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人品不一定成正比
有个厦门大学的女博士到一个叫政和的贫困县调研有关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课题，还没回来就在微博上大肆抱怨“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购物不好”，打算提前走不说，还在微博上发誓：“1．毕业后不下基层！2．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3．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减肥，回去找个好男人。”
减肥是不是能找个好男人不好说，而且为了减肥的话，我看这个政和县就不错嘛，吃的不好就少吃，买不到东西可以省下钱办嫁妆，实在是风水宝地。
当然，这只是调侃该女博士一下，而且不打算在这里痛骂这位出身于农村而似乎有忘本嫌疑的女博士，因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向下冲锋实在太过于容易，以至于完全没有什么价值。
事实上我倒是想问问直接对该女博士开骂的朋友，如果换作是你的话，现在把你送到一个贫困县城中，你是否能无怨无悔？广州的地铁我没坐过，但北京地铁那种拥挤的盛况我是知道的，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在这样的城市里，而不去那些远没有这么拥挤，但也远没有什么前途可言的贫困县城中？
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这话怎么说呢？按照国外的说法，是“我愿意居住在最喜欢的比萨饼店送餐范围之内”。确实有不少人能够忍耐离开自己的日常生活，到贫困山区做义工、做代课的老师，但他们知道自己能回去。如果告诉你说从此需要你扎根基层、永无离开之日，大概很多人都会对这种事儿竖中指：上山下乡都结束好多年了，你以为我傻？
这位博士之所以倒霉，是因为她的身份是个博士，要是我说这句话估计没人搭理。我们总是认为，一个人的学问与人品应该成正比，至少表面上要成正比。实际上学问跟人品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实在是很难说。而这种所谓“选择吃苦”的人品是不是特别值得夸奖、先天就无比正确，也很难说。
在我看来，这事儿不过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她有选择的权利，而且纯属私人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口诛笔伐大可不必，上纲上线的话就请把同样的问题反问一下自己。
真正的主人是“他们”
“京城四少”之说，起自晚清、民国，而“四”为数字单位把几个出色并且类似的人物组合在一起，大约是春秋战国时的风气。但一直以来，这种事儿都是褒义的居多。有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如果从这所谓“四少”的演变来看，倒也未必没有道理。当年所称“四少”者，都是那种富贵闲人兼各有所长，总之是那种文人里的贵族、贵族里的文人。民国已降，这“四少”是越来越不堪了，几乎等于了“京城恶少”的代名词。
近日，媒体报道“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烁已经被起诉，罪名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以及破坏私人财物。与之同时被起诉的人还有几个人，不是替他买枪的，就是帮他打架、销毁证据的。枪支弹药的事儿就不说了，看来最近流行舞刀弄枪，李双江先生的儿子打人一事当中，也有一把模型枪在后座上，可谓是一股流行趋势。
网上流传有这位王烁的起诉书，事情的经过已经描述得很详细了，但只是看起诉书的话，往往也就得之皮毛，这种事非深知其中内幕的老江湖不得解。在此，试着为读者剖析之。
王烁的罪名有数项，只提出一件来说。事情的经过如下：王烁开着一辆大众的R36款豪车，与另外一位叫做王珂的奥迪A6型轿车在北京最为繁华的地段上发生摩擦，王烁驾车急刹逼停王珂，然后王烁出来用“枪状物”对着那位王珂比划，等到王珂报警之后，王烁倒车撞击王珂的奥迪A6，致使其起火燃烧。这里的受害者王珂，被人怀疑为京城四少的另一位。两者斗气、相撞，可能未必只是偶然事件。
如果事情说到这里，想必很多人觉得这是富家公子的行径，虽然涉嫌毁坏别人财物，大家可能也就是看热闹的心理罢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撞人的王烁先生所驾驶的车虽然很贵，但还不算什么，主要的那副车牌异常的牛，行内人一眼就知道，这是某涉密保卫单位的专属号段。而被撞的那位也不是善茬儿，其奥迪车的车牌是军用某部的，两者看着是富家公子的争斗，后面跟着的影子都不是一般人。
实际上这件发生在2011年12月的事早就有报道，但报道的文字语焉不详，根本没有指出事件的背景，甚至还说王烁的车牌涉嫌套牌，言下之意是无法查实。而这份起诉书则证明此事远没有这么简单，当初是谁把这个消息隐瞒、为什么隐瞒，足够让人遐思无限。
而也就是在几个月前，这位撞车的王烁先生还砸过一辆宝马X6，也是因为行车产生了摩擦所致。但那位被砸车的车牌一看就是普通的有钱人，并非具有如此背景的人士。要知道，这其中的差异可就大了。两个特殊号段的车主相互之间都有这样的冲突，而一般的有钱人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这要是碰到我等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看来性命可能堪忧，只能寄望于永远碰不到他们了。
更为有趣的是，这样一个私藏枪支弹药、公然在大街上打砸的人，在所谓“投案自首”之后，竟然于2012年的6月取保候审、在家闲居了。这种车牌与这种待遇联系到一起，想必我等心中自有衡量，两者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还真是难说。
从这件事我们知道了两个情况：特权车未必都是公务车，很多都是这样的人在使用。用金钱当然是可以交换到权力的，就像权力可以换到金钱一样，两者都是硬通货，而且互为表里。如果说特权令人痛恨的话，这种买来的特权就更为令人痛恨。因为特权的使用多少还有公务行为在其中，而买来的特权往往就真的是纯种特权，并且其嚣张的程度要超过真正特权很多倍。阎王总是笑嘻嘻的，分权的小鬼则永远凶神恶煞。
有时候我们会想，在这样隐藏着无数大鳄的城市里，我们普通人真是城市的主人么？这些权力主导的城市当中，真正的主人是“他们”，这些城市是“他们的城市”。有时候他们是在隐形操纵着，有时候也会如同冰山一角一样偶露峥嵘，让我等百姓看到这种真正的豪门恩怨与生活。但如果您不知道江湖上的事儿，可能根本感觉不到这种主导社会的潜流。
顺便说一句，这位被起诉的王烁先生当时29岁，起诉书上的学历是初中。您看，这就是真正有钱人与唐骏这样用野鸡大学装点门面的人之不同，他们甚至不屑于弄个起码的学历来装样子了，一切早都已经尽在掌握。这是他们的城市与未来。
中国的现代隐士
最近长沙有对儿四十出头的白领夫妇，放弃了优厚的城市生活与高薪，到了一处山野之地，捡着别人废弃的房子种地，而且很快就自给自足地过上了日子，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岁多的孩子。然后他们还可以上网发博客描述自己的生活，引来了无数人的羡慕。
话说这种隐士的生活一直是文化的一种追求，而且这个追求还不分东西方，各国都有对于这种生活的大量描述，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旅程当中表达过对于这种生活的向往，按照现代的话说，那叫做羡慕嫉妒恨。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的基因，是对于群居生活压力的一种主动逃避与消极抗争。这两位从城市出走的原因也是于此。
前两天看到苹果公司的掌门人乔布斯说过的一段话：“从17岁开始，在这33年当中，每天早上我都在镜子里问自己，如果今天就是我生命中最后的一天，我今天原本必须要做的事是不是有意义的？如果连续有很多天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的生活就错了。”有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段话有些矫情，但如果真的能这样问自己的话，说不定我们的生活会幸福得多。那并非是成功人士在丰衣足食之后的想法，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反思。
在现代社会当中，这种反思更为让人看重，但也更为不易得。原因很简单，古代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做一个隐士所付出的代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几亩山田就足够让人活着了。而在一个刚刚跨入工业文明没有多少年的地方，社会的紧密结合与分工合作越发地明显，每个人都在一个庞大的网络当中，借助这个网络支撑自己的生活。这个生活未必是赚钱，而是所有现代生活的必需品都要仰赖这种社会网络才能得到，我们的生存技能已经极度退化，变得无法离开这个社会网络了——还有多少人会种地或者用柴锅给自己做饭呢？
而且在精神层面上，古代的隐士也早就渐行渐远。古代的隐士践行的是一种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的理念，除了为了躲避世情之外，更多的是寻求某种精神的超越。而现代隐士则更多的是厌倦与怀疑，那并非是躲避乱世，而是在躲避盛世的喧嚣。
但现代隐士也有比古代更为优越的条件，很多作出这种选择的人，往往具有身在物外而保持联系的能力。这两位还可以发博客描述自己的生活，就是现代隐士最为有趣的写照，他们可以通过离开社会的具体生活层面，但保持着对于社会的了解与交流，只是这种了解与交流对于他们来说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这也正是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某些变化。原来的隐士们只能在离开社会与生活在社会当中二选一，所谓“大隐隐于市”基本就是自我安慰的话。现代隐士则可以通过现代技术使得自己既处于社会之外，同时也处于社会之内。这在古代是不能想象的，也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意义。
这种社会意义在于选择的多样性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经历过很长时间对于个人生活完全无法把握的时代，无论是螺丝钉还是一块砖，每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有一个别人帮你设定好的位置，而设定这个位置的人本身也是被另外一些人设定了位置。整个社会在一个固化的环境下窒息了创造力与前进的动力。也就是在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的社会才进化到了可以让个人选择是天经地义的阶段，而且在物质上与精神状态上做好了准备。
当有些人在这种状态下作出了成为一个现代隐士的抉择时，就等于指出了另外一种人生的路径是可能的，由此更加强了个人选择与个人权利在社会当中的认同度，在某种意义上对于社会发展是一种具有推动意义的行为艺术。而且可以告诉其他人，很多东西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什么人间力量是我一定要奉承、一定要仰赖才能活着的。这与古代隐士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影响的范围更大、社会意义更深了。这是一种其他领域当中的“不合作运动”。
所以，当看到这些现代隐士的时候，让人心中涌起的未必全是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可能是改变社会的雄心，因为从这里可以知道没有什么能主宰我们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些训诫都是危言耸听的浮云。
年轻时保持基本良知
有一天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发在了微博上：“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道德底线定得太高不好，一个是生活会太艰难，二是还不知道世界其实很复杂，对错没有那么简单。年轻时保持基本良知即可，随着年龄增大、经验增多、社会资源更丰富，再把底线逐步提高。”结果被骂得很惨。很多人连看都不看“保持基本良知”这几个字，直接就认为这是我在教年轻人无恶不作，然后回头是岸。
这事儿倒是不太奇怪，因为咱这里的历史盛产不能达到的圣人，以及知道自己达不到、从而自甘堕落的庸人，就是少了知道自己的缺陷而努力做到自己最好一面的普通人。很不幸的是，一旦青年人受到了误导，往往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订立了一个高标准，当在生活里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那种底线迅速降低到没有的程度，还不如直接因为不懂事儿堕落的人呢，因为不懂事早晚会懂事，懂了一半产生的幻灭感，那就完全没有底线可言了。
这事儿令人感慨的地方在于，我这辈子活到40岁，见过最多的就是理想主义者与号称自己有道德洁癖的人掉进粪坑，而坚守最起码底线人的，往往不会堕落。正所谓坚守底线、往往游刃有余；道德高标，最终婊子牌坊。
这话似乎与喝酒没有关系，实际上也算是酒桌上的人生总结。我年轻的时候，往往因为争强好胜而高估自己的酒量，高着高着就自己信以为真了。而且年轻就是资本嘛，别说少数民族先天带着几分酒气问世，就是凭借着多年习武练就的好胃口，喝倒一般人还是很容易的。尤其当自己吨数超过某个指标之后，我们把体重除以酒精，就会知道单位体积所能容纳的酒精含量。
到了对于自己有着基本认识，并且承担了某种责任的时候，自然也就不会浮夸自己的酒量，如果岁数逐渐变大还这么喝，原本一天能缓过劲儿来的身体，必须要等到两天左右才行。这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认识，由此也能够认识到，当年觉得自己引以为豪的酒量，其实并非是真的知道能喝多少，更多的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而现在能够坦然说出自己不能喝多少，并且有了节制，是一种对于自己真正的自信。
可惜，有这种自信说不会喝酒的人很少，更多的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能喝，往往都是赴汤蹈火的路子。但只要您自己观察一下就会知道，凡是在酒桌上声称自己不能喝的人，往往酒量还可以，而且往往是整个桌子上在社会中最成功的几个人。
这就是提高自己的底线，脱离了单纯的拼酒与无意义的叫嚣，换得的是一种沉稳。不沉稳的例子还是有的。某人曾经跟着我们夜闯三家，闯到第三个的时候已经不行了，结果直接走到隔壁的房间挨个人敬上一杯。那桌的客人看来基本也是全部喝高，竟然没有发现这位并非是自己人，大家就这么吆五喝六地喝了起来。等我们想起去找这个以为掉进厕所的哥们儿时，旁边那桌基本都不省人事了。后来，当年同桌喝酒的人多少都有所成就，就是这位逞强到极致的人物，至今越混越惨。
所以说能够最终明白自己的基本底线在那里，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悬崖勒马的人才能得到最大的收益，逞强斗狠的人士，往往会倒在终局的半途。我是在几年前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才知道把自己酒量的底线提高，直到达到微醺的境界是多么难得，而说出“我不会喝”，是人生中最大的担当之一。
群众喜闻乐见就是个瞎话
据说咱这里对于文艺作品的要求之一，是“群众喜闻乐见”这几个字，但实际上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往往也是整肃的重点。网上曾有传说称谍战剧以及案情剧将被叫停三个月，对于小道消息我们应该是重视的，这次也不例外，没几天就有正式通知下达到了各大卫视，5、6、7三个月不播谍战剧与案情剧了。
关于这事儿请先让我们为编剧、导演、投资方默哀一下，在中国投资影视作品最大的风险不是艺术质量，而是各种政策风险，很多投资就是这么打了水漂。另外我们为群众默哀一下，因为喜闻乐见这件事再次被强暴了。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这个能放、那个不能放的指示实在是太多了，在我的印象里，上次是说很多情感剧不能放，因为涉及好多在某些人看来不太健康的因素，比如三角恋、不伦恋之类的东西，还有点儿小三儿什么的。问题是一个人循规蹈矩地谈恋爱、结婚、生子，最终买了块天价墓地幸福地死去，这种东西拍出来有人看么？生活没有冲突、变形，艺术也就没有了价值，这跟你是不是提倡正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但这个道理与倡导“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的人没啥关系，他们的职责从来不是考虑艺术如何，而是考虑社会风气、道德指数以及其他——其他属于那种不能言说的东西，你懂的。
为什么会如此？这个要从两个方面看，也就是说把“群众喜闻乐见”分成“群众”与“喜闻乐见”两个部分来看。
什么是群众？一般来说，群众就是指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堕落，但总是喜欢点儿俗事儿的老百姓。这么说吧，就是看《阿甘正传》会感动，但私下里也会看看三级片的人士。这原本应该是群众的定义，但在掌握群众定义的人眼里，这不算是群众。至于他们怎么定义群众是我们不知道的，就知道有时候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时候说被一小撮人蒙蔽的人民群众。实际上我怀疑群众就是个幌子，是拿来作为一个形容词的。
“喜闻乐见”这件事也是要看判断的，谁的喜闻乐见？在原来很难说到底是什么，但现在有了很是先进的收视率调查之后，群众喜闻乐见早就是一个一个数字了，想知道群众到底喜欢什么并不难，难在装作不知道什么是喜闻乐见，然后睁着眼说瞎话地指导着群众应该喜欢什么。
所有事情的重点就在于这个“应该”二字。咱这里的艺术还是其他什么都是领导们“应该”的结果。这么说吧，群众喜闻乐见其实不过是领导们的喜闻乐见，或者说甚至都不是领导们的喜闻乐见，因为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咱也都知道，不会比群众高尚到哪里去，“文革”的时候那些内参小电影就是证明。这是领导们觉得群众应该喜闻乐见的成果。
说起来咱这里总是抱怨得不了什么奥斯卡奖，想必都是被这种喜闻乐见剥夺了自由发挥能力、自由发表能力的结果。
以遮羞布爱国的荒唐闹剧
报载，在《功夫熊猫》上演时抵制行为艺术的赵半狄又出名了，这次是他把一贯摆弄的卡通熊猫弄成了时装，到巴黎做了个时装展示。其中，有“二奶”、“贪官”等形象。当然，一如既往地遭到了大量的批判，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卖国辱华”。大致的意思是说，这些形象在国内展示是没有问题的，拿到国外去就违背了“家丑不可外扬”的道德准则，并且把熊猫这么可爱的国宝打扮成如此，未免有损我国人的形象。
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把自己不好的地方展示出去就等于是卖国，要是把这些东西封锁在国内而别人不知道就算是爱国。这个论断能推导出一个很尴尬的结果，那就是闭关锁国的老佛爷慈禧是最大的爱国者。
而说起熊猫的国宝形象貌似遭到侮辱就大发雷霆，实在更是令人莫名惊诧了。记得中国的形象是龙嘛，啥时候改成熊猫了？再说龙这东西算是传说中的动物，怎么往它身上附丽美好的东西都不算过分，反正没人见过。把一个国家的形象寄托在一种真实动物身上并且感同身受，其荒诞几乎等同于上次章子怡小姐在海滩上行为不雅而遭到丢国人脸的批判。更有甚者，熊猫毕竟是动物，有时候做出的事比章小姐恐怕更不靠谱。我们的面子不是维系在女演员身上，就是维系在一种以竹子为主食、间或食肉的动物身上，想到这里，难免令人无语凝噎。
记得在电影《红高粱》刚刚上映的时候，其实也出现过这样一次争论。很多爱国神经绷得比阶级斗争都厉害的人跳出来说，这是一部卖国辱华的电影。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言论如下：“这是一部把中国不甚光彩与落后的面貌当作卖点的电影，是迎合了外国人那种好奇心与猎奇欲的东西。其导演完全是因为展示了这些才得奖的。”挺抱歉的是，现在中国电影提起来还真没几部能上得台面的东西，全仗着当年那几部卖国电影在撑门面呢。现在谁要再说这个，估计就会让人说成是神经病。
可惜的是，这种神经病从来就没有真正痊愈过。当年是什么样，现在换个主语一样的话就能再用一次。有时候你就很难理解，怎么这些人就跟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没有尽头呢？
从最简单的道理上看，一次一次感到别人在侮辱自己，除了很少的情况下确有其事之外，更多的恐怕是一种神经过敏。只有那种内心里极度不自信的人，才会认为全世界都是在说他。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碰到不少这样的人，在一个集体里生活，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任何漠不相关的东西在他看来，都可能是一种恶意。而这种人往往是这个群体中最弱的。久而久之，有一种精神病的名字倒是比较适合：受迫害妄想狂。同时，他会怕任何人指出或者知道他的弱点，一旦被指出，这人就会怒发如狂，这时候他就会像个迫害狂了。
在一个国家中，这种病症一旦发作，尤其是面对自己同胞时发作的话，卖国辱华的帽子肯定是最先飞过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不论在什么状态下指出本社会所存在的弊端与病症的，恰恰是医生、是真正的爱国者。而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指出这些的人就是卖国，就是侮辱了这个群体。溃烂之处灿若桃花嘛。
遮羞布不是爱国，夸奖伤口的红肿不是爱国，这应该是一个社会最起码的、最基本的道德诚实。以遮羞布爱国者，缺乏这种任何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素质。也难怪有人刻薄地称这些人为爱国贼了。用遮羞布爱国的话，恐怕这块布永远是扯不去的，而国是否能真强，也实在是一件说不好的事情。
努力培养奴才的礼仪
向过往的贵人致敬这件事古已有之，据说前朝某大诗人就曾经在某贵人的车马滚滚而过之后，亲吻了那有幸承载贵人车马的土地——按照这个做法，热爱土地就有了别的解释，而且礼仪这件事也就有了别的解释，至于到底是什么解释，我个人的理解是他挺不要脸的，别人怎么想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说最近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我的理解跟上面那事儿基本相同。报载贵州黄平县目前在公路上出现了一个奇景，不少中小学生在公路沿线行走时遇见车辆，都要停下脚步敬少先队队礼。之所以出现这么奇怪的景致，是因为该县的领导说“这是全县推广的礼仪方式，有助于减少安全隐患，也让家长和老师放心，对此过往司机表示感动，孩子们则称已经习惯了”。
我说了，这事儿我个人理解为挺不要脸的，不是说这些被强迫“习惯”的孩子不要脸，他们是无辜的，而说的是主导这件事的当地教育部门。我能理解的车辆与行人的礼仪之一，是车辆应该礼让行人，尤其是孩子。让孩子给车辆行礼还真不知道是个什么礼仪，据说这种行为能让司机有些感动，从而降低安全事故——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反正要是我看见这种景象非吓一跳不可，减少事故看来可能性不大。所以，查诸先贤，也只有那个崇敬地亲吻贵人车马痕的人物可资引用。除此之外，我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表示对此事的厌恶之情。
而且那张新闻照片也不能不让我产生生理上的不适：三个衣着破烂的孩子从低到高站在路边，向一辆黑色轿车行礼。老实说，我从来不算个有多少教养的人，礼仪这件事我从来是能躲就躲。要是有这样的事情在我车前发生，我倒是未必会感动，而是会请他们把手放下来，告诉他们说，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愿意的话请向我笑一下就好了，我当不起你们向我敬礼——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陌生人当得起孩子们的这种礼仪。
好奇心起，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县的基本资料，发现这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平均海拔高、少数民族众多。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到底是在培养孩子一般的礼仪呢，还是从小就传授对于财富的毕恭毕敬？
要求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向过往的车辆致敬，本身传达的意义可以不论，可能最直接造成的印象，就是向财富与强势致敬。对财富与强势致敬虽然经常能看到，只是这种行为不能这么赤裸裸地加诸在天真未泯的孩子头上。我们的社会已经给了富人很多的特权与方便，但这些东西毕竟还是需要富人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如果这种不用付出代价就能得到的礼仪成了标准格式，首先毁坏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平等。要知道，固然在财富程度上有差异，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共识，就是“人人平等”。这个平等是人格上的平等。
这种所谓的“新礼仪”要是被推广，真不知道培养出来的孩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除了培养出一帮合格的、对于财富与强势保持尊敬的奴才外，实在是没啥其他的意义。这哪里是礼仪？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跪拜罢了。
大家都会做算术
有时候解决生物学的问题，也不妨用经济学的视角去看。别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类才懂得数数，其他生物可能没发明什么二进制、十进制，但在进化的过程当中，都学会了用经济学的方式调理自己的生活，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如何更好地生存与繁衍下去。其实这也不奇怪，生存就是一场博弈，而博弈论正好也在经济学上有所应用，而且是很大的应用。
那咱们就从细菌或者微生物它老人家说起。《围城》当中方鸿渐先生从那时候的“西太平大学”——克莱登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讲座，那时候出洋留学的海归算是个新鲜物种，是要大家都过来看西洋景的。虽然方鸿渐学问确实没学到，书多少还是读了些，原本这事儿还真能应付过去，结果演讲稿丢失，只好就他记忆所及谈了谈鸦片与梅毒对于中国的影响。鸦片这事儿咱不说，梅毒这件事倒是可以说说。
梅毒是一种绝大多数情况下靠性行为传播的疾病，方鸿渐老师的意思倒不是讲梅毒的病理学，这个他也不懂，他的意思我记得好像是说15世纪梅毒从南美传到欧洲，然后西方人来到中国后把梅毒也带了进来，这病在晚期的时候能够促使某些患者爆发出创造力。医学上好像是有这个说法，这是因为感染脑部而导致的精神异常。但医学上还有一个说法，这是后来才发现的：梅毒对人体的毒性在数百年的传播当中，已经开始下降了。
其实这也不算个很奇怪的事儿。根据生物学家说，我们这几十万年的进化，其实一直是跟着很多病毒、细菌一起走过来的，好多细菌都被收编了，或者至少不会再捣乱。而梅毒这种东西在外界生存不易，在体外活不了多久，尽快把宿主杀死不符合它最大程度传播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毒性比较小的就被选择了。这个解释是不是靠谱很难说，但还有一个例子似乎也能印证。
经生物学家研究发现，急性痢疾的发病有一种规律，就是如果当地靠近活水之类的水源，则病毒的毒性明显提高，要是当地没有这种迅速传播的条件，这病发作就没有那么厉害。经济学家提出的解释是，因为有活水或水源的话，病毒可以很方便地大量传播，寄主的受害时间短、反应强烈对于它们是有好处的，而要是没有迅速传播的条件，则必然要选择毒性轻一点的，免得那位倒霉蛋还没到能传播的地方就死翘翘了。这就是说，在自然的选择里，早就存在着这种适应性的博弈，甚至在每一次疫情当中，都能找到自我调适的机理，而这种调适用生物学可以解释，而用经济学、博弈论来解释，也并无不通之处。
其实用经济学解释生物学的内容，最经典的描述还不是看不见的细菌，而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知道，很多动物都有断肢再生的功能，壁虎可以把尾巴断去逃生，海参可以抛掉内脏溜号，但基本上没人见过高等动物断肢再生的奇迹，唯一的奇迹是人类发明了断肢再植以及移植技术。按照生物学家的解释，这是因为高等动物的断肢再生牵涉的生理问题太多，无法进行有效的再生行动。按照某些跨界经济学家的解释，这就是因为高等动物一旦肢体折断或者少了某些重要器官，再生这件事实在要消耗太多的资源，而且很有可能在这种消耗资源而还没有达到目的之前，该高等动物也挂了。少个手指头或者爪子可能不会死，调动全身资源去修补倒是可能死得很难看。这就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值不值得。
有句话叫做“手里只有锤子的时候，看见什么都是钉子”，但经济学这个锤子在社会生活以及其他方面还是挺好用的，道理很简单，无论是进化的力量还是什么其他力量，无论是否有意识，所有的事儿归根到底都是这三个字：值不值。
酒场见人心
酒后吐真言这件事完全是真的，当事人倾心一吐为快，但其他人则实在是不堪重负，仿佛某个负担从此就落在了自己肩上。这事儿主要纠结在于，吐露的真言往往事关另外一个人，原本那是他们之间的事儿，现在就成了大家的事儿，到底说还是不说？那颗八卦心，从此不能平静。
第一次见到酒场上吐露真言，是在一帮酒友组团到北戴河腐败的时候。原本是个相当欢快的螃蟹局，各类螃蟹已经就位，大家也按照吃海鲜不喝啤酒的习惯把平时钟爱的啤酒换成了二锅头。酒过三十巡、蟹吃五十个之后，某人猛然涕泪横流地叙述他与太太之间的深情。平日里该人属于温文儒雅的典型，也是我们这帮人里最有文化气息者，娶的太太也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类型，少不得总在我们跟前秀一下恩爱。结果没想到看上去很美的事儿，背后往往都有一部难念的经。
等这位吐露真言、被送到医院打吊针之后，一帮酒友面面相觑，这事儿在我们心里烙下了深深的阴影。您看，原本我们认为天仙眷属的两位人士，在背后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以后看着这两位秀恩爱的时候，难免会想起这位现在躺在病床上打吊针的仁兄之惨状。有些秘密对当事人是负担，对不小心知道的人来说，估计也是某种负担。
后来这个事情被另外一次酒局化解了。话说当时也是喝多，席上正好有那两口子，某人喝多了之后实在忍不住把这个场景说了出来，并且点评曰：“你老公真是好人，跟这么个人还闹啥别扭？好好过日子就算了。”此言一出，几乎能听见满座的人都出了一口长气，这个秘密从此就不再是我们的负担了。据说两人回家之后日子还是继续过了下去，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爆料起了一定作用，这算是个美好的结局。后来另有一次，我们把另外一对出了问题的两口子送到医院一起打吊针，本来要分手的两人也是这么又走在了一起。真话是有好处的。
至于说考验人的智慧，往往就是喝酒的智慧了。喝酒这事儿对于很多人来说，乐趣并非全在自己喝多少，而是看对方喝了多少。在我们伟大的酒文化当中，灌别人酒的方式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某地上条鱼，头三尾四——鱼头对着谁就先喝三杯，鱼尾对着谁要连喝四杯——都是小儿科了。
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是去草原度的蜜月，关于这事儿有个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的景象：参加我婚礼的人有十多个穿的是冲锋衣、背着旅行包过来的，这帮人的意思是要跟我一起出去度蜜月。在他们的印象里，我出去就是玩儿，至于是不是蜜月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
草原人民豪爽好客，到了蒙古包里没一会儿就被连着哈达的酒碗灌下去了三碗之多，他唱歌我就要喝酒。三碗之后猛然醒过来，问：我唱歌，你喝不喝？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我连唱三首，其怪遂绝。
其实一直到现在我最佩服的一位是个从来不喝酒的人，他曾经端着一杯红酒去敬酒，回来以后一口没喝，而被敬的人分别都喝了好几杯。这应该算是最高的酒桌智慧。但此君的智慧没有圆满，回来后居然夸耀自己的忽悠手艺，然后他就悲剧了。得瑟是没有好处的。
人性经不起试探
总是有女大学生被包养的传说，这个传说大约是有几分真实的，但是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么多、那么龌龊。但这个传说到底有几分真实，前几天几个北师大的女生做了一个实验，她们在论坛上发帖求包养，标明了兴趣爱好年龄之类的事情，并且留下了电话号码。看来这个实验还是挺成功的，这些天里有十几个询价的短信。
据这几个大一的女生说，她们只是对这个社会不太了解，“媒体经常报道一些女大学生因为贫穷等原因开始慢慢堕落，想了解一下是否真的容易受社会诱惑，于是发帖”。这算是某种钓鱼的行为，不知道通过这种实验，她们对于社会与人性了解了多少。如果就是好玩儿也就罢了，但由此要是引发了她们对于社会、人性的某种过于阴暗的想法，恐怕这个实验就算是把自己给害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性的底线是轻易试探不得的。《圣经》有言：不要试探你的神。神是不可以轻易试探的，人性也同样不可以轻易试探，因为这东西包含的意义太广泛了，表现的形式也很多样，轻易地试探其底线，又是利用网络这种大面积众所周知的宣传手段，必然会让最不堪的那一面呈现在自己的眼前，而那并非是人性的全部，只是一种广泛宣传之下的沉渣泛起。
但这种沉渣泛起还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包养女大学生这种传说能够成为某种社会真相，除了确实有个别情况是真实事件之外，也算符合了社会大众对于很多社会事件的想象。在很多人看来，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为了不付出努力而得到好的生活，可以随时出卖自己的程度，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女大学生当然有可能被包养。任何一个严肃的、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这么看，但这个符合大众希望认知的事实。
著名的记者闾丘露薇说过，我们不能凭借印象来批评。这句话放在这里也同样适用。有时候对于社会的想象变成了论据，在并没有多少事实支撑的状态下，得到了一个自己所希望的结论。这种事情放大起来是相当可怕的。比如说邵阳的沉船事件里，网络传说有60个孩子死亡，与官方数字大相径庭。但如果我们看到那种船就会知道，即使超载也不会装够60人，哪怕是孩子。可就是有人用超载数倍的汽车、火车作为例子说事儿，完全不顾那种船并没有一个结实的船舱、所以不能玩命儿往里塞人而不掉下水这个事实。
凭借印象试探人性与社会有时候是有用的，这也是为什么常识如此珍贵的原因。但常识的取得必然需要一些专门的知识，然后才能形成一种正常的社会印象，进而用这种尽量不跑偏的常识来观察社会。
回到这件事上，在这样轻率的实验当中，真正打算包养大学生的有几个？接到十余条这样的短信，有多少只是为了好奇？如果把这种好奇、凑热闹的都删除，你能肯定的又有几个？而浏览过这个帖子的人有多少？这几个占了多少的比例？作为一个实验，这并非是在实验人性的善恶，而是给了自己一个搞晕自己的机会。
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道德底线定得太高不好，一个是生活会太艰难，二是还不知道世界其实很复杂，对错没有那么简单。这话的意思不是说让人无恶不作，而是在某些时候保持基本的底线与良知即可，并不需要像这种钓鱼实验一样，深刻体会人性的恶，从而变得似乎是看透一切。其实有句话我没说，很多年轻人在高道德标准的教育下，通过这种形式了解了最恶的一方面之后，那种幻灭感与虚无感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害。
君子与小人
我一个朋友去新疆参加某民族节日，按照他回来以后的说法，那节日没劲透了，跟各地整的那些各种神头怪脸的节日没什么区别，甚至因为地方偏僻，连规模都没多大，就是一些穿民族服饰的小姑娘在城门跳了一会儿舞就结束了，感觉很对不起自己的飞机票钱。既然到了平日很少有机会去的地方，还是应该去看看风景。这个小城有个公园，风景颇不恶，于是该朋友就走了进去。公园里有个小湖，像所有类似的公园一样，有船可以出租。虽然一个大男人自己在湖上泛舟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没事可做的时候，也不妨作为选择之一。
等到读完租船须知以后，该朋友直接就笑翻了。这个规定云：租船每个小时需要十元，如果晚还半个小时将收三元，不足半个小时按照半个小时计算。该朋友马上找到管理员跟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他只租一个小时的船，但实际划了两个小时才回来的话，那他只需要付十六元就可以了，比他正经租两个小时的船便宜了四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管理员张口结舌看着他半天，嘴里蹦出一句话：“你关内人吧？只有你们才有这种心眼儿。”（他们那里把内地人称为关内人）朋友说：“既然是制定规章制度，有这样的漏洞总是不好的吧？”管理员：“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人，要规章制度干什么用呢？”按照我的这位朋友的说法，他当时就“惭且退”，觉得自己想这么多是件很不好的事情，尤其是为关内丢人了，让人觉得关内人都是狡猾的狐狸，专门钻这种空子。
回来以后，这位朋友发表的感慨是这样的：他碰上一位维吾尔族版庄子。而且通过当地吃饭结账是自己报数等事情他得出一个结论，“大脑皮层的进化，源于欺骗——欺骗对手，欺骗同伴，以达成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智力的进化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的。没有牛虻，牛尾巴就不会摇；没有骗子，大众的智力也就不会进步。只要你一动脑筋，想达成某个愿望，你就是在盘算怎么骗人——大脑长出来，就是干这个的。但人是群居性动物，他天生需要别人。因此，每一次盘算都是一道多元方程：F（x）算是个人利益的话，你得考虑多个变量——别人、群体、社会什么的。此外，你还要在个人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战略利益和战术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列入算计的变量越多，得出的结果对你越有利。
最重要的是，这位朋友从经济学出发，推导出另外一个结论：诚信不诚信的，和道德不道德的完全扯不上。这只是个经济学的成本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不诚信才是常态，诚信才是变态。关于诚信的认真思考不应该是“某人为什么不诚信”，而应该是“某人为什么要诚信”才对。
按说这个观点确实有他的道理，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来说，当诚信的成本太高而不诚信又能得到很大利益的时候，在社会这个层面上，没人喜欢诚信待人。因为即使某人并不喜欢骗人，但当诚信的成本已经高到危及生存的时候，大多数人就会选择放弃诚信。
但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即诚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降低诚信的成本，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何提高欺骗的成本。
我们知道，这位维吾尔族管理员说“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人，要规章制度干什么用”的时候，其实是隐含了一个前提的。就是他把规章制度看做一种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东西。规则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规定大家做事情应该遵守的程序；一种是告诉大家什么是不能做的，做了会有什么后果。第一种不消说，那是一种共同生活的程序，第二种倒是可以说说。
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家都是君子，第二种规则根本就不需要，而既然需要第二种规则，就证明这个世界上即使君子是大多数，也还是有小人。根据我这位朋友的结论，人类的进化史其实就是在欺骗中提高智力的过程，把大家都想象成君子固然离事实很远，就是把大多数人都定义成君子，恐怕也不是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其实很简单。人是群居的动物，如果大家都骗来骗去而没有惩罚措施，我们的社会没有形成就会瓦解了，甚至在我们的祖先还在非洲大草原上的时候，就会被其他食肉动物吃个干净。所以，在用欺骗提高智力的同时，也用智力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就形成了规则。按照某些现代人类学家的说法，我们之所以能进化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足够复杂，在足够复杂中产生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规则。从这里看出来，至少从生物意义上说，事情跟人是不是君子其实没什么关系，也就是这位朋友说的，跟道德的指数没关系。
规则就是提高欺骗成本用的，或者说，好的规则未必能降低诚信的成本，但一定会让欺骗的人觉得成本太高，高到他不愿意支付的程度。也就是说，如果把诚信问题看成一个经济学问题的话，好的规则不是让人成为君子，而是让人不敢成为小人，做小人的成本太高。用政治学的话讲，叫做“好的制度让坏人成为好人，坏的制度让好人成为坏人”。
温和与容忍的国人
前两天看到蔬菜大幅度涨价的新闻时，由于做新闻的时间比较长了，马上反应出来的是这么一个流程：有司出来说“这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季节性涨价”，以及“严厉打击蔬菜涨价”，再以及国家统计局说的“蔬菜价格上涨1.5％”，蔬菜与消费者情绪稳定。我要承认，这里多少有些戏谑的意思，比如说这个价格上涨1.5％就是直接套用了统计局评述去年全国房价涨幅的著名数字。
结果没想到的是，这个随口的调侃竟然有部分成为现实。首先，确实有官方机构称这是季节性因素，其中还包括了天灾造成的价格上涨；其次国家统计局说，CPI指数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0.2％；最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人士表示物价的涨幅“比较温和，可以容忍”。
蔬菜涨价与国家统计局所说的CPI不是一回事儿，国家统计局所说的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即我们吃的、喝的、用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参考指标”，说白了就是物价涨幅的指数。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在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又一次出来表示涨幅不大未必是靠谱的事儿。因为不但吃的、喝的东西价格上涨，汽油等东西上涨的幅度也不算小，这种基本物资的上涨必然也会带动全体物价的上涨，就个人到菜市场以及超市的经验来看，要说只有区区的2.8％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不过，我等并不会计算CPI的数据，正如我们不会计算房价的涨幅、只能干看着那个去年全国房价涨幅1.5％的数据，觉得那是个统计学上的奇迹一样。
同样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奇迹是那句“比较温和，可以容忍”，这话因为没有主语，所以我们就只能猜测到底是谁可以容忍。这是说国家可以容忍么？想来国家是可以容忍的，即使这个涨幅也超过了银行的利息，大家存钱都是拿负利息，但这个对于银行没有多少害处，自然是可以容忍的。而为了保证经济的增长幅度，银行也不会加息来降低通胀的风险，国家容忍这个幅度的CPI当然没什么，即使实际上比这个高很多的情况也是可以容忍的。
而且我们从CPI的定义就可以知道，这些涨价都是老百姓承担了嘛，因为那都是老百姓的消费，东西涨价了你还不是要吃要喝？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说，国家也是可以容忍这个温和涨幅的。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涨幅是老百姓可以容忍的。这个大概就是“情绪稳定”的另一个表述方式了，实际上不稳定也没什么办法，毕竟每天开门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总是要过下去。菜贵了就吃肉，肉贵了就吃菜，都贵了就少买点儿，只要还能活下去，中国的百姓确实是很能容忍的。只是大概没人想到，在今天这个菜贵过肉的时段里，古代白痴帝王“何不食肉糜”能够真的实现罢了。
分析为什么涨价以及为什么统计数据的涨幅只有这么一点不是我这小文的目的，那也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我只是从这个“可以容忍”的话语上感到一点悲哀。我们承受着高昂的房价、高昂的油价，使用着最贵的移动通讯以及买着最贵的汽车，养活着世界上最庞大、比例最高的公务员人群，居然还能有这种情绪稳定的社会状态，谁能说中国人民不勤劳质朴呢？只是这个褒扬的代价真是太沉重了。
山寨精神是一种范式转换
“山寨文化”俨然成为当今的流行词汇之一，并且很可能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最终形成某种社会的风潮。围绕此行为的讨论也在不断展开，有两种意见正在交锋中。
其一是有人欢呼：山寨精神是一种平民精神，是带有颠覆与挑战性质的草根大众对于正统社会的反抗。另外一种自然是说，山寨不是一种平民精神，“山寨产品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而已”（秋风先生语），“毕竟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内涵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如果我们对‘山寨’过于宽容，如果我们的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繁荣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更难生长了”（葛剑雄先生语）。
应该说两者都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指出的是，两者都有偏颇之处，分别把“山寨文化”的某一面进行了无限的放大而最终得出了结论。欢呼山寨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者，是看中了其反抗既有利益的一面；而反对山寨文化者，更多的是放大了其破坏性与解构的一面。
所谓山寨文化本身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战后日本百废待兴，由于其为岛国而资源有限，最开始走的也就是山寨之路。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货如同我们前些年的温州货一样，是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当时他们的产品也大量存在着抄袭别人技术的情况。十年之后，香港、台湾也纷纷以此崛起，亚洲四小龙中，有哪一个不是凭借山寨抄袭而起家的？再其后十数年间，大陆的产品也凭此起家，至今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名牌产品与核心技术。
这就是山寨文化中经济方面的因素：在没有自己核心技术的状况下，任何一个后发国家或地区都会首先选择这条便捷之路。这也就是山寨精神的起源，没什么高深的理论，只是对于财富与发展的强烈追求导致的。
应该承认的是，这次的山寨文化风潮确实与原来的以模仿求发展有不同之处。这次山寨文化首先在手机等电子消费品领域出现，最初的意义并无多少深奥的地方。而把原本只是抄袭技术而产生的消费品上升到文化的层面上，倒真要拜这个时代所赐。
互联网的出现，导致了一场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其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改变，现在还只是渐露端倪。但从以往的传播方式发生重大转换的结果可以得知，这次又将发生的一种“范式转换”。书籍、报刊的出现，以及电视等传播媒体的普及，已经极大地改变过我们的社会，而互联网的出现与这些范式转换具有极大的不同之处。
我们知道，即使是在报刊、电影如此发达的今天，传播方式依然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经过编辑、主编、制片人等精英阶层过滤后的产品。换句话说，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经过很多人选择后给你的。互联网的出现，使这种从上而下的传播方式颠倒了过来，大众开始真正地生产内容，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一种信息传播的自组织形式已经开始成型。
山寨产品走到了山寨文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中体现出来的。本来山寨产品只是消费品，但在大众传播的时代里，被抹去了表层的意义，重新替换了精神的内核，从而成为了时代精神的代表。也就是说，山寨文化本身是一种“借壳上市”。消费品需要的是消费者掏钱，而山寨文化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文化产品全民狂欢，两者在经济意义上就已经开始了分道扬镳。
话说至此，以秋风与葛剑雄先生为代表的意见，明显是属于看到了山寨产品的器物层面，而没有对其进行其文化内核的思考，并且对于山寨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在我看来，山寨文化本身如同历史上其他发生“范式转换”的文化一样，开始具有颠覆性与反讽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每个大变革时代初期所必备的特征，不论是百科全书派的文艺复兴，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最开始都呈现出这种颠覆性与反讽的特征。
所以，从整个大的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更赞同为山寨文化欢呼的说法，当然，也并不反对两位学者对于山寨消费产品生产的某些批判。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完全不用如此对立。不过，山寨文化还有一个特质是必须指出的，那就是对于权威与既得利益群体的颠覆，往往是带有致命性的。
其实这是完全不必担心的事。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草根里也会出现精英，文化的传播或许变成了自下而上，但最终的结果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总有人会比别人更优秀。诸君如果有信心于自己的学养以及应世的能力，不妨——那个词怎么说来着？——淡定，更加淡定一些。
拖延症是种现代病
拖延症随着一首老外的歌曲而走入我们的视野，实际上这东西早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老实说，这病我也有。
就在我构思这篇专栏的时候，我起码已经看了两次微博，中间还去给没有喝空的杯子加水，给猫喂一个猫果冻，然后接着捡起思路继续码字，而这篇稿子原本应该晚上就交，估计要到早上才能到已经脑门上见汗的编辑手里。
原来我不这样，这样一篇稿子最多也就二十分钟完事儿，某报夜里十一点半评论的稿子被撤，当时给我打电话说十二点要签版后下印厂，我披衣而起，十一点五十交稿，一千两百字跃然纸上。要说质量有多高倒也不见得，只是这个速度基本上算是比较罕见了。现在我写东西绝对没有这么快。
这倒不是说文思如同堵了的水龙头，而是让人心有旁骛的事情太多。您看，社交网络兴起之后，是不是很多人吃饭的时候都不看同桌了，一人抱着一个手机玩儿命刷？各种即时通讯工具装上之后，无论你在干什么，往往会跳出一个小窗口跟你打个招呼。您说您要是有事儿也就罢了，没事儿就是想跟我扯两句，这算怎么回事儿？
注意力不集中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拖延病，而这种现象往往是现代社会的通病。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现代社会是个异常快速的环境，一旦脱节的话，后果可能相当可怕。等你习惯了零敲碎打干活之后，往往就习惯于把事情拖到最后再做了。从心里说，这是不想做某事的标志，宁可去零零碎碎地干点儿什么。
说起来这病是不是有改善的可能？很难。我们都害怕与世界失去联系，而这样频繁地与世界保持一种伪同步，又增强了某些厌倦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总是想放下什么东西、不做什么事情，直到这件事到了非做不可的程度。
要说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主要的方式就是断网、扔了手机，然后找个地方去颐养一段光阴。但这事儿在绝大多人而言完全不可能，或者说他们认为完全不可能。至于为什么，不是养家糊口就是有什么心愿未了，反正这日子就只能这样过下去。那就在拖延症里凑合活下去吧，反正拖着拖着这辈子就过去了。
天灾面前，我们不能道德绑架
这两天一开电脑，QQ群里就有人发消息说，国外的大企业没有捐款或者捐款的额度如何比不上中国自己的企业，还说姚明捐款很少，至少比他给美国飓风袭击的人捐的少好多。最新的消息是万科地产的董事长王石如何不堪，捐款捐的少了——当然，这是相比他的资产而言。言之凿凿的人，似乎是王石先生的管家或者会计师，对于他的资产了若指掌。
关于王石先生的资产有多少我没有概念，但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查查一些数据还是可以做到的。我选择了一个透明度应该比较高的事情来求证：姚明在美国安德里亚飓风期间到底捐款了多少。遗憾的是没有查到具体的数字，只是查到当时美国体育界捐款最高的是NBA明星加内特，120万美元；其次是马布里，100万美元。按照常理来讲，如果当时姚明捐款在100万美元这个额度，应该是在这个榜单上的。我初步断定关于姚明捐款的数额是个假消息，是有些人在无耻地、有意地制造敌人。
求证了这个以后，关于企业捐款或者王石先生的个人捐款如何就不用再求证了。即使那些都是真的，这种连着造谣与无耻一起发作的无耻消息，其基本的指向应该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这次天灾的时候，某些人希望创造出一些人间的敌人。
从道理上来说，人家是不是捐款或者捐多少，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尤其是企业行为，包含了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在其中。除了少数平时就有大量现金储备的企业外，其他企业未必能够在短期拿出大量的现金来。任何人都知道，钱是要在流动中产生效益的，把钱放在银行不是生意经。更何况还有人因为网易的老板丁磊捐赠的额度超过网易公司而指责之——网易是上市的公司，丁磊是不是能够完全做主都很难说。但造谣者或者指责者是不会管这个的。
要我说，这个事情在现在这个时候发生，是有其原因的。很多年以来，我们这里总是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希望找到自己族群里的替罪羔羊，也就是找到自己人内部的“敌人”。如果没有，很多人就打算创造一个。这次的反应也不例外。就像在一群老鼠面对洪水时，先要咬死同群的其他老鼠一样。
这种行为是我最不能理解的行为之一，甚至无法为其找出任何理论上的根据。通常来说，如何处置自己的资产是个人或者企业的行为，即使是从社会获得了这些财产，应该有责任回报社会，这也是一种道义责任，而不是一种强迫责任。更何况人家不是没有捐赠，而是没有达到某些人心目中的数字就被撕咬，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有时候我在心里很恶毒想，不知道这些撕咬别人的人，自己到底捐赠了多少？他的行为是否配得上他那伸出去的满口利牙么？
所以，我看散布这些消息的人完全是混蛋。在对抗天灾的时候，难道还非要抓出几个对立的敌人不成？怎么有些人非要有个对立面或者谴责的对象才舒服呢？没有这个似乎就不能显示自己的道德优势么？这种人为制造的敌人，对我们应对天灾有任何的好处么？还是因为没办法坐着神州几号冲上天去把老天爷暴搥一顿，从而需要在人间找几个替罪羊？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绑架，是一种不但不利于救助灾民，反而会添乱的行为。这种道德绑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指责已经做了贡献的人为什么不做得更多，看上去理直气壮和富有煽动性，其实是用道德高标与谣言堆积起来的，没有任何可信度。
这种道德绑架最大的破坏性，就是造成一种苛求的气氛，慈善已经不是慈善了，而是一种攀比。在慈善行为中还要造成一种谴责与恐怖的气氛，真是不知道散布这种谣言的人是怎么想的。
我一直希望平心静气地与这些人讲不能道德绑架与不能自己树立敌人的道理，但是很遗憾的是，总是忍不住讽刺这种人几句。或许我篡改一下某位美国总统的话试试看，看能不能让这些人清醒过来。这话原话是这么说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在这里我改成这么说：不要问别人为天灾做了什么，要问问你为同胞做了什么。
对于欺诈的迷惑
骗人总是不好的，这个道理似乎谁都知道，但这个世界上又有善意的欺骗与谎言，这个如何界定，有时候对于我们的价值观来说是个考验。有件事儿到现在我个人还有迷惑，不妨写出来看看。
网上出现了一个“卖身救父”的事件，是湖北十堰市竹溪县某位遭到打击报复的举报者“女儿”所为。这位举报者被一纸公安局的文书送进了精神病院“疗养”了14年，网上的这位“女儿”号称谁要能救出父亲就以身相许，还有年轻貌美等字样。结果此事迅速传播，各个媒体纷纷赶到事发地，这位被精神病的举报者获救。但策划此事的人出面承认，并无这样的一个女儿，这是一个为了吸引注意力的策划而已。当地政府很气愤，说这个行动是欺诈。
要说是欺诈当然也无不可，毕竟并无卖身救父这件事，只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某种手段。但这种欺诈到底是为了什么？很简单，要说是某人因为举报贪腐而遭到打击报复的话，神州大地比比皆是，而精神病院与看守所、劳教场都已经成为这种行为的收容地，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关押过。不但对于公众来说已经司空见惯，媒体也会觉得这并无多少新闻性可言。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士打算卖身救父的话，新闻性是相当显著的。
很不幸，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事实。大众的关注确实具有正义感，但正义感也是会麻痹的，就像总是被打在同一个地方，久而久之这个地方从疼痛到麻木、再到坏死，最终有可能必须摘除。但更为不幸的是，这个地方是我们社会的良心，一个社会的良心麻木了之后，整体的堕落恐怕就是唯一的下场。从一个人自焚引发全国的愤怒，到几个人自焚大家都觉得不够刺激眼球，走过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欺诈的手段唤起好奇心以及关注，到底是不是一种欺诈？即使这是一种欺诈，这又是不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呢？这种行为是否能够被原谅？如果被原谅了之后，是不是会导致另外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发生？比如说社会的诚信以及新闻价值的背离，是不是会遭到损害？
这个问题目前我没有答案，这个答案可能在每个人的心里。但如果我们看看是谁来回答这个问题，说不定会有一些东西能够解开心中的疑惑。
实行这次打击报复的竹溪县政府认为这是欺诈，而把一个健康人关在精神病医院里算是什么行为？这已经不仅仅是欺骗其家属了，而是赤裸裸的犯罪。也就是这个县政府，居然还能振振有词地说出“欺诈”这个词，真是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窃国大盗没有资格说别人是乱党，就像强盗不能指责贼偷了他的“劳动成果”一样。如果我们再说远一些的话，这种遍地被精神病的状况是谁造成的？这样麻木的社会是谁的成果？
您看，如果我们跳出这件事本身而看到某些共性的话，大概对解开这个疑问还是能有所帮助的。
在互害的世界里做一个好人
如果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大概可以称为是一个“添加剂”的时代。各种食品里有添加剂，前段时间有人统计过，一个成年人每天要吃下数十种添加剂；各种思想里有添加剂，但这个不能多说。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物质食粮上来吧。
最近比较热门的添加剂是“膨大剂”，给水果用的，据说用了以后可以让水果长得很大。结果有媒体爆料说，这东西用了之后很多瓜农种的西瓜大过头，直接就爆裂了。这条消息出来以后，哪怕是某位农业专家以及某家据说从来没有说过假话的报纸进行了辟谣，称正常使用“膨大剂”不会造成任何后果，最为直接的后果还是使瓜农受到了损失，被逼无奈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利用微博这种最新的传播方式去推销自己肯定没用膨大剂的西。大家也纷纷表示同情，无奈这个似乎并不能上淘宝网，也不能问一声“包邮吗，亲？”
大概对于这种添加剂的不信任还是有点儿深层原因的，主要可能是因为害怕。咱这里的主要思维模式还处于“接触巫术”的阶段，“以形补形”之说目前还是一种可以被认可的思维模式，这点从各类壮阳药物能看出来，基本都是以形补形。其实要这么说的话，长条茄子大约是最为壮阳的东西了，有人把这种状态表述为“法国长面包的壮阳功能”而揶揄之。膨大剂既然能让西瓜膨胀得裂开，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可惜的是，当初用这个的人没想到把此物用在香蕉上，不然说不定还能畅销呢。
还有一个原因是对于各种添加剂的不信任。纯天然是个在全世界都流行的词汇，放了添加剂当然不是纯天然的东西。但实际上添加剂或者各种人工的育种，早就改变了所谓纯天然的面貌，如果没有各种添加剂、农药、化肥，恐怕这个世界早就不是现在的样子，而食物的产量、运输、味道都会出问题。单纯地对纯天然顶礼膜拜、对添加剂义愤填膺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说明我们还不能正视这个世界的真相。
但这个世界、至少是我们这十几亿人口生活的世界还有另外一个真相，那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当中添加的任何东西都不信任，而且根本无论这些东西是好是坏。这种担心并非是没有道理的，这么多年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们，在这方面做到极致是咱这里的本性，并且很多生产者是完全没有顾忌地往食品中勾兑任何可能让产品更好卖的东西。
有人把这种社会成为“互害社会”，意思是说即使你不吃自己制造的东西，但别人遵循同样的路径制造出来的东西你总是会吃吧？大家就在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的状态下，成为亲亲热热、相互谋害的团体了。现代社会就是这种高度分工、相互供应的链条，一个链条出问题还好办，很多链条环节出了问题，整个链条就会全部感染。
而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做一个好人成本是很高的，哪怕是膨大剂本身没事，你也不打算用膨大剂制造更为壮观的西瓜，但是没人相信你，普通商品还能通过品牌来区分是不是有三聚氰胺的嫌疑，这样的大宗无标识食品，根本不能进行识别，那就只好都不吃了。
所以，在一个互害的社会当中，做一个好人是成本过于高昂的事情，这种成本会把所有人都逼到必须作假的地步。良心这东西在很多地方是普通消费品，在咱这里确实过于昂贵了。
裤子可以不穿，面子不能不给
一直以来，我们认为1月14号的“世界无裤日”基本是一个传说，就像推特啊、脸书什么的，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时候从网上的图片里看看西洋镜。没想到上海也加入了这个活动，于是上海的好市民们就在自己城市的地铁里发现自己与国际接轨了。当然，干这事儿的基本是老外，估计以后应该有不少国人加入。
查了一下这个“世界无裤日”，发现这是一个为了增强生活情趣而发起的活动，2002年发端于纽约。纽约的气候真说不上四季如春，但纽约人不怕冷也算是有名的，似乎年年参加的人数都有增加。
说起来咱们这里总是以礼仪之邦自居，这事儿是不是算在礼仪范围之内，在现代社会有点儿说不清。身体露得太多肯定不符合我们这里的习惯，但对于境外户籍的人士优容有加也是个一直遵循的礼仪，比如说日本人在某地丢了车，没过几天就给找回来了，您要是丢了车——哪怕是汽车——估计就没有这么好命了。两种礼仪走在一起，让我们遵守哪一种就很难说了。
从目前的状态看，由于这事儿以外籍人士居多，上海有关人士也就没管，只是提醒这些人小心冻着，体弱者不宜。上海是个比较开放的城市，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强，说不定明年真有我同胞不顾礼仪仿效此西洋邪路，有今年的前车之鉴，大概也不会有人出来说三道四了。不过，这事儿也难说，我们内外有别的做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管不了外国人还管不了你？
其实我倒是想说一下，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各国确实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纽约大街上也不是随时跑着裸奔的人吧？入乡随俗是客人应该尽到的礼数，虽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让大家都有个惊喜也不是坏事，但能够不这么刺激别人视觉，未尝不是做客之道，也算是给点儿面子嘛。
当然，如果法律没有禁止这种行为，我个人倒是很欢迎这样的行为艺术走入我们的生活，毕竟这也是开放之后的特产。明年记得提醒我，到这一天的时候不开车了，专门坐地铁去。
没有人会真正冷漠地活着
日前，广州市文明办公布了第四届道德模范奖名单，其中“见义勇为”类10名获奖者全部是公交的士司机和保安员，籍贯多为外地，再度引发“广州人情冷漠”的议论——这是报纸上的词句，我在这里全文引用，是觉得这段话言简意赅、指向明确，已经没啥好说的了，除了这个议论实在是不知所谓之外。
其实见义勇为者大多是从事这三种工作的人士，并不能得出广州人情冷漠的结论。原因很简单，在这些工作当中，公交与的士司机的工作让他们每天都在街面上奔走，遇到各种突发状况的时候比较多；保安员是最接近管理社会秩序的专业人士，很可能第一个到达现场，并且有一定的训练。这几种工作比较辛苦，广州本地人可能从事者不多。所以，从基本的统计学上来说，这很有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而并非是广州人情冷漠。
关于人情冷漠这件事也并非只有广州遭此恶名，自从那个搀扶老太太反而被判赔偿的案子之后，至少不下于5次曾经在报刊上看到相同的新闻，基本情节都是某人摔倒在地而无人问津，甚至另外一个版本的“彭帅案”前段时间又上演了一次。这是不是说明我们这里都是人情冷漠了？
还有另外一条新闻倒是值得很多人想想。有位老者前些时候也是摔倒在地，确实有人旁观，但这并非只是单纯的旁观，而是具有合理理由的。其中一个理由当然是怕被赖上，更多的理由是老人摔伤之后最好不要移动，而是应该等专业的医生来处置。同时，有人从店里拿来衣物盖在老人身上。
从这种事情的出现可以看出，很多时候并非是人情冷漠，而是我们的社会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理性，也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专业化的态势。试问一下，如果现在有突发事件而自己觉得无能为力，有几个人不会拿出手机来报警或者叫救护车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由于与古代的熟人社会不同，更多的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看上去似乎人情没有当年那么浓厚。实际上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是大家把原本由民间自发的互助行为交托给了专业分工不同的机构而已。用熟人社会的道德指向来衡量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虽然得出人情冷暖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是毫无意义的。
陈志武先生出版的畅销书《金融的逻辑》当中，对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从经济学上说，古代的人情味道厚重，其实是社会成本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被模糊化，最终成为一种道德的准则。这不仅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分析工具，更重要的是，那种道德维系的成本在那个时代相对的约束性高，而且容易得到大众的遵守，从而进一步降低社会成本。
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最好不轻言什么世风日下、世道浇漓，你很难说清目前阁下所“使用”的到底是现代社会还是古代社会的标准。而一旦用上不合适的说法，这道德就成了打棍子，大家就都被某种罪恶感所折磨。问题是没有人会真正冷漠地活着，只是这种热情的表现手法与方式在进行着转换而已嘛，何苦与自己过不去呢？在我看来，在社会的转型期，固然应该奖励见义勇为者，但不要轻易去探究所谓的社会根源。
在“全民弱势”的背后
弱势群体一词现在挺流行的，原来这倒霉名词说的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徘徊在贫困线边缘、就业不稳定、容易失业、工作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的人。再加上点儿收入虽然不低，但在社会上风评不佳的社会边缘人，一起构成的这么个社会阶层。说白了就是那种要不然是穷人，要不然是被人歧视的人。
但您看现在用这个词的场合可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基本上谁都在用。某报刊文《收入差加大致国民弱势心理蔓延》，其中说到不但是出租司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街头小贩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就连记者与大学教授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觉得自己是弱势的心理在社会上蔓延，几乎到了人人皆觉得自己是弱势的地步。而这个原因则在该文中被归结为收入差加大，所以大家就都觉得自己弱势了——原来在人家看来，弱势心理就是财迷的嫉妒啊。
要我说，这篇文章又像一位庸医一样，一眼就看到了肌体上的烂疮，然后说这是因为感冒所引起的，而最终开了一包“泻停封”。收入差加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贫富差距加大罢了。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怎么能导致人们觉得自己是弱势呢？如果这个逻辑用在赤贫阶层上还说得过去，这种感觉怎么能蔓延到几乎所有社会阶层中？
过于贫穷当然有弱势心理存在，但只要是到了一定的收入水平或者社会地位，按说这种因为收入差距带来的、类似于自卑与危机感的情绪就没那么强烈。因为即使我买不起游艇、住不起五星级酒店，也不会觉得在社会生活中我没有自己应该具有的权利。在一个经济已经开始如此发展的社会，解决了基本温饱、甚至出现了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之后，这种弱势的心理应该渐渐减少才是，毕竟很多有着弱势心理的阶层都有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按说应该具有了更大的安全感，没想到我们这里倒是反过来了。
之所以如此，与收入差距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而是在个人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大家才觉得自己都是弱势群体，自己的生命、财产与尊严随时可能被剥夺。那个温饱的、安全的环境，随时有可能不属于我们，就像强拆一样。猪长得再肥，面对屠夫它也只能是弱势的。
而且这种弱势心态不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压迫感造成的，而是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在某一方面是强势，但在某一方面又是弱势。最好的例子是前段时间爆出的为了拆迁而受株连的被拆迁户的公务员亲属，不可否认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强势的，但在这个时候他们又是弱势的。
这种全民弱势的社会环境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基本权利的保护，今天是我侵害你、明天是你侵害他、后天可能就轮到我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这个网络，早晚都能尝到滋味，然后大家就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
在这个每个人都是猪、每个人也都可能是屠夫的环境下生活当然是件挺痛苦的事儿，让该文一说，这种源自体制深处的不安全感居然还变成了财迷的嫉妒心态，这事儿当然挺不靠谱。为什么会如此？这大概是因为有些原因是说不得的，只好找个最不关痛痒的理由，或者更离谱一点，就是误导大家把愤怒集中在所谓的有钱人身上。其实您看曾经的首富黄光裕，他现在自己都在坐牢呢，他难道不是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