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结束了，几百万美国大兵乘船从快要炸成废墟的旧大陆返回他们的家乡，那片大体上完好无损的新大陆。丘吉尔说，一道铁幕，切断了欧洲。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美国联邦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还有退伍军人管理署，一道为战后回乡军人的生活进行了规划。基本上，联邦政府决定，为大约1100万座将要兴建的单门独户郊区小房子提供抵押贷款补贴。在当时，这些抵押贷款的月费，居然低于一般城市里一套普通公寓的月租。毫无疑问，相当一部分这些小房子的业主，将是归国的军人和他们新成立的小家庭。到了1956年，朝鲜战争早已停息，美国联邦国会又通过《跨州高速公路法案》，由联邦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修建大约8万公里的新高速公路。
两个纯粹国内性和经济性的事件，标志着美国中产阶级大众日常生活走向大面积郊区化，也标志着传统美国中小城市由繁荣转向萎缩、退化和荒芜。在当时，还有以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谁能够预见到这个变化对日后全人类的深远影响：从生存空间的新型设计、视野空间的缓慢切割，理想生活的规整想象，蔓延到集体情感、心理健康、政治话语，以及生态危机等诸多方面无可逆转的变异。
最常见的风景，是那一排排基本雷同的小草坪、停车库，还有一家一户的小平房，或者小楼房。有时候，面朝着马路最显眼的，不是通向房子客厅的小白门，而是车库正前方两扇自动开闭的大黑门。角落里堆着两三个万圣节留下来的、挖成鬼脸模样的大南瓜。马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亦不容易找到可以延续一两个街区以上的人行道。路面上的沥青似乎是上个星期刚刚铺上的，四周蔓延着寂静，整齐，陌生，空旷。在无数个好莱坞影片的辉煌结尾，当战胜恐怖分子的金发英雄从远处归来，迎接他的，是妻子、孩子，还有这样一条洒满了枫叶的街道，这样一排白色或者灰色的房子。倘若你的旧友、同学、弟妹，或者老情人已经在美国安家，你也许听他（她）谈起过首付的比例、30年的贷款、学区税、厨房的面积、堆积如山的学位，还有含辛茹苦的工作生涯。你那位已经在美国漫无边际的郊区买了数栋房子的老朋友，可能还会骄傲地对你说，房子所在的社区里，没有黑人，没有墨西哥人，只有白人。当然，也还有某种朦朦胧胧、欲言又止、黯淡而且无奈的片刻。你的老朋友吞吞吐吐地说，美国的郊区，真是枯燥，真是寂寞，真是无聊啊。那是一种无始无终的憋闷，如同高速公路一般铺开、伸展，用汉语或者英语的任何词汇都无法准确地形容。但是你未必很相信你的老朋友，因为可能你自己也去过美国。你亲眼看过小树丛、小马路、小楼房，到处绿草荫荫，晚秋的凉风沁人心脾。跟中国的城市相比，过上这种日子，不枉为人一生。
严格地说，这种类型的社区，被泛泛地称为郊区（suburbia），并不准确。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种逐渐覆盖了美国境内85%以上人类居住区域的新型社区，非城，非乡，亦不宜在真正意义上被称为小城镇。或者，算是对城市和乡镇的双重抛弃吧。因为彻底地依赖私人汽车和高速公路，也因为一切都来自预先的严密设计，过分规整的居住区域同集中组合式的购物中心相互隔绝。步行出门去逛商店或者买一杯咖啡是尴尬而且危险的，必须穿过常常是空无一人并且没有人行道的马路和草坪，冒着被快速行驶的大型越野车撞倒的危险，还要穿越高速路和望不到边际的停车场。上班和谋生的地点往往在住处150公里以外。这种情形，不是少数的例外，而是习以为常的惯例。标准美国式郊外社区：一种奇特的、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生活形态。当然，它仍然还是一个令世界上许多人习惯性地羡慕和向往的生活形态。
在世界历史上，因为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被连带创造出来的生活形态有许多种。比如，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19世纪的欧洲小镇；又比如，中国的北京，曾经有过西城往外的空军大院、海军大院，以后又有过所谓的“向阳院”。今天，盖起了十几层、几十层的高层公寓，有人将它叫作“高尚居住小区”。还没有太多的外国人长期定居中国，如果有的话，他们多数要选择北京、上海或者广州。无论如何，除却物质的便利，那两三个大城市里，更有接近中心的感觉。同类的外国人多一些，各式各样的人多一些，工作事业的机会多一些，交谈的对象也多一些。然而其他国家的人移民美国，情况则不同。绝大多数的人并非都前往纽约、旧金山，或是洛杉矶。人们的选择包括东南西北各个州。而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说，他们最终的落脚点，基本上不是某一个中小城市，而是那四处蔓延、分不清太多地方特色的郊外社区：成排而且相似的小房子，连锁店，加油站，购物中心，新铺的、车来车往然而空无一人的街道，富裕的，荒芜的，寂静的，已经实现的美国梦。
从空间和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一个城市总归有一个中心。比如北京的天安门、上海的外滩、华盛顿的国会山，印在明信片上，成为一座城市的象征。假如说那座被人们贬称为什么裤衩的双头大建筑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那么，对于北京甚至是整个中国，便不单是一个审美趣味被侵犯的问题，而是根本灵魂与个性的切断。地点与设施的排列，不但满足日常生活的功能，在心理和情感的意义上，也给予人一种内心的安全、交融、投射、对应和归属。比如在山野里，狼和老虎每隔几十米，就在树边撒一泡尿，做一个标志：这儿是我的领地。印第安人唱的歌里，有他们熟悉的山林。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里，有莫斯科内城的环形路、浅黄色的院墙，和叮叮当当响的有轨电车。我从来没有读到过一行美国人写的诗，提到过他（她）那个郊外社区的加油站、公共图书馆、购物中心、梅西百货、奥特莱斯、小草坪后边的篮球架，或是中学教学楼外面的棒球场。唯有格特鲁德·斯泰因说：在奥克兰，没有一个叫“那儿”的地方（There is No There in Oakland）。何至于此呢？
地球上有几百几千座人类修建起来的城市。有些著名的老城市，它们富裕，典雅，幽美，浪漫，或者也过于昂贵。还有更多的城市，它们拥挤，单调，或丑陋。恐怕，绝大多数不美而且贫瘠的城市都在美国以外。可是，每一座华美或者凋敝的城市，都拥有一个自然延伸的空间节奏。这一个节奏里，包含了在杂乱的历史中自然演变而成的参差，视野，色彩，噪音，以及某种共同记忆的混合。当然，这里还要包括当地的居民所拥有的某种微妙并有别于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神态和气质。美国的郊外社区，在上述所有的方面，都服从一个预设的规划，服务某一项预设的、单一的，并且基本相互隔绝的功能。就算是在某一个“文化”的、“怀旧”或“高尚休闲”的社区，亦同样存在着明显而且刻意的设计，不可能提供奇遇或惊喜。退一万步说，抛开城市和文明，设想一片原生状态的荒野：一堆杂乱无序的树木，杂草，干涸的小河，一片无法解释的空地。根据我拥有的极其有限的生物学和植物学常识，也可以推断出来：在无序无章的草木、泥土和空旷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广阔、微妙并且几乎是不可知的鲜活秩序。它照顾着每一个物种存活和呼吸所需要的极其复杂的气温、光线、水分和土壤的条件。由此我们可以明白：美国郊外社区最根本而且无可救药的缺陷，在于它不可能给它的任何一位居民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家乡感。在它的各个高效率打造出来的板块之间，不存在有机的融合与对应。一位美国建筑学家说，那些地方，像一盘煎蛋饼。唯一的麻烦是：蛋是生的，香肠是生的，蘑菇和番茄也是生的，再怎么煎、摊、炸，也终归只能是生的。因为家乡是一个用技术、政治或经济概念所无法衡量的内心能量，它连接起我们各自所熟知的语言、记忆、泥土、树木、房屋、天空，和一份无边无际的、囊括整个生命的情感。
过去二三十年的中国，无疑变化十分迅速。其外部环境和集体内心状态的变化，与美国的郊区化不可作简单的对比。但无论如何，这二三十年来移民美国的不少中国人，经历了从中国到美国的家乡在地球上、内心中的双重毁灭。所谓融入那个子虚乌有的“白人主流社会”，其实只是心理弱势的群体给自己臆造的集体错觉。
倘若美国梦是一张明信片，那么一栋一栋的郊外小房子，就是印在上面的标准图案。这是一个开疆拓土的国家，人们习惯了不往后看。“二战”以后的美国，在对外方面，领导了一场针对苏联的“冷战”。而在美国国内，在经济和日常生活层面上，真正从质的意义上改变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命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社会变化，其实就是全方位、大面积的郊区化。谈到“冷战”，从前那套话语系统中熏染出来的学者们，总要谈到“铁幕”、哈耶克、投票权，如此等等。很少有人建议另一种更为庸俗但是更令人信服的可能：真正推倒苏联的，不是别的，正是那一排一排印在明信片上的小白房子。事实很明显：从1989年到今天，掌管大众情感和想象的，不再是意识形态或宗教的符号，而是动画广告一般的特定生活形态的召唤。贵族式的，由音乐和诗所装饰的历史图腾，理所当然地归入了博物馆。今日的所谓艺术家，基本上成为彻底无足轻重但有时获得彩票式报酬的广告演员或喜剧演员。掌管生活形态的是指数、信贷、大众消费、资源的开发，还有精通上述这一切运作模式的一小群专家和操作者。他们像冷兵器时代的将军，责任重大，权倾一时。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还是这一个由复制、销售和开采行为所构成的人类统一大教会的牧师团资深成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它的赞美诗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并购、增长点、套利、杠杆、资产负债率、开发区等新词汇组成。2008年9月，债券、股票、指数和外汇市场发生雪崩。人们讨论灾难的由来，由中国的外汇存底追溯到谁也弄不懂的信用违约互换；由价值运算深不可测的证券化抵押贷款，追查到千千万万渴望拥有自己的住房并拥有美国梦的打工仔。无数个银行拍卖的大牌子插在刚刚修剪的小草坪上，从南加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到其余47州星罗棋布的无数幢郊外小白房子前面。
在危机爆发之前，我又去了我已不再深爱的老城市莫斯科。我没太注意城里那些夸张而且格外昂贵的商店，直奔基辅车站，搭乘小火车，去了别列捷尔金诺。对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还有印象的老朋友，都会知道那个地方。10年前，我第一次去那里，正赶上下雪。好不容易找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墓碑，又去看了作家的故居兼博物馆。印象最深的是已故诗人书桌前窗外的视野。广袤无垠的土地，枯竭而密集的树枝，压着厚厚的雪。我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从书里想象的世界。然而，这一次，情况不同。在小火车站上，我看见俄文写的大约是“高档艺术化住宅区”的招贴广告，便知事情不妙。走了20分钟，到作家的房子前面，看见十几辆推土机，还有堆积成小山包的新土。还有5幢、15幢大宅子的骨架，正挡着帕斯捷尔纳克那个藏在树丛后边的褪色的旧居。新房子的设计和南加州、南佛罗里达州的模样没有差别。生活形态的召唤和复制，或是意识形态的古老暴政，哪一种更厉害、更强大，或者说更具有毁灭性，不问可知。
好奇性大大减少了的我，又回到已经走到一个周期末尾的美国。我注意到四处都有大减价的房子在拍卖。于是，在一个干涸、衰竭和泡沫破灭时代的起点，我成了仍然绿草茵茵，不过缄默并且十分黯然的美国郊外小社区一名谦卑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