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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指南》附论《大学》《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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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庸》本《小戴礼记》中之两篇。《礼记》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其著作年代,或在战国末或在西汉不等,其价值本远在《论》《孟》下。自宋程正叔抽出此二篇特别提倡,朱晦庵乃创为四子书之名,其次序:一、《大学》,二、《论语》,三、《孟子》,四、《中庸》。于是近七八百年来,此二篇之地位骤高,几驾群经而上之。斯大奇矣!

区区《大学》一篇,本不知谁氏作,而朱晦庵以意分为经、传两项。其言曰:“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然而皆属意度,羌无实证。晦庵又因其书有与自己理想不尽合者,乃指为有错简,以意颠倒其次序;又指为有脱漏,而自作《补格致传》一章。此甚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而明清两朝,非惟以《大学》侪诸经,且几将朱氏《补传》与孔子之言同视矣。中间王阳明主张“大学古本”,对于朱氏所改所补而倡异议,然重视《大学》之观念,迄未稍变。惟清初有陈乾初(确)者,著《大学辨》一篇,力言此书非孔子、曾子作,且谓其“专言知不言行,与孔门教法相戾”。此论甫出,攻击蜂起,共指为非圣无法,后亦无人过问。自此书列于《四书》之首,其篇中“致知格物”四字,惹起无数异说,辨难之作,可汗十牛,然以此为孔子教人入德之门,非求得其说不可。由吾侪观之,此篇不过秦、汉间一儒生之言,原不值如此之尊重而固守也。

《中庸》篇,朱晦庵谓“子思作之以授孟子”,其言亦无据。篇中有一章袭孟子语而略有改窜。据崔东壁所考证,则其书决出孟子后也。此篇论心论性,精语颇多,在哲学史上极有价值。

要而论之,《大学》《中庸》不失为儒门两篇名著,读之甚有益于修养,且既已人人诵习垂千年,形成国民常识一部分,故今之学者,亦不可以不一读。但不必尊仰太过,反失其相当之位置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