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多古字古言，非注释或不能悉解。汉武帝时，淮南王安已作《离骚章句》。东汉则班固、贾逵皆续有所释，然亦只限于《离骚》。及王逸乃为《楚辞章句》十六卷，遍释诸篇。宋则有洪兴祖为之《补注》，而朱熹别加删订为《楚辞集注》。今三本并存，其余释者尚多，不具举。(清戴震有《楚辞笺》，不审尚存否？若存必当有可观。)
王逸年辈在郑玄、高诱、韦昭前，所释训诂名物多近正，最可贵。其释篇中之义则以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此在各篇中固偶有如此托兴者(《离骚》篇或更多)，若每篇每段每句皆胶例而凿求之，则傎甚矣。人之情感万端，岂有舍“忠君爱国”外即无所用其情者？若全书如王注所解，则屈原成为一虚伪者或钝根者，而二十五篇悉变为方头巾家之政论，更何文学价值之足言!故王注虽有功本书，然关于此点，所失实非细也。后世作者往往不为文学而从事文学，而恒谬托高义于文学以外，皆由误读《楚辞》启之，而注家实不能不任其咎。
朱注对于此等曲说颇有芟汰，较为洁净。(《楚辞辩证》对于《九歌》诸篇所论云：“《东皇太一》旧说以为‘原意谓人尽心以事神，则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见信。故为此以自伤’。《补注》又谓：‘此言人臣陈德义礼乐以事上，则上无忧患。’《云中君》旧说以为：‘事神已讫，复念怀王不明而太息忧劳。’《补注》又谓：‘以云神喻君德，而怀王不能，故心以为忧。’皆外增赘说以害全篇之大旨，曲生碎义以乱本文之正意。”又云：“《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为详尽。而为说者之谬为尤多，以致全然不见其语意之脉络次第，至其卒章犹以‘遗玦捐袂’为求贤，而‘采杜若’为好贤之无已，皆无复有文理也。”又云：“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谓‘若有君命则亦将然’。《补注》以佳人为‘贤人同志者’，如此则此篇何以名为《湘夫人》乎？”读此可知旧注之穿凿可笑，而朱氏之特识为不可及也。)惜仍有所拘牵，芟涤未尽耳。(例如《九歌总序》下注云：“此卷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虽稍直捷，然终未能脱旧注桎梏。何如直云《九歌》皆祀神乐章，而屈原自抒其想象力及情感耶？)故吾以为治《楚辞》者，对于诸家之注，但取其名物训诂而足，其敷陈作者之旨者，宜悉屏勿观也。
我国最古之文学作品，三百篇外，即数《楚辞》。三百篇为中原遗声，《楚辞》则南方新兴民族所创之新体。三百篇虽亦有激越语，而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楚辞》虽亦有含蓄语，而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三百篇为极质正的现实文学，楚辞则富于想象力之纯文学。此其大较也。其技术之应用亦不同道，而《楚辞》表情极回荡之致，体物尽描写之妙，则亦一进步也。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吾愿学者循吾说而广之，讽诵餍饫之既久，必能相说以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