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了我们如何研究社会心理学（第一编），我们如何思考（第二编）和如何彼此影响（第三编）之后，现在，我们来考察社会心理学的第四个层面——我们彼此是如何联系的。我们对待他人的情感和行为有时是消极的，有时是积极的。
即将谈及的“偏见” “攻击性”和“冲突”等模块考察了人际关系中丑陋的方面：为什么我们讨厌，甚至互相鄙视？我们在何时会彼此伤害？原因又是什么？
在随后的“冲突解决”“吸引与亲密”以及“利他”等模块中，我们探讨了社会关系中好的方面：如何正义而友善地解决社会冲突？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或者爱上特定的人？何时我们将会帮助他人？
最后，在模块31中我们提出，面对人口激增、资源消耗和气候变化而产生的生态恶化，社会心理学应该为改变生态屠戮做出应有的贡献。
模块22 偏见的影响范围
偏见以多种形式显现——喜欢自己的群体和不喜欢其他一些群体。
思考以下例子：
● 宗教。在伊拉克战争与“9·11”事件之后，10个美国人中有4个承认他们对穆斯林人有偏见。而且在西欧有将近一半的非穆斯林人士对穆斯林人有负面的印象（Pew，2008；Saad，2006；Wike & Grim，2007）。而在约旦、土耳其、埃及甚至是英国的穆斯林人对西方人的看法也是负面的，认为西方人“贪婪”而且“缺乏道德”。
● 肥胖。在寻求爱情或工作时，肥胖者，尤其是超重的白人妇女，前途黯淡。在若干相关的研究当中，肥胖者结婚的更少，只能获得初级的或不大好的工作，收入也更低（Swami &others， 2008）。在实验研究中（让其中的一些人扮成肥胖者），他们被认为缺乏魅力，不太聪明，不太快乐，缺乏自我修养，不够成功（Gortmaker & others， 1993；Hebl & Heatherton， 1998；Pingitore & others， 1994）。事实上，体重歧视明显超过了种族或性别歧视，它表现在职业的每一个阶段中——雇用、工作安排、晋升、薪酬、奖惩和解雇（Roehling，2000）。对超重的人的负面印象和歧视可以解释为什么肥胖的女性和男性很少（与他们在普通大众中的人数相比）成为大公司的CEO（Roehling & others，2008， 2009）。
● 性取向。很多年轻的同性恋者——一项英国的全国调查中三分之二的同性恋中学生——报告说曾遭到过非同性恋者的欺辱（Hunt & Jensen，2007）。而且，在英国有五分之一的成人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报告曾受到暴力的惩罚或者人身攻击（Dick， 2008）。在美国的一项调查中，20%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曾经历过财产或人身的攻击，仅仅因为他们的性取向，并且一半的人曾受到言语攻击（Herek， 2009）。
● 年龄。人们对老年人的印象通常是脆弱、缺乏能力的，并且效率低下。这导致他们倾向于像对待孩子那样居高临下地对待老年人，比如用儿语和老年人说话，这会使老年人觉得自己胜任感与行为能力下降（Bugental & Hehman，2007）。
● 移民。德国人对土耳其人、法国人对北非人、英国人对西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美国人对拉美移民的偏见正在迅速上升（Pettigrew， 2006）。我们将看到，导致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的因素同样会导致对移民的偏见（Pettigrew & others，2008；Zick & others， 2008）。
偏见的界定
偏见、刻板印象、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些术语往往相互重叠。让我们来澄清这些概念。上述的各种情况，正好都涉及了对某些群体的负面评价。这正是偏见（prejudice）的本质：对一个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负面的预先判断。
偏见是一种态度。它是情感、行为倾向和信念的某种独特结合物。一个存有偏见的人，可能不喜欢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行为方式是歧视性的，并相信那些人无知而危险。与许多态度一样，偏见非常复杂，而且可能包含某种傲慢的情感成分，这种情感起到了使对方总是处于不利的作用。
负面评价是偏见的标志，它经常源自被称为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负性信念。刻板印象是一种概括。为了简化世界，我们概括出：英国人保守；美国人开朗；教授则心不在焉。
这样的概括或多或少是真实的（而且并不总是负面的）。老年人确实更加虚弱。北半球靠南部的国家暴力事件发生率的确更高。有报告说，这些国家中生活在南方的人的确比北方人更善于表达。就不同性别、种族和阶层背景学生的成绩差异而言，老师们的刻板印象往往能真实地反映现实（Madon & others， 1998）。正如贾西姆等人（Jussim， McCauley，& Lee， 1995）指出的那样，“刻板印象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准确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称其为“差异敏感性”或“多元世界中的文化觉知”。形成英国人比墨西哥人更关心准时的刻板印象，就是理解为使摩擦最小化，在每一种文化下该期望什么以及该如何行动。
当刻板印象是过度概括或明显不对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假如说美国享受福利的人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这一概括就有些过分，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大学生对特定的大学生联谊会成员持有不同的刻板印象（例如，更喜欢外语课而不是经济学，或更喜欢垒球而非网球），它们包含了一定的事实，但却被过分夸大了。被刻板化的群体内个体间的差异要比想象得更大（Brodt & Ross， 1998）。
偏见是一种负面态度；歧视（discrimination）是一种负面行为。歧视行为的根源往往在于偏见态度（Dovidio & others， 1996；Wagner & others， 2008）。一项研究为此提供了很明显的证据，研究者向洛杉矶地区1115套空公寓的房东发去了电子邮件。在回复的邮件中，署名为“Patrick McDougall”的回复率为89%，署名 “Said Al-Rahman”的回复率为66%，署名为“Tyrell Jackson”的回复率为56%（Carpusor & Loges， 2006）。
态度和行为常常是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的。偏见性的态度并不一定滋生出敌意行为，同样，并非所有的压迫都源于偏见。种族歧视（racism）和性别歧视（sexism）是制度上的歧视举动，即使在没有偏见意图的时候也如此。在一家全部为白人的公司里，假如面试招聘确实排除了潜在的非白人雇员，那么，即使雇主并无歧视之意，但这一惯例也可以称为种族歧视。
偏见：微妙形式和公开形式
偏见为我们的双重态度系统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们对同一个目标可以同时拥有完全不同的外显（有意识的）态度和内隐（自动的）态度，500项利用“内隐联结测量”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Carpenter， 2008）。已有600万人在网上参与过该测验，评价他们的“内隐认知”——你知道你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内容（Greenwald & others， 2008）。这个测验主要是测量人们联想的速度。正如我们从“锤子”联想到“钉子”要快于从“锤子”联想到“木桶”，这个测验可以测量出我们从“白色”联想到“好”要比从“黑色”联想到“好”快多少。我们可能保留了小时候对某些人习惯性自动产生的恐惧或厌恶，而他们现在变成了我们敬畏和钦佩的对象。尽管外显的态度通过教育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内隐态度会持续存在，只有我们通过不断的练习从而形成新的习惯时才会改变（Kawakami & others， 2000）。
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州大学（Devine & Sharp， 2008）、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Banaji，2004）、印第安纳大学（Fazio，2007）、科罗拉多大学（Wittenbrink，2007；Wittenbrink & others， 1997）、华盛顿大学（Greenwald & others， 2000）、弗吉尼亚大学（Nosek & others， 2007）和纽约大学（Bargh & Chartrand， 1999）的研究者开展的一系列实验已经证明，偏见和刻板印象可以在人们的意识之外产生。一些上述实验通过快速闪动文字或者面孔来“启动”（自动激活）对于种族、性别、年龄的刻板印象，实验者在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下可能在行为上产生偏差，而这一过程均在意识之外。比如，参与者启动了有关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后，可能对研究者（故意地）恼人的要求产生更多敌意的回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概述了有意识的外显偏见和无意识的内隐偏见之间的区别，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有关偏见的两个常见形式：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
种族偏见
普天之下，每个种族都是少数群体。例如，非西班牙裔的白人仅占全世界人口的1/5，不到半个世纪之后，该比例将会变成1/8。由于过去两个世纪里的迁徙和移民，世界各民族现在互相融合，有时彼此敌对，有时又友好相处。
对一位分子生物学家而言，肤色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体特征，它受种族之间微小的基因差异所控制。而且，自然界并不按纯粹界定的类别来区分种族。将奥巴马标定为“黑人”的是我们人类而非自然界，尽管他的母亲是白人，同时也是我们人类将泰格·伍兹标定为“非裔美国人”（他的祖先是25% 的非洲人），或“亚裔美国人”（他也是25% 的泰国人和25% 的中国人），或者甚至是土著美国人或荷兰人（各有1/8 的血统）。
多数人看到其他人身上的偏见。在1997 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中，美国白人估计他们的同伴中有44% 的人偏见很深（在10 点量表上得分为5，甚至更高）。有多少人给自己也打高分呢？只有14%（Whitman,1998）。
种族偏见正在消失吗
一方面是感受到无所不在的顽固偏见，另一方面是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偏见，到底哪种认识正确？种族偏见正在成为历史吗？
种族态度可以非常迅速地发生改变。1942 年，大部分美国人赞同“应该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为黑人设置隔离区”（Hyman & Sheatsley， 1956）。事到如今，这样的问题会显得稀奇古怪，因为如此明目张胆的偏见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了。1942 年，不到1/3 的白人（南部只有1/50）支持学校合并；到1980 年，支持学校合并的占到90%。自1942 年以来的岁月是多么的短暂，即使自实施奴隶制的日子开始算，经历的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因此，这种变化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在英国，公开的种族偏见也骤然减少，如反对跨种族婚姻和反对少数种族担任领导的人数急剧下降，特别是在年轻人中（Ford， 2008）。
自20世纪40 年代以来，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在40 年代，如克拉克等人（Clark & Clark， 1947）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都持有反黑人的偏见。美国最高法院在1954 年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宣布隔离学校违背宪法。法院当时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当非洲裔美国儿童有机会在黑人玩偶和白人玩偶之间做出选择时，多数人选择的是白人玩偶。在20世纪50~70 年代所进行的研究中，黑人儿童喜欢黑人玩偶的可能性一直在增加。同时，成年黑人开始认为在诸如智力、懒惰和可靠等特质方面，黑人与白人非常相似（Jackman & Senter， 1981； Smedley & Bayton， 1978）。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结论，种族偏见已经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里消失了呢？ 2006 年一年当中，在有记录的仇视犯罪案件里，7 772 名犯罪者显然仍持有偏见（FBI， 2008）。如图22-1所示，极少数白人还存有偏见，不愿意投票给黑人总统候选人。根据一项对投票者种族态度和政策态度的统计分析，如果没有种族偏见的话，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会多赢得6%的支持者（Fournier & Tompson， 2008）。
图22-1
1958~2007年美国白人种族态度的变迁。阿伯拉罕·林肯幽灵般地拥抱着巴拉克·奥巴马，形象地体现了奥巴马的名言“我们所能相信的变革”。两天之后，奥巴马站在奴隶们用双手建造的台阶上，把手放在林肯就职典礼用过的圣经上，发表《最神圣的宣誓》的演讲——他回忆，“也许60年前他父亲还不能在一家当地餐厅工作”。资料来源：Data from Gallup Polls (brain.gallup.com).
那么，走向种族平等的进程究竟如何呢？在美国，白人倾向于拿现在的情形与充满压迫的过去相比较，于是感觉到了迅速的根本性的改变。而黑人则倾向于拿当下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相比较，由于那个理想世界还没有实现，所以他们感觉到的改变相对较少（Eibach & Ehrlinger， 2006）。
偏见的微妙形式
偏见的微妙形式比公开形式的涉及面更广。一些专家研究了人们对黑人和白人的行为。白人对于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都是同样乐于提供帮助的，除非需要帮助的人太不相干（比如说，有一位打错电话的人，明显带有黑人口音，要求转达一个消息）。同样，当要求人们采用电击来“教授”某个任务时，白人给黑人的电击并不比给白人的多——除非他们被激怒了，或对方无法报复，或者不知道是谁干的（Crosby & others， 1980；Rogers & PrenticeDunn， 1981）。
因此，偏见态度或歧视行为一旦能隐身于某些其他动机之后，便可能浮现出来。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及荷兰，微妙的偏见（夸大种族差异、对少数民族移民不那么尊重和有好感，以臆测的非种族理由拒绝他们）正在替代公开的偏见（Pedersen & Walker， 1997；Tropp & Pettigrew， 2005a）。一些研究者把这种微妙的偏见称为“现代种族歧视”或“文化种族歧视”。现代偏见通常以微妙的形式表现在我们对那些熟悉、相似以及感觉舒适的事物的偏好上（Dovidio & others， 1992；Esses & others， 1993a；Gaertner & Dovidio， 2005）。
现代偏见甚至表现为种族敏感性，它导致人们对被隔离的少数种族人士反应过度——包括对他们的成功赞扬过度，对他们的过失批评过度，以及只提醒白人学生而不提醒黑人学生学术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Crosby & Monin， 2007， Fiske，1989；Hart & Morry， 1997；Hass & others， 1991）。它同时也表现为某种怜悯姿态。例如，肯特·哈伯（Harber， 1998）将一篇写得很糟糕的文章给斯坦福大学的白人大学生，请他们进行评价。相对于被引导认为作者是白人的情形而言，当大学生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黑人时，评定的分数相对更高，也很少发表严厉的批评。这些评定者，或许是为了避免表现出偏见，他们采用不那么严厉的标准，对黑人作者更宽容。哈伯指出，这种“赞扬过度和批评不足”，可能会阻碍少数种族学生取得好成就。
自动偏见
对于非裔美国人的自动偏见有多么广泛呢？研究者们已经在多种情境下观察到了这种自动反应。举个例子来说，在安东尼·格林沃尔德和他的同事（Greenwald & others， 1998， 2000）所做的巧妙实验中，当结合黑人面孔而非白人面孔的时候，10 名白人中有9 人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认定愉快的单词（例如“和平”和“天堂”）是“好的”。你会注意到，参与者一般几乎没有明确表示出偏见，只有无意识、非故意的反应。不仅如此，休根伯格和博登豪森（Hugenberg & Bodenhausen，2003）报告说，这种内隐偏见表现得越强烈的人，越容易从黑人面孔中感知出愤怒。
批评者指出潜意识的联想可能只是印证了文化上的假设，但是没能说明偏见的影响（偏见包括了负面的态度和行为倾向）。但一些研究表明，内隐的偏见会改变行为：
● 在一项瑞典的研究中，针对反阿拉伯穆斯林的内隐偏见测量预测出193家企业的雇主都不会对穆斯林名字的员工进行面试（Rooth， 2007）。
● 一项对287名医生的调查表明，那些表现出最多的内隐种族偏见的医生最不愿为那些主诉为胸痛的黑人患者开溶栓类药品（Green & others， 2007）。
● 一项对44名澳大利亚护士的研究表明，那些照顾吸毒者和酗酒者的护士对这些人群的内隐偏见最大，而且在面对压力时，也最想换工作（von Hippel & others， 2008）。
在一些情境中，自动的内隐偏见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死。科雷尔及其同事（Correll & others， 2002,2006,2007）、格林沃尔德及其合作者（Greenwald & others， 2003）在他们各自的实验中，邀请人们快速按按钮，“射击”或者“不射击”那些在屏幕上突然出现的人，这些人或者手握枪械，或者手持诸如闪光灯或瓶子之类的无害物品。参与者（其中一个研究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更容易误击黑人目标。一个伦敦警察射杀了一个长相像穆斯林的人，之后的研究发现，澳大利亚人也更有可能对穆斯林穿着的人射击（Unkelbach & others， 2008）。如果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一个团体是有危险的，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个团体时会更容易提高我们的注意力和唤醒水平（Donders & others， 2008；Dotsch & Wigboldus， 2008；Trawalter & others， 2008）。
在一项相关的系列研究当中，佩恩（Payne，2001，2006）、贾德及其同事（Judd & orhers， 2004）都发现，当用黑人而非白人面孔启动时，人们想到的是枪：他们更快辨认出枪或更多地将扳手之类的工具误认为是枪。即使在感知对方种族时没有发生偏见，在对其反应时仍然会受到偏见的影响——人们在开枪之前或多或少需要一些线索（Klauer & Voss， 2008）
詹妮弗和她的同事研究发现（Jennifer & others，2004），相反的效应同样存在。人们在看到武器时，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到非裔美国人身上，这种现象使美国警察更容易把黑人判断成罪犯。这些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阿马都·戴罗（纽约市的一名黑人移民）被警察开枪射击了41次，就因为他将钱包从口袋中拿出来。
研究同时发现，自动的刻板印象和有意识控制的刻板印象所激活的脑区不同（Correll & others，2006；Cunningham & others，2004；Eberhardt，2005）。脑成像显示，当面对最能引起厌恶感的外群体（如吸毒成瘾者和无家可归者）时，与厌恶、回避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加（Harris & Fiske， 2006）。这一结果显示自动偏见涉及与恐惧有关的初级脑区，如杏仁核；而有意识控制的刻板印象与前额叶的关系更密切，后者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与有意识的思考有关。我们在思考自己或自己认同的团体与思考陌生团体相比，激活的额叶位置也不一样（Jenkins & others，2008；Mitchell & others， 2006）。
格林沃尔德和舒（Greenwald & Schuh， 1994）指出，即使是那些研究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似乎也容易有偏见。他们选定了一些非犹太人姓名（Erickson，McBride， & others）和犹太人姓名（Goldstein， Siegel， & others），分析这些人的社会科学文章引文中的偏见。他们分析了近30 000 条引文，其中包括17 000 条关于偏见研究的引文，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结果：与犹太裔作者相比，非犹太裔作者引用非犹太裔姓名的概率要高出40%。（格林沃尔德和舒不能确定是否犹太裔作者过度引用他们的犹太裔同行的文章，还是非犹太裔作者过度引用非犹太裔同行的文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性别偏见
对女性的偏见有多普遍？我们在模块13中考察了性别角色规范，即人们有关女性和男性应该如何行为举止的观念。这里我们关注性别刻板印象，即人们有关女性和男性事实上如何行为举止的信念。规范带有约定性质，而刻板印象则是描述性的。
性别刻板印象
从有关刻板印象的研究中，有两个结论是毫无疑义的：存在很强的性别刻板印象，并且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刻板化群体的成员也接受这种刻板印象。男性和女性会一致认为你可以根据书的性感封面来判断一本书。在一项调查中，杰克曼和森特（Jackman & Senter， 1981）发现性别刻板印象要比种族刻板印象更强。例如，认为两性同样“易动感情”的男性只有22%。剩余的78% 的男性中，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易动感情的人数远远多于认为男性更易动感情的人数，其比例是15: 1。那么女性如何看这个问题呢？她们的答案是一样的，差异不超过1 个百分点。
要记住，刻板印象是有关一群人的概括，它们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或者过度概括而偏离了事实的核心。（它们也可能带有自我实现的性质。）我们在模块13中曾提到，普通男性和普通女性之间在社会联系、同理心、社会权力、攻击性和性爱主动性（然而并不包括智力）等方面确实存在某些差异。那么据此我们能否得出性别刻板印象准确的结论呢？刻板印象有时会夸大差异，但据珍妮特·斯温（Swim， 1994）的观察，并非总是如此。她发现宾州州立大学的学生有关男性和女性在不安分性、非言语敏感性、攻击性等方面的刻板印象有其合理性，比较接近于真实的性别差异。而且，这些刻板印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综合考察了27 个国家的数据之后，约翰·威廉斯和他的同事（Williams & others，1999， 2000）发现，每个地方的人都认为女性更易相处，而男性则更开朗。性别刻板印象的持续性和普遍性，使得一些进化心理学家相信性别刻板印象反映了天生、稳定的本质特性（Lueptow & others， 1995）。
刻板印象（信念）并不是偏见（态度）。刻板印象可能为偏见提供支持。不过，抛开偏见而言，人们可能会赞同男性和女性“虽有差异但彼此平等”。让我们就此来看看研究者如何探讨性别偏见。
性别态度：善意的还是敌意的
根据人们对调查研究者的陈述，针对女性的态度与人们的种族态度一样，变化得非常快。如图22-2所示，与愿意为黑人总统候选人投票的美国人人数一样，愿意为女性总统候选人投票的人数也逐年提升。1967 年，56% 的美国大学一年级学生赞同“已婚女性的活动最好限定在家庭中”；到2002 年，赞同该观点的人只有22%（Astin & others， 1987；Sax & others， 2002）。此后，这些问题都不值得讨论了，在2008年，保守党人士为了一件他们曾经质疑的事情而欢呼：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州长萨拉·佩林，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伊格利和她的同事（Eagly & others 1991）、哈多克和赞纳（Haddock & Zanna， 1994）也报告说，人们可能会以发自肺腑的负面情绪来对待某些群体，但他们不会这样来对待女性。大部分人更喜欢女性而非男性。他们感觉女性更善解人意、和蔼、乐于助人。因此，一种有利的刻板印象导致了一种有利的态度，伊格利（Eagly， 1994）为这种有利的刻板印象起名为“女性优秀效应”（womenare-wonderful effect）。
图22-2
1958~2007年性别态度的变化。资料来源：Data from Gallup Polls (brain.gallup.com).
不过，性别态度往往是好恶相伴的，这是格利克、菲斯克和他们的同事（Glick,Fiske & others， 1996， 2007）报告的结论，他们调查了19 个国家的15 000 人。他们常常将善意的性别偏见（“女性的道德敏感性更高”）和敌意的性别偏见（“一旦男性作出承诺，那么她就会牢牢束缚他”）混合在一起。
“敌意”性别歧视与“善意”性别歧视之间的差异在于，后者会发展为对他人的偏见。我们把某个群体视为竞争对手或令人喜爱的人，但是通常不会两者兼而有之。这种社会知觉在文化上存在一般性维度——可爱的（温和的）和竞争的——欧洲人常言道“德国人爱意大利人，但并不敬仰他们。意大利人敬仰德国人，但并不爱他们”（Cuddy & Others，2009）。通常，我们尊重那些地位高的竞争对手，喜欢那些能欣然接受地位更低的人。
性别歧视
作为男性也不是万事如意。以女性相比，男性自杀或被谋杀的概率是女性的3倍。几乎所有战场上的受害者都是男性，这使他们的平均寿命少了5年。大多数精神迟滞或自闭症患者都是男性，接受特殊教育项目的学生亦是如此（Baumeister， 2007；S.Pinker， 2008）。
性别偏见在西方国家是否正在迅速消失？女权运动是否已经即将完成其使命？与种族偏见一样，公开的、堂而皇之的性别偏见已然消亡了，但微妙的偏见依然存在。
通过对父母宣布婴儿的性别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偏见（Gonzalez & Koestner， 2005）。生了男孩的父母比生了女孩的父母在宣布宝宝性别时更骄傲。相反，生了女孩的父母在宣布宝宝性别时比生了男孩的父母更加开心。这似乎表明，父母在宣布性别的时候，对于男孩是从身份角度来描述，而对于女孩则是从关系角度来描述。
在西方国家以外，性别歧视的情况更严重：世界上未上学的儿童当中有2/3是女孩（United Nations， 1991）。 在一些国家，歧视已经慢慢演变成了暴力，甚至一些被强奸的人会被起诉，一些女性被泼煤油，或者受到不满丈夫的家庭暴力（UN， 2006）
但是，对女性最大的偏见是发生在产前。就全世界而言，人们倾向于生男孩。1941 年，美国有38% 的怀孕父母说他们如果只养一个孩子的话，他们喜欢要男孩；24% 的人喜欢要女孩；23% 的人说他们无所谓。到2003年，答案几乎没有变化，依然是38% 的人喜欢要男孩（Lyons， 2003；Simmons， 2000）。随着人们广泛采用超声技术来检测胎儿的性别，以及越来越多的堕胎可行性，这些偏好正在影响男孩和女孩的比例。2000年中国人口统计表明，每出生100名女婴，就会有118名男婴出生，这导致了4 000万的男性无法找到伴侣（AP， 2007a）。这些历史性的性别不平衡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男性过多（如边境城市、移民聚集区、矿工营地）可以预测出更高的暴力水平和传统性别角色（Guttentag & Secord， 1983；Hvistendahl， 2008）。这些不平衡也存在于中国台湾地区（119男孩/100女孩）、新加坡（118男孩/100女孩）和印度（120男孩/100女孩）。2001 年印度人口统计报告指出，旁遮普省每出生100 名新生女婴就会出生126 名男婴。最终结果就是数以千万计的“失踪女性”。
总的来说，对有色人种和女性的公然偏见已远不如40 年前那样普遍。对于同性恋者的偏见也同样如此。然而，采用对微妙偏见敏感的测量技术依然能检测到广泛存在的偏见。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性别歧视简直是致命的。因此，我们必须仔细而深入地考察偏见的社会、情感和认知根源。
模块23 偏见之源
偏见起源于多种根源。它的产生可能源于社会地位的差异，人们想证明这些差异是正当的，并且愿意维持这些差异。偏见也可能是我们从小习得的，我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差异。最后，我们的社会制度可能起到了维持和支持偏见的作用。先考虑偏见是如何发挥作用来保护自尊和社会地位的。
偏见的社会根源
不平等的地位
记住一条原则：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滋生了偏见。主人视奴隶为懒惰的、不负责任的、缺乏抱负的，正因为他们拥有这些特点，所以他们适合被奴役。历史学家在争论到底是什么力量造成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不过，一旦这些不平等业已存在，偏见就在促使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特权合理化。告诉我两个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我便可以预测群体之间的态度。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实行过奴隶制的地区中偏见还最为严重。19世纪的欧洲政治家和作家们通过把被剥削的殖民地人民描述成“劣等的”、“需要保护的”、是一种需要承受的“负担”，从而证明帝国扩张是正当的（G. W. Allport， 1958， pp.204-205）。40年前，社会学家海伦·迈耶·哈克（Hacker，1951）指出了有关黑人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如何促进其社会地位低等的合理化：许多人认为这两个群体智力低下、情绪化、未开化，对他们从属的角色“心安理得”。黑人是“劣等的”，女性则是“软弱的”。黑人的处境正恰如其分；女性的位置则是在家中。
里尔萨·韦西欧和他的同事（Vescio & others， 2005）探索了上述现象的原因。他们发现，那些有权力的男性刻板地认为他们的女性下属给予了他们许多赞赏，但资源相对较少，因而损害了她们的工作绩效。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使男性维持他们的权力地位。这种对女性看似善意的歧视（暗示女性是弱者，并且需要帮助）也存在于实验室的情境中，通过灌输一些侵入性想法，如自我怀疑、成见、自尊降低，使得女性的认知表现变差了（Dardenne & others， 2007）。
社会化
偏见起源于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其他社会原因，包括我们习得的价值观和态度。家庭社会化对儿童偏见有影响，这往往与母亲对他们的教育有关（Castelli & others， 2007）。甚至儿童的内隐种族态度反映的是父母外显的偏见（Sinclair & others， 2004）。我们的家庭和文化向我们传递着各种信息——如何交朋友，如何开车，如何分配家务劳动，以及谁不受信任和不招人待见。
权威人格
20世纪40年代，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者——其中有两位是从纳粹德国逃离出来的——设立了一个紧迫的研究任务：揭示反犹主义的心理根源。反犹主义影响之恶劣，导致数百万犹太人被屠杀，而且让那么多欧洲人成为冷漠的旁观者。在研究美国成人的时候，西奥多·阿多纳（Adorno & others， 1950）发现，敌视犹太人的人，往往也同时敌视其他少数民族。偏见似乎不只是具体针对某一群体的态度，而是如何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不仅如此，这些自以为是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者普遍拥有权威人格的倾向——不能容忍软弱，具有惩罚性的态度以及服从群体内部的权威。这些权威人格倾向，反映在他们赞同诸如“服从和尊敬权威是孩子们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品质”之类的陈述上。通过这些结果，阿多纳和他的同事（Adorno & others， 1950）认为具有权威人格的个体特别容易出现偏见和刻板印象。
权威人格的人，在孩提时代往往经历过苛刻的管束。这可能导致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敌意和冲动，并将这些敌意和冲动“投射”到了外群体身上。权威人格儿童的不安全感，似乎使他们倾向于特别关注权力和地位，容易形成非对即错的僵硬思维方式，难以忍受模糊性。因此，这类人就倾向于服从那些权力比自己大的人，攻击或者惩罚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
一些学者对该研究持批评态度，因为该研究只关注右翼权威主义（一种在政治上以保守形式出现的权威主义——译者注），忽略左翼的教条权威主义（激进形式的权威主义——译者注）。尽管如此，该研究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权威主义倾向，有时候在种族紧张局势中有所反映，在经济衰退、社会巨变、日子变得艰难的时候，权威主义倾向也会急剧高涨（Doty & others， 1991；Sales， 1973）。并且，不同形式的偏见——对黑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女性、老人、肥胖者、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者——的确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Zick & others， 2008）。
宗教与偏见
那些得益于社会不平等的人，在声称“人生而平等”的同时，还需要为让各种事情维持现状而寻求合理化的辩解。除了相信是上帝规定了现存的社会秩序，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力量的理由？威廉·詹姆士指出，对所有的残酷劣行而言，“表面的幌子都是秉承上帝的旨意”（1902， p.264）。
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都利用宗教来使当前的秩序神圣化。利用宗教来维护不公正，这有助于解释有关基督教这一北美主要宗教的两个相互印证的发现：（1）教会成员比其他人表现出更明显的种族偏见；（2）同那些表示自己的传统信仰不那么明显的人相比，那些表示信奉传统或正统基督教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偏见（Altemeyer & Hunsberger， 1992；Batson & others， 1993；Woodberry & Smith，1998）。这让我们好奇：到底是信奉宗教导致了偏见，还是偏见诱发人们去信奉宗教？抑或者是某种潜在的因素，如缺乏教育，导致了这两种结果？
如果的确是宗教信仰导致偏见，那么越虔诚的教会成员偏见就越深。但另外三个研究一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 在教会成员中，同偶尔去教堂的人相比，虔诚的信徒在26 次对比中有24次显示出较少的偏见（Batson & Ventis， 1982）。
● 奥尔波特和罗斯（Allport & Ross， 1967）发现，相对那些将宗教视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人而言（他们会认同这样的陈述：“我对宗教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做礼拜是件令人愉悦的社会活动”），那些以宗教本身为目的的人（例如，他们会认同这种陈述：“我的宗教信仰真的是我为什么这么生活的理由”）表现出较少的偏见。而且，在盖洛普的“宗教承诺”指数中得分高的人，更欢迎其他种族的人做邻居（Gallup & Jones， 1992）。
● 新教牧师和罗马天主教牧师比普通人更支持民权运动。1934年，德国45% 的神职人员与组织起来反对纳粹统治的认信教会结盟（Reed， 1989）。
那么，宗教和偏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提问。如果我们将宗教虔诚定义为教会成员或至少在表面上认同传统信仰的意愿，那么越虔诚的人就怀有越多的种族偏见。顽固分子往往借助宗教使其固执合理化。可是，如果我们以其他几种方式来评价宗教虔诚的程度，那么越虔诚的人则持有越少的偏见——因此，现代民权运动具有宗教的根基，该运动的领导者当中有许多基督教牧师和基督教新教牧师。正如戈登·奥尔波特所总结的那样：“宗教的作用显得自相矛盾。它制造偏见，同时又消除偏见”（Allport， 1958， p.413）。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他1976年的著作《对各种主题的思考》中阐述了同样的思想：“让我们相互仇恨的宗教有很多，但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宗教却不错。”
从众
偏见一旦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会由于惯性而持久存在。如果偏见被社会所接受，那么许多人将会遵循阻力较小的通道，顺从这种潮流。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因为憎恨的需要而产生，但更可能是因为被人喜欢和接受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当人们知道别人也是如此之后，会变得更容易赞成（或反对）歧视，比如，当他们听到性别歧视的笑话后，对女性的支持就会减少（Ford & others， 2008；Zitek & Hebl， 2007）。
托马斯·佩蒂格鲁（Pettigraw， 1958）对南非和美国南部的白人的研究揭示了在20世纪50 年代，那些最遵从其他社会规范的人同时也是最具有偏见的人；那些不怎么遵从的人则不大有人云亦云的偏见。对于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牧师来说，不从众的代价显然是痛苦的，1954 年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在学校解除种族隔离的决议就是在那里执行的。大多数牧师愿意融合，但通常只是私底下这么说；他们害怕公开宣称会使他们失去教会成员和捐助者（Campbell & Pettigrew， 1959）。
从众同样也维持着性别偏见。“如果我们来思考一下托儿所和厨房为什么是女性的天然活动范围”，萧伯纳在189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所作所为与英国孩子思考笼子为什么是鹦鹉的天然活动范围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从未看到过鹦鹉。”那些在其他地方见过女性的孩子——职业女性的孩子——对男性和女性看法的刻板化程度相对要低一些（Hoffman， 1977）。
在所有这些观点中，尚有一线希望。如果偏见并非植根于人格，那么随着潮流的改变和新规范的演进，偏见便可能消除。事实上，它的确在变化。
偏见的动机根源
偏见可能由于社会情境而滋生，但偏见中的敌意以及希望没有偏见的愿望背后都有动机方面的原因。挫折感可以激发偏见，如同想看到自己的群体高人一等的意愿一样。但有些时候，人们也希望避免偏见。
挫折与攻击：替罪羊理论
痛苦和挫折（目标受阻）常常引起敌意。当我们遭遇挫折的原因令人胆怯或者尚未可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转移我们的敌对方向，这种“替代性攻击”现象，也许助长了（美国）内战之后南方地区对美国黑人滥施私刑的行为。1882~1930年之间，当棉花价格下跌、经济受挫的时候，滥用私刑的情况可能就更加严重（Hepworth & West， 1988；Hovland & Sears， 1940）。近几十年来，仇视性犯罪似乎并不随着失业率的波动而波动，但是，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社会民众就对（民族）多样性和反歧视法案持更开放的态度（Frank， 1999）。繁荣时期，民族和睦更容易维护。
这种替代性攻击的目标是变化不定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又出现经济混乱，许多德国人都把犹太人看成是罪魁祸首。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德国一位领导人就阐述道：“犹太人只不过是替罪羊……如果没有犹太人，反犹太分子也会创造出犹太人来”（转引自G.W.Allport， 1958， p.325）。在几世纪以前，人们曾经把他们的恐惧和敌意发泄到女巫身上，女巫有时在公共场合被烧死或溺死。在当代，“9·11”事件以后，那些对移民和中东人表现出更多不宽容态度的美国人，会感到更多的愤怒而不是恐惧（Skitka & others，2004）。愤怒激起了偏见。
竞争是挫折的来源之一。当两个群体为工作、住房或社会声望而竞争的时候，一个群体实现了目标，这将成为另一个群体的挫折。因此，现实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认为，一旦群体为稀缺资源而竞争，就会出现偏见（Maddux & others， 2008；Riek & others， 2006；Sassenberg & others， 2007）。高斯定律（Gause's law）就是一个与此有关的生态学原则，它认为有同样需求的物种之间的竞争是最激烈的。
例如，西欧有些人赞成这种说法，“过去5年当中，像你这样的人经济状况比大多数（该国某个少数民族）人都差。”这些饱受挫折的人公然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偏见（Pettigrew & Meertens， 1995；Pettigrew & others， 2008）。自1975年开始，加拿大人对移民的抵触随失业率而上下波动（Palmer， 1996）。在美国，敌视黑人的偏见在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与黑人最为接近的白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AP/Ipsos， 2006；Pew， 2006）。同样，对黑人偏见最强的白人往往来自最接近黑人的社会经济阶层（Greeley & Sheatsley， 1971；Pettigrew， 1978；Tumin， 1958）。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偏见——对某些人来说——就成为报复的手段。
社会同一性理论：感觉自己比他人优越
人是群居性动物。我们的祖先教会了我们如何满足和保护我们自己在群体中生存。人类为其所在的群体而欢呼，为之而杀戮，为之而献身。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约翰·特纳（Turner， 1981， 2001， 2004）和米歇尔·霍格（Hogg， 1992，2006， 2008）以及他们的同事注意到，我们还很自然地以我们的群体来描述自己。自我概念——我们感觉自己是谁——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个人同一性（我们对自己的个人特性和态度的感受），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同一性（social identity）。菲奥娜把自己看成一位女性，一名澳洲人，一名工党党员，一名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学生，一名麦克唐纳家族的成员。我们肩负如此多的社会身份，如同玩纸牌，在最恰当的时候打出各张牌。大多数美国学生都把自己视为“美国人”，他们对穆斯林表现出更高的愤怒或者不尊重。当启动他们作为“学生”的身份时，他们相反对警察表现出更高的愤怒（Ray & others， 2008）。
在与英国已故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托什菲尔一起工作时，特纳提出了社会同一性理论。特纳与托什菲尔观察到以下现象：
● 我们归类：我们发现将人，包括我们自己，归入各种类别是很有用的。在表述某人的其他事情的时候，给这个人贴上印度人、苏格兰人或公共汽车司机的标签，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 我们认同：我们将自己与特定的群体 [我们的内群体（ingroup）]联系起来，并以此获得自尊。
● 我们比较：我们将自己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外群体（outgroup）]进行比较，并且偏爱自己的群体。
我们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会部分地依据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拥有一种“我们”的感觉能增强我们的自我概念。这种“感觉”好极了。我们不仅在群体中为我们自己寻求尊重，还在群体中寻求自豪感（Smith & Tyler， 1997）。而且，认为我们的群体比较优秀，有助于让我们感觉更好。这就像我们都想过的，“我是一名X（你的群体）。X 很优秀，所以，我也很优秀。”
如果缺乏积极的个人同一性，人们往往会通过认同某一群体来获得自尊。因此，很多年轻人通过加入帮派来寻找自豪感、权力、安全感和同一性；当人们的个人同一性和社会同一性融合到一起——自我与群体的边界变得模糊时——他们会更加愿意为组织而战，甚至为组织牺牲 （Swann & others， 2009）。许多极端的爱国者以他们的国籍来描述自己（Staub， 1997， 2005）。很多迷茫的人投身于新的宗教运动、自助群体或兄弟会后，在其活动中找到同一性（图23-1）。
图23-1
个人同一性与社会同一性共同培育自尊。
内群体偏见
以群体方式来描述你是谁——如你的种族、宗教、性别、所学专业——意味着描述你不是谁。包含“我们”（内群体）的圈子，自然就排除了“他们”（外群体）。在荷兰的土耳其族人越是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或是穆斯林，他就越不会把自己视为荷兰人（Verkuyten & Yildiz， 2007）。
因此，仅仅是感觉到被归入某一群体，也可能增加内群体偏见（ingroup bias）。如果问孩子们：“你们学校的学生和他们（附近另一所学校的学生）比起来，哪里的学生更优秀？”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会说自己学校的学生更优秀。
对成年人来说也同样如此，离家越近看上去就越好。超过80% 的白人和黑人都认为他们邻里之间的种族关系总体良好；但只有不到60% 的人认为整个国家的种族关系总体良好（Sack & Elder， 2000）。在实验情境中，仅仅与某个人同一天生日就能建立足够强大的联系，以激发密切的合作（Miller & others， 1998）。
内群体偏见提供积极自我概念 内群体偏见是人们寻求积极自我概念的又一个例证。当我们的群体已经获得成功时，通过强烈地认同于该群体，我们也可以使自己感觉更好。当大学生在他们的橄榄球队获胜之后被人询问时，他们通常回答“我们赢了”。当他们的球队输了以后被人问及时，他们更可能说“他们输了”。对于那些刚刚经历突如其来的自我打击的个体，比如了解到他们在“创造力测验”中表现很差，内群体成员的成功所折射的光辉最让他们洋洋自得（Cialdini & others，1976）。一位朋友的成就所折射出的光辉同样让我们洋洋得意——除非该朋友在某些与我们的自我同一性相关的事情上胜过我们（Tesser & others， 1988）。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杰出的心理学学生，你可能更喜欢你的一位朋友在数学上更杰出。
内群体偏见滋生偏袒 我们的群体意识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只要有理由认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就会这么做，随后就会表现出内群体偏见。即使是毫无逻辑依据而形成的群体——比如，通过投掷硬币来组建X 组和Y 组——也会产生某种内群体偏见（Billig & Tajfel， 1973；Brewer & Silver， 1978；Locksley & others，1980）。在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打闹剧》当中，电脑给每个人名和姓之间取了一个中间名字；于是，所有中间名字为“Daffodil-11s”的人，感到他们彼此之间团结一致，疏远那些中间名字为“Raspberry-13s”的人。自我服务偏见（第2章）再次出现，使得人们获得更积极的社会同一性：“我们”比“他们”好，即使“我们”和“他们”是随机界定的！
托什菲尔和比利希（Tajfel & Billig， 1974；Tajfel， 1970， 1981， 1982）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只需一些十分细微的线索，就能激发出人们对自己的偏袒和对他人的不公。在一项实验中，托什菲尔和比利希让英国的青少年评价现代抽象派绘画，然后告诉他们，他们以及其他一些人更欣赏保罗·克利的画，而不太喜欢瓦西里·康定斯基的画。最后，甚至在从没有见到群体其他成员的情况下，这些青少年就开始在群体内的成员之间分钱了。这个实验以及其他一些实验以如此微不足道的方式来定义群体，但也产生了内群体偏袒。怀尔德总结了典型的结果：“当获得机会来分配15 分的分值（相当于钱）时，被试一般都给自己的群体9~10 分，其他群体5~6 分。”
当我们的群体相对于外群体而言规模较小、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表现出内群体偏见（Ellemers & others， 1997；Mullen & others， 1992）。当我们属于一个较小的群体，被一个较大的群体包围时，我们同样也会意识到我们的群体成员属性；当我们的内群体占多数时，我们倒不怎么容易想到它。在一些社交聚会当中，作为外国留学生、男同性恋或者女同性恋者、少数种族或弱势性别的一员，人们能更敏锐地感受到自己的社会同一性，并且做出相应的反应。
社会地位、自我关注和归属的需要
社会地位是相对的：要感觉自己有地位，就需要有人不如我们。因此，从偏见或任何地位等级系统中可以获得的一种心理优势就是高人一等的感觉。大多数人都能回想起自己曾经因为别人的失败而窃喜的情景，比如看见兄弟或姐妹被惩罚，或者同学考试不及格等。在欧洲和北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或正在下滑的群体，以及那些积极的自我形象受到威胁的群体，偏见往往更为强烈（Lemyre & Smith，1985；Pettigrew & others， 1997；Thompson & Crocker， 1985）。在一项研究中，同社会地位较高的女生联谊会成员相比，社会地位较低的女生联谊会成员更容易贬低其他的女生联谊会（Crocker & others， 1987）。也许那些有着稳定社会地位的人对于优越感的需要相对弱一些。
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考虑一下自己的死亡问题，比如写一篇短文谈谈死亡以及因想到死亡而引发的情绪，也会引发人们足够的不安全感，并会进一步强化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Greenberg & others， 1990， 1994；Harmon-Jones & others， 1996；Schimel & others， 1999；Solomon & others， 2000）。一项研究发现，在白人中，想到死亡甚至会使他们更青睐那些鼓吹自己群体优越性的种族主义分子（Greenberg & others， 2001， 2008）。心中想到死亡的时候，人们就会采用恐惧管理（terror management）策略，即蔑视那些不断挑战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感到更焦虑的人。当人们已经感觉到他们有可能死亡，偏见有助于支撑一个受到威胁的信念系统。不过，有关死亡的消息并非一无是处，想到死亡，也能导致人们努力追求公共的情感，如团结精神和利他主义（McGregor & others， 2001）。
让人们想起死亡同样能够影响重要公共政策的支持度。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之前，给予人们与死亡相关的线索——包括让他们回忆与“9·11”袭击有关的情绪体验，或者只是向他们展示与“9·11”有关的图片——人们对小布什总统及其反恐政治主张的支持度得到了显著提高（Landau & others，2004）。而在伊拉克，死亡的提示也使得大学生群体中支持通过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反对美国的人数增加（Pyszczynski & others， 2006）。
蔑视外群体还可以满足另一种需要：对一个内群体的归属需要。正如我们将在模块29中进一步考察的，知觉到共同的敌人会使一个群体团结起来。只有在与主要竞争对手较量的时候，派别精神才会变得少有的强烈。当员工都感到与管理层对立的时候，员工之间的同事情谊往往最浓。为了巩固纳粹对德国的统治，希特勒利用了“犹太威胁论”。
偏见的认知根源
大量有关刻板印象的研究文献（见图23-2）促进了这一新视角的发展，它应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来探讨社会思维。这种视角的基本观点是：刻板信念和偏见态度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的条件作用，以及因为这些条件作用能让人们发泄敌意，还因为它们是正常思维过程的副产品。许多刻板印象，与其说源于内心深处的怨恨，还不如说产生于心理活动机制。错觉是我们解释世界过程的副产品，与此类似，刻板印象也是我们简化复杂世界的心理机制的副产品。
类别化：将人归入不同群体
图23-2
研究“刻板印象”（或其他同义词）的心理学文献每十年的增长数量。
资料来源：PsycINFO.
我们简化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归类——通过把客体归入不同的类别来组织世界（Macrae & Bodenhausen， 2000， 2001）。生物学家区分出植物和动物。一个人也会将人进行归类。这样做了之后，我们思考这些事物的时候就会更轻松。如果一个群体内部的人具有一些相似性：如“门萨”（MENSA，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译者注）成员大都很聪明，篮球运动员大都很高，那么我们了解一个人的群体成员身份，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刻板印象有时能提供“获得信息与付出努力二者间的一个较好收益率”（Sherman & others， 1998）。刻板印象代表着认知效率，这是快速做出判断和预测他人如何思考和行事的简便方法。
自发类别化
种族和性别，是当今世界最有效的对人进行分类的方式。想象一下，汤姆，45 岁，非裔美国人，新奥尔良房地产代理商。我可以推测，“黑人男性”形象远比“中年人”“商人”和“美国南方人”等类别要突出。
实验结果表明，我们会根据种族对人进行自发归类。正如颜色实际上是一个连续光谱，但我们把它知觉为不同的颜色一样，我们无法抗拒将人归入不同群体的倾向。人们的祖先千差万别，我们简单地将他们标定为“黑人”或“白人”，就好像这些类别黑白分明一样。当人们观看不同的人发表言论时，他们常常不记得谁说了什么，但是他们记得每个发言者的种族（Hewstone & others， 1991；Stroessner & others， 1990；Taylor & others， 1978）。这种类别化本身并不是偏见，但它的确为偏见提供了基础。
知觉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请画出以下物品：苹果、椅子和铅笔。
让一个群体中的物品看上去比实际上的更为一致，这种强烈倾向普遍存在。你看到的苹果都是红的吗？你的椅子都是直背的吗？你的铅笔都是黄色的吗？一旦我们把两个日子归在同一月份，那么与跨月份但间隔相同的两个日子相比，它们看起来就更相像，气温更接近。比如说，人们来猜测8 天平均气温的差别，11 月15 日至23 日之间的气温差异比11 月30 日至12 月8 日之间的气温差异要小（Krueger & Clement， 1994）。
对人也一样。一旦我们把人分成群体——运动员、戏剧专业学生、数学教授——我们就有可能夸大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S.E. Taylor，1981；Wilder， 1978）。仅仅区分出群组，就能造成“外群体同质效应”（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即认为他们都是“相似的”，不同于“我们”和“我们的”群体（Ostrom & Sedikides， 1992）。因为我们一般都喜欢那些我们觉得与自己相似的人，不喜欢那些我们认为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所以，内群体偏好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Byrne & Wong， 1962；Rokeach & Mezei， 1966；Stein & others，1965）。
当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体时，我们更容易看到多样性：
● 欧洲以外的很多人将瑞士人看成非常相似的人。但对瑞士人来说，瑞士人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讲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群体。
● 许多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把“拉丁美洲人”混为一谈。墨西哥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美国人则能看出重要的差别（Huddy & Virtanen，1995）。
● 女生联谊会成员容易把她们自己的成员看成大杂烩，而认为其他联谊会的成员则大同小异（Park & Rothbart， 1982）。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他们——你自己的种族群体以外的其他任何种族的成员——甚至看起来都很相似。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令我们尴尬不已的记忆：将另一个种族的两个人混淆为一个人，结果被我们叫错名字的人提醒说：“你以为我们所有人看起来都一样”。美国学者布里格姆、钱斯、戈尔茨坦和马尔帕斯，苏格兰学者埃利斯通过实验发现，与我们自己种族的人相比，其他种族的人的确看起来更为相像（Chance & Goldstein， 1981， 1996；Ellis， 1981；Meissner & Brigham，2001）。他们向白人大学生显示几张白人和黑人的面孔，然后要求他们从一排照片当中挑选出这些曾看过的面孔，结果显示出本族偏差（own-race bias）的存在：白人大学生能更准确地再认白人面孔而非黑人面孔，他们常常错误地选择一些从没有看过的黑人面孔。
图23-3
本族偏差。白人被试能更准确地再认白人的面孔而非黑人面孔；黑人被试能更准确地再认黑人的面孔而非白人面孔。资料来源：From P. G. Devine & R. S. Malpass, 1985.
如图23-3所示，与识别白人面孔的情况相比，黑人更容易辨别其他黑人的面孔。美籍西班牙人更容易识别几个小时前见过的其他美籍西班牙人，不容易辨别同样在此之前见过的盎格鲁人（Platz & Hosch， 1988）。同样，英国的南亚裔人士比英国白人能更快地识别出南亚人的面孔（Walker & Hewstone， 2008）。10~15岁的土耳其儿童会比奥地利儿童更快地识别出土耳其人的面孔（Sporer & others，2007）。即便是9个月大的婴儿也表现出对本种族面孔更好的识别能力（Kelly & others， 2005，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