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存史籍，若以近世史的观念读之，固无一能尽如人意，但吾侪试思，西历纪元前四五百年之史部著作，全世界能有几何？《左传》一书，无论其原本为分国纪载或编年纪载，要之不失为一种有系统有别裁的作品，在全人类历史学界为一先进者，故吾侪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已认此书为有精读的必要。若专就本国文献论，则我族文化实至春秋时代始渐成熟，其位置恰如个人之甫达成年，后此历史上各方面文物之演进，其渊源皆溯诸春秋，故吾以为欲断代的研究国史，当以春秋时代为出发点，若侈谈三代以前，则易为神话所乱，失史家严正态度。若仅注重秦、汉以后，则中国国民性之根核，社会组织变迁之脉络等，将皆无从理解。故吾常谓治国史者，以清代史为最要；次则春秋、战国。战国苦无良史，(《战国策》文学臭味太浓，非严格的史。)而春秋时代幸有一《左传》，吾侪宜如何珍惜而宝习也!
《左传》一书，内容极丰富，极复杂，作史料读之，可谓最有价值而且有趣味。在文献学上任何方面，皆可以于本书中得若干资料以为研究基础；盖此书性质虽属政治史，然对于社会情状，常能为撮影的记述。试以《资治通鉴》比之，当感《通鉴》纯为政治的，而《左传》实兼为社会的也。所以能如此者，固由左氏史识特高，抑亦历史本身使然。其一，春秋时代，各地方皆在较狭的区域内分化发展，政治上乃至文化上并无超越的中心点，故其史体与后来之专以京师政局作主脑者有异。其二，彼时代之社会组织纯为阶级的，一切文化皆贵族阶级之产物；贵族阶级，虽非多数的，然究竟已为复数的，故其史本与后来之专为皇帝一人作起居注者有异。《左传》所叙述之对象——史的实质如此，此其所以在古史中能有其特殊之价值也。
古今治《左传》者多矣。以研究方法论，吾以为莫良于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彼书盖先定出若干门类为自己研究范围，然后将全部书拆散，撷取各部分资料以供自己驾驭。《礼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顾书真能善属而善比者。吾以为凡读史皆当用此法，不独《左传》也。但吾对于此书稍觉不满者有三端。第一，嫌其体裁专限于表。用表法诚极善，顾书各表，惨淡经营，令人心折者诚极多，但仍有许多资料非用表的形式所能整理者。顾氏以“表”名其书，自不容不以能表者为限。吾侪赓续研治，则须广其意以尽其用也。第二，嫌其所表偏于政治。《左传》本属政治史，多表政治，固所当然，然政治以外之事项，可表者正自不少，是宜有以补之。第三，嫌其多表释经语。“《左氏》不传《春秋》”为吾侪所确信，今对于刘歆引传释经之语，研究其义例，非惟枉费精力，抑亦使《春秋》之旨愈荒也。此三端，吾以为对于顾著宜修正或增益者。但其方法则吾无间然，愿学者循其矩而神而明之也。
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皆仿袁枢治《通鉴》之例，以一事之起讫编年，此亦读《左氏》之一法。惟其所分之事，或失诸细碎，而大者反割裂遗漏。学者如能用其法，而以己之律令断制之，所得或较多也。
吾侪今日治《左传》，最好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全社会共同现象。例如，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于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何如……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
吾侪研究史料，往往有须于无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时代是否已行用金属货币？(二)春秋时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时代是否用铁器？(四)春秋时代曾否有不行贵族政治之国家？……诸如此类，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题。若其可作反证之资料甚缺乏乃至绝无，则否定之断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以上所述，皆史学家应采之通法，无论读何史皆可用之，不独《左传》。但《左传》既为最古之史，且内容甚丰，取材较易，先从彼着手，最可引起趣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