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的外交政策非常稳定，代代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塞缪尔·霍尔爵士近日这样评价道）。概括地说，这一外交政策是基于权力平衡的理念，不列颠主宰了这种平衡。“我们所有最伟大的战争，”奥斯丁·张伯伦爵士曾指出，“其目的都在于阻止某种巨大的军事力量主宰欧洲和控制英吉利海峡沿岸和低地国家的港口。”特里维廉（旧译作屈威廉——译者按）曾说过，“自都铎时代以来，英格兰仅仅将欧洲政治作为确保自身免受侵略及实现自身在海外战略的手段。”近代，按照这一方针，英国在法国比德国强大时支持德国，在德国比法国强大时支持法国。战后，国际联盟已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便利机构。如果国联未能实现不列颠的目的，不列颠就会无视国联的存在。1919年，不列颠很精明地使英联邦自治领（和印度）作为独立国家加入国联，自此，不列颠总是能够支配国联的决议。战前，不列颠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是：不因为设想的未来意外事件而对欧洲大陆国家采取任何行动。作为权力平衡政策的顶点，洛迦诺公约改变了这一状况。当然，所有考量都受到“不列颠治下和平”政策的左右；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不列颠渴望和平。制裁危机出现后，正如沃尔特·杜兰蒂所述，“不列颠反对战争，甚至到了不惜使用武力以阻止它的地步。”
还应提及另一个非常有趣的次要因素，该因素为欧洲大陆观察家带来了许多困惑。不列颠甚至将外交政策视为一种游戏。对德国和法国而言，政治是你死我活的事情，而不列颠与这两个国家不同，它能够在复杂的外交事务中保持高度的超脱。欧洲是个舞台；舞台上的戏也不过是一出戏而已。如果有人错过了自己的提词，或者说错了台词，普通的不列颠人总是认为这出戏仅仅是一次排练，可以再演一次——到时会演得更好。
外交部的人大略分为两种。一种是亲国联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希望通过一种集体安全体系使德国与大国们合作，他们将战争视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恐怖；对他们而言，阿比西尼亚危机就是欧洲道德法则的崩溃。另一种主要以年长者为代表，他们很乐意给予国联一点自由，不过不相信集体安全原则的效力，反而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1）强大的海军和（2）孤立主义政策。这些人的观点足以鼓励德国，因为孤立（即不干涉欧洲）相当于站在德国一边。
（彭萍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