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达尔文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出版和格里哥·孟德尔（Gregor Mendel，1822年—1884年）建立了遗传学之后，“我们的许多个人特征都是来自于遗传”这一观点已经被许多人普遍接受。然而，眼睛、肤色和鼻子形状等容易量化的物理特征比心智特征更容易遗传。我们都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人们似乎与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有着共同的心理特征。但是，一个人的坏脾气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的结果，又有多少是由于人成长在一个坏脾气的家庭而造成的呢？人们很难分清遗传和环境对性格和智力发展到底有多大作用。
虚构的罪犯
在19世纪出版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即一个人的外表反映了他的犯罪天性。在《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一书中，狄更斯描述了罪犯费根，他是“一个很老的、干瘪的犹太人，他那邪恶和丑陋的面孔被一大簇乱蓬蓬的红头发遮住了”。当他在《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第一次描述犯人马格韦契时，他并没有描述这个人的外表，而只描述了他的衣服和身体状态，因为马格韦契这个人将来会慢慢变好：
“这是一个可怕的人，他的全身都是灰白色的，腿上拴着一块很大的铁块。他没戴帽子，穿着破鞋，头上绑着一块破布。他全身被浸泡在水中，满身泥巴，石头弄跛了他的脚，燧石划破了他的手，荨麻刺伤了他的身体，荆棘撕裂了他的衣服。他一瘸一拐地走着、颤抖着，瞪着眼睛咆哮着。他一把抓住我的下巴，牙齿在嘴里‘格格’作响。”
双生子研究
要证明一个人的人格有多少是由遗传（即由先天）决定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对同卵双生子的研究。1870年，第一个双生子的研究是由高尔顿进行的。他用问卷评估心理特质，并认为先天（遗传特征）在人格形成上具有最重要的影响。行为主义者爱德华·桑代克用50对双胞胎进行了第一个双生子的实验研究。他对不同年龄（9~10岁和13~14岁）的双胞胎们进行了测试，研究结果表明，遗传的重要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因此，双胞胎可能在出生时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和环境，但当他们发展自主性并有不同的经历时，其性格就会开始有所不同。后来的研究已经证实了遗传和基因对性格的影响。
请微笑，或者别笑
拍照在相面术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用于划分智力类型。拍照兴起于19世纪，它意味着那些在精神病院工作的人可以给健康人群以及患不同疾病、处于患病不同阶段或状态的病人拍照。这一方法提供了大量的实例，而且与素描相比为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龙勃罗梭和高尔顿都用照片来建立犯罪或心理类型；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尔科拍摄了自己催眠的患者，来演示他们歇斯底里的不同阶段。
智力案例
智力的遗传已被证明是一个政治难题。但高尔顿却对此泰然自若，他不仅非常乐意研究这个问题，还建议那些智力低下的人应该去修道院“找一个欢迎他们的避难所”，并在那里独身一辈子，而不是将他们的缺陷基因传递下去。他在自己进行的第一项对天才的研究中，使用了一种自己设计的“历史计量学”方法，用来确定智力是否可以遗传。他通过统计各类传记来计算一个人拥有的显赫亲属的数量，并由此推断出遗传的智力模式。他发现，统计结果越靠近谱系下降的直线部分（父母—孩子），就越有可能发现成就卓越和遗传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依赖于聪明的人选择（或进入）某个工作领域，并且成就卓越。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智力是可遗传的，但有关环境对实现潜在智力的影响却没有任何描述。
20世纪上半叶，智力测试处于一个持续发展的领域，也是当时发生的一个大事件。到20世纪后半叶，基因的组成对智力发展有显著影响的说法在政治上变得敏感起来。如果有些人天生就不如另外一些人聪明，那么他们就不能获得帮助，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这样。对教育模式和社会的精英模式来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的研究发现，智力是由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形成的。这一常识引导我们去期待：一个人可能天生就在某一方面具有成功的可能性，但这种潜力是否会实现取决于其家庭环境和在童年时获得的机会。
双胞胎的天性与教养
同卵（相同的）双生子如果在出生后被分开抚养（即在不同的家庭中长大），那么这样的双胞胎就对我们探讨研究目标十分有用。他们有相同的基因组成，但不同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不同。通过比较，我们就能推导出他们的哪些特点可能是遗传的结果，而哪些特点是由于环境因素造成的。但是，我们对出生后没有分开抚养的双胞胎进行的研究也很有趣。我们对同卵双生子患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显示，双胞胎同时感染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只有50%。精神分裂症并非是完全遗传的，否则，如果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患病了，另一个也会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