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我在撰写《你不该知道》一书时，伴随着我的那种恐惧。当时我正着手研究一项事实，罗马天主教会竟然可以将伽利略的发现封锁了三百年之久，当伽利略被迫隐瞒真相时，他的身体以眼盲作为响应。我感到很无力，我确信自己偶然发现了一种潜规则，父母为了报复的需求而去利用孩子，而且社会将这个现实列为禁忌，他们认为我们不该有所觉察。
如果我决定打破这个禁忌，我会不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呢？但我的恐惧也帮助我了解到很多事，弗洛伊德因此背叛了他的洞察力，他不去挑战社会的砥柱，为了避免被攻击与驱逐。我现在应该跟随弗洛伊德的足迹，收回我对儿童虐待的好发性及其后果的理解吗？我能看到那些完全追随弗洛伊德的人依旧看不到的点：弗洛伊德的自我欺骗？我记得每当我想和自己协商、尝试妥协，或自问我是不是只要发表部分的真相时，我的身体就必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症。我会有消化不良或者睡眠障碍的问题，并陷入抑郁的情绪之中，当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妥协下去时，这些症状就消失无踪了。
我的书出版后，随之而来真的是全然的排拒。当时对我来说还是“像家一样”一样舒适自在的学术界也完全地反对我和我那本书。反对声浪如今依旧存在，但并不影响那本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对外行人或专业人士来说，书中那些当年“被视为禁忌”的见解，如今已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了。我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已获得了许多人的赞同，虐待儿童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也越来越受到大部分专业人士至少在理论方面的重视。我没有被完全猎杀，我的声音也没有消失。那次的经验使我相信，现在《身体不说谎》这本书也会有被人理解的一天。即使一开始的时候，它或许会令一些人感到震惊，因为大多数人期盼自己父母的爱，并且不愿这种期盼被剥夺。不过一旦他们希望去了解自己，那么就能理解这本书了。首先，只要他们察觉，自己并非单独面对自己的所知，而且早已不再有童年的危险时，震惊的反应便会减弱了。
如今已40岁的尤迪丝，小时候遭到父亲以最残忍的方式虐待，母亲从未出手保护她。在她脱离了父母之后，她在心理治疗时成功地摆脱了压抑，并治愈了她的病症。但她对惩罚的恐惧却仍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在心理治疗之初和这种对惩罚的恐惧是疏离的，而多亏了心理治疗她才学会去感觉这种恐惧。特别是因为她的心理治疗师认为如果彻底切断了与父母的联系，人不可能变得完全健康。因此，尤迪丝试着和母亲对话。但每次都遭到全盘抗拒与谴责。她的母亲告诉她：“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对父母说的。”母亲责备她抵触了“敬爱你的父母”这条戒律，这是对上帝的冒犯。
母亲的反应让尤迪丝察觉了她的心理治疗师的极限，这位心理治疗师同样被困在一套模式里，似乎这套模式让她确信自己很明白什么事是人们必须做、应该做、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尤迪丝又和另一位心理治疗师一起努力了一段时间，通过这位心理治疗师的帮助，尤迪丝发现自从她不再强迫自己去接受这样的关系后，她的身体有多么感谢她。小时候的她别无选择，必须生活在这样的母亲身边，母亲对她所承受的痛苦袖手旁观，并用刻板的观念去对待这孩子的所有想法。当尤迪丝说出她自己全然和真正的事情时，她只会遭到母亲完全的排拒。这种排拒对孩子来说就像痛失母亲，以及生命有了危险那样。对这种危险的恐惧并没有在她第一次接受心理治疗时解除，因为她的心理治疗师的道德要求不断给这种恐惧新的滋养。
这与一种非常细微的影响有关，我们通常很少会注意这种影响。这是因为它与我们生活成长的传统价值观或多或少是相符的。我们必须遵守第四诫，所有父母都有被尊敬的权利，即便他们以破坏性的方式对待小孩。这种观念在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如今多半依旧如此。但人们将决定是否脱离这种价值观，当他们听到一个成年女性必须去敬爱曾经残忍虐待她的父亲、或看到她被虐待的母亲时，人们便会看到第四诫的荒谬可笑之处了。
然而，有人却认为这荒谬之事很正常。就连一般受人尊敬的心理治疗师与作者们，他们都还不能与“原谅父母是成功的心理治疗的最高荣誉”这种想法分道扬镳。即便这种信念已不似几年前那样有效果了，但与之连接在一起的期望却极多，且包含着这样的讯息：如果你不遵守第四诫就会倒大霉！虽然这些作者常说不要操之过急，不应该在心理治疗一开始时就讲宽恕，而应该要先将强烈的情绪释放出来，但他们坚信病患总有成熟到能去宽恕的那一天。这些专家把这点视为理所当然，认为心理治疗让人最终能全心全意地原谅父母。但我却认为这种想法是一种误导。成功的治疗目标是释放痛苦的依赖而不是和解，这种和解通常是基于道德的需求，而非身体的需求。我们的身体不只是由心组成，而且我们的大脑也不是一个让人将宗教课堂上那些荒谬与矛盾灌输进去的容器。身体是一个对于其所遭遇之事拥有完整记忆的有机体。一个能真正以此洞见而活的人会这么说：“上帝无法要求我去相信在我眼中看来矛盾并且伤及我人生的事物。”
如果这是必要的，我们可以期待心理治疗师去对抗我们父母的价值体系，陪同我们通往我们的真相吗？如果我们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尤其是在我们已能认真看待自己身体所传达的讯息时，我相信我们能这么做，甚至必须这么做。一位名叫达格玛的年轻女子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的母亲有心脏病。我希望可以对她好，在床边和她说说话。我试着尽可能地常去看她。但每次我都头痛到无法忍受。我会在夜里汗流浃背地惊醒，接着就会陷入想自杀的抑郁情绪之中。我在梦里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被当时的她拖过地板，我哭喊着、哭喊着、哭喊着。我该如何将这一切拼凑在一起呢？我还是必须去看她啊！因为她是我的母亲。但我不想害死自己，也不想生病。我需要有人帮助我，告诉我如何能找到心灵的平静。我不想欺骗自己，也不想欺骗我的母亲，在我对她的谎言里，我在她身边扮演着好女儿的角色。我并不想当个无情的人，让她在生病的时候孤独一人。
达格玛在几年前接受了心理治疗，当时她宽恕了她母亲的残忍行为。但由于母亲罹患了重病，再度激起她在童年的旧有情绪，她不知所措地面对着这些情绪。她宁愿结束自己的性命，也不愿违背母亲、社会以及她的心理治疗师的期待。她愿意以亲爱的女儿的身份去探访母亲，但却无法在不欺骗自己的状况下这么做。她的身体清楚地告诉了她。
我并不是透过这个例子，主张我们不要以爱陪伴父母到临终。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决定，怎么做对他来说才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的身体如此清晰地记着我们曾承受的相关虐待故事，那么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必须认真聆听身体要告诉我们的话。有时候，陌生人反而更适合做临终陪伴，因为陌生人不曾因为这些病人受过苦。他们不需要强迫自己去说谎，他们不需要用忧郁症来付出代价，他们可以展现出他们的同情心而无须伪装。相反地，儿子或女儿却会徒劳地努力制造仁慈和同情的感觉，这些感觉或许会顽强地缺席到底。它们之所以缺席，是因为那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依旧将自己的期望紧紧系在父母身上，希望至少在最后一刻，可以获得临终父母的接受和肯定，那是他们一辈子都未曾当面感觉过的。达格玛写道：
每当我和母亲说话时，我就会觉得犹如有毒药渗入我的身体。我试着不去看这些，因为看到这些会让我有罪恶感。然后伤口就会开始化脓，而我则变得忧郁。我试着再度接纳我的感觉，并心想我有权去感觉它们、有权去看自己有多愤怒。当我这么做，当我容许了自己的感觉之后，即便这些感觉很少是正面的，但我却再度能够呼吸了。我开始允许自己停留在真实的感觉之上。如果我成功办到，就会觉得好多了，更有活力，而忧郁自然就消失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无法放弃尝试去理解我的母亲、接受她的样子、原谅她的所作所为。我每次都会以忧郁付出代价。我不知道这种了解是否足以治愈伤口，但我很认真地看待我的体悟。与我的第一位心理治疗师不同的是，她希望我一定要改善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她无法接受我和母亲的关系，我也一样。但我如何能在不认真看待我真实的感觉时，同时尊重自己呢？如此一来，我将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以及我重视的是谁了。
我们为了让年迈的双亲减轻人生重负，或许最终还能获得他们的爱，而去改变自己的样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与身体所支持的真正需求，也就是忠于自我的需求，完全背道而驰。我认为一旦能满足这种需求，自尊便会自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