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我路过一座给儿童乘坐的旋转木马，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一同享受孩子们的喜悦。在这些大多是两岁左右的孩子们脸上表现出来的，主要的是喜悦。但在有些孩子脸上也能明显看到恐惧，他们就这样坐在木马上，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用这种速度旋转着。这种恐惧混杂着已经“长大”的骄傲，他们可以坐在旋转木马上系着安全带的小车子里。或许他们会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会不安地寻找父母站在何处。我可以看见所有这些感觉在不同时刻的转变，我也观察到一些意外的动作会引起激动的响应。
我不禁在想：当一个两岁小孩的身体被有性需求的成年人滥用时，这孩子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或许是因为那些孩子表达的喜悦透露着一股紧张，一种夹杂着喜悦的不信任感。我心想这快速旋转的东西可能会让他们的身体觉得有些陌生、不习惯以及感到不安，他们的脸才会在离开旋转木马之后显得不安而迷惘；这些孩子全都紧抓着父母不放。我便想到或许这种形式的快感根本不适合这种年龄，这么小的小孩在心智或心灵上根本就还不适合。联想一下：一个女孩在很小的时候被性侵，她会有什么感觉呢？如果小女孩几乎不怎么被母亲触碰，而母亲之所以拒绝碰触自己的女儿，是由于母亲自己童年时期的遭遇，那么，小女孩会非常渴望被碰触，以至于她会心怀感激地接受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因为她会认为这是在满足她的愿望。因为这个孩子总会模糊地察觉她原本的希望、她对真正的沟通以及对温柔碰触的渴望。
这小女孩也可能深深压抑下她的失望、悲伤与愤怒等真实的感觉，这些感觉是由于未履行的承诺以及自然天性受到背叛而引起的。同时她可能会继续依附着她无法放弃的那个希望——希望父母有朝一日会遵守第一次拥抱她时的承诺，将她的尊严还给她，并让她知道什么是爱。因为除此之外，周遭没有任何人对她做过任何爱的承诺。不过这可能会是个没有结果的希望。
这可能导致这女孩在长大后必须寻求心理治疗的协助，因为让自己疼痛是使她唯一有愉悦感的方式。事实上，自残是她唯一能有所感觉的方式，这是由于性侵害导致她几乎扼杀了自己的感觉。又或者这个女孩会像德国作家克里斯蒂娜·麦尔在1994年出版的《双重秘密》中描述的一样：麦尔的生殖器罹患湿疹，前去寻求治疗，这些病症明显指出她小时候曾被父亲性侵。麦尔的精神分析师虽然没有立刻联想到，但她真心诚意地陪伴着麦尔，直至麦尔能从完全的压抑中取出那段被父亲残忍而野蛮地侵害的过去。整个精神分析治疗持续了6年之久，包括团体治疗以及其他的身体疗法。
如果从一开始，精神分析师就能将生殖器上的湿疹视为孩童身体曾被剥削的明示，那么治疗过程或许可以缩短。16年前的分析师，似乎不太可能办得到。麦尔的分析师认为，如果在建立起一段好的分析关系之前，就让她面对真相，她可能会承受不住。
我以前或许会赞同这样的想法。但根据我后来的经验，我会倾向于对过去曾被施虐的孩子说出事实以及给予他们陪伴，揭露事实永远都不会太早。克里斯蒂娜·麦尔以一种罕见的勇气与自己的真相搏斗，她值得从一开始就被人在黑暗中看见并陪伴她。她一直梦想有机会能让精神分析师抱抱她、安慰她。但她的精神分析师却忠实地跟随着学校的教导，并没有满足麦尔这个无害的心愿。如果她曾这么做了，或许她能让麦尔深信：世上有种温柔的拥抱能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且颠覆她在这世上是孤单一人的感觉。时至今日，已经有许多种可以使用的身体治疗方法。然而，就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满足病人想要被拥抱的简单愿望绝对是符合逻辑、依照规范的。
现在回头想想孩子们玩旋转木马的画面。在我眼中，他们的脸上除了喜悦以外，也有恐惧与不适。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地将之与乱伦相比，它只是我突然想到的念头，让我联想到小孩与成年人常会遭遇到的矛盾情绪，绝对要认真看待这个事实。当小孩和成年人相处时，如果成年人不试着弄清自己的感觉，会制造出一团混乱和极度的不安。为了逃离这种迷惘又不安的感觉，我们只能抓住解离与压抑的机制。我们感觉不到恐惧，我们爱着我们的父母，我们信赖他们，而且试着无论如何都要满足他们的期望，让他们对我们感到满意。直到长大成人后，这种恐惧又出现在我们的伴侣身上。我们并不了解这种恐惧。我们就像童年时一样，为了被爱而无声地接受他人的矛盾。但身体却显示出对真相的需求，并在我们仍旧不愿去承认那个曾遭受侵犯孩子的恐惧、愤怒、不满与惊骇时，制造出病症。
如果我们忽略了当下与那些情况的交战，那么无论怎么努力，我们也无法完整回忆起在童年时发生了什么。只有解决了当前的依附，我们才能修复过去的伤痕。唯一的方法，就是清楚看见并排除那最早的依附关系所造成的后果。举例来说，有位名叫安德烈亚斯的中年男子，从几年前开始为体重过重的问题所苦，他怀疑这个折磨他的症状与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有关。他小时候，父亲既专制又会对他施虐，但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减重，他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方法，遵照所有医生的处方，他也能感觉到自己童年时对父亲的愤怒，但这一切都没有帮助。安德烈亚斯偶尔会情绪失控：他会怒骂自己的小孩，虽然他并不愿意这么做；他会对着伴侣大吼大叫，虽然他也不愿意这么做；他靠着酒精来冷静自己，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酗酒者。他希望能与自己的家人和睦相处，酒能帮助他控制住激烈的怒气，而且也能让他有种舒服的感觉。
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安德烈亚斯提到，他无法让父母改掉没有事先以电话通知，就突然造访他家的毛病。我问他是否曾表达过他的想法，他激动地告诉我，他每次都会说，但都被父母拒绝了。他的父母觉得自己有权来坐坐，因为这是他们的家。我很惊讶地问，为什么会说那是他们的家，接着我才知道安德烈亚斯确实租了他父母的房子。我问他，难道没有一间房子是他可以用同样或者稍微高一点的租金租到，让他不要再依赖父母，并避免他们随时突袭以及占用他的时间吗？这时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说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其实不然，我们知道这个男人依旧被束缚在童年的处境中，在这种状态下，他必须服从租给他房子的父母的权威、意愿与力量，并由于害怕父母将他赶出去而看不到出路。这种恐惧如今依旧伴随着他；他一如往常地吃得过多，即便是在他努力节食的时候也一样。他对正确“滋养”——也就是不依赖父母以及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需求是如此强烈，其实这需要通过一种适当的方法去满足，而不是借由暴食来获得。食物永远也无法满足对自由的需求。暴饮暴食的自由并无法止住自主的饥饿感，它不能取代真正的自由。
在安德烈亚斯离开之前，他坚定地说：“我今天要去发布一则征求租屋的广告，我确信自己不久后可以找到一间房子！”才过了几天，安德烈亚斯就告诉我，他已经找到房子了，比起他父母的房子，他更喜欢这间，而且他需要付的租金还更低。为什么他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才想到这个解决办法呢？因为住在父母房子里的安德烈亚斯怀抱着希望，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从父母身上获得自己童年时期极度渴望的东西。但父母在他小时候拒绝给予的，就算在他长大成人后也不可能会给他。父母依旧待他如自己的财产，当他表达自己的心愿时从未倾听，对于他投入金钱改建房子而没有获得任何回馈一事，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他的父母，所以他们有此权力，安德烈亚斯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他和一位知情见证者对谈后，他才睁开了双眼，而我就是那个与他对话的知情见证者。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他让自己像小时候一样被压榨，而且还认为必须对此心怀感激。现在的他有能力放下幻想：父母终有一天会改变的。几个月后，安德烈亚斯写了封信给我：
当我说要退租的时候，我的父母试着让我有罪恶感。他们不想让我走。当他们发现无法再强迫我的时候，他们提议要降低房租，并且还给我一部分我投入的金钱。这时我发现，受惠于此协议的人不是我，而是他们。对于这些所有的建议，我一项也没接受。不过这整个过程并非没有痛苦。我必须睁开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真相，而这是很痛的。我感觉到那个孩子的苦痛，我曾是那个孩子，这个孩子从没被爱过、从未被倾听、从未被关注、一直让人压榨，永远只是等待着、盼望着，期待会有转变的一天。现在神奇的是，我越去感觉，我的体重就越轻了，我不再需要依赖酒精来掩饰自己的感觉了。我的脑袋变得更清晰，偶尔当怒气来袭时，我知道它的对象不是我的小孩，不是我的妻子，而是我的母亲与父亲，我现在可以抽走对他们的爱了。我意识到这种爱与我被爱的渴望没什么不同，它从未得到满足，我必须放弃它。我发现我不再需要像以前吃得那么多了，我也不会觉得过度疲累，我的精力又再度为我所用，这也显示在我的工作上。
渐渐地，我对父母的愤怒减弱了，因为我现在会为自己做我所需要的事，而不再等着他们去做。我不再强迫自己去爱他们（何苦呢？），不再害怕他们死后我会有罪恶感。我猜他们的死亡将会给我们彼此带来一种解脱，因为我们彼此虚伪的样子不会再出现了。不过我现在也已经开始尝试去脱离这种感觉了。我给我父母的信越来越实际和真实，他们因而感到痛苦，因为这些信没有以前的那种情感。他们希望我能回到我以前的样子。我办不到，而且我也不想这么做。我不想再继续扮演他们在那出戏里强迫我要扮演的角色了。在经过长时间地探索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心理治疗师，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希望在他那里可以像和您对谈时那样，开诚布公地说话，不要掩饰真相，即便是我自己的真相也一样，而最令我高兴的是我做出了离开那间房子的决定，那间房子将我绑在那些永远也无法达成的希望上，绑了那么久。
我曾经为一场质疑第四诫的讨论会作过引言，我问道，曾对童年的我们施以虐待的父母，我们对他们的爱是由什么组成的？答案不用长思便很快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感觉被举出来：对年老的、多病之人的同情；感谢从他们那里获得生命，以及那些没遭到鞭打的日子；害怕成为坏人；必须原谅父母的行为，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大人等。那是一场激烈的讨论会，会中各人提出的意见都相互质疑。其中有一位名叫鲁丝的女性与会者，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坚定态度说：
我可以用我的人生证明第四诫是场骗局。因为自从我不再受制于父母的要求，不再去满足他们那些说出口或未说出口的期待之后，我觉得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健康。我的病痛消失了，我不再被孩子们激怒，现在的我觉得那一切都是因为我想遵从第四诫所以才会发生，这对我的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
鲁丝认为第四诫之所以有力量可以操控我们，是因为它支撑着恐惧感与罪恶感，这些感觉是父母很早就灌输给我们的。在鲁丝认清自己其实根本不爱父母之前，她很焦虑，她想去爱父母，而且她和父母都被这种爱的感觉欺骗了。一旦她接受了自己的真相，恐惧便离她而去了。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有人对你说：“你不必爱你的父母，不必尊敬他们。如果他们曾经伤害你，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去感觉自己感觉不到的东西。强制和强迫从来就没衍生出什么好东西。就你的状况来说，强制和强迫会引发毁灭，而你的身体将就此付出代价。”
这场讨论证实了我的感觉，我们有时候一辈子都服从着一种幻象，以教育、道德或宗教之名强迫我们去忽视我们与生俱来的需求。它压抑、对抗这些需求，导致最后以生病的方式付出代价，我们既无法了解这些疾病的意义，也不愿去了解，并且试着以药物来控制病症。当病患借由心理治疗让被压抑的情绪觉醒了，因而有幸成功地找到通往真实自我的入口，就像戒酒无名会发挥的激励作用一样，有些心理治疗师就会把这归于“更高的力量”。他们借此让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感觉什么是对自己好、与什么是不好的。
以我自己为例，我的这种信心从一出生时就被父母丢了。我必须借由母亲的双眼去看、去评判所有我感觉到的事物，而我自己的感觉与需求则被扼杀了。因此，我感觉自己的需求与满足需求的能力严重丧失。举例来说，我必须花掉我这辈子48年的时间才发觉我有绘画的需求，并且允许自己去满足这种需求，直到确立这种需求。要我接受我有权不去爱父母，花的时间则更久了。我越来越清楚地察觉到，被迫去爱某个损及我人生的人，对我的伤害更深。因为它让我远离了我的真相，强迫我欺骗自己，去扮演一个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被迫接受的角色——一个“好女孩”的角色，她必须服从那些伪装成教养与道德的情绪要求。我越忠于自我、越能接受自己的感觉，我的身体就越能清楚地发声，同时引领我帮身体表达出它与生俱来的需求。我能够停止参与其他人的游戏，停止告诉自己只看父母好的一面，停止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断迷失自己。我可以自己决定要长大了。而且，不再迷惘。
我不亏欠我的父母任何感激，因为他们原本就不期待我的降临。这场婚姻是双方家长强迫他们接受的。我被两个听话的孩子在没有爱的基础下制造出来，他们背负着顺从自己父母的义务，并且将一个他们根本不想要的孩子带到这世上来。祖父母希望他们生男孩，然而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几十年来都试着尽她所能来让他们快乐。这其实是个毫无希望的尝试。不过，身为一个想存活下去的孩子，我除了努力去做之外，别无选择。我一开始就收到了一项盲从的任务，就是要无条件地给予我的父母肯定、关注与爱，这些都是我的祖父母没有给他们的东西。如果我的努力成功了，就必须放弃我自身感觉的真相。尽管付出了努力，但我一直有很深的罪恶感，因为我的任务无法完成。除此之外，我也对自己有所亏欠。我开始有这种感觉是在我撰写《幸福童年的秘密》一书时，许多读者都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然而，几十年来我仍然试着完成我父母交付的任务，即使我已成年。我也试着为我的伴侣、朋友以及我的孩子们做这些。每当我试着摆脱拯救其他人脱离迷惘的责任时，罪恶感几乎快让我活不下去。直到人生很后期我才终于成功摆脱。
在解除我对内化父母的依附这条路上，抛弃感激之心与罪恶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不过还有其他步骤也必须做到，主要是放弃期望我在和父母的关系里错失的东西——开诚布公的情感交流、自由的沟通等，放弃这些终有一天可能会实现的期待。上述这些，也许在我和其他人之间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只有在我了解童年的所有真相之后才有可能。并且，我得理解要和我的父母敞开心扉地沟通是多么难以想象，以及我小时候因此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直到那时起，我才找到了可以理解我的人，我能对着这些人敞开心扉且自由地表达。我的父母已经过世很久了，我可以想象对那些父母仍健在的人来说，这条路更艰巨。源自童年的期待，可能会强烈到人们愿意放弃所有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只为了达成父母对我们的期望，不想失去爱的幻象。
例如，卡尔这样形容他的迷惘：
我爱母亲，但她不相信我，因为她把我和父亲混淆了，父亲曾折磨过她。但我和父亲不一样。她让我很生气，但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的怒气，因为如此一来她就能证明我和我的父亲一模一样，但这不是真的。于是，我必须克制住我的怒气，不让她找到理由证明她的想法是对的；可是我这么做之后，我却感觉不到对她的爱，只剩下恨了。我不想要这种恨，我希望她能以我的样子来看待我并爱我，而不是像对我父亲那样去恨我。我究竟该怎么做才对呢？
如果为了让别人高兴而去做事，则永远无法做出对的事。人只能做自己，而且也无法强迫父母爱我们。这世上有一种父母，只会爱自己孩子的假面。一旦孩子揭下面具，他们常常就会说出前面安德烈亚斯的父母对他所说的话：“我只希望你回到以前的样子。”
我们可以“赢取”父母之爱的幻象，只会经由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维持。如果人们决定正视所有与真相有关的部分，并放弃透过酒精、毒品与药物而培植起来的自我欺骗，幻象便会崩毁。35岁的安娜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问我：“我妈妈一再地对我说：‘除了让我看到你的爱，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你以前会这么做的，但你现在变了。’我该怎么回答她呢？我其实想回复她：‘是的，因为我现在觉得以前没有真诚地对待你。现在我只想当一个真诚的人。’”
我问安娜：“这样说有何不可呢？”
安娜回答道：“没错，我有权利站在我的真相这一方。而且其实她也有权利从我这里得知她感觉到的是事实。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同情心却阻止了我对母亲坦诚相待。我觉得她很可怜，她小时候从没有被爱过，因为她一出生就被送走了。她依靠着我的爱，而我不想从她身边抽走这份爱。”
我问：“你是独生女吗？”
“不是，她有五个孩子，每个孩子都用他们能做到的方式去伺候她。不过这显然还不足以填满她那个自幼就存在的感情空洞。”
“所以你认为你可以用谎言填满她的空洞吗？”
“不，这是办不到的。你说得没错。为什么我要出于同情而给她我根本感觉不到的爱呢？我究竟为什么要欺骗她呢？这对谁有益呢？我以前一直生病，但自从我觉得在感情与金钱上遭到了母亲的勒索，并因此能承认自己其实根本不爱她之后，我就不再生病了。但要告诉她这些，还是会让我觉得害怕，现在我会自问，我想透过同情给她的是什么呢？除了谎言之外，并没有其他东西。我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亏欠，所以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如果我们愿意像我在这里所尝试的，正视“爱”里的各种成分：感谢、同情、幻象、否认真相、罪恶感、掩饰——这些全都是组成依附关系的各种成分。而不正确的依附关系常常会让我们生病，也无法使父母得到任何真正的好处，一大部分人都把这种病态的依附视为爱。每当我提出这种观点，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焦虑与反抗。但当我成功地在讨论时详细地解释我的意思之后，这种反抗就会快速消逝，很多人甚至会得到令自己也讶异的启发。我曾遇过一个人说：“没错，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果告诉父母我对他们真正的感觉会害死他们呢？我有权利去感觉我所感觉到的。这无关乎报复，而是诚实地面对彼此。为什么在学校的宗教教导里，诚实被高举为抽象的概念，但在和父母的关系里，诚实却完全被禁止呢？”
是啊，如果我们能诚实地和父母说话，那该有多好啊！至于他们会因此有何感想，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以及尤其是那带领我们通往自身真相的身体而言，这或许是个转机。
身体的本能一再地让我感到讶异。身体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毅力与智慧对抗着谎言。道德与宗教上的要求无法欺骗它、混淆它。小孩子被强迫灌输道德，他们是因为爱着自己的父母才会接受道德的喂养，但却在求学时期就罹患上无数的疾病。当他们长大成年后，利用自己出众的才智对抗传统道德，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作家，但他们对自己家人的真正感觉，早在求学时期就被疾病遮掩了，持续阻碍着他们的身体发育。席勒与尼采的状况即为实例。最终，他们成为了父母的牺牲品，把自己奉献给父母对道德与信仰的想法，即便他们成年后彻底看清了“社会的谎言”亦然。对他们来说，要看到自己透过自我欺骗，认清是他让自己成为了道德的牺牲品，比起撰写哲学论文或构思大胆的剧作还要困难。但只有透过发生在个人内在的过程，而不是透过和身体分离的思想，才能在我们心灵里产生创造性的变化。
幼时能幸运地感觉到爱与理解的人们，将不会有真相的问题。他们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而他们的下一代则能因而受惠。我并不知道这些人所占的比例有多高，我只知道体罚依旧是被默认的亲子教养方式。自认为是民主与进步典范的美国也有22个州依然持续允许学校体罚，他们甚至越来越强力地为家长与教育者的这种“权利”辩护。他们甚至不知道认为可以靠着身体暴力去教导孩子民主的想法有多荒谬。
没有接受过体罚这种形式教养的人，为数并不多。对于所有接受过体罚的人来说，他们很早就压抑了对残忍的反抗；他们只能在我称之为“内在不坦诚”的状态下长大。这可以在任何地方观察到。假设有人在谈话时说：“我不爱我的父母，因为他们一直侮辱我。”她将立刻从四面八方得到同样的建议：如果她想长成真正的大人，她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如果她想保持健康，她就不能心怀恨意；她唯有原谅自己的父母，才能脱离仇恨；没有完美的父母——所有父母偶尔都会犯错，我们必须容忍他们，而这是当我们真正长大成人时就能够学会的。
这些建议之所以听起来那么有说服力，只是因为我们从很久以前就被灌输着，而且也深信不疑。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这类建议所依据的都是错误的先决条件。例如，宽恕可以让我们摆脱仇恨，这并不是事实，宽恕只会帮忙遮住仇恨，并且在无意识里强化了仇恨。我们的宽容心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正好相反，孩子会容忍父母的荒唐行径，是因为孩子认为这是正常的，而且他们无法保护自己去对抗那些暴行。直到长大成人后，我们才会真的为不自由与束缚所苦，但这种痛苦却是他在与其他人的关系里感觉到的，例如与自己小孩的关系，或是与伴侣的关系。童年对父母的无意识恐惧，制止我们去看清真相。并不是仇恨让人生病，让人生病的是压抑的、解离的情绪，而不是有意识地体验到的、表达出来的感觉。身为成年人，我们只有在走不出某种情况时才会感觉到仇恨，也就是无法自由地表达自身感觉的情况中。就是这种依赖，让人开始去恨。一旦解开了依赖（身为成年人，多半可以办得到），一旦摆脱奴性的关系，我们就不会再感觉到仇恨。然而，一旦恨意出现了，若像所有宗教规定的那样去“禁止”恨意，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了解恨意，以便对这种行为做出选择，也就是让人们摆脱会滋养仇恨的依赖。
对那些从小就与自身真正感觉分离的人们来说，他们当然会依赖教会这类机构，并任其决定自己能有哪些感觉。在大多数例子里，能感觉到的显然少之又少。可是我无法想象这种状况竟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某时某地，将会出现反抗，当个人找到勇气去克服他们可以理解的恐惧，去诉说、感觉并公开自己的真相，而且以此为基础和他人交流时，这种状况就会停下来了。
一旦我们知道孩子为了求生，可以激发多少能量去对付暴行与极度的虐待，事情就突然变的比较乐观了。然后人们就能轻易地想象，如果这些孩子（像兰波、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等）能将他们那几乎永无止境的能量，用在其他更有创造性的事情上，而不是为了生存而奋斗的话，我们的世界可能会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