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官方”科学的缺陷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分析以外（Lynd，1939），人们几乎一直忽视了对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这一章试图说明，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陷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means centering）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解释科学。
我用方法中心一词指代这样一种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问、问题、功能或者目的。在其简单的形式上，方法中心将科学家混同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机器操作工等。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方法中心体现为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而一谈。
一、过分强调技术
一味地强调优美、完善，强调技术和设备，常常造成这样的后果：在总体上减弱了重要性和深远价值，减弱了问题的意义和创造性的意义。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会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无论一个实验实际上多么无足轻重，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大胆的、开创性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到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
因此，逐渐增强的倾向是，学位论文的课题本身无关紧要，只要表达得好即可。一句话，论文无须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现成的积累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就是，显然是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在较低的层次上——在高中和大学的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生被鼓励去把科学等同于直接地操纵装置，而且是按照从操作手册中学来的死板程序来进行的——一句话，遵循他人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从来没有人告诉学生说科学家是不同于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的。
这些论点是很容易被误解的，我无意贬低方法；我只是想指出，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相混淆。使科学获得尊敬和有效性的只能是科学本身的目标或目的。有作为的科学家当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即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忘记这个，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眼镜但不使用眼镜的人。
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而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即使不想制造一个极端和不真实的分裂，也仍然可能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前者人数众多，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成为学术界中的一个术士阶层（class of priests），以及仪式、程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一直不过就是令人讨厌的角色，但现在，由于科学事关国家和国际政策，他们就可能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由于外行理解操作者比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更容易，这就使上述倾向加倍危险。
方法中心的一个强烈倾向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为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相反。他们往往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攻克哪些课题呢？而不是像通常应该的那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是如此又怎样来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平庸的科学家将毕生精力耗费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来划定，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别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这最终会使我们想起那个有名的醉汉，他不是在钱包丢失的地方，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医生，他使自己的所有病人都大为光火，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方法中心论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将科学分成等级。这样做是非常有害的。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只有基于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才可能设想这样一个等级。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没有谁会认为在某种本质上，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
方法中心论往往过于刻板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部门，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它们分属彼此分离的疆域。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心理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解决问题。”较通常的答案的确应当是这样的，假如科学界中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一种哲学上的明确的抵制和干扰：这种哲学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追求真理的人，即成为懂得什么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们将自己看做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向最新的科学前沿，转向那些我们了解最少但最需要了解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涉足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一千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是更好的青霉素吧），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
科学中的方法中心论在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在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的各种不同方法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裂。如果我们把科学定义为对真理、顿悟和理解的寻求，那么要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作个区分一定很困难。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最终还是要承认在它们之间有语义学上的区别，并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别一定主要是基于用以预防失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界限不像当今这样不可逾越，显然这将有利于科学的进步。方法中心论仅仅将他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则将他们考虑为互助的协作者。多数伟大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许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帮助，不亚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里获得的帮助。
二、方法中心与科学上的正统
方法中心通常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科学上的正统，科学的正统随后又制造出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不可能用公式来表达，不可能将其分类或者归入档案系统。过去的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答案。将来的问题尚未出现。但是用公式表达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将它们分类则是可能的。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作“科学方法的原则”。它们被奉为经典并且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因而也往往成为对于今天的束缚（而不是仅仅具有启发和帮助作用）。在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和胆怯的人的手中，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只按照前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来说尤其危险。要做到绝对科学这道命令通常是被解释为：要使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这样，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就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不去发明创造新技术，而是模仿旧的技术。然而，他们的发展程度、研究的问题、他们掌握的资料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新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在科学中，惯例是个危险的“恩赐”，而忠实则是绝对危险的。
科学正统观念的一个主要危险是：它倾向于阻止新技术的发展。假如科学方法的原则已经公式化，那么剩下的事就只是应用它们了。新的方式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们常常受到敌视，如心理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等就是如此。遇到这样的敌意，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同时并存、相互关联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尚未发明出来。
一般说来，科学的发展是协作的结果。否则，有局限性的个人怎能做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发现？一旦没有了协作，发展易于完全停滞不前，直到出现某个不需要帮助的巨人。正统观点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中都很少有天才，这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够持续地、平缓地发展。我们可以想到，异端观点在长期的令人厌倦的忽视或反对中受到阻碍，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如它们是正确的），继而变成正统观点。
正统观点中还有一种为方法中心论所滋养的也许更为严重的危险性，它对于科学的权限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正统观念不仅阻挡新技术的发展，它往往还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根据是，人们满可以认为这样的问题用现有技术不能解决（例如，关于主观的问题、关于价值以及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根据导致了那种没必要的认输，那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那个“非科学问题”的概念，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敢于提问和回答。的确，任何读过并且懂得科学历史的人，不敢谈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只会谈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照后一种说法，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明确的动力。它会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独创性和创造力。用当前科学正统观念的说法——我们用（我们了解的）科学方法能干一些什么？——我们被鼓励走向反面—自愿作茧自缚，退出人类兴趣的广阔领域。这种倾向会走向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的极端。最近，国会试图设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中，竟有许多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得享受基金会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假如不是由于单纯尊重成功的高精尖技术，完全忽视科学的提问的本质，以及它来源于人类价值观和动机这个事实，那么，还会有什么理由来提这样的建议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应该怎样解释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的这种以及其他类似的嘲弄呢？我应该使用他们的技术吗？但它们对于我的问题毫无用处，它们怎么能解决心理问题？或许这些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要不，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把它还给神学家？或者，也许存在某种从个人偏见出发的嘲笑吧？那么，它是否暗示心理学家愚蠢而物理学家聪明？这种本身并无理由存在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是印象吗？那么，我必须谈谈我的印象，哪个科学团体中都有蠢人，谁也不比谁多，不比谁少。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
我认为，只能说他们暗暗将技术置于首要位置—一也许是唯一的位置，否则，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释。
以方法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而不是“大胆勇敢”；它使科学家的事业仿佛是在平坦的路上一寸一寸向前移动，而不是在未知领域中开辟新径。它使人对于未知事物持保守而不是进取的态度。它往往使科学家成为定居者，而不是开拓者。
科学家的恰当位置（至少间或）是处于未知、混沌、朦胧之中，而对难以应付的神秘且尚未被表达清楚的事物。一个问题导向的科学会根据需要，可以随时进入这种状态，并且正是在这里，他们被强调手段的科学方法所阻碍。
过分强调方法和技术促使科学家认为：（1）他们比自己的实际状况更具有客观性，更少有主观性；（2）他们不关心价值。方法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疑难和问题则未必如此，因为它们迟早会招来关于价值的所有难以调解的争论。回避价值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强调科学的目标，而强调科学的技术。的确，科学方法中心倾向的一个主要根源似乎可能就是竭力追求尽可能客观（价值中立）。
但是，我们在第十五章已经看到，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而且，科学是否应努力做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这一点也很值得讨论。本章中列举的所有错误证明了忽视人性的缺点的各种危险。神经症患者不仅为其徒劳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主观上的代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思想能力同时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差。
由于这种想象中的相对于价值的独立，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假如方法中心论哲学非常彻底（实际上它们很少如此），假如它们完全始终如一（实际上它们不敢这样，因为它们害怕得出明显愚蠢的结果），那么就不会有办法区别重要试验与不重要的试验，而只可能有技术上成功和技术上糟糕的试验。如果只使用方法标准，最无价值的研究就能要求受到与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样的重视。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极端，这只是因为使用了不同于方法中心的尺度与标准。虽然这种错误很少以明显的形式出现，但是它的确经常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存在。在科学的历史中充满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实例：不值得做的事情也不值得把它做好。
假如科学不过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么它与国际象棋、炼丹术、牙科医生的行业以及防护学（umbrellaology）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甚至那些学者也喜欢尽力在小课题上做大文章。他们称之为开创性研究。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的事实为前人所不知，而不是这些事实是否值得知道。也许其他专家迟早会将这些事实派上用场。所有大学里的专家们实际上都在向着不可知的结果，以蚂蚁筑巢的耐心彼此为对方写作（Van Doren，p.107）。“运动爱好者”是坐着观看运动员比赛的人。
◎“你必须热爱问题本身。”—Rilke“我们已知道所有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那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问题。”——A.Macleish，The Hamlet of A.Macleish.Houghton Mifflin.
◎“天才人物是先头部队，他们闪电般地进入无人地带，然而必然留下不设防的侧翼。”（Koestler，1945，p.241）
◎“科学家之所以伟大，与其说是因为他解决了一个问题，不如说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真正的进步。”（Cantril，1950）
◎牛津大学基督圣体节学院的理查德·利文斯通爵士把技术专家解释为“除了自己工作的最终目的，以及它在宇宙次序中的位置以外，理解有关他的工作的所有事情的人。”另有某人以类似的语调把专家解释为这样一个人：当他在陷入大错误时，避免了所有的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