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达罗（Charles Darrow）享有游戏“1935年：大萧条中的垄断”的专利权。他其实并没有发明游戏，而是盗用了他人的想法。游戏讽喻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可它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这种制度，从来没有人说得清。尽管游戏赞美利润，可“垄断”从来都是个贬义词。
“垄断”最终获得了成功，因为它卓有成效地创造出了一个叫人身临其境、内部又和谐统一的世界。玩家们忘记了自己钱包里的真钱，使用“垄断币” ——这个词逐渐有了引申意义，象征脱离实际的价格决策。“垄断”里的价格没有任何意义（房子一套100美元），但价格比率把参与者需要知道的一切都说清楚了。“垄断”的世界就其本身是合理的——正如你我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总想着要搞懂它。
2006年，凯瑟琳·沃斯（Kathleen Vohs），妮可·米德（Nicole Mead）和米兰达·古德（Miranda Goode）在实验中用到了“垄断”游戏。她们用它来“启动”受试者想到金钱（当然，它只是诸多的操纵途径之一）。一组受试者玩“垄断”；另一组人坐在电脑显示器边上，屏幕保护程序不停飘动着美钞；一组人要看一幅外国货币的海报了；还有一组人要想象自己贫穷或富裕的样子。沃斯的研究小组发现，所有这些金钱“启动”都有着类似效果。它们会让人变得不好社交，不愿合作。受了金钱启动的受试者：
想要更多“个人空间”。实验者告诉每一名参与者，她要跟另一名受试者进行谈话，互相了解。研究人员要她从房间的角落里搬过一张椅子，放在她自己的椅子旁边。接着，实验者离开，去接另一名受试者。这么做的目的是看受试者会把两张椅子隔多远。受了金钱启动的受试者总会在两张椅子之间隔开更多的距离。
想要单独工作。实验人员分配给志愿者一件小差使，允许其选择是单独工作还是跟人合作。绝大多数看了金钱屏幕保护程序的人选择单独工作。绝大多数看了鱼或空白屏幕保护程序的人希望跟人合作。不选择团队工作其实毫无理由。工作量是一样的，不管一个人做还是两个人做。
想一个人玩。受试者填写一份调查问卷，要求从若干组活动中选出自己喜欢的那一种。每道题都包含两个选项：一种单独的消遣（读一本小说），一种跟家人或朋友共同进行的消遣（跟朋友去咖啡馆）。看到金钱的参与者选择单独活动的可能性更大。
不太愿意帮助陌生人。参与者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恰好”碰到一起“人为制造”的小事故：有人（当然是安排好的同伙）掉了27支铅笔。受了金钱启动的人不大可能帮忙捡起铅笔，平均而言，他们拾起的铅笔少得多。
不向人提出帮助请求。受试者得到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的目的是看受试者要花多长时间才去找人帮忙。受了金钱启动的人在开口之前的挣扎时间比其他人长48%。
对慈善机构的捐赠少。实验者给受试者一个私人机会去向本校的大学生基金会捐款。参与者没有理由会察觉这也是实验的一部分。金钱启动组的捐款数额只相当于对照组的58%。
“有些人认为我们的发现表明，金钱让人变得自私，”沃斯和同事们写道，“金钱导致贪婪或自私，似乎成了当代西方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他们进而指出，实验结果并不适合采用这样过分简单化的阐释。
他们要参与者描述自己的情感状态。接受或未接受金钱启动的受试者并不存在什么有意义的区别。想到金钱并不会让人“不信任他人，焦虑或骄傲，”这些状态都可以用来解释研究的部分发现。
面对艰巨的任务，一个自私的人可能会立刻会找人帮忙，或是跟伙伴一起分摊工作，免得自己单独操劳。相反，金钱启动让人想要当个独行侠。他们就像是老套的男司机，迷路了也不愿意找人打听。
沃斯的研究小组认为，把金钱启动触发的行为称为“自给自足”更合适。和“垄断”游戏一样，自给自足是松散地起源于市场经济特点的一种“游戏”。游戏的规则说，你应当一个人玩，金钱是你的计分方式。跟其他玩家的互动要遵循公平、互惠的原则。（你不能从别人那里偷“垄断币”，虽说人人都知道它是假的。）玩这个游戏，不是要相信金钱万能，人际关系不重要，而是以金钱作为临时性共享拟制（temporary shared fiction）。
自给自足只是人类可以玩的诸多游戏之一。它在美国文化和全球强大的市场经济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启动效应或许提供了一种文化可以运作的机制，”卡尼曼提出，“有些文化里包括了一些相当于持久的金钱提醒器的东西。其他文化提醒你，有眼睛在看着你。有些文化让你想到‘我们’，有些让你想到 ‘我’”。
在行为决策实验里，巧克力恐怕是第二受欢迎的激发因素了。人们对巧克力的反应方式，跟他们对金钱的反应方式非常类似。他们试着理性地追求巧克力的最大化，构建松露量值量表。有时人对巧克力的贪恋会叫他们作出奇怪的事情。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巧克力“经济学”实验。一种怪诞的“辨识感”浮现出来，就好像是看到黑猩猩“模仿”那些再熟悉不过的人类弱点。
奚恺元和张岩做了一次实验，让中国大学生在以下两个选项中进行选择：
（a）回忆并写下生活里一件失败的事，并吃一大块（15克）德芙巧克力。
（b）回忆并写下自己生活里一件成功的事，并吃一小块（5克）德芙巧克力。
学生们必须在写的时候吃，不能把巧克力省下来带回家。你可能猜到了，大部分学生（65%）选择了更大的巧克力。精神上的戒律似乎是这样：“对巧克力，能选更多的时候，绝不选更少。”
奚恺元和张岩并未让所有参与者都有所选择。对另一组受试者，他们只是简单地说，写一件生活里失败的事情，同时吃15克巧克力。随后，他们要给这次经历（边吃巧克力边写作）打分，量表总计9分，从极端不快乐到极端快乐。还有一个小组按要求完成选项（b），也在同一套 9分量表上打分。分配到选项（b）的人压倒性地比分配到（a）的更快乐。完成（b）的人得到了一件愉快的任务，得以边做边吃巧克力。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吃的巧克力比别人的要小。
一旦知道了内情（也就是晓得有更多巧克力能吃），事情就糟糕了。人们没办法让自己接受小一点的巧克力。奚恺元和张岩把自己的实验视为“生活的一种缩影”。在现实当中，金钱是苦乐参半的巧克力。我们穷尽一生来寻找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薪水，最多的金钱——用这些数字来确认自己的幸福。套用我们熟悉而又浅显的一个观点，金钱买不到幸福，你不能给人际关系标上价格。奚恺元和张岩为这些老套的说教焕发了全新的光彩，像是增加了对这些颂歌全新的光泽。把金钱当成量值量表并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金钱是一个数字，数字最容易比较，在跟其他东西进行比较以便作出决定的时候，它得到了过多的权重。较之一个没有价格的世界，价格让我们多了一点节俭，多了一分贪婪，多了好些物质主义倾向。
行为决策理论中最难于回答的问题是：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不能以为价格或选择反映了真正的价值。问题似乎出在问题本身。它假定人在心理上存在一种虚构的精密尺度，里面有着定义严格、跟背景无关的“真正价值”。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事情并非如此。（最广义上的）偏好逆转就是人类的条件与处境。
多年来，行为决策理论家已经很擅长制作设计巧妙的偏好逆转实验了。就拿奚恺元做的一个来举例吧。你可以在两块同样精美的巧克力进行挑选。一块小一些，呈心形。另一块大，可形状像蟑螂。你会选择哪一块？
奚恺元拿这个难题去问学生和朋友，他发现大多数人选择了蟑螂形的巧克力。可令人哭笑不得的一点是，奚恺元接下来又问人们更喜欢哪块巧克力，大多数人承认是心形的小的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