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这种恐惧依然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
而且还无处不在，不是藏在我们的两耳之间，就一定是藏在我们的大脑之中。
汤姆·汉克斯是享誉全球的演员之一，每部电影的片酬高达几百万美元，还两度斩获奥斯卡金像奖。然而，就是他这么一位成就卓著的名人，却为生活所困。
他开诚布公地讲道：“每天晚上，有些人在上床睡觉前想的是：‘啊，今天是多么美妙的一天哪！’而我呢，却总是战战兢兢地扪心自问：‘今天你怎么又搞砸了？’”
安迪·葛洛夫长期以来都是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他的领导下，英特尔公司实现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
许多人认为，硅谷能有今天的繁荣是离不开葛洛夫的。与此同时，他还被《时代周刊》评选为1997年的年度风云人物。在他的传记中，史蒂夫·乔布斯还将其视为是他崇拜的偶像。
不过，别忘了，葛洛夫可是有句至理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今天，我们的大脑仍然遵循着这套偏执理论，可谓是治愈苦闷的不二法门。有人将其称之为医科生综合征。
这个词是杰罗姆·K.杰罗姆在1889年出版的经典之作《三人同舟》[1]中杜撰出来的：
“我记得有一天，我到大英博物馆去，想找书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我那时正患着的一种小毛病，我得的是花粉症吧，我想是这么回事。
“我把书打开，把要看的都看了。随后，又漫不经心地随手翻了几页，懒懒地看起各种疾病的症状。我忘记了首先看的是什么病了——反正是一种吓坏人的要命的玩意儿吧。我看了一会儿，还没有把《前驱症状》的一半看完，我便知道不用说我害的正是这种病。
“有好一会儿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简直害怕死了。在绝望中，我又无精打采地翻了几页。我看到伤寒那一节——把病症看了看——发现我原来还在生伤寒病，一定是得了好几个月，可自己还一无所知。
“我继续想自己到底还有什么病，于是又翻到舞蹈病看看——果然不出所料，我也得了舞蹈病——我开始对自己的疾病发生了兴趣。
“我决定寻根究底，看看我一共害了多少种病。于是，我顺着字母从头查下去——先看疟疾，发现自己正患着这种病，大概再过两个礼拜就是急性期……”
其实，不仅仅是医科生如此，又有谁不是这样呢？
我们紧紧地盯着问题不放，不就是为了生存吗？当下，在这个我们亲手造就的世界，这种消极的眼光非但没有消失，而是愈演愈烈了。
在医院的诊疗室，医生看了你的化验报告后告诉你说：“你的血糖和胆固醇水平正常，但铁元素含量偏低。”
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场景出现呢？医生会嘱咐你多吃牛排、提高铁含量。至于血糖和胆固醇吗，在正常的指标范围内，不需要采取任何干预手段。
正常来讲，胆固醇水平应该在200mg/dL以下，如果是195，说明你的身体很棒！可如果超过了200，达到了205，那你可就得注意了。
这分明是在暗示，医生的钱纯粹是看病挣来的。难道没病没灾的时候，就跟医生一点儿关系没有吗？
零售店经理一般采取的都是“异常管理”的模式。他们要时刻关注每日的报表，查漏补缺。如果报表上的客流量和客单价都没有问题，唯独是结账速度偏慢，老板会如何应对呢？毫无疑问，肯定是增加收银员、缩短结账时间。而对那些达标了的统计项目，他简直睬都不睬。
在课堂上，老师发还测验成绩后，一般都会对那些没到平均分的学生给予特殊的关照。他们要是及不了格，那还了得？留级不说，身心健康也受影响啊，眼巴巴地看着好伙伴都顺利升班了，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所以，对于这样的学生，老师就得趁午餐的时间给他们“加餐”、辅导功课、补考。试问，受这种“优待”的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那些考满分的优等生呢？
在工作单位也没什么两样。业务水平的高低全凭考评结果说了算。考评不合格？好办！制订改善计划，主动找老板谈话，或者接受在岗培训！而优秀员工的待遇就不同了，除受到老板的器重外，还可以获得2%的加薪。
这些案例足以表明，我们的大脑往往对好的一面不是特别在意，而是专注于：
1.寻找问题
2.发现问题
3.解决问题
这就是2000年来外界环境对大脑影响的结果。为此，我们习惯了紧紧盯住世界的问题不放，所以有时候，这种印象就成了我们对世界感知的全部。
《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凯莉·奥克斯福德在她的推特上是这么形容医科生综合征的：“在线医疗就如同《惊险岔路口》里的故事，总是以癌症收场。”
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1] 《三人同舟》的译文，引自杰罗姆·K.杰罗姆（英）：《三人同舟——泰晤士河漫游记》，关品枢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5年。此处的译文见该书第5页和第7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