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在成为麻省心理健康中心主管后不久，迈尔斯·肖尔就意识到自己遇上了难题。该中心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基地，肖尔则是医学院布拉德学会的精神病学教授。刚一坐上管理者的位子，他就面临一个抉择：要不要提拔医学研究者艾伦·霍布森。其实，这个决定原本并不难做。霍布森已经在若干篇发表于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中抨击过弗洛伊德的梦是无意识的写照这一观点。他指出，梦实际上来自大脑的某个区域，与人的内在渴望并无关系。他用证据表明，做梦的时机和梦的长度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说，梦并不是人们心理状态的写照，而是神经系统的折射。此外，霍布森的研究还表明，让精神分析学家通过释梦去挖掘一个人的无意识欲念完全是浪费金钱¤。
霍布森改变的，是人们对于睡眠时大脑状态的认知，可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在做这件事，这也正是令迈尔斯·肖尔为难的地方：霍布森关于梦的所有重要文章都是和他的搭档罗伯特·麦卡利合写的。肖尔说：“合作完成的成果很难成为候选人升职路上的有力武器，因为整个体制是以个人成果为考核基础的。我们考虑的重点通常是：这个人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什么重要贡献？”肖尔希望能把霍布森推上去，但他必须得在挑剔的委员会面前据理力争。“他们其实不想提拔任何一个人。”肖尔说。在试图驳回霍布森的升职提案时，委员会成员问肖尔，能不能明确指出霍布森在与麦卡利的合作中完成了哪些工作。“他们让我说说这两个人分别都做了些什么。”肖尔回忆道。因此，“我找到他们二人，问，‘你们各自的贡献是什么？’他们回答：‘我们各自的贡献？这谁知道，所有工作都是一起完成的。’”肖尔又再三确认，最后才不得不相信他们所言不假：两人并不知道哪个观点是由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先提出的。“真是太有意思了。”肖尔说。
肖尔认定，如此有意思的现象一定不是个案，于是他开始寻找其他类似的人——那些在一起共事不少于5年、曾经愉快合作过的搭档们。他找到了一对演喜剧的二人组；一对钢琴演奏家，其中一人最初是因为怯场所以开始和搭档同台演出；一对以“爱玛·拉森”为笔名合写推理小说的女作家；还有一对著名的英国营养学家，麦坎斯和威多森，这二人关系密切之极，以至于他们在所有著作的署名中都把自己的名字省去，只保留了姓氏。“他们对于黑面包比白面包更有营养的说法深恶痛绝，”肖尔回忆道，“早在1934年的研究中他们就推翻了这个观点，不知为什么人们还是对此深信不疑？”在肖尔采访到的这些人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对他们和搭档之间的关系感到不可思议，所以愿意和他谈谈。唯一的两个例外是“一对吝啬的物理学家”以及一对把访谈当儿戏的冰上舞者托维尔和迪安。那些愿意坐下来与迈尔斯·肖尔畅谈一番的人当中，就包括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
肖尔是在1983年找到二人的。当时，他们正在加州的阿纳海姆参加美国心理学会召集的会议。丹尼尔当时49岁，阿莫斯46岁。他们一起与肖尔聊了数小时，后来又分别和肖尔谈了几个小时。他们谈到了两人初相遇时的兴奋，谈到了这些年来的合作历程。阿莫斯告诉肖尔：“刚认识那会儿，我们能把从未有人提过的问题解答出来，我们能抛开故纸堆谈论心理学，能对身边事做出解释。”肖尔还问他们，是否把自己的研究归在人工智能这一新兴领域，阿莫斯说：“并不尽然，我们不研究人工智能，只研究人之愚昧。”
肖尔觉得，丹尼尔和阿莫斯与那些事业有成的搭档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他们都善于打造这种专属于两个人的私人俱乐部。“他们极度欣赏对方，但这种欣赏并非没有原则，”肖尔说，“他们一般不会对其他人产生这种感觉，尤其不受他们欢迎的就是编辑。”与别的搭档一样，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使得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变得紧张。“合作给我的婚姻造成了一定影响。”丹尼尔坦言。同样，他们也说不清楚个人在合作中做出了哪些贡献。“你问是谁做的？”丹尼尔说，“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并不清楚。对此一无所知反倒是种美妙的体验。”肖尔看得出，阿莫斯和丹尼尔意识到了，或者说看似意识到了，他们是多么需要对方。“有些天才是靠单打独斗，”丹尼尔说，“我不是天才，阿莫斯也不是。可我们联起手来就能所向披靡。”
与其他19对接受肖尔采访的搭档不同，阿莫斯和丹尼尔对于他们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不避讳。“当我问及是否发生过矛盾时，大部分人会避而不谈，”肖尔说，“个别人完全不愿意承认有矛盾。”阿莫斯和丹尼尔却不是这样，至少丹尼尔不是。他坦言：“在我婚后，以及我们移居美国之后，我和他的关系出现过问题。”阿莫斯对此有些讳莫如深，但是，肖尔与丹尼尔和阿莫斯的大量对话实录表明，自从他们于6年前离开以色列，两人之间就状况频发。当着阿莫斯的面，丹尼尔一直在抱怨外界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说辞。“大家一直认为是我在附和他，可事实并非如此。”他说。这话与其说是讲给肖尔，不如说是讲给阿莫斯。“合作也让我蒙受了一些损失。必须承认，有些工作显然是出自你的手，比如形式化分析，这是你的强项，而且在我们的研究中也是极其重要的部分。相比之下，我的贡献就不是那么突出。”阿莫斯开口了，但只是寥寥数语。他认为，丹尼尔抱怨的这种不对等关系同样也会出现在其他合作者之间。阿莫斯说：“评定功绩并非易事，外界的评价会极大地损耗我们的精力，但是于合作却毫无益处。这样的评价始终会有，人们总会认为有的人更强一些。这不过就是平衡法则中的一种。合作本身就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它不会恒定不变，因为人们不乐意看到恒定不变的关系。”
单独和肖尔在一起时，丹尼尔会谈得更加深入一些。他暗示说，自己并不认为他们之间的问题完全源自外部干扰。他说：“学术成就带来的回报——就像我们所拥有的，最终会被一个人独享，或是被一个人占去大部分，这是合作关系所特有的无情之处。阿莫斯也无法左右这一事实，尽管我怀疑他是否真的想要这样做。”接着，他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自己对阿莫斯的看法。他觉得，阿莫斯很有可能从他们合作完成的研究中获取了绝大部分好处。他说：“我总是处在他的光环之下，这是我们单独交流时不曾有过的，这让我感到紧张。我嫉妒他，这种感觉让我很不安。我讨厌嫉妒……也许我说的有点儿多了。”
整个访谈留给肖尔的印象是，阿莫斯和丹尼尔已经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最糟糕的时刻已然过去。两人能够开诚布公地谈论他们之间的问题，这在肖尔看来是一个好兆头。访谈过程中，他们其实并没有针锋相对。他们对待矛盾的态度与其他受访者完全不一样。肖尔说：“他们还在一起玩以色列纸牌。”“我们是以色列人，所以会冲对方大声吼叫。”阿莫斯尤其对此抱有乐观心态，他相信自己还能和丹尼尔一如既往地合作下去。美国心理学会给两人同时授予了“科学贡献荣誉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丹尼尔向肖尔坦白说：“我一直担心他会独得大奖，幸亏没有，否则真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不可能坦然地接受这样一个结果。”这个奖项的出现消除了他们的痛苦，或者说至少在肖尔看来是这样的。
时过境迁，肖尔最终还是没能动笔写那本有关最佳搭档的书。几年后，他将当年的访谈录音寄给了丹尼尔。丹尼尔说：“我从头听到尾，很显然，我们之间的关系自那时起就已经结束了。”
1977年年末，在丹尼尔表示他不准备重返以色列之后，学术圈风传阿莫斯也将离开以色列。通常情况下，各大学都不会主动去招募教授，即便有，招募过程也会相当漫长，但这一次，他们却变成了快速反应部队，就像一个坐在沙发上悠闲看电视的胖子，发现房子着火之后忙不迭地起身应对。哈佛大学很快就向阿莫斯发出了邀请，承诺给他终身教授的职位，但是在芭芭拉的问题上，他们过了几周才做出答复，可以提供一个助教岗位。密歇根大学凭借办学规模大的有利条件，火速准备了4个终身教授席位——在请来丹尼尔、安妮、芭芭拉的同时，把阿莫斯也纳入麾下。曾经以年龄为由拒绝过丹尼尔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现在却意欲将橄榄枝伸向阿莫斯。但是，没有哪个大学像斯坦福大学那样行动迅速。
斯坦福大学负责这次招募行动的是心理学系的青年才俊李·罗斯。他很清楚，美国的大型公立大学为了留住阿莫斯，会无条件地接收芭芭拉以及丹尼尔和安妮。斯坦福大学在规模上不占优势，无法一下子拿出4个岗位。罗斯说：“我们想出了其他学校做不到而我们能做到的两点，一是尽早发出邀请函，二是尽快落实。我们希望能说服阿莫斯选择斯坦福，而说服他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他看看我们的办事效率。”
罗斯自认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在美国大学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听说阿莫斯在观望待选，他立即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人员召集在一起。罗斯说：“我真该让阿莫斯也看看当时的情况。我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意第绪族的经典故事。从前有个单身汉，独自一人，过得开心快活。有一天，媒人找到他对他说：‘你可愿意让我替你介绍一桩婚事？’‘噢，什么情况？’单身汉问。‘她很特别。’媒人说。‘是吗，那她美吗？’单身汉问。‘当然美，像索菲亚·罗兰一样美，而且还更年轻。’‘真的吗？那她家里有钱吗？’单身汉又问。‘钱？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继承人。’‘那她一定是个蠢女人。’单身汉说。‘蠢女人？她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提名。’‘那我接受！’单身汉说。媒人回答：‘太好了，这桩婚事谈成了一半！’”罗斯对心理学系的员工说：“听我给你们介绍完阿莫斯，你们也一定会说‘我接受！’而我会说，‘很遗憾，我们只是谈成了一半’。”
这种推销员式的腔调究竟有没有必要，罗斯也不是很清楚。罗斯说：“每个碰巧接触这项工作的人都会为自己在其中表现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而自我宽慰，但这算不了什么。”就在同一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全体成员找到学校校长，对他说：“我们没有任何的书面材料，也没有对方的推荐信或者其他东西。但是，请相信我们。”当天下午，斯坦福大学就做出决定，给阿莫斯提供终身教授的职位。
阿莫斯后来也说过，无论是选择哈佛，还是选择斯坦福，他都会有遗憾。如果去了哈佛，他会因享受不上帕拉奥图的好天气和优越生活而感到遗憾；而在斯坦福，他会后悔——仅仅是稍纵即逝的——自己没能成为哈佛的教授。即便他碰巧想到阿莫斯和丹尼尔应该同在一处，他也从来没有表露过。斯坦福大学对丹尼尔并非不感兴趣。“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罗斯说，“你会招来两个从事相同研究的教授吗？聘请阿莫斯一个人，就能让我们从他们的合作成果中获益，这的确是个冷酷的事实。”丹尼尔的本意是四个人一起去密歇根大学，可阿莫斯除了哈佛和斯坦福哪儿都不愿去。鉴于哈佛和斯坦福并没有向自己发出邀请，伯克利分校又明确表示无意聘用，丹尼尔最终和安妮一起去了位于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他和阿莫斯约定，每隔一周就轮流飞去对方所在的城市会面。
当时的丹尼尔依然沉浸在一种扬扬自得的情绪中。他说：“前景理论的推出让我们兴奋不已，竟至于觉得自己无坚不摧了。那个时候，我们之间还没有出现隔阂。”在斯坦福大学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发出邀约后，阿莫斯在丹尼尔的见证下进行了一次中规中矩的就职演说，其中还提到了前景理论。“我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替他骄傲，”丹尼尔说，“这有点儿出乎我自己的预料，因为这一刻的本能反应原本该是嫉妒。”在1978年离开帕拉奥图前往温哥华迎接新学年时，丹尼尔对于造物弄人的感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他的两个孩子与他远隔重洋，同在世界另一端的，还有他曾经的同事，曾经工作过的实验室，以及他曾经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与之分别的那个国度。他的魂留在了以色列。“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生活已经不再和从前一样了，”他说，“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反事实思维无时无刻不在伴随我。我总是会把现在的生活和原本可能有的生活两相比较。”
在这种奇怪的思维状态中，侄子伊兰的身影跃入了他的脑海。赎罪日战争期间，伊兰在以色列空军战斗机上做领航员，时年21岁。战争结束后，他找到丹尼尔，让他听当年他在飞机上录下的一段声音。当时他正坐在飞机后排，突然发现一架埃及人驾驶的米格战斗机正从后方向他们逼近，生死攸关。录音带上传来的是伊兰的声音，他冲飞行员尖声叫道：“下降！下降！下降！他追过来了！”听录音的时候，丹尼尔发现这个年轻人在颤抖；不知为何，他希望让叔叔听一听他当年的遭遇。伊兰是战争中活下来的幸运儿，但是，时隔一年半，1975年3月，在他还有5天就将从军中退役的时候，灾难降临了。和他一起的飞行员在飞行时因强光刺激而失明，机头朝下坠地，机毁人亡。
他们原本以为在提升飞行高度，但实际却是在往下降。这种错误并不罕见。工作状态中的飞行员往往会失去方向感。当失重的飞机以1000千米的时速连翻带滚地撞向地面时，人的听觉系统不可能正常工作，这与人的大脑不可能计算出复杂状况中的概率是一个道理。驾驶飞机的人容易出现感知错觉，正因为如此，没有拿到仪表等级证的飞行员若是驾机上天，那最多存活178秒。[1]
伊兰出事后，他身边的亲人朋友无不感到惋惜。他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假如”。假如伊兰在事故发生前一周就已经从空军退役，假如飞行员因强光失明后他能马上接手。大家的思维都游移在想象的空间里，游移在灾难未曾发生过的那个空间里。丹尼尔发现，这种思维并不是无迹可寻。人们在假想事情的其他可能性时，并不是天马行空地随便想。如果伊兰还有一年才退役，可能没人会说“假如他一年前就退役……”同样，没人会说“假如飞行员那一天感冒没来”或者“假如那架飞机当天因为机械故障被停飞”。更不会有人说“假如以色列没有空军部队”。在上述这些反事实的想象中，伊兰也是可以幸免于难的，但是他身边的亲人却没有一个会做这样的设想。
当然，此类设想还有成千上万种，但是人们似乎只会想到其中几种。当在想象空间里试图消解这场悲剧时，他们实则遵守了一些固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在丹尼尔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各种设想的过程中，也在发挥着相同的作用。
抵达温哥华后不久，丹尼尔就让阿莫斯把他们之前有关“后悔”的所有讨论记录都寄了过来。在耶路撒冷，他们曾经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讨论这个命题，包括人们对于不愉快情感的预期，以及这种预期是否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如今，丹尼尔想换个角度，重新思考后悔以及其他的情绪。他想要知道，人们是如何消化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此项研究有望为他和阿莫斯的判断及决策研究注入新的内容。“诸如绝望中的希望、如释重负或者追悔莫及等情感因素都可以被纳入决策理论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面对某种结果时会出现的重要的情绪体验。”他们在讨论纪要中这样写道。“然而，人们对此类情绪存在一种偏见……他们认为，但凡是个思想成熟的人，在面对痛苦或者喜悦时，都应该产生与之相宜的情绪，而不该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寻求安慰或者平衡。”
由此，丹尼尔又在可得性、代表性和锚定性的基础之上想到了第四个启发式，后来他称之为“模拟性”，用于描述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对于人类思维的影响力。在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在思维空间里模拟未来。如果我直言不讳，而不是假装附和，结果会怎样？如果他们将地滚球朝我踢来，球正好落在我的脚边，结果会怎样？如果我对他的提议说了“不”字，结果会怎样？此类假想出的场景往往成了人们做判断和做决定时的部分依据。然而，并不是所有场景都能如此轻易地被假想出来；有些场景是被阻隔在思维之外的，就像人们在面对悲剧时产生的惋惜之情一样，都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通过揭示这些规则，了解大脑在消解某些已经发生的事件时遵循着什么样的原则，你有可能洞悉人们是如何在事情发生前进行思维预演的。
就这样，只身一人待在温哥华的丹尼尔迷上了这个全新的命题——真实世界和想象中的世界之间究竟横亘着什么。在他和阿莫斯已经完成的研究中，大部分都是在前人未曾涉足的问题中寻找规律。如今，同样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他们面前。丹尼尔想要知道，人们在进行反事实思维时，是如何构想出那些与真实情况相反的可能性的。简单地说，他想要揭示人们的想象规律。
在丹尼尔构想的实验场景中，急脾气的新同事理查德·蒂斯成了其中一位原型：
克兰先生和蒂斯先生乘坐的两趟航班原定于同一时刻起飞。他们从市区搭乘同一辆大巴车前往机场，路遇交通堵塞，等抵达机场时，已经比起飞时间晚了30分钟。
克兰先生得知，他的那趟航班已于半小时前准点起飞。
蒂斯先生得知，他的航班略有延误，5分钟前才起飞。
谁的心情更糟糕？
二人的处境并无两样。他们都预料到会误机，也都没能及时赶上飞机。然而，有96%的受访者认为蒂斯先生的心情会更糟糕。看来大家都认同一点：现实情况并非是导致沮丧情绪的唯一根源。眼前的现实和另一个现实之间的接近程度同样会影响人的情绪。在上述例子中，接近程度就是指蒂斯还差多少时间能赶上飞机。“蒂斯先生之所以会更沮丧，是因为他‘更有可能’赶上飞机。”丹尼尔在一份讲座笔记中这样写道，“同类事例都呈现出一种爱丽丝漫游仙境般的特质，想象和现实被毫无理由地糅合在一起。克兰先生为什么不能想象着自己能早到半个小时从而避免误机？很显然，人们的想象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丹尼尔着手要去研究的，正是这些限制。他希望能更深入地探查他所谓的“反事实情绪”，或者说，那些促使人们在思维空间里构想一个假想现实，从而使真实现状带来的痛苦得以缓解的情感。在“反事实情绪”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后悔”，其基本特质也适用于沮丧和嫉妒这两种情感。在写给阿莫斯的信中，丹尼尔称之为“无法实现的情感”。这些情感可借由简单的数学公式加以描述。丹尼尔认为，该类情感的强度系数受两个变量的控制，一是“对另一种现实的渴望程度”，二是“另一种现实出现的可能性”。很多时候，令人后悔或者懊恼的事情是不太容易被消解的。感到沮丧时，人们需要对环境中的某种特质进行消解；而感到后悔时，人们则需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消解。丹尼尔写道：“但是，对沮丧或者后悔的消解过程却遵循着基本相同的原则。人们都需要经由一条或多或少合理的路径来通往想象出的那个空间。”
嫉妒则有所不同。人们无须费力去构建一个想象出的情形来体验嫉妒。“能否想象出不同的情形，这似乎取决于个体与所嫉妒对象之间的相似性。要想体验嫉妒，你只需来一番换位思考就足够了，没有必要非得构想出一个合理的场景。”说来奇怪，嫉妒并不需要借助想象之力。
独处异地的丹尼尔和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就这样纠缠了几个月。1979年年初，他将一份题为“思维解密”的纪要寄给了阿莫斯。“我近来在思考人们对待灾难的态度，构想出了各种用以消解灾难所带来的痛苦的方式，”他写道，“希望能确立人们在面对灾难性后果时所调动的思维模式。”
一个店铺老板在夜间被打劫。他奋力反抗，结果被劫匪击中头部失去知觉。等到被人发现时，他已经没命了。
两车迎头相撞，原因是两辆车都试图在视线不佳的情况下超车。
一男子心脏病发，他试图打求救电话，却因够不到电话而死亡。
有人在一次狩猎事故中被流弹击中身亡。
“你会如何看待上述悲剧？”他写道，“如何看待肯尼迪的遇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整整齐齐地写了八九页。想象并不是一只能够自由飞翔的小鸟，它只是一种工具，通过删减这个世界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来使我们从中提取意义。想象遵循一套规律：消解的规律。其中之一就是，用于消解现状构想另一种现实的东西越多，消解就越不容易发生。在大地震所造成的丧生和因雷击而导致的死亡之间，人们似乎更容易对后者做出更多的思维假设，因为要想对地震做出消解式思维，人们就得将所有发生过的地震都考虑一遍。“一件事导致的后果越多，要消解这件事所需的努力就越大。”丹尼尔在信中写道。另一条与此相关的规则是，“当我们把事件场景退回到从前时，该事件会逐渐变得不那么难以接受”。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一件事的后果都会累积起来，从而导致更多的东西有待被消解。待消解的东西越多，思维就越不可能去尝试消解。这也许正是用时间来治愈伤痛的一种方式。
丹尼尔总结出的“焦点原则”更具普遍性。他写道：“我们常常会为某个场景构想出一个男主角，不管是何种场景，我们都会想象它是恒定不变的，只有那个男主角在动。我们不可能设想在肯尼迪被刺事件中，奥斯瓦尔德射来的那颗子弹会被一阵风吹走。”但是，当进行思维消解的主体就是场景中的主人公时，这条规则就无法成立了，因为一个人不太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消解。丹尼尔写道：“改变或者取代自己远比改变或者取代别人更困难，构想出来的新世界一定和自己当下所处的世界千差万别。我可能拥有一定的想象自由，但是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成为其他人。”
人们最常在那些出人意料的事件发生后进行反事实思维。一位中年银行家每天都沿同一条路线开车去上班。有一天，他选了另一条路，结果，一个逃学的孩子驾驶一辆敞篷小货车闯了红灯，撞上他的车并且导致他死亡。当问及人们对此事件的看法时，他们的思维会停留在银行家当天选择的那条路线上。假如他走的是平时的路线，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但是，假设当天他走的还是常规路线，但依然因为一个开车闯红灯的逃学生而丢了性命，没有人会想：要是他当时没走这条路就好了！对于常规形式导致的结果和非常规形式导致的结果，人们的态度好像大相径庭。
在消解某些预料之外的事件时，思维极易将概率因素隔绝在外。能让这个银行家幸免于难的最好办法，就是更改当时的时机。假如他或者那个逃学的男孩在灾难发生时早到了几秒或者晚到了几秒，那两辆车就不会相撞。但是，人们在消解这场悲剧时，并没有这样想。对他们而言，消解整个事件中的不寻常之处要容易得多。“你不妨自娱自乐地对希特勒做一番假想。”丹尼尔写道。他紧接着向阿莫斯提到了一段相关描述：希特勒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如愿以偿地成了维也纳的一名画家。“现在，请从相反的角度进行设想（反事实的），”丹尼尔写道，“别忘了，在形成受精卵的那一刻，阿道夫·希特勒也同样可能是一个女婴。他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也许不会高过他出生时就是个女性的可能性。那为什么我们在对希特勒做反事实假想时，会认为前者可以接受，后者却不合逻辑呢？”
想象所遵循的这种机制让丹尼尔联想到了他之前曾经尝试过的越野滑雪运动。他参加过两次基础班，发现滑雪上山远比下山要难得多。在面对这种状况时，人的内心会更愿意滑雪下山。丹尼尔称这种情况为“下山规律”。
在酝酿这些新想法时，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一种离开阿莫斯也能快步前行的感觉。在信的末尾处他写道：“希望在下周日会面之前能收到回信，你的意见对我来说很重要。”丹尼尔不愿提及阿莫斯究竟有没有给他回信——多半是没有。阿莫斯好像对丹尼尔的新想法挺感兴趣，但不知何故他并没有介入其中。“他几乎什么都没说，以前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丹尼尔说。他怀疑阿莫斯正处在情绪的低谷，这不太像是阿莫斯的风格。离开以色列之后，阿莫斯也曾私下里对密友透露过他的心事，他没有想到，背国离乡并未让他产生什么负罪感。但他也没料到，想念故土的情怀竟是如此浓烈。这也许就是症结所在，在正式移民美国之后，阿莫斯不再是过去的那个阿莫斯了。也可能是因为丹尼尔的新想法与他们先前的研究相距太远。截至当时，他们的研究工作一直是从挑战某个已经被广泛接纳的理论入手。他们会找出那些理论的漏洞，然后创建一套新的、更具说服力的行为理论。至于人的想象力，目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理论来供他们挑毛病或者彻底推翻。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各自的不同地位所造成的差距已经横亘在了二人中间。阿莫斯到访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时，似乎有种屈尊移驾的感觉。丹尼尔上帕拉奥图去，阿莫斯下温哥华来。“阿莫斯原本眼光就高，这个地方在他看来粗陋不堪，这一点我能感觉到。”丹尼尔说。一天晚上，两人在闲聊，阿莫斯随口夸赞起斯坦福大学，说那里的每个人都让他觉得出类拔萃。“这算是个导火索，”丹尼尔回忆道，“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可能他说完就后悔了，但是我记得自己当时的感觉——他在居高临下地同情我，这让我很受不了。”
但是丹尼尔最主要的感觉还是沮丧。这么多年来，他的每一个新想法几乎都是在阿莫斯的见证下诞生的。他们从来没有抛开对方单打独斗过，也从来没有和其他什么人合作过。这才有了之后的奇迹：毫无保留地接纳对方的想法，然后将两个人的思想锻造为一体。“我的感觉是，很多时候想法是我最先提出的，但最后的成果却远远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丹尼尔后来对迈尔斯·肖尔说。如今，他重新回到了独自战斗的状态，原本能帮助他走得更远的那些思想——来自阿莫斯的思想——不复存在了。“我有无数个想法，只是他已经不在我身边了，”丹尼尔说，“这些想法一无用处，只有阿莫斯能赋予它们生命。”
距离丹尼尔给阿莫斯寄去信件后数月，应圈内赫赫有名的卡兹纽科姆年会的邀约，两人一起前往密歇根大学做了两场讲座。主办方同时邀请了他们两人，而不是只邀请阿莫斯，这令丹尼尔多少有些意外。阿莫斯的讲座主题是他们二人合作完成的框架效应研究，这进一步证实了丹尼尔的猜测：阿莫斯对他的新想法不太感冒。对于丹尼尔，本次年会上他将首度公开在两人分开后这9个月的时间里他独自完成的新思想，他称之为“想象空间中的心理学”。“鉴于在座各位都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同行，因此阿莫斯和我决定不妨将这一初具雏形的研究拿来与大家探讨……我们要研究的，是未曾实现的可能性在人类情感领域扮演何种角色，以及我们是如何诠释这些可能性的。”
接下来，他解释了反事实思维的规则。除了前文提到的上班途中因与逃学少年驾驶车辆相撞而身亡的银行家，他还创设了更多的模拟场景。比如，有个不走运的家伙，驾车时突发心脏病，还没来得及踩刹车就一命呜呼了。大部分模拟场景都是他独自在温哥华的深夜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这些想法常常是在不经意间闯进他的脑海，所以他的床头常备着一个笔记本。如果说阿莫斯拥有的是更为敏锐的思维，那么丹尼尔拥有的就是更为高超的讲述能力。两人在北美洲开启新生活之后，暂居领先地位的也许是阿莫斯，但情况不会永远不变，大家也会看到他丹尼尔的一番作为。他能看出来，每个人都被他的讲座给吸引住了。结束后，没有人急着离开。大家聚在一边继续聊着。阿莫斯的顾问克莱德·库姆斯也朝他们走过去，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这么多的想法都是从哪里来的？”他问道。阿莫斯答：“丹尼尔和我没有谈起过这些。”
丹尼尔和我没有谈起过这些。
正是这句话，在丹尼尔心中投下了一道阴影。后来提及此事时，他承认，从那一刻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算是结束了。他也曾设想过很多种可能性，好让这一切不至于发生。但他并没有想过“要是克莱德·库姆斯没有问那个问题”，“要是我和阿莫斯一样大大咧咧”，或者“要是我没有离开以色列”。他想的是，“要是阿莫斯能谦虚一点儿”。在他眼中，阿莫斯就是事件里的男主角，是焦点人物。在别人拱手奉上一份顺水人情请他夸赞丹尼尔时，他却拒绝了。一切还在继续，但是这一幕却长久地留在了丹尼尔心中，迟迟不肯离去。“恋爱中的一男一女也会发生分歧，”丹尼尔说，“你意识到出了问题，意识到情况不妙，但你们的关系还在继续。”你爱对方，但是你能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推你离开，你会想也许一切都将改变。你心存侥幸，希望出现一些转机，好把这段关系加固一番，修复一番。但是这一次，任何转机都没有出现。“我希望阿莫斯能反思一下发生的这一切，可他并没有这样做，也不认为他有这样做的必要。”丹尼尔说。
密歇根之行结束后，丹尼尔在谈及他的反事实思维研究时，再也没有提过阿莫斯的名字。这在他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10年来，两人一直在严格遵守着一条约定：绝不和其他有同类研究兴趣的人互通有无。1979年年末，也可能是1980年年初，丹尼尔开始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戴尔·米勒的年轻助教来往，并和他就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差异交换了想法。当米勒问及阿莫斯时，丹尼尔说他们已经停止了合作。“他还没有从阿莫斯带来的阴影中走出来，看得出，他对此十分在意。”米勒说。时隔不久，丹尼尔就和米勒一起开始完成《思维解密》这篇文章。米勒说：“我以为他们之间达成了共识，可以各自和其他人合作，可他坚持说自己和阿莫斯合作的日子已经彻底结束了。我还记得与他之间的很多次谈话，他显得忧心忡忡，有时候还提醒我别对他太生硬，因为自阿莫斯之后，这是他第一次与别人共事。”
如果说阿莫斯不像丹尼尔那样在意卡兹纽科姆的这次讲座，那是因为这样的机会对阿莫斯来说是家常便饭。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回想起他们的导师时，不止一人会觉得他像个单口相声演员，成天忙着到世界各地的夜总会里赶场子走秀。“他喜欢边说话边思考，”他的妻子芭芭拉回忆道，“他洗澡时，你隔着门都能听见他自己对自己说话。”孩子们也习惯了父亲的自言自语。“他自说自话的样子很像精神失常的病人。”儿子塔尔说。有时候，他们会看着自己的爸爸开着那辆棕色的本田车回家来，停在屋前的街道上，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他会以5千米的时速磨磨唧唧，也会突然一下子加大油门，”他的女儿唐娜说，“这说明他又想通了一个问题。”
在参加卡兹纽科姆系列讲座之前的几个星期，也就是1979年的4月初，阿莫斯正忙于和苏联方面周旋。他加入了一个由10名西方国家心理学家组成的代表团，要去履行一项特殊使命。当时，苏联心理学家意欲说服政府，让国家科学院承认数学心理学的合法地位。为此，他们向美国心理学界的同行发出了声援请求。两位声望显赫的数学心理学家，威廉·埃斯蒂斯和邓肯·卢斯自告奋勇，还出面邀请了当时美国顶尖的心理学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年事已高的资深学者，阿莫斯算是为数不多的少壮派之一，另一个是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布赖恩·万德尔。“前辈们认为我们两个有助于在苏联为心理学挽回一丝颜面，”万德尔回忆说，“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心理学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他们花了好半天的时间才搞清楚为什么心理学在马克思主义眼中是这个形象。那些苏联心理学家就像江湖骗子。“我们以为苏联方面真的会有几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心理学家，”万德尔说，“但是没有。”当苏联人和美国人轮番做陈述时，美国人会就决策理论做出详尽介绍，而他的苏联同行则会拿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命题来和大家分享——有个家伙就讲述了饮用啤酒后的脑电波是如何被饮用伏特加之后的脑电波干扰的。万德尔说：“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后，会把它写成论文发表出来，苏联人想到一个问题，只会夸夸其谈地说出来，而我们会感慨，‘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当中还有人研究了生命的意义，认为可以用带有变量E的公式来计算生命的意义。”
苏联人对于决策理论一无所知，而且似乎对这个主题也并不十分感兴趣。但也有例外。万德尔说：“有个家伙发表了一番还算颇有见地的论调，至少比他的同行们强一些。”最后才发现他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他的言论其实就来自他所接受的心理学培训内容。“之所以能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是因为后来得知他又出席了一个物理学会议，并且同样发表了一番宏论，”万德尔说：“他是唯一一个让阿莫斯看上眼的家伙。”
他们住在抽水马桶冲不了水、供暖设备供不了暖的宾馆。房间里被安了窃听器，走到哪儿都有便衣尾随。“刚开始那几天，大家都有些乱了阵脚，”万德尔说，“我们无处可藏。”阿莫斯觉得整件事很荒唐。“他们格外关注阿莫斯，可能因为他是个以色列人。”万德尔说，“他用阿莫斯独有的方式在红场上散步，然后用眼神告诉我，‘来吧，让我们甩掉他们！’接着，他真的就把那些尾随他的便衣给甩开了。”当他们最终抓住他时——他躲进了一家百货公司——这些苏联人气得火冒三丈。“他们狠狠地训了我们一通。”万德尔说。
在那间被装了窃听器的冷冰冰的房间里，阿莫斯还是花了些时间给一篇他标注为《思维解密》的文章做了修改和补充，最终这篇文章被扩充到了40页左右的样子。字里行间密密麻麻的批注仿佛让人听到了钻石切割机雕琢打磨的声音。很显然，阿莫斯希望将丹尼尔的思想雕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可丹尼尔并不知情，不知道阿莫斯其实也在绞尽脑汁地构想他的虚拟场景：
大卫·彼得在空难中丧生。以下哪一种反事实思维更易发生：
——如果飞机没有坠毁。
——如果大卫·彼得搭乘的是另一架飞机。
阿莫斯没有回复丹尼尔的长信，相反，为了把丹尼尔一股脑儿倾泻在纸上的想法梳理清楚，他还自己动手做了些笔记。“现实世界往往出人意料，它并不像我们想象出的世界那样合乎情理。”他写道。“对于此类想象，我们可以按照以下两个原则来排序：第一，合理性；第二，与现实之间的相似性。”沿着这一思路，他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写出了密密麻麻的8页笔记，希望能创立一套符合逻辑的、经得起推敲的想象理论。“这些想法让他着迷，”芭芭拉说，“和他当初对待决策理论的心情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决策，只不过人们不曾选择这样做。”对于题目，他推敲了很久，因为他想借由题目明确自己的写作重点。他先是想出了“消解启发式”这个名词，后来又给新理论取名为“可能性理论”，接着又改为“场景理论”，后来又改成“想象空间理论”。最终，他选择了“阴影理论”这个名称。阿莫斯在笔记中写道：“依据阴影理论，备选状况或者可能出现的场景决定着我们对现实的预期，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如何回顾现实、如何对现实做出解释，同时，也决定着我们会因之陷入何种情感状态。”在笔记接近尾声处，他用一句话概括了所有：“何谓现实？现实就是一团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云彩。”
阿莫斯并不是像丹尼尔猜测的那样，对他的新想法不感兴趣。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同一个空间里关起门来尽情交流。本该面对面进行的对话，现在变得像是两人在各说各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空间距离造成的结果是，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个想法是谁先想到的。阿莫斯对迈尔斯·肖尔提及此事时略有微词：“我们知道这是谁的思想，因为我们不在一起，因为一切都写在信里面。要是在以前，我们从新想法冒头的那一刻起就会拿起电话告诉对方。可是现在，你想到了一个点，然后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慢慢地它就成了你一个人的专属，而你也心知肚明。以前我们从不这样。”
这一次，丹尼尔将自己的研究思想全盘收了回来，没有再让阿莫斯把它拆解或者改造成他的那种风格。阿莫斯依然会每隔一周飞去温哥华，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比从前了。很显然，阿莫斯希望能够维系原来的合作关系，但是丹尼尔却不这么想。在无法排解的妒意驱使下，他决定和阿莫斯做个了断。
[1] 汤姆·勒孔特撰写的一篇优秀论文中提到了这一奇怪现象，论文发表于美国国立博物馆主办的《航天与航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