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故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一重要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
所谓可以为史料者，非谓如伪《毛序》之比附《左传》《史记》，强派某篇为某王某公之事云也。《诗经》关系政治者本甚希，即偶有一二属于当时宫廷事实者(如卫武公饮酒悔过、许穆夫人赋《载驰》之类)，亦不甚足重轻，可置勿论。(《诗经》中关于具体的政治史料反不可尽信。盖文人之言华而不实者多也，如《鲁颂· 宫》有“庄公之子”语，明为颂僖公无疑，而篇中又云“戒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何从有此丰功伟烈耶？）虽然，历史决不限于政治，其最主要者在能现出全社会心的物的两方面之遗影。而高尚的文学作品，往往最能应给此种要求。《左传》季札观乐一篇对于十五国风之批评，即从社会心理方面研究《诗经》也(其果否为季札所批评且勿论)。吾侪若能应用此方法而扩大之，则对于“诗的时代”——纪前九○○至六○○之中华民族之社会组织的基础及其人生观之根核，可以得较明确的概念；而各地方民性之异同及其次第醇化之迹，亦可以略见。其在物质方面，则当时动植物之分布，城郭宫室之建筑，农器、兵器、礼器、用器之制造，衣服、饮食之进步……凡此种种状况，试分类爬梳，所得者至复不少。故以史料读《诗经》几乎无一字无用也。
所谓史料之尺度者，古代史神话与赝迹太多，吾侪欲严密鉴别，不能不择一两部较可信之书以为准据，以衡量他书所言以下真伪之判决，所谓正日月者视北辰也。若是者，吾名之曰史料之尺度。例如研究孔子史迹当以《论语》为尺度是也。有诗时代及有诗以前之时代，正式之史未出现(《诗》亡然后《春秋》作)，而传记、谶纬所记古事多糅杂不可究诘。《诗经》既未经后人窜乱，全部字字可信，其文虽非为记事而作，而偶有所记，吾辈良可据为准鹄。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乃商、周人述其先德之诗，而所言如此，则稷、契为帝喾子之说，当然成问题。例如：“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明是周人历述其创业之主，则泰伯有无逃荆蛮之事，亦成问题(恐周人自文、武以前亦如殷制兄终弟及)。例如，各篇中屡言夏禹，如“禹敷下土方”“缵禹之绪”等，而尧、舜无一字道及，则尧、舜为何等人亦可成问题。诸如此类，若以史家极谨严的态度临之，宁阙疑勿武断，则以《诗经》为尺度，尚可得较絜净之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