里，近旁三十二层的购物中心正在打桩，彩色施工图上赫然画着海外某国的国旗，自然是中外合资的了。就在附近一条古朴的小巷里，我幸运地遇到了一位老人，他沉吟少顷，比画了个手势问道：“盛家，是不是这个翘脚盛？”
我大喜过望，预感到曙光就在前头，连忙重复着他那个手势：“正是这个翘脚盛，你记得在哪里？”
“在中联商厦的旁边，鲜鱼巷对过，原先是一座很深的院子，前后总共八进。大门前——就是周线巷头上那一片——旧时叫盛家场，拴马桩都是石头的。铺地的方砖哟，这么大——我领你去看看。”
我终于找到了盛宣怀的故居，但眼前只有一片废墟。幸运的是，那一圈围墙里，居然嵌砌着两块汉白玉石础。老人告诉我，这石础就是当年盛家门柱下的，而对面那片偌大的空地，就是称为盛家场的了。
我用步子量了一下，两块柱础间的距离为九步，大约二丈有余。
“都没有了，早就拆光了。”老人连连摇头，唏嘘不已。
但有了这两块柱础，再加上一个盛家场的旧名，当年盛家的排场已经可以想见。那时候，盛宣怀还乡时，绿呢大轿就是从这里抬进去的，他掀起轿帘，望着老家残缺的照壁，该会想些什么呢？是衣锦还乡的荣耀，人事沧桑的感慨，还是旅途见闻的反思，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是，只是在心底里疲惫地叹息一声：唉，终于到家了！在那个时代，沪宁铁路还没有修，他从北京、天津或上海回来，大抵都是乘船的。官船沿着古运河迤逦而下，扬帆操棹，桨声欸乃，构成一幅中世纪相当典型的远行图。但船舱里的主人却并不悠闲，在浪拍船舷的絮响中，他踌躇满志地构想着关于铁路、轮船和电报的大事情。官船走走停停，终于拐进了常州的水巷。在盛家故居的对面，至今仍有一条叫老北岸的小街，想必当年是有河道的。官船靠岸了，盛宣怀沿着河埠头拾级而上，坐进绿呢大轿。官轿沿着小巷，在暮色中拐弯抹角地穿行，小巷的石板刚刚用水冲洗过，透出湿漉漉的冷色。今天我站在这里，似乎仍能听到一个多世纪以前，那轿夫的脚步敲在石板上的回响。
据说盛宣怀很少回常州老家，即使回来也来去匆匆，大概他觉得把那么多时间扔在官船里实在不值得。
该走进围墙去看看了。
其实真没有什么可看的，旧日的大宅深院早已荡然无存。一队建筑工人正在瓦砾堆中钻探地基，从已经挖开的几处缺口，可以看到地层深处老墙的基石，大块大块的条石垒得很深，石缝口悠悠地渗出三合土的灰浆，条条缕缕犹如化石一般，那是当初用桐油、糯米汁与洋灰搅拌的混合物。一般来说，旧式的庭院并没有什么高层建筑，这样坚固的地基足以承载大院内森严的高墙和精致的屋宇，承载如山的粮仓和充栋的诗书，承载一个大家族内每个成员的喜怒哀乐和生生死死，承载鲜花着锦般的兴盛和无可奈何的没落。令人惊异的是，在地层以下，条石的夹缝中，竟顽强地盘踞着一棵老树根，树干估计在建房以前就砍去了，但历经百年，地底下的根蔓却并未朽没，用指甲一掐，里层还露出生命的质感。
面对着这样深厚的墙基和盘根错节的老树根，我好一阵发呆。
二
19 世纪60 年代末期，充斥于中国历史年表的不外乎两桩大事，一为洋务，一为教案。一方面是士大夫们痛感于中国积弱积贫，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自强”，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把对西方国家带有蔑视意味的“夷务”一词悄悄地改作“洋务”；一方面却是民众的排洋情绪日益高涨，烧教堂、杀洋人，此伏彼起，每一次事件，清政府都得向列强赔礼赔钱赔人头，伤透了脑筋。请看：
1868 年4 月，台湾教案；8 月，扬州教案。
1869 年1 月，酉阳教案；6 月，遵义教案；11 月，安庆教案。
1870 年6 月，天津教案。
单说最近的这次天津教案，事情也实在闹得太大了，一举打死了二十名外国人，烧了法、英、美等国的教堂和育婴堂，连法国领事馆也被付之一炬。事情发生后，列强以炮舰云集津门，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清政府慌了手脚，急令在保定养病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赴津查办，旋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这种“查办”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天津知府、知县被莫名其妙地革职充军，又向洋人送上二十颗平民百姓的头颅，外加白银五十万两。曾国藩的这种处置引起了朝野不少人的非议，正巧这时南京发生了“张文祥刺马”事件，清廷便把曾国藩挪了个位子，到南京去当两江总督，让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节天津。
这本来只是清代官场中一次由一系列偶然因素促成的人事变动，但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大事和一些人物的命运来说，这次人事变动却至关重要。
李鸿章来到天津是1870 年（同治九年）9 月间，在这以后不久，一个常州人走进了天津直督衙署。他叫盛宣怀，这一年他二十六岁，来投奔中堂大人谋差事。
这情景会使人想起一些潦倒落拓的文士，为生计所迫，走投无路，便怀揣着什么人的荐举信来叩门子，期待着能在权贵帐下当个师爷什么的，好歹混碗饭吃。但眼下的这个常州人似乎不属于这种情况。
他本来可以走向科场，去博取鲜花着锦般的功名。虽然两年前乡试落第，但这不要紧，他才二十六岁，来日方长，十年寒窗，一朝显达，这是不屈不挠的生命搏击，因为一个没有科举功名的白衣秀才，在官场上大抵很难有所作为，特别是盛氏这样的官宦之家，总是把由科举进入仕途作为人生最高构建的。
他本来也可以走向文场，做一个潇洒自在的名士。延陵古邑，有的是文人学子，交几个文友，每日里诗酒往来，就像大观园里的太太小姐那样，今天做个菊花会，明天填首柳絮词，曲水流觞，把酒投壶，何等的风雅惬意。时间长了，把平日里唱和酬酢的诗文拢在一起，刻一本《诗钞》或《文集》，也算不辱没了先人。
他本来还可以走向妓院赌场，像好多世家子弟那样，领略人生的另一种风光。他有这样的条件，父亲做过多年的湖北督粮道，这是个肥得冒油的差事，这些年聚敛的财富实在可观，守着这么一份大家业，足够他挥霍的。“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狎妓则倚红偎翠，豪赌则一掷千金，做一个及时行乐的大家阔少。
但这个常州人走进了直隶总督的衙署，他怀里揣着一份《上李中堂书》，洋洋洒洒地提出了关于兴办路矿、电线、轮船等应时问题。
这时候，大抵天津教案刚刚平息，事情虽然过去了，人杀了，银子也赔了，但作为“会同办理”的李鸿章，心头恐怕别有一番滋味。杀几个不明事理的小民百姓固然无所谓，但总是向洋人赔银子终究不是办法。“十赔九不足”，人家的胃口越来越大，长此以往，还不把大清国都赔光了？李鸿章的这种心态，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连残暴昏聩的西太后也感觉到这一点。请听听她与曾纪泽（曾国藩之子）的一段对话。
曾纪泽：“中国臣民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恨。”
慈禧：“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上上下下都在呼吁“自强”，作为中枢权臣的李鸿章更是忧危积心。但要自强就得办实业，而在当时的知识界中，真正热衷于实业的委实不多，他们热衷的仍旧是章句小楷，是做官。
这下好了，来了个叫盛宣怀的年轻人，又是自己的老朋友盛康的儿子。外间传说，李鸿章当年在南京参加乡试时考不出策论，是盛康抛了纸团给他才得以中举的。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但通家之好却是事实。更重要的是，这个年轻人对办实业很热衷。
那就让他办实业吧，眼下就有一桩要紧的差事，创办轮船招商局。
若干年后，李鸿章曾用两句相当精当的话来评论盛宣怀，说他“欲办大事，兼作高官”，这确是触及了盛氏灵魂的底蕴。生活于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庭，盛宣怀不可能挣脱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框范。而所谓“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作高官”的一种堂而皇之的说法。但他深知自己没有科举功名，不是正途出身，因此，沿着常规的官场升迁程序很难出头，便选择了先办“大事”，以“大事”谋“高官”的道路。现在看来，盛宣怀一生的全部悲喜剧，其根源盖出于此。
但不管怎么说，在盛宣怀出道之初，他是以一个办实业的商人，而不是旧式官僚的眼光来处事的。首先，他力主招商局商本商办，因为既为商人，便不能不注重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一组咬啮得相当精密而残酷的齿轮，一旦运转，便绝对排斥封建腐朽的官僚意志；若两相冲突，其结局不是规律被废弃就是官僚被吞噬消化。在这一点上，作为“会办”的盛宣怀一开始便与督办朱其昂发生了冲突，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朱守意在领官项，而职道意在集商本，其稍有异同之处。”他是说得委婉了些，因为“官本官办”与“商本商办”决不仅仅是“稍有”不同。但朱其昂是他的顶头上司，他越级打小报告，措词过分激烈就不聪明了，只能点到为止。反正他同时还附呈了一份“清折”，把“集商本”的见解阐述得很充分，这就够了。
果然，李鸿章毕竟是有头脑的，他肯定了盛宣怀的商本商办。不仅如此，在这以后不久，当一批湖南乡绅和旧式官僚弹劾盛宣怀时，李鸿章又用“不了了之”的官场故伎保护了盛宣怀。而当时，李鸿章本人也正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难，有一个叫梁鼎芬的翰林院编修奏他有“六可杀”之罪，指责李办洋务是劳民伤财，连带上对老母不孝也是弥天大罪之一。他请朝廷将李鸿章的罪状昭布中外，以明正典刑。这个梁鼎芬，就是那个辛亥革命后为了剪辫子让黎元洪很费了一番脑筋的腐儒，但那是后话，且搁下不说。好在李鸿章眼下圣恩正隆，一个翰林还参不倒他。
官方代表朱其昂很快就从招商局消失了，换上了盛宣怀力荐的唐景星和徐润，这两位都是买办出身的粤籍商人，而且都在香港厮混过，喝过洋墨水。在这次人事变动的背后，盛宣怀的商业人格体现得相当充分。在当时的中国，有实力登上工商舞台的无非是三种人：大地主、老牌商人和正规官僚，但这些人大抵具有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思想，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乡村中的一处庄园。地主老财自不必说，即使是商人和官僚，其终极目标仍然是广置田产，而经商和做官只不过是一种敛财的手段，一种人生的阶段性过程，最多也不过是一种使自己的理想境界社会化的努力。这些人的眼界极其有限，很难超越封建庄园的高墙。而买办商人则不同，他们是中国殖民化过程中新崛起的特殊群体，也可以说是列强入侵中国的一个私生子。他们不但在资本积累方面比传统商人有办法，而且通晓洋情，富于开拓和冒险精神，这无疑都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
轮船招商局一时如日中天，业务范围从国内各港口陆续延伸到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并且在与洋商争利时打了几次很漂亮的大仗。甚至在送往大不列颠的《商务报告》中，英国驻华领事也失去了传统的绅士风度，惊惶失措于轮船招商局成了他们“贸易上的唯一劲敌”。但盛宣怀的人格悲剧也由此初见端倪。因为从一开始进入天津，他的双脚就踩在两条船上，而这两条船实际上是向不同方向行驶的。在官僚面前，他是精明练达的商人；在商人面前，他又是手握权柄的官僚，这是盛宣怀自己设计的理想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模式中融入了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吹牛拍马、钱权交易、朝秦暮楚、以势凌人，凡此种种，都是健全的商业人格所绝对排斥的。他力荐唐景星和徐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那种“第二梯队”的特殊心态，因为朱其昂毕竟是一个有背景的正牌官僚，而唐、徐二位只是纯粹的商人。除去纯粹的政客而外，干其他任何一行的“纯粹人”大都是不通权术的。果然，当中法战争爆发，招商局陷入困境时，盛宣怀从背后轻轻捅了一刀，唐景星和徐润便落荒而走，盛宣怀当上了总揽全局的督办。与此同时，他的官运也相当畅达，接连升任天津兵备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芝罘税关）监督，后来又担任了天津海关道这一北洋关键性的职位，参与对外交涉和关税等重要政策的拟定与执行，离京师的殿阙只有一步之遥了。
离京师越来越近，但离中国最大的通商贸易都市上海却越来越远了，而轮船招商局的总部在上海。京师的官场喧闹而富于诱惑力，盛宣怀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那些瞬息万变的商务行情。满腹的生意经在车轮和马蹄声中变得黯晦而疏淡。他把督理招商局的职责交由会办马建忠代行，自己则一门心思在天津当他的海关道，一边觊觎着京师的官场。停在天津北运河桃花口的盛记豪华官船三天两头便解缆西去，驶向皇城东侧煤渣胡同的贤良寺，那是李鸿章经常下榻的地方；驶向一座座王公贵族的朱门。对于马建忠来说，这本来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独揽大权，更待何时？但他偏偏不领情。事实上，马建忠并不是单靠招商局会办的头衔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印记的，作为一名改良派的经世思想家和语言学者，他的名字都相当响亮，他的著作《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可以作为分析他思想的重要依据。但奇怪的是，在这部记述一生行迹的著作中，他竟然只字未提招商局的事，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他对盛氏招商局的评价有什么保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知道的只是马建忠一次又一次地电催盛宣怀南下，口气中甚至透出某种不耐烦。在他看来，盛宣怀根本不应该待在北方做官，而应该到上海来主持商务，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大事业，也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中国需要的不是官僚，而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巨贾。
但盛宣怀自己也没有办法，既然脚下的两条船加快了航速，又是朝着不同方向的，他只得暂时把一只脚稍稍抬起来。
三
但盛宣怀终于到上海来了，时在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5月。
甲午中日战争的烟云已经飘散，随着北洋海军的定远号铁甲舰在刘公岛附近的海面上缓缓沉没，李鸿章的政治光芒也逐渐黯淡，作为李鸿章一手提拔的淮系干员，盛宣怀理所当然地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
但命运给了他一次机遇，他抓住了。他和张之洞做成了一笔交易。关于这次交易的详情，我们不妨听听梁启超的介绍：
当时张所创湖北铁政局，经开销公项六百万两而无成效， 部门切责。张正在无措之时，于是盛来见，张乃出两折以示盛，其一则劾之者，其一则保举之者。盛阅毕乃曰：“大人意欲何为？”张曰：“汝能为我接办铁政局，则保汝；否则劾汝！”盛不得已，乃诺之。
盛宣怀的这种“不得已”完全是故作姿态，既然官场这条船开始搁浅，甚至有倾覆的危险，那么，把脚重新踩到实业这条船上来，便成了他现实而明智的选择。张之洞让他接办汉阳铁厂，他何乐而不为呢？但半推半就的表演还是必要的，那是为了和对方讨价还价。果然，他来了：
（盛）进而请曰：“铁政局每岁既须垫赔巨款，而所出铁复无销处，则负担太难矣。若大人能保举盛宣怀办铁路， 则此事尚可勉承也。”张亦不得已而诺之。
这下也轮到张之洞“不得已”了。
梁任公真是大手笔，寥寥数句，便把两个官场人物的心态勾画得惟妙惟肖，我们甚至可以体味到细瓷盖碗里袅袅飘逸的茶香和当事人那勉为其难的叹息。但读过这段文字，我们似乎没有更多的心绪去欣赏文笔的精当，因为一种博大的历史感悟在召唤着你，中国近代实业史上一桩意义深远的大事，竟如此平淡地发端于北京一家旧式公馆茶香氤氲的客厅里，发端于由威逼和利诱促成的“不得已”之中，发端于两个旧式官僚的讨价还价利益交换之后，这种发端毫无历史主动性可言，甚至缺少起码的神秘色彩。也许有好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举动，其发轫之初并不一定那样惊天动地，它也许只是一种由当事人的性格碰撞而偶然迸发的冲动，一种人生历程中的被动性退却，一种掺和着私利和卑劣的小小交易。该怎样评价1896 年5 月的这个日子呢？前些时看到一篇相当不错的文章，题目是：《略论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三代核心人物》，其中的第一代即李鸿章和盛宣怀。青油轿车驶出了张之洞公馆前的深巷，轿帘挡住了燠热的夕阳，也挡住了京都的街谈巷议，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蹒跚起步的最初情节，就隐藏在这辆渐去渐远的马车里。马蹄嘚嘚，车声辚辚，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揣测盛宣怀当时的心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的失势，无疑给盛宣怀的前程投上了浓重的阴影。中国的士大夫历来有一种规律性的心态，官场失势，或情场失意，或战场失败，都喜欢去做文章发牢骚，这时候的文章也往往写得格外出色。盛宣怀毕竟不是正途出身的官僚，他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官场失意，摘下顶戴花翎，掸一掸身上的晦气，跳槽到上海干别的去。历史将证明，常州城里的盛家阔少之所以成就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实业巨子，主要是在1896 年以后，这是盛宣怀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奠基亦在这段时间，而这一切的直接起因，则是由于李鸿章的失势。对李鸿章这个人物的评价也许要复杂一些，他在19 世纪末期的倒台，无论如何是晚清政治的悲剧。但如果不是这次政坛变故，盛宣怀大抵仍旧钻营于京师的官场之中，顺着官僚阶梯一级级往上爬。那么，中国只不过多了一个旧式官僚，却少了一个卓有建树的大实业家。祸兮福所倚，历史和人生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奇诡无常。
盛宣怀到上海来了。北京是一个闭塞的官场，虽说是冠盖如云，摩肩接踵，但一举一动都有规矩框范着，连李鸿章那样的一品大员，每次进京陛见前也要在家里练习跪拜叩头。上海却没有这许多规矩，上海只是个花哨而喧嚣的自由市场，这里有通宵不灭的洋灯和穿梭奔忙的蒸汽火轮；有西装革履的冒险家和长袍马褂的掮客；有医院、邮局、拍卖行、跑马厅、文明戏、新闻纸；有令外地人莫名费解的“康白度”“拿摩温”“咸水妹”“水门汀”之类的洋泾浜英语。在这里，盛宣怀的商业人格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他创办和经营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煤铁钢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华盛纺织厂；中国第一家自办的，也是唯一的电报局；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和中国最主要的铁路干线。他还兴办了中国最早的天津北洋大学和上海南洋公学（这所学校即后来闻名中外的上海交通大学），再加上他先前经营的中国第一家自办的、也是最大的近代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这些“最早”“最大”和“第一家”，任何人只要能够沾上其中的一条，就宠誉非凡，足以称为奠基者或先驱了，而盛宣怀却当之无愧地统领风骚，这无疑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坐落在跑马厅附近的盛氏寓所修葺一新，盛宣怀定一定心绪，在上海长住下来。北京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遥远，耳边只有喧嚣不息的生意行情。他很快就被十里洋场的景观同化了，怀里揣着瑞士钻石表，金丝眼镜是道地的法兰西产品，和洋人打交道时，也能用英语寒暄几句。当然，有时也免不了要到北京去走走，但他现在完全是站在商人的立场上讲话。有过官场经历的商人毕竟与纯粹的商人不同，他更善于利用权力的杠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善于把经济活动融化于政治交易之中。在关于汉阳铁厂的体制问题上，他的商股商办又遭到张之洞的反对，他就把意见直接捅到庆亲王奕劻那里。奕劻本是个颟顸庸碌的老官僚，但他贪财好货，在北京有“庆纪公司”之称，盛宣怀有的是银票，这样话就好说了。他还怕奕劻也说不通张之洞，又从旁献上一计：“可否求钧署（即奕劻把持的总理衙门）托为西洋熟习矿务者之言以讽之，或尚及挽回。”也就是借洋人的力量来改变张之洞的不合理的做法。后来的论者往往据此抨击盛宣怀的买办嘴脸，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作为企业家的盛宣怀在京城长袖善舞，周旋得相当潇洒。为了争取芦汉铁路的修筑权，他特地从国外订购了一部发电机孝敬慈禧，为她在颐和园内安装电灯，全部费用是白银十四万两。昆明湖畔，身穿燕尾服的洋技师指挥着一群小太监装机架线，忙得颠儿颠儿的，这情景很使人想起一些往事。这座即将华灯大放的皇家园林，不正是李鸿章当年从北洋海军的经费中抽出六十万两银子修建的吗？如今，北洋海军早已销声匿迹，而湖光山色中的园林却更有一番风光。另一件人们知之不多的往事是，与北洋海军差不多同时建立的广东海军中有一艘“广甲”舰，在甲午战争前执行的是中堂大人亲自下达的公差：负责由南方向朝廷运送“岁贡荔枝”。历史上送荔枝的故事往往没有好结局，“一骑红尘”的尾声是魂断马嵬。这样的联想或许令人警醒，或许令人颓丧，但盛宣怀不在乎，中国的事情就吃这一套，要干成一桩事，不放血能行？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不送白不送。他频繁出没于王公贵族的朱门，手面之阔绰，大有海派风度。
但商业人格却不允许盛宣怀介入政治纷争，商人的本质是实用，不管你帝党也好，后党也好，我统统不介入。因此，当康有为等人一次又一次地上书清帝，鼓吹变法时；当光绪在西花厅召见维新派头面人物，并“诏定国是”时；当各地督抚闻风而动，“朝野之条陈新政者，日数十起”时，盛宣怀却高卧沪上，做着他自己设计的强国梦，始终未就政体问题公开表露过任何看法。在他的奏折、电稿、函牍中，所涉及的尽是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政策性问题。他虽然偶尔也提一提“立宪”这个字眼，但其所说的不过是“立宪最重理财”。他考察日本归来，总结明治以后日本成功的经验，认为关键“全在理财得其要领”。盛宣怀只是个企业家，他脑子里只有资本和利润之类，或许在他看来，那些激动人心的变法纲领只是书生之论，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与其空谈新政，还不如实实在在修几条铁路管用；或许由于他有过多年的官场经历，对政治的险恶有某种预感。
盛宣怀的预感果然不差，1898 年7 月20 日上午，光绪帝在勤政殿召见来访的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位连做梦也在想着康乾盛世的皇帝也太天真了，居然要这位刚刚在战场上打败了自己的日本人献策改革中国，使中国尽快自强（就在前一天，同样天真的康有为也曾走访这位日本人，恳请他出面赞助新政）。但伊藤一点也不天真，他并不认为一个患软骨病的中国有治愈的必要，对于变法图强，只是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就在这时，有太监闯进来传旨，说太后召皇上速去颐和园。这一去，光绪就没有能再回到勤政殿来，慈禧把他囚禁起来了，热闹了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悄然收场。
热闹也好，收场也好，盛宣怀还是一门心思忙他的实业。就在帝党沸沸扬扬地变法，以及后来后党血雨腥风地杀人时，盛宣怀与比利时银行代表团在上海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四百五十万英镑，以本铁路及其所属一切产业为担保。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他又着手筹建“萍乡煤矿局”，开采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产煤主要供应汉阳铁厂，而铁厂生产的钢轨则用于修筑铁路。北京的好戏密锣紧鼓，从西花厅、勤政殿出西直门到颐和园，最后在菜市口扔下几颗血淋淋的人头，画了一个沉重的句号。上海的盛氏公馆也并不冷落，雄心勃勃的擘画，如履薄冰的谈判，既浪漫又实在，商务电报日日夜夜地在长空徘徊，最后凝聚在数千里以外的铁路和矿山上。两台戏各唱各的，互不相干。盛宣怀庆幸自己没有搅进政治纷争中去，管他是这一帮人乘着火车宣扬变法，还是另一帮人利用电报追捕新党，干我鸟事！
四
在常州，我后来还打听到盛家的另一处故居，地址在老城区的大马园巷一带。从巷口望去，两旁尽是简陋的木板门，并未发现那张扬着富贵气的骑马墙及紫铜门钉雕花窗棂之类。有竹竿挑出小院的围墙，上面穿晒着小儿衣裤，一看便知是寻常居家。正值晌午，几个老人在小巷里悠闲地漫步，据说这一带原先是盛家的祖宅，到了盛宣怀的父亲中举显达以后，才搬到大井头去的，这里便成为义庄，用于安置盛氏旁系的贫家子弟读书和生活。推算下来，盛家迁居时，盛宣怀还很小，零落在这里的大抵只有童稚的足迹。
出马园巷口，眼前是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我在那大门前徘徊了好一阵，不是为了怀古，也不是流连景观，隐隐只觉得心头有一种压抑已久的呼吁：过去的盛家旧宅，如今的人民法院，很好！那么，就请你对这段百余年的历史，对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个叫盛宣怀的人物，作一个庄严而公正的评判吧。
假如不是中国历史上那个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这种评判或许会相对容易得多，但历史毕竟绕不开那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11 月，北京的天气格外阴冷，而紫禁城内更是笼罩着一派黯郁不安的气氛，光绪和慈禧在两天之内先后死去，大清国的权力中枢顿时像失去了定海神针一般，政潮起伏，波诡云谲。
来自北京的邸报每天按时送进上海的盛氏公馆，送到盛宣怀的红木案桌上。盛宣怀随意翻看着，一边想象着京师的一幕幕连台好戏，嘴角上露出一丝隔岸观火的冷笑。他仍然乐此不疲地向洋人借钱，兴办路矿。不料有一天，送进盛氏公馆的却是一道来自北京的上谕，朝廷任命他为邮传部右侍郎，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实际上就是给朝廷搞钱。不久，又擢升他为邮传部尚书，跻身内阁。
盛宣怀说不清是喜是忧，他只得打点行装，到北京去做官。
把一些“知识化”的专门人才选提为管家婆式的行政官僚，这是中国官场中的一个误区，其主观意图或许不坏，但结果却往往大打折扣。因为官场自有官场的一套思维模式和道德规范。苏东坡应该说是个正派人，也是做过大官的，自然深切地体味过被官场人格浸淫的痛苦，他甚至“惟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无疑说的是反话，因为呆子自不会有人格分离的痛苦，能够心安理得地遵循官场人格的一套去操作。即使是那些原先品格不错的人，一入其中也往往不由自主，逐渐沾染上做官特有的那种优越感，长此以往，自然是丢了专长，学了一套官腔官调和官派。
盛宣怀是做过官的人，心底深处是很有几分官瘾的，因为做官有做官的权威，苏东坡那种人格分裂的痛苦他大抵不会有，而张之洞的官场遭遇更是记忆犹新，这个少年时代就被称为“司马相如”的才子，外任数十年却一直不能内召入阁。像他这样政绩昭著的主儿，当官不能入中枢，真不如回家种红薯了。为此，张之洞很有些牢骚：
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
追随寒日到虞渊。
宋代的君王不用南方人为相，但屈指数数，南宋的几个大忠臣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不都是南方人吗？张之洞以宋代南北之别，喻清廷满汉畛域之分，其怨忿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如今盛宣怀轻飘飘地就进入了中枢，他着实应该庆幸。
但庆幸之余又多少有点遗憾。他是在十里洋场泡过的，那种潇洒和滋润也挺值得眷恋，因为干实业有干实业的实惠。当官的用钱得到别人的口袋里去掏，虽然掏起来不很费劲，而且一般都是送上门的，但终究不及办实业的那般流畅自然，因为那钱就在自己的口袋里，想怎样花就怎样花，兴之所至，破财只当风吹帽。况且还有个心态问题，你别看那些“冰敬”“炭敬”来得容易，其实心里也不那么安分。朝廷又养了那么多风闻言事的御史，弄得不好，参你一本，把吃进去的吐出来不算，还得丢乌纱帽。
遗憾尽管遗憾，官还是要当的，因为盛宣怀找到了一个结合点：“目下有此一官，内可以条陈时事，外可以维护实业。”说得很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既当官又抓住实业不放，把权威和实惠集于一身。
盛宣怀在喜忧参半中完成了向官场人格的倾斜。他原先督办轮船招商局时，是极力抵制官办的；但自己一旦当了官，就立即下令把招商局收归邮传部管辖。他的汉冶萍公司开张以后，即奏请“不准另立煤矿公司”，企图利用官权，独揽专利，这不是武大郎开店是什么？
但这样的评判又似乎失之偏颇，因为盛宣怀毕竟不是一般的庸常之辈，这些年来，他办了那么多的大事情，神州大地上那些傲然崛起的巍巍巨物和雷霆万钧的轰鸣声，唤醒了一个古老民族中世纪的梦魇，也为病恹恹的中华文明争得了几分自信。因此，即使如今身在魏阙，也不能不感到一种民族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召唤，这种召唤无论是面对儒家传统的人生框范，还是面对当今最为紧迫的强国救亡之现实，都是那样悲壮而执著。然而悲剧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个旧式官僚，本钱既不足，又好大喜功，便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那场把盛宣怀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革命终于发生了。
这是真正的悲剧。盛宣怀为中国的铁路事业真可谓夙兴夜寐，不论是经营汉阳铁厂或筹建通商银行，其出发点都是为了铁路，前者是为修筑铁路炼制钢轨，后者是为兴办铁路筹集资本。而创办大学则是为了培养铁路事业的专门人才。他是个道道地地的铁路至上主义者。然而，辛亥革命的发起恰恰是从声讨他的“铁路国有”开始的。先是武昌的革命党人握着汉阳铁厂生产的新式步枪呼啸而起，而后是八方的响应者电报串联，火车驰援。他苦心经营的那些近代化的玩意，恰恰为这场大革命准备了最为快捷、也最具威慑力的物质力量。到了这种地步，盛宣怀别无选择，他只能到日本去避避风头。更加伤心的是，在逃亡日本神户途中，他乘的是德国人的一艘旧货轮，而自己一手创办并控制的招商局的那些艨艟巨轮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从天津到神户的旅程是漫长而寂寞的，每天看日出日落，听潮涨潮息，正可以静静地反思人生的许多大问题。他或许有满腔的怨愤和不平。自强之道，首在铁路，中国这么大一块地方，单靠马车和驿道，富国强兵永远只能是痴人呓语。但筑铁路不是修长城或挖运河，靠皇上的一道谕旨和老百姓的血肉之躯就可以成就的。筑铁路得有钱，那玩意说穿了是银子铺出来的，而经过了甲午和辛丑，中国最缺的偏偏是银子。国人皆骂我“卖国”，可我盛某人从来可曾卖过铁路？我一向主张“宁借洋债，不卖洋股”，因为卖了洋股，铁路就不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了。那么就只有借洋债了，但借债得有东西抵押，把原先允归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作为借洋债的抵押，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其目的还不是为中国多造几条铁路吗？“借鸡生蛋”，这是连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妪也懂得的资本积累模式，国人为什么偏偏不理解呢？
盛宣怀无法理解国人对他的不理解，他只有怨愤和不平。
就在盛宣怀钻进德国货轮前往日本时，孙中山恰恰由日本启程回国。云水苍茫，海阔天空，两人的航向正好相反，这是不是浓缩着某种政治和时代的含义，我们不必过多地去牵强。而就在盛宣怀到达日本的当晚，他从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新闻，在该报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还刊登着民国政府宣布没收盛宣怀财产的消息。盛宣怀放下报纸，颓然倒在卧榻上。他太疲惫了。
耐人寻味的是，一年以后，两人又在同一条航线上擦肩而过。由于“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一次亡命日本，在这以前，他的身份恰恰是盛宣怀曾经担任过的全国铁路总监。而盛宣怀则踌躇满志地启程回国。中国早期的两位铁路总监，都不约而同地把一段宝贵的时间抛滞在海轮上，不是为了出洋考察，而是由于政治的驱避，这就够有意思的了。民国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那一段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最后就归结在西太平洋这条航线上几声呜咽的汽笛声中，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索。
五
盛宣怀的晚年大都盘桓在上海的公馆里，有时也到汉口去走走，因为他仍然是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和轮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长。那几年，中国的政坛上朝云暮雨，他既没有资格，也实在懒得去掺和什么。一个经历过宦海风涛的人，该会从中悟出不少东西的，他已经垂垂老矣，先前的意气所剩无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更不会干了。临死前一年，日本政府在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曾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当时，日本方面已派人来到上海，但遭到了盛宣怀的婉拒。他并不糊涂。
1916 年，盛宣怀死于上海。大概因为平生听腻了官场的喧闹和钢铁的轰鸣声，死后想找一个清静的所在，于是他把墓地选择在苏州。
人死了，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盖棺论定是政治家和学者们的事，我们不去管它。但有一段尾声却颇有意思，说说无妨。
盛宣怀死后不久，一个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来的青年来到汉口，担任了汉冶萍公司的英文秘书，他叫宋子文。
宋子文风华正茂，很为当局器重。因为汉冶萍公司为盛宣怀所创办，宋子文亦得以和盛家有所往来，不久便认识了盛宣怀的第七女公子，双方郎才女貌，很快罗曼蒂克起来。
这似乎是一则才子佳人的旧式爱情故事。
当时，盛家的一切均由盛宣怀的大太太庄氏主持，但庄老太太偏偏反对这桩婚事，理由很简单：“别的不讲，太保的女儿，嫁给吹鼓手的儿子，才叫人笑话呢。”所谓吹鼓手，是指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当过传教士，以前在盛宣怀的老家常州、无锡一带传教，背着手风琴边走边拉，吸引听众。
这位庄老太太也真是顽固得可以，其实，即使从门阀观点来看，她的女儿嫁给宋子文也算不上委屈。当时宋家的大女儿已经嫁给了孔祥熙博士，二女儿更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夫人。但老太太不理会这些，她眼里只有一尊前清太保的灵牌。
一个没落的封建公爵，看不起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新贵，根深蒂固的偏见扼杀了一对年轻人的情爱，这使人想起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某些情节。
但坠入情网中的年轻人并不死心。当时，宋子文已接到孙中山从广州发来的电邀，便和七小姐策划了一同私奔的计划：晚上由宋子文驾小船停泊在盛家后门附近，看见后门边有一盏红灯笼出现，就把船靠上去，把七小姐接走。
宋子文在小船上整整等了三夜，那盏幸福的红灯笼始终没有出现。带着失恋的痛苦，宋子文只身往广州去了。
盛家失去了最后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显姓扬名的机遇。至此，关于盛宣怀的故事也可以画上句号了。
后来的情节大家都是熟知的。几年以后，北伐成功时，当年小小的英文秘书已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了。宋氏家族的显赫更不是盛家所能望其项背的。盛七小姐追悔莫及，曾企图再续前情，但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宋子文的拒绝。
这似乎又不是一则简单俗套的爱情故事。
我在上文中曾提到一篇题为《略论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三代核心人物》的文章，其中第三代核心人物即为蒋介石和宋子文。对于宋子文与盛七小姐的爱情悲剧，我是由衷惋惜的，如果不是因为庄老太太的势利眼，人们在回顾中国近代实业史时，将可以发现一条相当醒目的家族关系线索，从19 世纪70 年代到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封建官僚中的有识之士到新兴资产阶级中的自觉人物，承接在一个家族的链环上，这将是相当有意思的。可惜盛家后门口的那盏红灯笼始终没有点燃，盛宣怀也始终没有能走出那个旧式的营垒。从这个意义上说，盛七小姐天生就没有成为宋家贵妇的缘分。
于是，我又想起了常州盛家故宅下面那深厚的墙基和盘根错节的老树根。据说，规划在那一带的新建筑相当堂皇，但在我看来，光是那地基，就足够清理一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