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洪武十八年，福建漳州府受理了一桩诉讼案，原告和被告都姓黄，案由是同姓近族通婚。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官司，照例只要大老爷惊堂木一拍，判它个劳燕分飞就是了，至多也不过把被告打几板子以示惩戒。但审理此案的御史朱鉴是个细心人，他查了一下被告黄文官的族谱，这一查却查出点名堂来了。原来这个黄文官并不姓黄，他身上带着赵宋皇族的血统，其曾祖父是南宋闽冲郡王赵若和。理宗景定年间，因皇上赵昀无子，赵若和曾被作为“第三梯队”接进宫中，差一点以亲王身份继承大统。南宋灭亡后，赵若和一族即隐去赵氏宗族身份，改称黄姓，在漳州附近筑城堡以匿居。世事如棋，江山易代，算起来，这一脉天潢贵胄在斜阳草树中已整整隐居了一百一十个年头。
漳州附近这座神秘的城堡，后人称之为赵家城。
一个王朝走到了尽头，其收场的一幕总少不了一些可怜兮兮的悲剧情节。最常见的景观是血溅宫城、尸横御道。也有识时务的，赶紧献上一份降表，于是，接下来的场面是面缚舆榇、仓皇辞庙。虽然好歹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新王朝的主子终究是容不得这班凤子龙孙的，常常是，你这边在降王官邸里还没吟完“问君能有几多愁”，那边已经把牵机药送来了。用不了几个回合，前朝王族便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只留下郊外的几方青冢，荒草萋萋，西风残照，那措词暧昧的墓志铭亦在风雨中漫漶难辨，一个王朝的余脉到此终于了无痕迹。而像赵家城那样，灭国王族在某个小天地里悄然聚居、优游生息，且能传之百载的，委实相当罕见。罕见伴随着巨大的疏离感，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生存空间，植根其间的金枝玉叶又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心路历程呢？从一般意义上说，那里固然有亡国的剧痛和天上人间的失落感；但作为一个鲜活灵动的生命群体，那里也应有婚恋的花烛，有温暖的炊烟，有新生儿嘹亮的啼哭，有春种秋收和引车卖浆的艰辛生计。当然，作为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缩影，在其繁衍过程中，大抵还少不了家族内部乌眼鸡似的争斗。所有这些，都给那座孤独的小城堡笼罩着一层诡谲的灵光。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闽南漳州，投向了那座隐映在夕阳和山影下的赵家城，透过那倾颓的石楼和错落的庭院，去窥探一个王朝陨落的轨迹和悠远的残梦。
二
回顾宋代的历史总有一种压抑感，那是个委顿羸弱的时代。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其定鼎初期总是生龙活虎的，但宋王朝却是个例外，它几乎从一开始就病恹恹地打不起精神。小时候看演义小说，最让人掩卷垂泪的是《杨家将》和《岳传》；而最让人扬眉吐气的则是《水浒》和《七侠五义》。这几部小说的背景都是宋代，前者以民族纷争为背景，歌颂的是悲剧英雄；后者以社会世相为经纬，褒扬的是侠义英雄。遍地“英雄”下夕烟，虽然很热闹，却不是什么盛世气象。现在想起来，一个专门用悲剧英雄和侠义英雄来表现的时代，实在是因为本身没有喜剧，也没有正义的缘故。
在中国历史上，宋室是国祚较长的，前后凡三百一十九年，除去刘汉王朝，就数得上它了。但宋代其实从未有过大一统，而且老是受人家的欺负，忍气吞声地看人家的眼色。在强邻的虎视下，先是称弟，而后是称侄，最后干脆伏地称臣，卷起铺盖跟着元兵到大都去了。“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燎庭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这个最后在降表上签名的“臣妾”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谢太后，她是六岁幼主赵的祖母，全称应该是太皇太后。诗人汪元量是谢太后的旧臣，他显然亲历了宋王朝收场的最后一幕，诗写得很沉痛，也有点刻薄，特别是最后一句，不仅用了“臣妾”，还对太后直斥其名，这就很不恭敬了。后人对谢太后主降一直颇多非难，甚至说她北上后有失节之事。其实，当时的情况明摆在那里，面对元兵的汹汹进逼，一群孤儿寡妇有什么办法呢？德祐之降时，谢太后已是年近七十的老太婆，所谓和元主的“刘曜羊后之嫌”显然是无稽之谈。一个女人，不幸身逢末世，而且又过分珍惜自己的生存权利，自然就该多受一重糟践的。三百多年前的那个清晨，赵匡胤带着一干人马从陈桥南下京师，把周室的孤儿寡妇赶出了金銮殿；今天则是赵家的孤儿寡妇被人家押解着仓皇北去。古道逶迤，衰草披离，在杂沓的马蹄和滞重的车轮声中，宋王朝尘埃落定。
漳州附近的那座赵家城，大抵就是这以后不久悄然崛起的。临安城头降幡出墙时，赵若和正在他的福建封地，他既不愿随谢太后一起北上——自古降王多无善果，这他是知道的；也不愿以王族身份揭竿而起、号令四方，那是提着脑袋的勾当，他没有那份胆量——那么就找一块僻静的地方筑城隐居，以待时日吧。
一座方圆二里许的城垣，圈出了赵宋王朝的最后一块领地。就军事功能而言，区区石城是微不足道的，在剽悍的蒙古骑兵面前，所谓坚城汤池只不过是矫饰的陈词豪语，整个欧亚大陆都在他们的铁蹄下颤抖，包括那遥远的伏尔加要塞和巴比伦古堡。因此，赵家城体现的主要是一种心理功能。一群羽仪世胄，若一下子沦入寻常巷陌之中，这种心理落差是无法承受的，他们需要一道屏障，把天下汹汹的世道和平民生态的庸常阻隔在墙外，也把惊惧和无奈阻隔在墙外。他们将在城内营造一方塌台贵族的精神领地，在这里，郡王仍旧是郡王，大宋的王法和家法也仍旧是至高无上的。这从赵家城的布局亦可以看出来。城内有大宅五座，各有其尊卑次序；大宅之东有一座巨型石楼，名“完璧楼”；另有佛塔、石枋、庭院、小河；河上有桥，曰“汴泒桥”。这究竟是一座微缩的闽冲郡王府，还是写意的北宋都城汴梁？都有点像。“完璧楼”寓“归赵”之意，这毋庸置疑；“汴泒桥”似乎也与汴梁有关。于是，寓居其中的这一脉赵家子孙便找到了繁华旧梦的某种感觉。
繁华旧梦毕竟只是梦，梦总是要醒来的，一旦出了城门，梦中的一切便不复存在了，他们不仅不再是徽猷华衮的金枝玉叶，而且连自己的老祖宗也不敢认。他们只是一群黄姓子民，瑟缩在腥羶的异族衣冠之下。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蒙古人似乎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在福州起兵抗元的亲王赵昺只知道抢在蒙古人前面往南跑，一直跑到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又跑到海船上颠簸了一段日子，实在吃不消了，只得让大忠臣陆秀夫抱着跳海。这样的结局早在赵若和预料之中，他庆幸自己没有跟着去凑热闹。又过了两年，宋王朝的最后一位忠臣文天祥在大都殉国，他留下了几首正气磅礴的好诗，让后人千秋万代地传颂。但脑袋都没有了，气节还有什么用呢？赵若和觉得这也太奢侈了些。
那么就关上城门吧，躲进小楼成一统，至少还能寻求几分清静。日子长了，城里的一切成了寻常生态，悲剧意识也渐渐淡化。想想谢太后一行紫盖入洛、青衣行酒的屈辱；想想赵昺那帮人被元兵追杀葬身伶仃洋的结局，心理上便获得了某种平衡。连皇上和太后也是这般下场，自己还有什么委屈的呢？食有鱼，出有车，内有婢，外有仆；而且千秋名节也不曾玷污，这就很不错了。宋室倾覆，这是天命所归，作为赵家子孙，自己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赵若和在精神上仍然是高贵的一族，这种优越感亦自有其道理，因为在这期间，新王朝的统治者已经擦去了刀刃上的血迹，向宋室遗民摇起了橄榄枝。而且居然有人耐不住寂寞，堂而皇之地出山做官去了，例如那个同为皇室成员的赵孟。
在中国文化史上，赵孟这个名字相当有分量，他是诗、书、画三绝的奇才，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得上大师一级的人物。南宋灭亡时，他二十五岁，和赵若和一样，也在乡间隐居静观。但他做得比较大气，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他是赵宋的宗室，又是名满江南的大才子，自然很招摇的。从隐居而不隐姓埋名来看，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待价而沽的意思呢？我不敢妄加推断，但至少说明他对新王朝并不那么恐惧，甚至还存有某种希望。他比较自信，蒙古人来了，照样安车驷马，吟诗作画，很无所谓的。这样到了三十二岁，人家来动员他入朝时，他似乎没有经历太多的思想斗争，潇洒地拂拂衣袖便跟着去了。
去了，而且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前后共伺候过五代君王，官运都相当不错，这种“荣际五朝”的恩宠有元一代绝无仅有。但他是聪明人，知道自己充其量只是个佐贰之臣，因此处处存着小心，得志的时候并不张狂，见好就收，仕而优则学，以一个文化人的疏淡鸿博来消解别人的猜忌。这样，和主子就取得了某种默契，彼此都很客气。作为臣子，他会不时提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偶尔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但分寸感掌握得极好。这些都是官场中的游戏规则。作为主子，人家也知道你只是这个舞台上的客串角色，翻不了天的，便乐得拿来装点门面。见面了，大老远的呼其字而不称其名，以示亲密，人前人后夸奖几句，有时还送几锭银子、赐几件衣服。于是这边赶紧谢主隆恩、三呼万岁。
万岁呼过了，掸去膝盖上的灰尘，阵阵隐痛却袭上心头。他是旷世奇才，诗文和书画都堪称大家。特别是书法，更是名冠有元一代。但想起来实在不是滋味，他那颜筋柳骨、铁划银钩的好字，除去书写歌功颂德的表章外，更多的却是奉旨抄写那些没完没了的经书。他是远追“二王”、崇尚魏晋风度的，但寄人篱下、有口难言的悲剧生涯，无论如何也表现不出真正的魏晋风度，他缺乏那种傲世的狂啸和人生的大放达。蒙元统治者来自北方的荒漠和草原，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骑士和杀手，但文化修养实在不敢恭维。因此，赵孟在落笔时不得不考虑一下“接受美学”。他总是力求用笔的简洁，行笔和收笔明快流畅、干脆利落。特别是他的楷书，端庄而流走，沉稳而轻松。他实际上做了简化和通俗晋人笔法的工作，使高雅的书法大众化。平心而论，他的字是很漂亮的，但后人往往因为“薄其人，遂恶其书”，说他的字有甜媚之弊。这种以人格否定书法的观点固然不可取，但一个有着执著追求的艺术天才和生存智慧过分丰富的新朝显贵，这种复杂的生命状态亦不能不渗进他的笔底。
身后名，就不去想了，身前的种种冷眼已难以卒读。“故乡兄弟应相忆，同看溪南柳外山。”身在北国的金丝笼中，“故乡兄弟”的亲情每每令他魂牵梦萦。但一俟回到江南，他的从兄赵孟坚闭门拒绝他的探访，旧日的好友亦鄙薄他的行为（例如那个在江南名声很大的遗民郑思肖），这些都很让他伤心。南归期间，他看了不少地方，“新亭举目山河异，故国神伤梦寝俱。”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赵家的子孙。当然，在杭州的岳飞墓前，他更加感慨万千：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胜悲。
后世有论者认为，岳王墓诗不下数十百篇，其脍炙人口者，莫过于赵子昂的这一首。这样的评价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诸多诗人大抵不会有赵孟这样强烈的生命冲撞；而同是故国之思、黍离之痛，别人也大抵不会有赵孟这样铭心刻骨的悲剧感悟。
赵孟在岳飞墓前蹀躞徘徊时，福建漳州赵家城中的赵若和是不会知道的。但赵孟降志辱身、受宠于新朝，他应该早有所闻。面对着这位族侄的大红大紫，他都想了些什么，后人无法揣测。鄙薄当然会有的，但会不会有一点羡慕，有一点“悔不该”呢？难说。恢复宋室是没有指望的了，最初的惊惧和失落也渐渐消磨在寻常生态之中。暮云春树，逝者如斯，生命的适应性是势利而残酷的，高华雅逸的贵族气派已蜕变为平易而坚韧的世俗风度。往事已然苍老，只有在祭祖的纸船明烛中才会想起自己身上的高贵血统。城堡的大门悄悄打开了，农户的足音和樵者的歌声缓缓渗透进来，冲淡了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和哀愁。
赵若和到底活到什么时候，史无记载，但那出殡的灵幡上书写着一个黄姓草民的名字，这大概可以肯定。
三
在赵家城宅区的一间密室里，悬挂着有宋以来历代帝王的画像，作为灭国王族，这是情理中的事。但列祖列宗，一一看去，却单单少了度宗赵禥。此中隐情，史学家们一直视为疑案而颇多猜测。其实，只要稍稍探测一下赵若和心理底层的“储君情结”，所谓疑案便不难破译。赵若和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在理宗景定年间，当时他被作为“第三梯队”养育宫中，预备着接班当皇上。正是基于这种“储君情结”，后来他缅怀故国时便多了一层滋味。理宗死后，在皇室内部复杂的权力纷争中，另一支宗室福王赵以芮占了上风，由他的儿子赵禥坐上了龙廷，而赵若和只得又回到福建的郡王府去坐冷板凳。对此，赵若和自然耿耿于怀，他有理由认为这个度宗皇帝是不合法的，当然也有理由不在密室里悬挂他的画像。这位郡王实在有点拎不清，到了理宗年间，南宋小朝廷已岌岌可危，亡国的气象遍于朝野，争这个皇位还有什么意思呢？果然，过了十几年，蒙古人来了，谢太后派能言善辩的文天祥去和元兵谈判，愿降为属国。元军主帅伯颜倨傲得很，他对这位南宋的大忠臣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话说得很刻薄，不仅刻薄了末代的孤儿寡妇，而且连整个赵宋王朝的列祖列宗都刻薄了。
更刻薄的还在后头。南宋投降后不久，元主派一个叫杨琏真伽的江南释教总统前来江南宣慰。这位“总统”实际上是个盗墓贼，在他的“宣慰”之下，南宋的所有皇陵被一一掘开，殉葬的金银珍宝亦被搜劫一空。但他仍不满足，当他掘开理宗赵昀的梓宫时，竟取出这位皇爷的骷髅，老实不客气地在其中撒了一泡尿，然后又把骷髅带回家中，用金银八宝镶嵌起来，当作自己的尿壶。
用人头骨制成的尿壶与其他尿壶在审美或应用功能上有什么更优越之处呢？大概没有。在这个细节的背后，大抵隐潜着一种征服狂的变态心理和巫师式的诅咒与作践，但不容忽略的是，在这里，蒙元统治者还不经意地显示了一种蔑视——对被征服的宋王朝，特别是对遗传基因中带着软骨病的赵家皇帝的极端蔑视。并不是所有的征服者在对手面前都会有这种蔑视的，有的失败者会给对手以悲壮的震慑和崇高的洗礼；有的会让对手产生一种苍凉的诀别和人生幻灭感；有的则能让对手在自己的遗骸面前惊惧、颤栗，甚至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战士，他们那惨烈的搏杀和凄绝的长啸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质感，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而这一切都与赵家皇帝无缘，他们的生命符号过于微弱，不值得让征服者回眸一顾，更不足以引起征服者心灵的悸动。因而，他们的骷髅只配给人家做尿壶。
也许因为他们过于“文化”了吧。
今天，当我把目光注视我们民族的那一段历史时，感情是颇为复杂的。那是一个文风腾蔚的时代，也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时代；那是一个才华倜傥的时代，也是一个抱残守旧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王朝对文化人像宋王朝那样优容宽厚的——包括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李唐盛世——这种优容宽厚不仅铸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巍峨壮丽的丰碑，也铸就了一种过于文质彬彬、阴柔委弱的时代性格，这个庞大的王朝也就一直在文采风流中苟且偷安，步履蹒跚地走向它的末路。直到最后，还得由状元宰相文天祥用几句好诗来为它画上一个句号。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开国第三年，即“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凡新天子即位，都得到碑前跪拜默诵。臣子们远远地站在阶下，自然不知道誓碑的内容，猜想不外是经邦济国的总路线吧。直到靖康之变（金兵攻陷开封），宫门大开，人们才有幸目睹了那座神秘的誓碑，原来所谓的“总路线”竟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以誓碑这样绝对神圣而庄严的形式大书“优容文士”，且作为一个王朝的立国方针，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史实看，宋代三百多年的帝王大体上也是遵守的。今天，当我们在谈论宋代高度繁荣的文学艺术时，亦不得不向当初密室里的那座誓碑投以欣赏的一瞥。
有意思的是，既然誓碑上书写的是如此大得人心的好政策，为什么却要藏之密室、秘不示人呢？可见这中间还有一层更深的心机：政策尽管好，也只能让赵家的子孙自己掌握，不宜张扬。若张扬出去了，文化人都有恃无恐，一个个头翘尾翘的，轻狂得不知斤两，岂不是太“自由化”了？这样甚好，政策捏在我手里，我对你客气，是深仁厚泽，皇恩浩荡，你得对我五体投地、感激涕零才是。这样的用心，足够中国的文化人玩味好几个世纪的。
但尽管如此，宋代的文人还是相当“自由化”的。诗、酒、美人，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主体色调，一切与文化有关的职业都倍受青睐。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在当时却演绎得相当自然。门阀世家的特权消失了，“白衣卿相”遍及宫廷。入仕自然要通过考试，科举这一文官考试制度产生于唐代，但到了宋代才具有了真正的开放性，唐王朝那种浪漫的充满戏剧性的场外交易渐渐绝迹。于是，大批寒门士子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官场。当进士及第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衢时，首都开封就像着了魔一般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及此。”事实上，一个靠宫廷政变而上台的帝王，对武将理所当然地怀有一种本能的猜忌，特别是对功高威重的武将，那猜忌的目光会更加阴冷。因此，重文轻武便成为有宋一代三百余年的基本国策。
考中了固然风光，考不中也照样可以活得很潇洒。词人柳永是个风流浪子，整天出没于青楼妓馆，属于那种无行文人。但他的词写得好，知名度亦相当高。他也曾到汴京应试，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自然早闻其名，知道他作风不怎么的，似不宜做官，还是做个专业作家的好，便批了四个字说：“且去填词。”从此以后，柳永便自称“奉旨填词”，作风亦越发风流放荡。后人在评论这段轶事时，往往着眼于君王的偏颇专横及词人的命途多舛之类，但在我看来，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氛围相当宽松。柳永这个宣言式的“奉旨填词”完全是反唇相讥，带着相当大的牢骚。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下，反唇相讥是可以的，发牢骚也是文人的一种天性。但如果对方的身份是皇帝那就很成问题了。幸运的是，柳永非但没有因“大不敬”而坐牢杀头，而且还能在花前月下把他的艳词继续“填”下去。在专制社会里，这一点很不容易。试问，同样是牢骚满腹，汉宫史官司马迁敢这样反唇相讥吗？彭泽县令陶渊明敢这样轻狂放肆吗？柳子厚刘梦得敢这样嬉皮士地接过君王的话茬吗？他们都不敢。但生活在宋王朝的这个叫柳三变的词人就敢。不仅敢，而且这“奉旨填词”者竟名扬天下，据说凡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他的词。汴梁的深宫里自然也有水井的，皇帝自然也会听到词人这调侃式的“创作宣言”，并毫不费力地体味出对自己的不恭敬。但他只是宽容地一笑，且相当欣赏地拿出柳永的一首新词让宫女们去排练。
这是宋代帝王的浪漫，也是宋代文人的浪漫。
面对着那一派镂金错彩的文化景观，真叫人不知说什么才好。在那个时代，无论边关武夫还是中枢宰辅，也不论是昏君乱臣还是国贼巨奸，其笔下往往都呈现出相当不俗的艺术品位。宋徽宗赵佶自不必说，就连那个口碑很坏的高宗赵构也大致可以归入书法家的行列，而蔡京和秦桧则当之无愧地算得上书坛高手。有一则流传颇广的说法是，柳永写过一首著名的《望海潮》，对杭州的繁华和承平香艳极尽铺陈，后来金主完颜亮因此“起投鞭渡江之志”。一首风华旖旎的好词引来了一场战争，这种说法虽不大可信，但其中的讽刺和象征意味却是相当深刻的。在新声巧笑、浅斟低唱的背后，刀剑的磕击声已隐约可闻。丧失了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的宋帝国的版图，只是歌女的一块任人撕扯的衣袖，最多也只能为主人拭一拭感伤的泪水而已。
后来的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赵佶父子被金兵俘虏北去（南宋的御用文人称之为徽钦北“狩”，又玩了一回堂皇的文字游戏），在五国城的土炕上，赵佶写了一百多首诗词。诗词不是赵佶的特长，他的特长是工笔画和瘦金体的书法。但金人不会给他那么好的创作条件，他只能赋诗填词。一个半跪着苟延残喘的羸弱之躯，其人格精神和审美光芒都相当黯淡，也失去了把悲剧体验上升为历史感悟和艺术至境的博大底蕴，于是，剩下的只有那一点充满了技巧感的哀叹和低泣。
赵佶在五国城活了八年。说来可怜，他死后，他的儿子赵构以称臣、岁贡，再加上抗金英雄岳飞的头颅为代价，换取了和敌人的一纸和议，金人方才同意归还死鬼赵佶的棺材。其实，赵佶死在远塞，骨骸早已散失，金人连另外找一副死人骨头来代替也懒得做，他们知道这口棺材不可能打开，只在里面胡乱地放了一架破灯擎。棺材运到临安时，赵构躃踊号哭，很表演了一番。这个哑谜后来也是那个盗墓的杨琏真伽揭开的，当他挖开赵佶的祐陵，撬开棺木时，不禁惊呼：“南朝皇帝根底浅薄，尸骨全无，已化为一架灯擎，把金银珍宝都吞蚀了。”这个盗墓贼恼怒之下，一跺脚把灯擎踩得粉碎。
把盗墓失手归咎于南朝皇帝“根底浅薄”，这固然是无稽之谈。但我想，金人当初单单选择了一架破灯擎而不拿别的什么作替代物，大概也受着某种潜意识的指使吧，作为一个马背上的军事帝国，可供选择的寻常器物很多，例如悬在每个人腰间和墙壁上的刀鞘，例如骑手们须臾不可或缺的鞍镫，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这些东西的概率都要比灯擎大得多。或许他们也认为死鬼“根底浅薄”，配不上这些吧。是的，刀鞘裹挟的是强梁锐气，青锋出鞘，漫出一抹寒光、一股雄风、一缕金属的铮鸣。用它裁剪出来的语境也不同寻常，例如，弹铗而歌，闻鸡起舞，剑拔弩张，以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怨来吹箫，狂来说剑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壮士的。而鞍镫则是骑士的爱侣，它伴着奔撒的马蹄追风掣电，随着骑手每一个英武的身姿欢呼跳跃；它从不畏惧杀戮、强悍、冒险和拼搏，它的属性中充满了征服欲和一往无前的动感。这些，可怜的赵佶显然都配不上。就生命质量而言，他只配一只破灯擎，上面是淋漓的烛泪——污浊而丑陋。
和赵佶一同被虏北去的钦宗赵桓却在金国活了三十年。在最后的几年里，他有幸和被俘的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囚禁于同一座寺庙里。这两位亡国之君最后又恰恰死于同一场面，但生命的造型却迥然不同。一天，金帝国的将领们比赛马球（骑射和征战是女真人的天性，在和平年代里，马球这样的竞技活动便成为这种天性的宣泄），金主完颜亮命这两位倒霉鬼也去凑热闹。赵桓文弱，不大会骑马，竟从马上跌下来，被飞奔的马蹄践踏而死。那位八十一岁的耶律延禧却体格十分健壮，他企图乘乱逃出重围，结果死于乱箭之下。
两个亡国之君，很难说谁比谁死得更有价值。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文化素养远远高于辽帝的赵桓，在生命强度上却远远逊于对方。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轻飘得有如一片落叶，马蹄急雨般的捣碎了他的身躯，他连呼喊——不，连呻吟也没有，一个孱弱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在游戏者飞扬的旌旗和雷动的欢呼中零落为泥，无声无息。而游戏者甚至还不知道发生在自己马蹄下的那一幕小小的悲剧，死者太窝囊，也太吝啬，他决不施舍一丝抵抗、一丝挣扎，或者一丝怨愤，以激励你的神经，让你稍稍感到一点杀戮的快感。这样的结局，于受难者和肇事者双方都是乏味至极的。
八十一岁的耶律延禧也是从奔驰的烈马上倒下的，但那是在一场围绕着他进行的追杀途中，在一场意志的较量之后。一个年迈的囚徒，却能以自己的奋力一搏调动起那么多威猛的将士，让他们为之惊诧、慌乱、愤怒（但绝对没有鄙夷），进而鸣鼓号呼、扬旗奔逐。他以抗拒死的姿态死去，那马背上的身影亦堪称一尊力的雕塑。同样是飞扬的旗帜和雷动的欢呼，这时候统统成了死者的浩浩仪仗。乱箭如蝗，热血如注，那遗骸也是相当卓越的。他或许要长啸一声，那声音也应该归入诗的范畴吧，在这样的诗句面前，他强悍的对手也禁不住要为之喝彩。而赵佶父子的那点才华便显得过分纤巧柔弱了。耶律延禧在当政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作为一具生命个体，他却是健全而生气勃勃的，这是契丹民族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北方称雄数百年的底蕴所在：征服的意志、搏杀的欲望、永不驯服的野性、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略，即使是死，也要山一般的倒下。在这里，我想起了辽帝国覆亡后，皇族后裔耶律大石的壮举。耶律大石不仅是中国12 世纪卓越的军事天才，而且是一具非凡意志的化身。辽亡后，他集结残部奔突西行，越过中亚细亚广袤的荒漠，沿途击败了众多部落的拼死反抗，一直抵达伊朗北部的起尔漫城，在漫天风沙和潇潇血雨中建立了新的辽帝国。这个西迁的辽帝国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可以想见，这需要怎样一种倚天仗剑的气魄和万丈峰刃般的峻厉。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认为，耶律大石的辽帝国西迁后，其踪迹便杳然难寻，以他们那原本就很低的文化水准，经过天翻地覆般的转战逃亡，连他们自己的契丹文字恐怕记得的人都不多了，因此，他们对人类文化没有什么贡献。这样的结论实在有失偏颇，至少，在耶律大石仗剑西征的背影下，偏安江南的赵家小子们虽然活得相当惬意，亦相当风流儒雅，“吴山依旧酒旗风，两度江南梦。”但他们充其量只是一群“有文化”的阉物和侏儒而已。
是的，这是一群蝇营狗苟、毫无生命光彩的阉物和侏儒，而这样的王朝居然能偏安一百五十多年，简直是我们民族的羞耻。你还能指望他们伟岸雄起吗？还能指望他们在灭亡的瞬间爆发出悲壮的一搏吗？还能指望他们的后裔中走出耶律大石——哪怕是耶律大石那样的一道目光、一声呐喊、一串扣人心弦的马蹄吗？这些统统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因此，我怀疑赵若和之所以在赵家城内隐姓埋名，并不是为了躲避蒙古人——蒙古人对宋室后裔一般还比较客气，不会太难为他的——而是为了躲避那些心怀故国的宋室子民。作为赵家的近支宗室，又是曾被内定为“第三梯队”的龙种，一旦暴露了身份，其号召力是不言而喻的，极有可能成为遗民们的精神领袖。说不定哪一天早上，百姓们会扯出一块“宋”字大旗，将他拥戴而去，加上一副冠冕，让他带头造反。而这种勾当，赵若和是断然不干的。
那么，就让他隐姓埋名，对着密室里列祖列宗的画像做新王朝的顺民吧。
四
赵家城里是平静的，平静剥蚀了一切外在的活力，只留下悠远而畏怯的感怀，这里没有面对明天的憧憬，只有一遍遍地咀嚼昨天的体味。轻轻拭去列祖列宗画像上的尘埃，三百余年的青史在一页页地掀开，辉煌与衰落，令人唏嘘感喟。这时候，指点江山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了，但不会没有对人物的臧否评判，特别是对那几位很大程度上影响过历史进程的大人物，这时候的评判会较少功利色彩。
常常会被某个问题纠缠不清，乃至困惑不解。例如，有宋一代，出过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们在各自领域里的成就都足以影响以后的整整一代文化史；也出过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汉奸，但偏偏没有出过大军事家。
杰出的军事人才是有的，但他们大多功名未显，壮志未酬，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名字写上那座风光无限的万仞奇峰，便过早地陨落了。例如岳飞。
本来，这是一个呼唤军事巨人、也应该产生军事巨人的时代。一名军事巨人的诞生，除去他自身的天赋才能而外，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大动乱、大剧痛的时代；石破天惊的功业；以及能够在战场上与之对话的大体上处于同一层次的对手。与宋王朝先后“过招”的三个主要对手：辽、金、元，都是来自北方荒原上的天之骄子，这样强悍的对手使战争的品格相当不俗，在东起淮泗，西到大散关的千里战线上，双方数以百万计的大军互相对峙，这样壮阔的舞台亦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顺便说一下，北宋帝国的人口是一亿，南渡以后，即使打一个对折也相当可观，兵源是不成问题的）。史学家们在总结前人的一场战争时，往往着眼于地图上几根纤细的线条，把胜负的因果关系演绎成一道无懈可击的方程式，这种学究气的研究与战场上的实际相距甚远。其实，一场大战的胜负往往系于纤毫，其间充满了各种偶然、逆转、失误、相持，以至于绝望。真正的军事家应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强者，是善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伟丈夫。摧枯拉朽不是真正的战争；稳操胜券也不是真正的军事家。像周瑜那样，“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像谢安那样，一边和友人对弈，一边轻描淡写地通报“小儿辈大破贼”，这样的大手笔自然高妙得令人惊叹，但又总觉得过于轻巧流畅，如果不是后人的有意神化，就是他们的对手太软蛋。因为这里缺却了焦躁、痛苦，惊惧和疯狂；也缺却了瞬息万变的动感和审时度势的即兴创造，仿佛战争只是一尊任君摆布的雕塑，任何一笔微小的刻画都早已完成，只等着一个优哉游哉的揭幕仪式。战争是生命与生命最直接的搏击，亦是人类智慧最辉煌的闪光，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搏击和闪光更为惊心动魄。马蹄击溅，金属碰撞，喷射的热血蔚成漫天虹彩，这是何等惨烈、又是何等壮丽的景观！战争呼唤谋略，呼唤兵不血刃地战胜对手，但短兵相接作为战争最原始的形式，却集中体现了它的终结魅力——力和美毫不雕饰的呈示。请仔细体味这两个字的生命质感：肉搏。因此，现代战争那种在千里之外戴着白手套操纵计算机的作战方式便显得过于精致文弱了。战争鼓励杀戮，鼓励“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的超级杀手，在相当长的人类战争史上，斩获的首级常常被作为论功行赏的依据。但对方一旦放弃了抵抗，杀戮便成为野蛮和丑陋。正是在这种种悖论中，战争精神闪耀着不世之光。从根本上讲，战争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当边关将士们在腥风血雨中追求和捍卫战争精神时，他们也在重塑和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这种种悖论中，一代又一代的战争之神纵横捭阖、脱颖而出，一步步登上那座风光无限的万仞奇峰。
岳飞本来是有希望登上这座奇峰的，他出身行伍，从前军小校、敢死队员开始打过不少仗（当然也有败仗），在刀锋箭矢间逐步成长为方面军的统帅。对于一位抱负宏远的铁血男儿来说，这样的经历至关重要。他的军事才能是没有问题的，站在他对面的完颜兀术也是完全可以与之匹敌的马上枭雄。请看看郾城之战中岳家军大破拐子马是何等精彩！完颜兀术的拐子马实际上是现代坦克的雏形，而岳家军的短刀手则是抱着集束手榴弹冲击坦克群的无畏勇士。再看看漫天风雪中的小商河之战是何等惨烈！岳家军五百壮士全部捐躯，杀敌三千余人，先锋杨再兴阵亡后，身上拔下的箭矢竟有两斗之多。毋庸置疑，这是一场真正的勇者之间的决斗。这样，当岳飞在朱仙镇附近大破金兵时，他离那座风光无限的奇峰实际上只有半步之遥了。但岳飞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政治上过于天真。更确切地说，就是不善于揣摩君王的心理，特别是揣摩那种隐藏在堂而皇之背后的阴暗心理。他口口声声要“直捣黄龙，迎还二圣”，殊不知这正是赵构最忌讳的，“二圣”回来了，他还能坐在龙廷上吗？这样，岳飞忠心耿耿的抗敌宣言，反倒是和皇上过不去了（金帝国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暗示赵构如果不杀岳飞，他们就把赵桓放回来）。在收复失地和保住皇位之间，赵构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一个军事天才陨落了，因为宋王朝不需要真正的军事家，他们需要的只是几百年以后一个叫马克思的外国人所痛斥的那种“龟奴”，而宋王朝本身便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龟奴的政府”。
岳飞死了，和议成了，赵佶的棺材送回来了，很好！赵构涕泪滂沱地表演了一番，然后在绍兴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安葬下来。陵寝营造得比较简单，当然不是舍不得花钱，因为这只是“权殡”，也叫“攒宫”，北宋的皇陵在河南巩县，等日后收复了失地还要送回祖坟上去的。赵构这一个回合玩得很圆满，既张扬了自己的孝道，又表示了收复失地的决心，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更重要的是保住了自己的皇位。很好，很好！
金人除去送还赵佶的棺柩外，还承诺继续囚禁赵桓和其他所有亲王，这对双方都是皆大欢喜的事。
就在赵佶的棺柩翠华摇摇地送往绍兴安葬时，岳飞的尸骸被一个部下从风波亭的冤狱里背出来，偷偷掩埋在临安附近的一处山旮旯里。愁云惨淡，祭烛飘零，在这里，一代军事英才静静地看着宋王朝蹒跚地走向末路。令人悲哀的是，在小朝廷剩下的一百多年中，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叱咤风云的统兵将帅了。
一个容不得奇男子伟丈夫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小人泛滥、鼠窃狗偷盛行的时代。岳飞被杀后，有一个岳州知州为了拍秦桧的马屁，居然上奏朝廷称：臣所知之州耻与逆臣同姓，乞改岳州为纯州，使州为纯忠之州，臣为纯忠之臣。这个马屁拍得很及时，朝廷当然准奏，于是岳州改名为纯州，相应地岳州名胜岳阳楼也改名为纯阳楼。这个打小报告的知州本是个无耻之徒，就不需去说他了，连他的名字我也懒得去查对。但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却因此蒙受了奇耻大辱，实在令人愤慨。前些时看到一本关于岳阳楼的出版物，洋洋十万余言，详细论及岳阳楼的历代沧桑，却没有提到以上这一段秽闻。我想，这大概不是作者的疏漏，而是一种深挚执著的情感使然。是的，岳阳楼，这座风姿绰约的巴陵胜迹，这座凝聚着多少迁客骚人的足迹和多少文化大师辛酸缱绻的巍巍丰碑，这座以范仲淹的“忧乐”胸怀而名世，折射着浓烈的理性精神和人格光辉的文化瑰宝，怎么能容忍这样粗暴的玷污呢？那么就让笔下“疏漏”，永远永远地把这段耻辱埋在历史的底层吧。
宋王朝没有能走出一名真正的军事家，却走出了秦桧这样第一流的汉奸。
秦桧的罪恶不在于主和，主和者未必卖国，主战者也未必就名垂青史。事实上，对于绍兴年间的宋金和议，史学界是一直有争议的，肯定和议者也不乏其人，其中甚至有一些相当响亮的名字，例如朱熹、钱大昕、赵翼、胡适等。从浅层意义上说，战与和只是一个对敌策略问题，完全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辩论。倘若能这样做，那么秦桧也就不成其为中国历史上的秦桧了。敢不敢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观点写在旗帜上，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分野所在。辩论是一种政治艺术（军事家在战场上用刀剑辩论），在这里，艺术水平的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敢不敢使用这种艺术。一切政客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他们只有伎俩，而且只算得上是袖珍伎俩。秦桧对中国文化的唯一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新词：莫须有。这个词从文法上是解释不通的，若仔细体味，则不难感受到其中的那股含混、暧昧、诡谲、机巧，以及流里流气、挤眉弄眼的小人气息；也不难感受其中的蛮横和凶残，完全是一种心地险恶而又不负责任的市井无赖的腔调，而所有这些，恰恰构成了一代巨奸的人格特征。他们擅长的是幕后的小动作，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揣摩和窥测，在这方面，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行家。宋人笔记中记载了一段有关秦桧的故事，看后真令人不寒而栗：
秦桧的私人办事密室“一德阁”落成之日，广州守臣送来一卷地毯，大小尺寸竟分毫不差。这个地方官可算是马屁拍到家了，但后来的结果却不大妙。秦桧的思维逻辑是：他既然能如此精确地刺探到自己密室的尺寸，也就有本事刺探到自己的其他秘密，可见是个危险分子。没过多久，此人就被秦桧整掉了。
一个小政客的功夫毕竟还欠火候，在一个大政客面前触了霉头，当是咎由自取。但这些人的心机之阴暗幽深，相信不仅会让善良的人们惊栗，也不仅会受到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而且还会成为心理学家们感兴趣的材料。
秦桧弄权二十余年，死后赠“申王”，谥“忠献”，但这些大红大紫的荣誉称号后人记得的不多，因为赵构死后，很快就被追夺了。倒是一位秦氏后裔在岳坟前题的一副对联相当流传，他是这样写的：
人从宋后羞言桧
我到坟前愧姓秦
之所以“愧姓秦”，大抵是一种道德自我谴责吧？这样的历史反思还是真诚的，但也不能排除株连的因素，由于秦桧作恶太多，名声太臭，致使后世诸多姓秦的读书人进仕无门。这样，终于有一位秦氏后裔站出来辩冤，这是在一次朝廷组织的殿试中，皇上问一个姓秦的进士道：“你是南秦还是北秦？”言下之意，北秦距秦桧的祖籍江宁较远，而南秦则必定是秦桧的后代，不可重用。那位姓秦的进士自然猜到了皇上的心思，当下答道：“别管南秦与北秦，一朝天子一朝臣。历代忠奸相应出，如今淮河也姓秦。”皇上听了，解颐一笑，遂开恩点了他一个状元郎。
这位进士的对答看似强词夺理，其实是对“秦桧现象”在更深层次上的反思。什么叫“相应出”？宋朝出了秦桧，自然有出秦桧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特别是赵构这样的“一朝天子”罪无可宥。如果这样看，那么这位秦某人就不仅是在为自己的姓氏辩解，而且是很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了。
五
上面的故事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因此，当这位进士在金殿上为秦氏辩解时，在福建漳州府，御史朱鉴大抵正在为审理那件同姓近族通婚案而查阅被告的家谱。这种巧合很有意思，宋王朝已经灭亡一百多年了，奸臣秦桧的阴影仍然死死笼罩着他的后辈子孙，而隐居在赵家城的赵氏传人却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已淡忘了，因而闹出了近族通婚、对簿公堂的丑闻，到头来，还得要这个朱御史来为他们验明正身。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漫漶了原先的血统意识，世道沧桑早已把他们推入了社会底层的生存竞争，市声攘攘、人海茫茫，谁能想象，那石板街上布衣草鞋的引车卖浆者，那屋檐下和顾客锱铢必较的小店掌柜，那织机旁茧花满手的白发老妪，竟是当初大宋王朝的金枝玉叶呢？生命的适应力真令人喟叹。
这一脉天潢贵胄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消溶在寻常生态之中，他们中间似乎没有走出什么像样的人物。这是很正常的。同是王室后裔，他们中间不可能走出赵孟，因为赵若和没有那种清朗安闲的心境和气质。赵孟祖上世代赐第吴兴，作为外封的亲王，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是无所谓沉浮的，他们既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也不必担心官场的倾轧排挤，有如一泓安恬宁静的秋水，那色调有点凄清，也有点百无聊赖，是闲云野鹤的世界。在这里，他们只能寄情于文学艺术，这是一种闲适中的追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玩”。真正的大家并非产生于培养，而是“玩”出来的，例如曹雪芹，例如马拉多纳。培养只能收获技法和规则之类，这些东西的总和称之为匠气；而“玩”出来的则是个性和神韵。赵孟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玩”出来的大家。按理说，赵若和的身世本该和这差不多的，但他不幸多了一段作为“第三梯队”的历史。对于某些人来说，政治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诱惑，一旦身入其中，便有如贞女之陷入娼门，明丽纯真既不可寻，只落得一股骚情和总想作阔太太的单相思。我这里所说的“某些人”，是指不具备政治素质和才能的人，至于政治家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会如鱼得水，从中获取癫狂的快感和美境。即使失败了，也能处之泰然，相当投入地玩点别的什么。例如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下台后，又操起了交响乐团的指挥棒，潇洒至极！“某些人”则不行，对于政治，他们既拿不起，又放不下，留下的只有缠绵不绝的憧憬、躁动、失落和凄惶，再也找不到一块精神的栖息地。当然，赵孟后来也介入了政治，但那时他在艺术上已成大器，而且从他能够“荣际五朝”来看，他也确有政治才能。在这两方面，赵若和都缺乏底气。那么，他就只能呆在漳州附近的那座小城堡里，庸庸碌碌地终了一生。
同是王室后裔，赵家城里也走不出朱耷，因为赵若和不具备那种超拔脱尘的孤傲。什么叫孤傲？孤傲不是自大，不是寂寞，更不是故作清高的矫情。孤傲是一种划破人类苍穹的思想闪电；一种有着金属般质感的坚挺品格；一种天马行空般的精神自由和义无反顾的理性力量；一种具有高贵排他性的、无法模仿的大家风度；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自信和从容；一种对浮华虚荣的冷漠和对世俗人生的审视。孤傲是孤傲者的私有财产，它具有非常强烈的韧性和单向性，即使是超越，也只能由孤傲者自己才能完成。朱耷拥有孤傲，这种孤傲来源于巨大的悲剧感悟。朱耷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裔，但早在永乐初年，朱权就因见忌于朱棣（永乐帝）而失势。他是聪明人，知道皇上注视自己的目光相当阴冷，便营造了一所孤独的精神小天地——精庐，鼓琴读书其间。正德年间，又发生了宁王朱宸濠谋反的大事，此后的宁王府实际上成了秘密警察监管的目标，越发门庭冷落。但精庐仍在，那种孤独而执著的艺术氛围仍然飘逸其间。到了朱耷的时代，恰逢明王朝覆亡，天崩地坼的时代悲剧，把这位“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冲撞成绝望的碎片，又重新组合成一尊孤傲的雕像，他在署名时常常写成“哭之”、“笑之”的字样，确实，如此深刻的家世变故和人生际遇真让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那么，就白眼向人，化作笔下的残山剩水和那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吧。赵家城里的主人也是经历了大悲剧的，但在他那里，悲剧没有升华为孤傲，如果完成了这种升华，他就不会用那么森严的高墙把自己护卫起来，也不会用那么繁复的深宅大院和楼台亭阁把自己装点起来。需要护卫和装点，正说明了他灵魂的怯懦，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事实上，一个在官场里厮混了一阵的政客，亦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悲剧感悟。即使是国破家亡，最多也只是悲天悯人，自暴自弃。至于指望他们把悲剧感悟蔚成一种艺术气象，那更是缘木求鱼了。
现在我们仍然回到福建漳州府。这位叫朱鉴的御史合上被告黄文官的家谱时，大概双手是有点发抖的，一脉前朝皇族的后裔，竟然在这里优游了一百多年。他不敢怠慢，连忙派八百里快马把案卷呈送朝廷定夺。时在明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正忙着杀人，上年杀曹国公李文忠，当年又杀魏国公徐达，酿成数万颗人头落地的空印案和郭桓案也发生在这一年。泱泱京都弥漫着一股血腥气。但朱元璋却并不看重这几颗黄姓草民的脑袋，他觉得南宋灭亡已一百多年，中间又隔了一个元代，这几个赵氏子孙已成不了什么气候，自己何妨做个顺水人情，也好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仁德呢？不久，朝廷的批示下来了，赐赵家城里的黄氏复赵姓，并在其中封了几个荣誉性的官衔，大约相当于政协委员之类。圣旨宣罢，赵家城里一片喜气，朱鉴且赠诗祝贺，很风光了一番。
于是，埋没了一百余年的赵（黄）氏对着京都三呼万岁，收拾行装准备赴任。虽然那只是个装点门面的闲差，但有官当就不错，管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