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之最大价值，在于能供给以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学术思想史之极丰富之资料。盖孔氏之学，在此期间始确立，亦在此期间而渐失其真，其蜕变之迹与其几，读此两《戴记》八十余篇最能明了也。今略举其要点如下：
一，孔门本以“礼”为人格教育之一工具，至荀子则更以此为唯一之工具，其末流乃至极繁琐极拘迂，乃至为小小仪节费几许记述几许辩争。读《曲礼》《檀弓》《玉藻》《礼器》《郊特牲》《内则》《少仪》《杂记》《曾子问》……等篇之全部或一部分，其琐与迂实可惊。观此，可见儒学之盛即其所以衰。
二，秦、汉间帝王好大喜功，“封禅”“巡守”“明堂”“辟雍”“正朔”“服色”等之铺张的建设，多由儒生启之，儒生亦不能不广引古制以自张其军，故各篇中比较三代礼乐因革损益之文极多，而大抵属于虚文及琐节。但其间固自有发挥儒家之政法理想及理想的制度，极有价值者，如《王制》《礼运》……等篇是也。
三，为提倡礼学起见，一方面讲求礼之条节，一方面推阐制礼之精意及其功用，以明礼教与人生之关系，使礼治主义能为合理的存在。此种工作，在两《戴记》中，颇有重要之发明及收获。《礼运》《乐记》《礼察》《礼三本》《大传》《三年问》《祭义》《祭统》……等篇，其代表也。
四，孔子设教，惟重力行。其及门者，亲炙而受人格的感化，亦不汲汲以鹜高玄精析之论。战国以还，“求知”的学风日昌，而各派所倡理论亦日复杂。儒家受其影响，亦竞进而为哲理的或科学的研究。孟、荀之论性论名实，此其大较也。两《戴记》中亦极能表现此趋势。如《中庸》《大学》《本命》《易本命》……等篇，其代表也。
五，儒家束身制行之道及其教育之理论法则，所引申阐发者亦日多，而两《戴记》荟萃之。《大学》《学记》《劝学》《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及《曾子》十篇等，其代表也。
要之，欲知儒家根本思想及其蜕变之迹，则除《论语》《孟子》《荀子》外，最要者实为两《礼记》；而《礼记》方面较多，故足供研究资料者亦较广。但研究《礼记》时有应注意两事：
第一，《记》中所述唐虞夏商制度，大率皆儒家推度之辞，不可轻认为历史上实事。即所述周制，亦未必文、武、周公之旧，大抵属于当时一部分社会通行者半，属于儒家理想者半，宜以极谨严的态度观之。
第二，各篇所记“子曰……”“子言之……”等文，不必尽认为孔子之言。盖战国、秦、汉间孔子已渐带有“神话性”，许多神秘的事实皆附之于孔子，立言者亦每托孔子以自重。此其一。“子”为弟子述师之通称，七十子后学者于其本师，亦可称“子”。例如《中庸》《缁衣》……或言采自《子思子》，则篇中之“子”亦可认为指子思，不必定指孔子。此其二。即使果为孔子之言，而辗转相传，亦未必无附益或失真。此其三。要之，全两部《礼记》所说，悉认为儒家言则可，认为孔子言则须审择也。
就此两点而论，《礼记》一书，未经汉以后人窜乱，诚视他书为易读，但其著作及编纂者之本身，或不免有若干之特别作用及成见，故障雾亦缘之而滋，读者仍须加一番鉴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