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左氏》原书当何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五帝本纪》云：“余观《春秋》《国语》。”似司马迁所见而据为资料者，只有一部《国语》，而《史记》各篇引今本《左传》文甚多，引今本《国语》文甚少，因此惹起一问题：司马迁所见《国语》是否即为今本《国语》，《史记》所引《左传》诸文，是否包含在迁所见《国语》之中。质言之，则《左传》《国语》是一是二之问题也。韦昭《国语解叙》云：“左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此东汉人之说，盖起自《左传》盛行之后，号曰“外传”，对《左氏》之为内传言也。然今本《国语》则大怪。论其年代，固以春秋为中坚，与《春秋》一书时代略相函，然其中述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二百四十年间事反极少，将极主要之部分概从阙略。再反观今本《左传》亦大怪。既云释《春秋》，自当以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为起讫之大限，乃发端记“惠公元妃孟子……”，事已在隐前，犹可曰为隐公摄位直接张本，不得不追述也。至如桓二年“晋穆侯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一篇，所记事还在《春秋》前数十年，经中亦绝无关于此事之文。释经而缕缕道此，果何为者？全书最末一篇，记悼四年智伯之灭，又远在获麟后数十年，与孔子的《春秋》有何关系？释经而缕缕道此，又何为者？是故今本《国语》与今本《左传》，若析而为二，则两书皆可谓自乱其例，不足以列于著作之林；若合而为一，则西周末东周初三百余年间一良史也。其书则本名《国语》，或亦称《左氏春秋》。《左氏春秋》者，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纯为一独立之著述，与孔子之《春秋》绝无主从的关系也。其由《左氏春秋》而变成《春秋左氏传》，则自刘歆之引传解经始也。以上所推测若不谬，则所得结论为下列数项：
一，《国语》即《左氏春秋》，并非二书。
二，其书分国为纪，并非编年。
三，刘歆将鲁惠、隐间迄哀、悼间之一部分抽出，改为编年体，取以与孔子所作《春秋》年限相比附，谓之《春秋左氏传》；其余无可比附者，剔出，仍其旧名及旧体例，谓之《国语》。
四，凡今本《左传》释经之文，皆非原书所有，皆刘歆“引传释经”之结果。内中有“君子曰”云云者亦同。
五，其余全书中经刘歆窜入者当不少。
关于考证《左传》真伪之参考书：
刘逢禄《左传春秋考证》。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关于《左传》之部。
崔适《史记探源》关于《左传》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