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美的语文
几乎没有纯粹的听众，每个参与者都是讲话者，每个讲话者似乎都有很多话要说，听着听着，有的听众可能嚎啕大哭，每次发言都是在主持人不忍的提醒中忍痛结束，时间一再延长，上午的会可以开到十二点半，下午的会一点开始，可以一直开到六点，而所有参会者始终认真听讲，没有中途溜号的，也没有借机说话的，我很久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了。
那天晚上接到会务组的电话的时候，我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由王瑛女士与共识网联合举办的“寻找民间的马小平暨第一线教师的声音”会议于9月7日至9日在北京西山大觉寺举行，会议邀请了德高望重的钱理群教授、王尚文教授、杨东平教授、傅国涌先生，还有马小平老师的同事、学生以及马老师的女儿，另外还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了六位老师，这六位老师是钱老多年来在民间找到的马小平式的老师，而其中居然就包括我。
钱老是我一直景仰的大家，特别是他为素未谋面的我欣然命笔，写了《率性教书》的序言，令我感激莫名，而我甚至一直未能当面向先生道谢，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愿放过，何况参会的还有那么多名家，还有我的很多朋友。
很惭愧的是，关于马小平老师，此前我只是在网上零星地看到一点资料，也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而这次，参加以纪念他为目的的会议，我多少有些心虚。
好在通过第一天上午的会，我们逐步了解了马老师，而通过王瑛女士的介绍，我也看到了社会力量对中国教育的关注与关心。
钱老在上午的会议中发了言，如同我听说的那样，73岁的钱老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顽童，讲话机锋频出，妙趣横生。他再次谈起了我曾经看到过的他的一个观点：
（一些老师）要不就是低智商的粗俗的利己主义者，要不就是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是因为利益而联接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有一种互助的自救的教育环境，这一点希望在座的媒体能提供帮助。还有一个就是自救，就是这样真正的老师能够自己组织起来，互相提供帮助。
听到这话，想想自己周围的很多人，的确是这样，很多老师包括一部分领导，要不就是低智商的粗俗的利己主义者，要不就是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使走在被别人称为象牙塔的校园，处处都可以看见无形的利益之手在指挥着几乎每一个人。有思想的教师往往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仅是思想和学识层面的，往往也是社会层面的。真正为学生着想的老师总是会受到来自管理层、同事、家长甚至学生的质疑与误解，钱老提出了这样的教师的五个困境：
第一，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教育部门、行政部门的压力；
第二，受到家长的包围，因为我们现在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变了，变成雇主、老板和雇员的关系；
第三，反对自己的常常是自己的学生，因为应试教育已经成为学生一种内在的要求；
第四，常常受到同行的另眼看待；
第五，受到社会舆论的不理解。
有这五个方面的压力，而这五个方面压力最后就归结于自己的压力，归结于自己的困境——我教书还有意义吗？我还能坚持下去吗？我想这些老师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好多人都觉得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我认真听取，于我心有戚戚焉。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有人沉沦，有人放弃，但是，也有人坚守。钱老提到互助自救的环境，我不禁想到这些年我的经历。应该说，网络拯救了我以及很多和我一样的老师，网络让我们发出声音，寻找同伴，互相安慰，互相激励，一起行走，这也许就是钱老所说的“相濡以沫”吧。
我想起多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孤独，但不孤单》：
在一条没人走的路上一意孤行，本质是孤独的，但是我并不孤单。
记得在以前读《二十四史》的时候，从那些竖行的密密麻麻的繁体字中，总能找到同行者，不管是田横，还是王忠嗣，或者是陶潜，或者是别的什么人。他们透过纸面，形象生动地站在我面前，有时候会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什么话也不说，像印第安人一样沉默，其实，有这沉默就够了，我已经知道，在那些孤独的阅读岁月中，他们一直在我身边，历史成为我们之间的桥梁，跨越时空将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从去年二月到现在的写作，也是这样的。跨过唐宋的废墟，走过那些久已无人经过的路，但是那些目光和身影一直在自己的身边。人的力量如果只能来自于当下，这力量必定是虚弱而短暂的，很幸运，在孤独的时候，我感觉得到，很多力量从历史的幕后走来，走到那个空无一人的舞台，走到我的身边，与我并肩站在一起。
阅读和写作，让我孤独，但是却并不孤单。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正在写《在唐诗里孤独漫步》和《温和地走进宋词的凉夜》，在此之前，也进行了大约十年的《二十四史》的阅读。当一个人在现世无法找到共鸣的时候，也许只能从过往的时光中淘洗寻找了。2001年，自从我走上网络之后，我发觉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一样的老师，这让我知道这条路其实不只我一个人在走，还有很多同路同道，这是让我走下去的巨大动力，这些朋友曾无数次在我怀疑和忧虑的时候安慰过我，拯救过我，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也是我巨大的压力，当我看到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学习放弃努力的时候，我还有什么理由懈怠与放弃呢？
钱老说的一句话让满场哄堂大笑：“这就是我说的相濡以沫，我们自己来帮助自己，自己救助自己。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好人联合起来，坏人已经联合起来了，他们做了多少坏事啊！”我环顾四周，看到很多新朋友与老朋友的笑脸，也想起了那句曾经被说滥了的话：“全世界XXX，联合起来！”
这次来参加会议的有很多老朋友，如福建的教育专家、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张文质先生，广东的徐丽芬老师，湖北的梁卫星，也有很多新朋友，如马一舜老师、樊杨老师等。《南方周末》这样报道我们这群人：
夏昆班上的一个复读的女孩，因为一次语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而自杀；在此之前，这位女孩曾经考过语文单科全市第一，她得知喜讯后在雪地里扔雪球的身姿仍印刻在夏昆的脑海里。
“有一次她来我办公室看成绩，120分考了不到100分，当时哭成泪人走了，我和同事们纷纷说，这娃儿太可爱；并转而训斥其他的学生：‘人家没上100分什么样子，看看你们70分还不到怎么怎么样’，现在想起来，我们做教师的有没有责任？”
夏昆自责：我们是不是推波助澜了？是不是她本来只有那个水平，而我们一直在给她层层加码，编织幻想？
许丽芬看到过同事撕掉孩子们的作业本，也见过他们把作业不合格的学生们叫到办公室，不给桌椅，让孩子们在地上罚做作业，脚踢，并以“蠢猪、笨蛋、烂货、你这个垃圾”等词辱骂。
梁卫星是和钱理群交往的老师当中的最绝望者，他曾经因为上厕所被记缺勤而愤怒地撕掉了考勤本，砸掉了桌椅；他见过学校有人在过年的时候为祈求好的成绩而争着去寺庙烧头炷香；他声称“这个（教育）环境对我来说就是敌人”，并不对教育改革抱有希望。他把教师们的各种丑态展示在教育小说《成人之美》里，被钱理群赞誉提供“观察和认识当下中国教育问题的启示”。他还打算就学生和领导各写一本，完成三部曲。
马一舜则最为愤怒，他指出校长为了提高学校中考的分数而将全校师生召集到操场，指导了包括“摸耳朵选C，摸鼻子选A，摸眼睛选D”在内的一整套作弊办法；教师们为了赚取辅导材料的回扣而拼命给学生布置作业；学生们在他勒令必须睡午觉的时候偷偷写作业……他告诉记者，他排遣负面情绪的办法之一，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教育的另一面。
而对于教育，我一直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中国教育的溃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年来，教育改革的口号越是喊得响，教育溃败得越是厉害。而在这溃败中，众多的主管机构和专家们又不停开出药方，每个医生都宣称自己能包治百病起死回生，可是每阵喧哗过去，剩下的只是一地鸡毛。
于是愤然者开始失望直至绝望，苟活着开始顺服并且屈从，逍遥者开始怀疑然后放弃，每个人说起教育似乎都有数不完的罪状，发不完的牢骚，道不尽的冤情，可是于现状似乎根本没有多大改变。
第一天下午梁卫星的演讲，一上来就宣布了自己对所谓教育改革的极度不信任，而马一舜老师的发言，则直指基层教育中的种种腐败。我在下面听着，很多都是我知道或者在我的身边一直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仍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因为我坚信，不管环境如何恶劣，我们总还是能做点事情的。
晚上与钱老、张文质老师、徐丽芬老师以及几位记者朋友的聊天中，我谈了这些年我和我的学生做的事情，以及最近几年我明显感觉到的坚冰的融化，虽然很慢，慢得也许我们根本无法在有生之年看到本质的改变，但是总比一直铁板一块要好些吧。更关键的是，教师要给学生以快乐，自己首先得是快乐的，否则，传达给学生的完全是负能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负面教育。钱老半开玩笑说梁卫星最好别教书了，干脆写小说去，我深为赞成，也许，这样的卫星才是幸福的。
那天晚上，跟《南方周末》的记者曾鸣聊了很久，聊到了我的诗词课、音乐课和电影课，聊到了我的改变，当然也聊到了我对梁卫星观点的看法。我坚信，教师自己首先必须是丰富的，才能给学生展示丰富的世界，教师最好自己能幸福，才能将这种幸福传达给学生。即使生命中有诸多无奈甚至灾难，也不应该失去希望。
当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当我们走出各自的角落坐在一起互相倾诉与倾听，这本身就是一种希望。
晚上，我们还在院里激烈地讨论着，深夜的大觉寺更加安静，我们住的方丈院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院里有几株古木，树下有一张茶几、几把椅子。突然想到鲁迅《〈呐喊〉自序》中描写他在研究国学的时候，坐在槐树下，“每每会有冰冷的槐蚕落到脖颈里”，我想应该也是这样的情景吧。
会议结束的时候，主办方向每位参会者赠送了刚出版的马小平老师选编的人文读本，以及钱理群先生的几种著作，我则更有意外的惊喜，得到傅国涌先生赠送的著作《叶公超传》，连远在福建东山的王木春兄也托人给我送来了他的新作，让我开始怀念东山的海了。来的时候背着空空的包，走的时候背着沉沉的书，这大概是这次开会除聆听长者和同行讲话外最大的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