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在日，说教总趁机会，不轻易出击，想是怕坏了我学习的胃口。尤其是关于某些难教难学的知识或手艺，若我不攀问入里，他仿若全无能为，往往只是应付几句。除非我问到了关隘上，他知道我有了主动求知向学的兴趣，才肯仔细指点。
那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无意间翻看了书橱里的几本风渍书，纸霉味腐，蛀迹斑烂，字体粗黑肥大，个个都认得，可是通句连行，既不会断读、又不能解意，仍把看了很久，觉得太奇怪了，只好请父亲给说一说。
那是一套名为《史记菁华录》的书。多年后回想起来，当时捧在手里的，是给父亲翻烂了之后、重新用书面纸装帧过的小册子，父亲接过书去，卷在掌中，念了几句， 说：“不懂也是应当。这是《项羽本纪》。”
这一天晚上他给我说了楚霸王自刎在乌江的故事，却始终没解释书上的文句为什么那么写。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为什么你看得懂，我看不懂？”（其实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每个字我都认得，却看不出意思？）
父亲回答的话，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一个个的人，你都认识；站成一个队伍，你就不认识了。是罢？”他把手里的书往桌上一扔，说：“这个太难，我说个简单一点的。”
接着，他念了几句文言文，先从头到尾念了两遍，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在将近五十年后，我依旧清楚地记得字句：
公少颖悟，初学书，不成。乃学剑，又不成。遂学医。公病，公自医，公卒。
公，对某人的尊称。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颖悟，聪明。学书，读经典。学剑， 练武功。学医，学习医术，给人治病。卒，死了。
他说到“死了”，我就笑了，他立刻说：“懂了？”
那是一个笑话，描述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令人悲伤的人。没有谁知道那人在死前是不是还医死过别的病家，但是能把自己活成个被称为“公”的年纪，应该还是有些本领的。只不过这中间有太多未曾填补的细节。
父亲说：“文言文的难处，是你得自己把那些空隙填上，你背得愈多，那空隙就愈少。不信你背背这个‘公’。”
“公少颖悟，初学书，不成。乃学剑，又不成。遂学医。公病，公自医，公卒。”
这是我会背的第一篇文言文，我把原文背给张容听，他也大笑起来。我说：“懂了？”他说：“太扯了！”
大部分的孩子在课堂上学文言文时觉得痛苦，是因为乍看起来，文言语感并不经常反应在日常生活之中。可是，日常生活里也不乏被人们大量使用的成语，这些话俯拾即是，人人可以信手拈来——仅此“俯拾即是”（出自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信手拈来”（出自宋代苏轼《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诗：“前身子美只君是，信手拈来俱天成。”）二语，都是文言；只不过谁也不需要在读过、背过司空图和苏轼的全集才能使用这两个词语，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已经将文言文自然化约在几千年以来的语体之中了。
然而，一旦要通过文言叙事、抒情，就得理解那些空隙。我们单就“公少颖悟”这一篇来说，一共九句、二十五字，行文者当然不是要颂扬这个“公”，而是借由一般行状、墓志惯用的体例、语气和腔调来发展嘲讽。那些刻意被省略掉的生活百态、成长细节、学习历程、挫败经验……通通像掉进沙漏的底层一般，只能任由笑罢了的读者追想、补充，你愈是钻进那些不及展现于文本之中的人生、缝缀出也许和自己的经历相仿佛的想象经验，就愈能感受到那笑声之中可能还潜伏着怜悯、埋藏着同情。
从用字的细微处体会：初、乃、又、遂领句，让重复的学习有了行文上的变化，可是末三句显然是故意重复的“公”字，却点染出了一个一事无成者此生的荒谬喜感—— 即使它有个悲剧的结局。九句不超过四个字的叙事，的确到处是事理和实象上的“漏洞”，却有着精严巧妙的章法，读来声调铿锵历落，非常适合朗诵。不信的话，可以试试。
此外，我们可别忘了：《史记·项羽本纪》一开篇介绍了项氏“世世代代为楚将”之后，就是这么说的：“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例
烧书略得风雅
犹记少时读《庞檗子遗集》：“春尽横塘雨又风，昏灯短被卧孤篷。梦回何处数声笛，却忆枫桥半夜钟。”家大人笑谓：“化古之难，由此可知。庞家乌篷船上‘夏蚊成笛’，居然也风雅得想起《枫桥夜泊》来！”
庞树柏，字檗子，号芑庵，江苏常熟人。这一首《舟中夜闻笛声》化古不成，还不能得一妙字，闹了不少笑话。它的根本问题是第三句第五字，若要合乎近体诗的声调， 此处应出之以一平声字，如果非用仄声字不可的话，下句第五字亦应转为平声字以救之，如老杜《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者是。这首诗的毛病尚不止此，据说与庞檗子同为南社社员的诗人陈去病就曾经说它的题目都嫌废话多了：“此题一去其‘舟中’可也，二去其‘夜闻’可也，三去其‘笛声’亦可也。”
更有意思的是庞檗子的一首《烘书误焚百卷有感》，从诗前短序可知，这一批不幸烧掉的大多是作者刚购得而尚未及阅读的书：“木渎南庐藏书有未及寓目者都百三十册，比来霜雪侵陵，霪雨漫漶，烘之竟焦烧一空，共瓶庐居士条幅并成飞灰，不胜叹泣。”
这里得先来上一段小注。瓶庐居士是谁？就是大名鼎鼎的翁同龢。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瓶庐居士。清咸丰六年（西元一八五六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
以庞檗子的政治立场来看，对于翁同龢未必肯一同声气，之所以会收藏他所写的条幅，应该还是基于纯艺术的爱赏。条幅给失火烧了，庞檗子显然还是心疼得很。
底下这首诗里同“宰相”一职作对仗的“参军”——不消说，就是指桓温任荆州刺史之时的南蛮参军郝隆，此公七月七日坦腹晒太阳当晒书的故事见《世说新语·排调》，识者耳熟能详，也就不赘了。但是，下引诗句中为什么会有“宰相筋”一语呢？ 我只能就记忆所及胡乱猜测：松禅相国之书，笔力遒劲，世所共知，而卫夫人《笔阵图》更有“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之语，猜想是庞檗子铸词的来历。诗作如此：
千金散去最殷勤，刻烛风檐望不群。
邺架风流惊一炬，秦灰劫数哭三坟。
无端过化参军腹，有幸熏烝宰相筋。
且送烟轻江渚上，霞红漫染是斯文。
这诗是有情感的。但是南社诸公群而不党，有位出身湖南湘乡的张默君就曾撰小文品题：“芑庵烘书误焚之事绝不堪说，以其偾事之愚，不宜示众也，而竟赋之，怪哉！”意思很明朗：能干下这样的蠢事，还好意思赋诗宣传吗？
我的看法不同。庞檗子是有所本才敢写这首诗的。
有个更老几辈的老前辈，是《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的传主之一郑珍（西元一八〇六至一八六四年），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等等。郑珍有一个念起来像绕口令的集子——《巢经巢诗钞》。在这个集子的卷三之中，有一首诗题名《武陵烧书叹》。烧书之人好像都得有个说法，郑珍自不例外，他的这首诗也有一篇序，说的那一套跟后来的庞檗子一模一样：
十二月朔泊桃源，夜半舷破，水没半船，翌抵武陵，启箱簏，皆透渍。烘书三昼夜，凡前所钞述者，或烧或焦，半成残稿，为之浩叹。
诗是可爱而富于人情的，把爱书人的焦虑伤感以及懊憾表达得淋漓尽致。
烘书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翁抚病子。
心知元气不可复，但求无死斯足矣。
书烧之时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儿。
恨死掷去不回顾，徐徐复自抚摩之。
此情自痴还自笑，心血既干转烦恼。
上寿八十能几何，为尔所累何其多。
有了郑柴翁这首诗，我才敢说：烘书不成而烧之，是另一种不便明言其谑的风雅——得以一举而燔之的恐怕都是些化为烟埃而不必觉得可惜的玩意儿。别跟人说，我也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