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写道：“我们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因为我们的生活是由无数看不见的细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心理学家就是通过科学地探索人们彼此之间如何思考、如何影响以及如何彼此联系来研究这些关联的。
在本书中，前两个模块将介绍我们如何探索社会心理学，如何把玩社会心理学这场“游戏”。正因为社会心理学家形成和检验思想的方式本身就能够运用到生活中，因而，它能让我们以更聪明的方式去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思维、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
如果人们的直觉和常识绝对可靠，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进行科学探究和批判性思维了。但是事实是，正如模块2所指出的，不管我们是反思现实生活事件还是研究结果，我们都很容易受强大的事后聪明式偏见的影响，这种偏见亦称为“我早就知道了”现象。
模块1 如何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
从前有一个男人，他的第二个妻子非常爱慕虚荣且自私。这个女人有两个同样虚荣又自私的女儿。但这个男人的亲生女儿却是个可爱又善良的姑娘。我们都知道，她就是灰姑娘。灰姑娘从一开始就明白，她最好是照着吩咐去做，默默忍受责骂，少去招惹她那两个姐姐和继母。
到后来，多亏仙女的帮助，灰姑娘才得以脱离困境，前去参加一个隆重的舞会。恰恰是在舞会上，灰姑娘引起了英俊王子的注意。再后来，当坠入爱河的王子在灰姑娘破破烂烂的房间里见到这个非常不起眼的心上人时，竟然未能马上认出她。
不可思议吧？这个童话故事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情境所具有的魔力。当盛气凌人的继母在场时，这个温顺而不起眼的灰姑娘与王子在舞会上遇到的那个美丽出众的灰姑娘可谓判若两人。家里的灰姑娘战战兢兢，而舞会上的灰姑娘神采奕奕，举手投足、一颦一笑，自然大方。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Sartre, 1946）必然会欣然接受关于灰姑娘的故事，他曾写道：我们人类“首先存在于环境之中，我们不能脱离环境，环境塑造了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可能性”（pp.59-60）。
我们都是业余的社会心理学家，大家都喜欢观察身边人的行为。我们在观察别人的时候，会形成关于人们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响、相互联系的种种想法。专业的社会心理学家也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会更系统（通过形成理论），也更费力些（通常通过实验研究，在实验中创建微缩的社会情境以探求因果关系）。他们所做的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据统计，25 000项研究中涉及了800万人（Richard & others， 2003）。
理论的形成和验证
社会心理学家在思考人类的生存上着实煞费苦心，然而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着迷了。当我们与人性角力以期发现它背后的隐秘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与发现形成理论。理论（theory）是一套原则的整合，它们可以对所观察到的事件进行解释与预测。理论是科学的简略表达方式。
在日常交谈中，“理论”常常指“离事实还有些距离”——是从猜测到理论再到事实的信心阶梯上中间的那一格。因此，人们可能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仅当做一种理论。实际上，“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地心引力论也只是一种理论，”美国高级科学联合会首席长官艾伦·莱施纳（Leshner， 2005）如是说。人们常常认为地心引力论是事实，但是，事实其实是“当我们扔掉钥匙时，它落向地面”。地心引力论是对这些可见现象的一种理论解释。
但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事实和理论完全是两回事。事实是对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达成了共识的陈述，而理论则是对事实进行总结与解释的观点。正如朱尔斯·亨利·彭加勒所言：“科学由事实构建，就如房屋由砖头搭建，”“但一堆事实并非就是科学，就如一堆砖头并非一幢房屋一样。”
理论不仅可以进行总结，同时它还隐含可验证的预测，这些预测被称为假设（hypotheses）。假设有几种不同的功能。首先，我们可以以证伪的方式来验证某理论。其次，预测可以为研究指明方向，有时假设会让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他们从未考虑过的领域。再次，对于一个出色的理论来说，其预测性也使得它颇有应用价值。举例来说，一个完整的攻击理论可以预测出何时会发生攻击行为，这种行为又该如何控制。就像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奠基者库尔特·勒温所断言的那样：“没有什么能比一种出色的理论更实用。”
请想象一下理论是如何构建的。比如，我们观察到当处在团体或人群中时，人们通常会变得十分暴躁，具有攻击性。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理论：成为团体中的一员使个体体会到了一种匿名感，从而降低了自我控制。我们如何能够验证这一理论呢？或许我们可以构想一项实验室实验（我正在检验这一理论），模拟电椅实施酷刑的场面。如果我们让一群人对一个无助的“受害者”实施惩罚性电击，但并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实施了电击，结果会是什么样子？这些人是否会如我们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相比只让自己一个人实施电击而言，当一群人一起实施电击时，每个人是否会对“受害者”实施更强的电击？
我们也可以控制匿名性这个变量：如果人们藏在面具后面，他们是否会对“受害者”实施更强的电击？如果实验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它们同时也提示我们该理论可能具有的应用价值。如果警察佩戴醒目的警牌，开着写有可辨认身份的巨大数字的警车，或者录像记录他们拘捕的过程，那么警察暴力行为或许就会减少。而事实上，现在许多城市已经实施了上述措施。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哪一个理论更好呢？一个好的理论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 能有效概括大量的观察结果；
● 能做出清晰的预测，以便于我们：
○ 确证或修正理论；
○ 激发新的探索；
○ 指出可能的应用方向。
当我们将某种理论扔进废纸篓时，并非因为经证明它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它们就像是旧汽车一样，需要用更新、更好的型号来替代。
相关研究：探寻自然的联系
你会在以后章节的阅读中逐渐领会大多数你将要学到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过，让我们先到幕后概览一下社会心理学是如何进行研究的。幕后的匆匆一瞥可能刚好让你能够欣赏随后将要讨论的一些发现，而对研究逻辑的理解，能让你对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事件做出正确的判断。
社会心理学研究随场所的不同而不同。研究既可以在实验室进行（在控制条件下），也可以在现场进行（日常生活场景中），称为现场研究（field research）。并且，它也随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相关研究（correlational research）（探寻两个或多个因素之间的自然关系），或是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通过操纵一些因素来考察它们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对报纸和杂志上所发表的心理学研究论文有着良好判断力的读者，那么弄清相关研究与实验研究的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让我们先通过一些真实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相关研究的优势（通常涉及自然场景中包含的重要变量），以及它的劣势（对于因果关系的解释较为模糊）。现在的心理学家正在把个人和社会因素与人类健康联系在一起。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包括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道格拉斯·卡罗尔，以及他的同事乔治·戴维·史密斯和保罗·贝内特（Carroll， Smith & Bennett， 1994）等人。在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闯入”了格拉斯哥的一个古老墓园。他们记下了墓碑上843个人的寿命，把寿命作为衡量健康的一个标准。他们还测量了墓碑的高度，假设墓碑高度可以反映出墓地的造价，而造价则可以反映出富足程度，由此把墓碑高度作为衡量地位高低的一个标准。如图1-1所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墓碑越高，寿命越长。
图1-1
地位与长寿的相关。在那些纪念逝者的墓地中，墓碑越高，“主人”寿命越长。
卡罗尔及其同事报告了关于地位与寿命之间的关系，其他研究者使用这个年代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人口密度最低失业率也最低的苏格兰地区的人的平均寿命也最长。在美国，寿命与收入有关（更穷、更底层的人更有可能早逝）。在英国，现代人的寿命与职业地位有关。有一项对17 350个英国公务员进行的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发现，与高级的行政官员相比，那些专职行政人员的死亡率是前者的1.6倍。文书和劳工的死亡率则分别是行政官员的2.2倍和2.7倍（Adler & others， 1993， 1994）。跨越不同的时空，地位与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似乎是可信的。
相关和因果
地位与寿命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作为业余爱好者的外行与专业的社会心理学家可能都会犯的、也是最无法抗拒的思维错误：当两类因素，如地位与健康，放在一起时，很可能会得出一个因素影响另一个因素的结论！我们可以假设，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护某人不受疾病的威胁。或者，反过来也会成立吗？或许是健康促进了活力与成功。或许那些寿命长的人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使得他们能够拥有造价更高的墓碑）。又或者在两者的关系中存在第三个变量，例如饮食（富裕的人与工薪阶层的人吃的东西是否不一样）。相关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相关研究可以预测变量的关系，但它并不表明改变一个变量（例如社会地位）将会导致另一个变量的改变（比如说健康水平）。
在大众心理学颇为混乱的思维背后便是相关与因果的混淆。再来看看另一个真实的相关——自尊与学业成绩。那些高自尊的孩子往往有较好的学习成绩。（就像任何一种相关一样，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陈述：学业成绩更高的人具有更高的自尊。）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假定？
有些人认为“健康的自我概念”有利于个体成就的获得。那么，提升孩子的自我形象便可能会提高其学习成绩。正是相信了这一点，美国的30个州颁布了170多条增强个体自尊的条例。
但是还有一些人，其中包括心理学家威廉·戴蒙（Damon， 1995）、罗宾·道斯（Dawes， 1994）、马克·利里（Leary， 1998）、马丁·塞利格曼（Seligman，1994， 2002）以及罗伊·鲍迈斯特及其同事（Baumeister & others， 2003， 2005），他们对自尊是否真的是一块保护孩子不受学业失败（或是毒品滥用及少年犯罪）影响的盾牌表示怀疑。或许，事实是相反的：可能是问题与失败导致了低自尊。也可能是自尊往往反映了我们的真实状况。抑或自尊源于拼搏之后的成就感。干得好，你就会自我感觉良好；干得不好，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一项对635名挪威学生的研究发现，拼写图表上个人名下的一列金色星星（通过正当努力获得的）以及令人敬仰的老师不断给予的褒奖，可以提高一个孩子的自尊心（Skaalvik & Hagtvet， 1990）。或许，正如一项对近6 000名德国七年级学生所做的实验表明的那样，自尊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交互关系可能是双向的（Trautwein & Ldtke，2006）。
还有一种可能是，自尊与成就之所以相关，是因为两者都与潜在的智力水平和家庭社会地位等因素有关。有两项研究支持这一可能性：其中一项研究的样本是1 600名美国男性青年，另一项研究的样本为715个明尼苏达青少年（Bachman & O’Malley， 1977；Maruyama & others， 1981）。当研究者运用统计方法去除智力与家庭地位的影响效应后，自尊与成就之间的相关也就不存在了。
相关研究的巨大优势在于，它通常发生在真实的场景中，在这些真实情境中，我们可以考察诸如种族、性别、社会地位等难以在实验室中操纵的变量。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大劣势在于研究结果的模糊性。这一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你在耳提面命了25次也没能听进去之后，还是要重复第26次：两个变量之间共同变化（相关）可以使我们运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进行预测，但是相关却并不能清楚解释因果关系。
实验研究：探寻因果关系
由于在自然相关的事物间辨别因果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促使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在切实可行而又不违背伦理道德标准的情况下，模拟日常生活创造实验情境。这些模拟场景与航空学中的风力甬道有几分相似。一开始，航天工程师们并非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中对各种飞行物体进行观察。航空环境与飞行物体两者本身的多变性实在是太复杂。于是，他们便构建了一种虚拟现实。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控制风力条件和机翼结构。
控制：变量的操纵
就像航天工程师一样，社会心理学家也进行实验研究，只不过这些实验是模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特征。通过一次改变一个或两个因素，即所谓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实验者探察它们对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正如风力甬道帮助航天工程师发现航天动力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实验使社会心理学家得以发现社会思维、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
回顾历史，社会心理学家在其大约四分之三的研究中都采用了实验法（Higbee & others， 1982），而超过三分之二的研究地点是实验室（Adair & others， 1985）。为了说明什么是实验室研究，我们来分析“看电视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相关”的研究，这个经典的实验可以对看电视与儿童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因果解释。
儿童观看的暴力电视节目越多，他们就会表现出越严重的攻击倾向。儿童是在模仿他们从荧屏上看到的行为吗？我希望你们现在已经辨别出，这只是一个相关研究。图1-2提醒我们，可能存在另外两种因果关系解释。（它们分别是什么？）
因此，社会心理学家把看电视搬进了实验室，控制儿童观看暴力节目的数量。通过让儿童观看暴力节目或非暴力节目，研究者可以观察暴力节目的数量对儿童行为产生的影响。克里斯·博亚特兹及其同事（Boyzatzis & others， 1995）给一群小学生（而非其他人群）放映了一集《恐龙战队》，它是20世纪90年代最流行且最暴力的儿童电视节目。在观看完电视节目之后，这些儿童在每两分钟的间隔内所表现出的暴力行为的数量是未观看节目儿童的7倍。我们将那些被观察到的暴力行为称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这类实验表明，电视节目可能是导致儿童暴力行为的原因之一。
至此我们发现，实验研究的逻辑十分简单：通过建构并控制一个模拟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因素，再改变另一个因素，从而发现这些因素如何单独或联合起作用，对人们产生影响。现在我们更深入一步，来了解一下如何做实验。
图1-2
随机分配。将实验参与者随机分配到接受实验处理的实验条件之下，或是不接受实验处理的控制条件之下。这就给了研究者自信：之后两组间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实验处理造成的。
任何一个社会心理学实验都有两个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以上我们仅仅考虑了其中一部分——控制，即我们在操纵一个或更多自变量的同时，也应该尽量使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而第二部分则是随机分配。
随机分配：重要的平衡仪
让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在相关研究的层面上，我们并不想假定肥胖导致了较低的社会地位（由于歧视的作用），或者观看暴力场景导致了攻击行为。一个调查研究者可能先去测量某些因素，然后运用统计方法剔除其他可能的相关因素，再回过头来看最初的相关是否仍然存在。但是，没有人能控制可以区分肥胖人群与非肥胖人群、观看暴力节目者与不观看暴力节目者的所有因素。可能那些观看暴力节目者，在教育水平、文化背景、智力水平甚至在研究者未考虑到的数十个因素上都会存在差异。
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一下子便消除了这些额外因素的干扰。通过随机分配，每个人观看暴力节目的机会是相等的。这样一来，两组人将在其他任何可能的变量上（家庭地位、智力水平、教育程度以及初始攻击水平等方面）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比如，高智商的人在两组中出现的机会应该是相等的。由于随机分配创建了两个同质的组，之后两组间出现的暴力行为差异就可以归因为惟一可以区分两组的那个因素上：参与者是否观看了暴力节目（图1-2）。
实验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
有关电视节目的实验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有些实验在伦理道德问题上备受关注。社会心理学家不会让一组儿童长期观看暴力电视节目。他们只是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的社会经历，然后记录这种改变的影响。有些时候，实验处理是无害的，甚至是相当愉悦的，参加实验的人表示同意。但有些时候，研究者发现他们正处于无害与冒险之间的灰色地带。
当社会心理学家设计那些引发个体强烈的思想与情感的实验时，他们常常冒险游走在道德灰色地带中。实验并不一定要符合阿伦森、玛里琳·布鲁尔和梅瑞尔·卡尔史密斯（Aronson，Brewer，& Carlsmith，1985）所称的现世实在论（mundane realism），即实验行为（举例来说，将实施电击作为研究攻击行为实验的一部分）并非要与真实生活中的行为一模一样。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那是一种日常的写实主义，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实验应该符合实验现实主义（experimental realism），即让参与实验的人真实地投入实验中。研究者并不希望参与者有意识地去表演，或是应付了事；实验需要真实心理过程的参与。举例来说，迫使参与者选择给予他人重度还是中度电击的确是衡量攻击行为的一个现实标准。它确实起到了模拟真实攻击行为的作用。
为了做到实验现实主义，研究者有时候需要编个可信的故事来“蒙骗”参与者。例如在隔壁房间的人其实并没有受到电击，但研究者并不希望参与者知道这一点，否则就会将实验现实主义毁于一旦。基于这一考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尽管这个数字呈现出了下降趋势）在探寻真理的实验中使用了欺骗手段（Korn & Nicks， 1993；Vitelli， 1988）。
在设计那些会牵涉到伦理道德问题的实验时，研究者常常像是在走钢丝。意识到你正在伤害某些人，或是被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下，都可能会引起暂时的不快。这类实验又将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提了出来：这一切值得吗？比起真实生活和“坦率的镜头”、真人秀电视节目中的歪曲，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中使用的欺骗要短暂与温和得多。（一个网络真人秀节目欺骗了参与节目的女性，让她们为了一个英俊的“百万富翁”而竞争，但那个百万富翁实际上只是一个普通工人。）
大学道德委员会会评估社会心理学研究，以保证研究人道地对待人们，并且暂时的欺骗或痛苦是值得的。美国心理学会（2002年）、加拿大心理学会（2000年）以及英国心理学协会（2000年）颁布的道德原则，严格要求研究者做到如下几点：
● 尽可能告知参与者与实验有关的情况，保证参与者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 真诚。只有必要且实验目的的确非常重要时，才允许使用欺骗手段。不能出于“这会影响参与者的参与意愿”的考虑来使用欺骗手段。
● 保护参与者（和旁观者，如果有的话）不受伤害，不给参与者带来严重不适。
● 对参与者的个人信息保密。向参与者做出事后解释。在实验之后就向参与者作全面解释，包括所使用的欺骗手段。但如果反馈可能会给参与者带来痛苦或困扰，例如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曾表现得很愚蠢或很残忍时，可以不做事后解释。
研究者必须提供充分的信息且考虑周到，确保参与者离开时的心情至少与来之前同样愉快。如果参与者由于学到什么而有所获益的话，那就更好了。当参与者得到尊重时，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因自己被欺骗而耿耿于怀（Epley & Huff，1998；Kimmel， 1998）。事实上，就像那些为社会心理学辩护的人所言，教授们举办考试给学生带来的焦虑与痛苦，比研究者在实验中引发的焦虑要严重得多。
从实验室推广到生活
就像研究儿童、电视节目与暴力行为的实验研究所揭示的那样，社会心理学将日常生活的经历与实验室的分析融合到了一起。在整本书中，我们都会这么做。我们所用的绝大多数数据都来自于实验室研究，而绝大多数的例证则来自日常生活。社会心理学揭示了实验室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益互动。来自生活的灵感常会激发实验室研究，而研究又加深了我们对自己经历的理解。
这种相互影响在儿童观看电视节目的实验中已有所体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为相关研究指出了方向，而相关研究又进一步指引了实验研究的方向。那些有能力进行变革的电视节目与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关电视影响力的研究都得到了颇为一致的结论，这些研究涉及助人行为、领导风格、抑郁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实验室中发现的效应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克雷格·安德森及其同事（Anderson & others， 1999）指出：“一般来说，心理学实验得到的是真实的心理过程，而绝非琐事。”
然而，在从实验室推论到现实生活时，我们仍需抱着谨慎的态度。尽管实验室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基本动力系统，但它仍然是一个简化了的、受控制的环境。它可以告诉我们当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时，变量X会产生怎样的效应；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除此之外，正如你将会看到的那样，许多参与者都是大学生。尽管这可能会帮助你了解他们，但大学生群体远非是整个人类的一个随机样本。如果我们选取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还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吗？这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把人类思维和行动的内容（例如态度）与思维和行动的过程（例如，态度与行为如何互相影响）区别开来的。在不同的文化下，思维与行动的内容比其过程要多样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的形成过程却很相似。例如，与美国本土大学生相比，波多黎各的大学生所报告的孤独感更强烈。然而，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孤独感的成分却十分类似——羞怯、缺乏生活目标以及低自尊（Jones & Others， 1985）。
尽管我们的行为可能千差万别，但却受同样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千差万别的表象之下，我们之间有更多的相似而非差异。
模块2 你早就知道了吗
任何事物一经解释，都似乎稀松平常了。
——华生医生对夏洛克·福尔摩斯如是说
社会心理学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它一直就在你的身边。数百年来，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社会行为进行诸多观察和评论。每天，人们都在观察、解释和影响着他人的行为。本书所陈述的许多结论人们都已经想到过，因而不足为奇。那么社会心理学仅仅是描述了对大多数人而言显而易见的事实吗？
作家卡仑·墨菲（Murphy， 1990）持这样的观点：“社会科学家日复一日地深入探索这个世界，他们也日复一日地发现人们的行为与所料想的丝毫不差。”近半个世纪之前，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爵士（Schlesinger, 1949）就社会学家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士兵的研究进行了类似的嘲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 1949）回顾了这些研究并提供了一份解释性评论的样例，我把其中一部分列举如下：
1. 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兵比受教育水平低的士兵在适应方面遇到了更多问题。（比起那些“社会”大学的毕业生，知识分子更加不适应战斗带来的焦虑。）
2. 南方士兵比北方士兵更能适应炎热的南海岛屿气候。（南方人更适应炎热的气候。）
3. 白人士兵比黑人士兵更热衷于晋升。（多年的压迫会降低成就动机。）
4. 南方的黑人士兵更喜欢来自南方的长官而非来自北方的。（因为南方长官更习惯与黑人打交道，也更有技巧。）
当你阅读以上结论时，你是否觉得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惊讶于拉扎斯菲尔德接下来的话：“这些陈述中的任何一条恰恰与实际发现的相反。”事实上，研究发现教育水平较低的士兵适应性更差。南方人并不比北方人更能适应热带气候。黑人士兵更热衷于晋升，等等。“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给出了真正的研究结论（正如施莱辛格所感觉到的那样），读者也许会认为这些事实 ‘显而易见’。”
常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知道事实真相之后才想起它的存在。事后聪明总比先见之明来得容易。有实验表明，当得知实验结果时，人们便突然觉得实验结果不是那么令人惊讶，至少相对于那些得知实验程序或实验预期结果的人们而言是这样（Slovic & Fischhoff， 1977）。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体验那种事后聪明。须臾间，我们因突然洞察了使事物得以发生的种种力量而不觉得惊诧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能记错自己先前的观点（Blank & others， 2008）。我们对将来事物的预见性判断可能出现错误，这种错误与对过去的错误记忆共同导致了事后聪明式偏见（hindsight bias，也被称为我早就知道了现象）。
因此，在大选或股市震荡发生之后，大多数的评论员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该是整顿市场的时候了。”2005年，在由飓风卡特里娜号引发的新奥尔良大洪水之后，人们认为政府早该预测到这一情形：研究防洪大堤的承受力。统计数字显示，大多数居民没有汽车，也负担不起运输和住在城外的费用，对暴风强度的气象预报也清晰地预示着政府急需把安全措施和救济物品安置到位。就像丹麦哲学家、神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生活是正着来活，却是倒着去理解。”
如果这个事后聪明式偏见深入人心的话，你可能就会感到自己早已知道这个现象。的确，几乎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所得出的可信结论看起来都有些像常识，当然，这都是在你知道结果之后。
你可以尝试自己证明一下这个现象。找一组人，告诉其中一半人一种心理学发现，告诉另一半相反的结果。例如，告诉其中一半人：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不同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古语说得好：“异性相吸。”
而告知另一半人：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相似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古语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先让人们解释这个结论，然后问他们是否对此感到诧异。无论他们被告知的是哪种结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能很好地解释自己的那个结论，并且都不感到惊讶。
事实上，几乎任何结论都会因谚语格言的解释而变成常识。假如社会心理学家报告分离加深爱意，甲便回答道：“你就靠这个混饭吃？谁都知道‘小别胜新婚’。”如果结果表明分离会浇熄爱火，乙便回答道：“我外婆都可以告诉你‘人走茶凉’。”
当卡尔·泰根（Teigen， 1986）让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学生来评价格言与其对立面时，他一定乐了好一阵子。当看到格言“恐惧比爱强大”时，大多数人认为此言不差；但对于其反面“爱比恐惧强大”，学生们也作出了同样的评价。类似地，人们对真正的谚语“堕落的人不能帮助另一个堕落的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其反面“堕落的人能够帮助另一个堕落的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我最欣赏的两句得到普遍认同的谚语是：“智者造箴言，愚者重复之”（真正的谚语）和杜撰的语句“愚者造箴言，智者重复之”。
事后聪明式偏见给许多心理系学生带来了麻烦。有些时候，结果的确出人意料（例如，比起银牌获得者来说，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对自己的成绩更为满意）。更多的时候，你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实验结论，它们看上去很容易，甚至显而易见。而之后当你进行多项选择测验时，面对多个看上去颇为可信的答案，任务难度会大大增加。备受打击的学生不免抱怨：“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还以为自己都明白了。”
“我早就知道了”这一现象可能还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它可能令我们妄自尊大，高估了自己的智慧。不仅如此，由于结果看起来似乎具有预见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为那些事后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错误决策而责备决策者，却并不因那些同样“显而易见”的正确决策去褒奖决策者。
从“9·11”那天早晨后开始回溯，指向灾难的种种信号看起来似乎非常明显。一份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列出了这些被人忽视或被人误解的线索（Gladwell，2003）。其中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基地组织的爪牙已经潜入了境内。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呈给总部的一份备忘录是以这样的警告开头的：“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本·拉登可能会将学生送到美国参加民办航空院校的联合行动。”联邦调查局忽视了这份准确的预警，也未能把它和其他一些预见恐怖分子可能会使用飞机作为武器的报告联系在一起。总统在度假期间收到一份名为“本·拉登决定袭击美国”的每日简报。“这些该死的笨蛋！”这看上去就是事后聪明式偏见，“他们怎么就没把所有这些线索串联起来？”
但就事后看来十分清晰明了的事情而言，事前却没有那么清晰可辨。情报机关里充斥着大量的“噪音”——在点滴有用信息的周围是堆积如山的无用信息。分析家们为此不得不就继续调查什么样的问题做出选择，而且只有当一条线索得到继续追踪后，才有机会使其与其他相关线索联系起来。在“9·11”之前的六年中，联邦调查局的反恐怖机构有68 000件事情毫无头绪。在事后聪明者眼中，那些极少的有用信息现在看起来是如此明显。
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余波未平之际，很显然，政府的调控人员应该采取措施对抗那些倒霉的银行的贷款业务。但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后聪明对美国的首席调控专家艾伦·格林斯潘来说却是不可预见的。当经济崩溃的时候，这位美联储主席正处于“难以置信的震惊”状态。
我们有时也会为自己所犯的“愚蠢错误”（没能更好地与人相处，或是没能更好地应对事情）而自责不已。当回头看时，我们就知道当初到底应该怎么做了。“我早就该想到期末的时候会有多忙，早就该开始写论文了。”但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过分苛刻。我们忘记了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当时并非那么明显。
当内科医生得知病人的症状与死因时（解剖得出的结论），有时会颇为疑惑：怎么会做出如此不正确的诊断？其他那些只得知症状的内科医生并没有觉得错误的诊断如此明显（Dawson & others， 1988）。倘若迫使陪审团从先见而非后见的角度出发，他们给玩忽职守者评定过失时是否会有所迟疑？
那么，我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难道常识通常是错误的？有些时候的确如此。另外一些时候，常识是正确的，或者说正反两面都有道理：幸福是得知真相还是沉迷幻想？是与人共处还是离群索居？观点之多如大海之浩瀚，无论我们发现了什么，总有人对此有所预见。（马克·吐温曾经开玩笑说，亚当是惟一在口吐莲花之后还能确信自己是“天下第一人”的人。）但在众多争论中，哪一个最符合现实呢？科学研究可以清楚地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常识是有效的。
问题是，常识并非总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常识总在事后证明是正确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免不了误以为，我们现在知道的和过去知道的，比我们现在能做的和过去已经做的要多。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科学的理由：帮助我们区分真实与幻相，区分真正的预测与简单的事后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