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这80年左右的人生中对世界做了些什么，无论我们如何推断和解释，无论我们怎样构想和创造，无论我们遇到和接纳过哪些人，这都由我们自己来选择。我们怎样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自我概念？
作为一个独特而复杂的人，你有多种方式来填完下面这个句子：“我是_____”。（你可能会给出哪五种答案呢？）把这些答案综合起来，就是你对自己的自我概念的定义。
我们世界的核心：我们的自我感觉
你的自我概念的构成要素，以及定义你的自我的那些特殊信念就是你的自我图式。“图式”是我们组织自己所处世界的心理模板。我们的自我图式，也就是对自己的认识，比如身强力壮的、超重的、聪明的等等，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对社会信息的加工。这会影响我们如何感知、回忆和评价他人和自己。如果体育运动是你的核心自我概念，即假如成为一名运动员是自我图式的一部分，你就会特别注意别人的身体和技巧。你可能会很快地回忆出与运动有关的经验，而且你会特别记住与自我图式一致的信息。自我图式构成了我们的自我概念，它可以帮助我们分类和提取经验。
如果体育运动是你的核心自我概念，即假如成为一名运动员是自我图式的一部分，你就会特别注意别人的身体和技巧。
自我参照
让我们思考一下，自我是如何影响记忆的？这样一种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作自我参照效应：当信息与我们的自我概念有关时，我们会对它进行快速的加工并能回忆得很好。如果问你某一个词（比如“外向”）是否可以用来形容自己或者他人，那么在稍后的测试中，那些回答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人能更好地回忆出这个词。如果把我们自己和某个故事中的人物做比较的话，我们能更好地回忆出那个人物。在和某一个人谈话的两天后，我们对其说的与我们有关的话回忆得最准确。因此，记忆的构成离不开我们的主要兴趣——自我。我们可以更好地回忆与自我有关的事情。
自我参照效应可以阐明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对自我的感觉处于我们世界的核心位置。由于我们倾向于把自己看成世界的核心，因此我们会过于觉得别人的行为是针对我们的。我们经常把自己看做是某件事情的主要负责人，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其中扮演很小的一个角色。当评判其他人的表现和行为时，我们经常本能地将其与我们自己的行为相比较。当我们和别人聊天时，如果无意中听到屋里其他人提起我们的名字，那么我们的听觉雷达会立刻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可能的自我
自我概念不仅包括关于我们是什么样子的自我图式，还包括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即可能的自我。马库斯及其同事注意到，我们可能的自我包括我们梦想中自己的样子，比如富有、苗条、充满激情地爱与被爱的自我。同样也包括我们害怕成为的样子，比如失业的、没有人爱的或学业上失败的自我。这种可能的自我会激发出一种我们所渴望的生活愿景，它对我们能够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
社会自我的发展
自我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焦点，因为它有利于组织我们的思想并指导我们的社会行为。但是什么会决定我们的自我概念呢？双生子研究发现，基因对人格和自我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社会经验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些影响包括：
●我们扮演的角色
●我们形成的社会同一性
●我们和别人的比较
●我们的成功与失败
●其他人如何评价我们
●周围的文化
我们扮演的角色
当我们扮演一个新角色（大学生、父母、售货员）时，我们可能就已经开始了自我觉察。无论如何，像发生在生活大舞台上的表演一样，该角色逐渐被我们的自我感觉所接受。举例来说，当扮演这个角色时，我们会说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刻意为之。我们为自己的组织说了很多好话，不知不觉地，我们会越来越相信这些话，为这些话提供证据。此外，观察到的自我可能是自我暴露的，我们现在的自我感觉可能也会支持我们表达过的那些观点。就这样，角色扮演变成了事实。
社会同一性
你的自我概念（对自己是谁的认识）不仅包括你的个人身份（你对自己个人特征的认识），也包括你的社会身份或社会同一性。对于你是谁的社会定义——你的民族、信仰、性别、学术专业等等——也暗含着你不是谁的定义。这个范畴包括“我们”而排斥“他们”。
当我们是一个大团体中的某个小团体的一分子时，我们经常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而当我们的社会团体占多数时，可能我们就不太考虑它。作为一个男性团体中惟一一名女性，或一个欧洲群体中的加拿大人，我们都会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作为白人学校中的黑人学生，或黑人学校中的白人学生，个体都会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种族身份并因此做出反应。在加拿大，大多数人把自己看做“加拿大人”。除非是在魁北克，那里少数法国血统的人更多地感觉自己是“魁北克省人”。
在英国，英格兰人比苏格兰人多十倍，苏格兰人对自己身份的定义与英格兰人不同。“苏格兰人，在某些程度上，不喜欢甚至憎恶英格兰人”。作为多数的英格兰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不是苏格兰人。在我最近入住的一家苏格兰宾馆的房客登记簿上，所有的英格兰房客在国籍一栏填写的均是“英国”，而所有的苏格兰人（他们同样是英国人）在国籍一栏填写的则是“苏格兰”。此外，在美国的大学里，英国学生更多地把自己看做英国人，而很少把自己看做欧洲人。
社会比较
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富有、聪明或矮小？一种方式是通过社会比较。我们周围的人会帮助我们建立富有或贫穷、聪明或愚蠢、高大或矮小的标准：我们把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并思考自己为何不同。社会比较可以解释为什么学生进入一所优秀生很少的学校后，会有更高的学业自我概念。当结束了名列前茅的中学学习后，很多在学业上非常自信的学生发现，他们的学业自尊在进入了一些知名的大学后受到了挑战，因为这些大学中的很多学生在中学毕业时都曾是班里的尖子生。这就好比放在小池塘里的鱼看起来会大一些。
艾宾浩斯错觉（中间两个圆形哪一个更大？）
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是围绕社会比较而进行的。当别人不漂亮时我们就觉得自己美丽或英俊，当别人迟钝时就觉得自己聪明，当别人冷血时就觉得自己有同情心。当我们评价某个人的表现时，不可能不把他和自己做比较。因此，我们可能会为别人的失败而窃喜，特别是当我们嫉妒的人遭受失败或不幸，而且我们又不太可能遇到这种倒霉事之时。
社会比较同样会给人带来烦恼。当人们的财富、地位或业绩增长时，他们会提高对自己成就的评价标准。当人们自我感觉良好并获得成功时，通常会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当和竞争对手做比较时，我们常常认为竞争对手本来就固有一些优势，以此来保护我们业已动摇的自尊（比如对大学游泳运动员的一个研究发现，他们会说竞争对手有更棒的教练，并且已经练习了一段时间）。
成功和失败
自我概念并不仅仅由我们的角色、社会认同和社会比较所决定，它也受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尝试具有挑战性但依然现实的任务，并取得了成功会使我们感到自己很能干。如果女性凭借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性侵犯，她们会感觉自己并不是那么容易受到攻击，不用再那么担心，并且更加感觉事情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学生会对自己的学术能力做出更高的评价，从而激发自己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全力以赴并取得成功会使人感到更加自信有力。
成功增强自尊的原则引发了很多研究，心理学家指出：用积极的信息（“你是重要人物！你与众不同！”）来提高自尊，会激发个体做出更大的成就。低自尊有时确实会带来问题。与低自尊的人相比，感觉自己有价值的人更加快乐，不那么神经质，较少受溃疡和失眠困扰，较少发生药物和酒精依赖，更加百折不挠。但反过来也同样成立，批评者声称：困境和失败导致低自尊。感觉来自现实。当我们征服挑战或学到技术后，成功会让我们具有一种充满希望和自信的态度。自尊不仅来自于告诉孩子他们有多棒，还要让他们通过辛苦努力获得成功。
其他人的评价
成就得到认可能增强个体的自我概念，因为我们看到了别人对自己的积极评价。当别人认为我们很好时，我们也会认为自己不错。如果我们称赞某个孩子很有才华、学习刻苦或者乐于助人，那么这个孩子就会把这些观点融入其自我概念和行为中去。如果少数学生因为对自己学业能力的消极印象而感到恐惧，或者女性因为对自己在数学和理科上的低期望而感到恐惧，这表明他们可能对这些领域“不认同”。他们不对这种预判做出辩驳，而是认定自己的兴趣在别处。
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用“镜像自我”来描述个体把别人当做镜子来进行自我感知。库利认为，我们根据自己出现在他人面前的样子来感知自我。之后社会学家乔治·米德精炼了这个观点，他指出：与我们的自我概念有关的并不是别人实际上如何评价我们，而是我们觉得他们如何评价我们。我们通常感到赞扬别人比批评别人更自在（我们抑恶扬善）。如果某个人因此高估我们对他的评价，其自我意象会变得有些膨胀。
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美国社会学家，生前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社会学和经济学，曾任美国社会学会第8届主席。其“镜像自我”概念影响深远。
——编者注
自我膨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西方国家中最常见。有心理学家报告说，日本人到北美后通常会因朋友间的互相恭维而感到惊讶。当他和同事询问别人最后一次称赞他人是什么时候时，美国人典型的回答是一天前。在日本，人们很少为自己个人的成就而感到骄傲，而是更多地为让别人失望感到羞愧。因此，日本人一般的回答是四天前。此外，如果告诉北美人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会比告诉他们做得不好而坚持更久。但是日本人在失败时却更能坚持。
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美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实用主义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从1894年开始，米德在芝加哥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执教40年。其间曾任哲学系主任。他在芝加哥大学最后10年对社会学系的影响使该系享有“米德的前哨”之称。
——编者注
我们祖先的命运决定于别人如何评价他们。当他们受其群体保护时，生存的机会会变大。当他们意识到群体对自己不满时，他们会感到羞愧并做出低自尊的行为反应。马克·利里指出，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有类似的根深蒂固的归属需要，当我们面对社会排斥时会感到低自尊的痛苦。他还指出，我们基于自尊这一心理学尺度来对他人如何评价我们进行监控，并做出相应行为反应。
自我与文化
你是如何完成前文中“我是_____”这个句子的？你给出的是你个人特点的信息，例如“我很正直”、“我很高”或是“我很外向”，还是描述你的社会同一性的信息，例如“我是双鱼座的”、“我是快餐爱好者”或“我是基督徒”？
对于某些人群而言，特别是那些西方工业文化中的人，个人主义盛行，身份更多是独立的。青春期是与父母分离的时期，个体开始依靠自己，并且开始定义个人独立的自我。即便个体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其特性——作为有特殊能力、特点、价值和梦想的独特个体——也会完整地保留下来。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假定，定义你的可能自我并相信你具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会使你的生活富足。在20世纪结束之前，个人主义已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主导声音。
现代个人主义的声音
西方文学，从《伊利亚特》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大都赞美那些依靠自己成功的人，而较少称赞那些满足别人愿望的人。电影专门描写那些反抗制度的英雄。歌词中也常常鼓吹：“我行我素”、“我是我自己”，并且推崇“至高无上的爱”——爱自己。当人们经历过富裕、变革、都市化和大众传媒后，个人主义就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在20世纪结束之前，个人主义已成为西方流行文化中的主导声音。
而亚洲、非洲和中南美地区的本土文化则把集体主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种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喜欢进行自我批评，却很少自我肯定。人格被更多地定义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马来西亚人、印度人、日本人和传统的肯尼亚人，比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可能用群体特性来完成“我是_____”的句子。聊天时，人们比较少地说“我”。当语法或上下文能够清楚地表明主语时，个体会说“去看电影”而不说“我去看电影”。
集体主义有很长的历史，例如在中国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能够更好地进行粮食生产。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在《思维地理》中主张，其结果不只是社会关系与倡导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方不同，而且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想一想，一只熊猫、一只猴子、一根香蕉，哪两者更可能在一起？在西方文化中，可能是猴子和熊猫，因为它们都属于“动物”；而亚洲人却比美国人更可能看到这样一种关系：猴子吃香蕉。
当呈现一种栩栩如生的水下场景时，日本人自然地回忆出比美国人多60%的背景特征，他们的讲述以关系为主（比如青蛙在植物旁边）。美国人把注意更多地放到焦点目标上，比如单独的大鱼，而较少注意环境特点。心理学家也发现，日本人更多的是对知觉到的情境做出反应。尼斯比特等人的研究表明，东亚人的思维更趋整体化，经常在与其他事物或环境的关系中理解和思考对象与人。
亚洲和西方的思维
当呈现一种水下场景时，亚洲人常常描述环境和鱼群之间的关系。美国人更多地注意单独的大鱼。
然而，将文化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似乎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任何文化中的个人主义都会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同样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和政治观点之间。在美国，夏威夷人和住在最南部的人要比那些西部山区比如俄勒冈州和蒙大拿州的人表现得更为集体主义。保守派倾向于成为经济上的个人主义者（“不要征税或管制我”）和道德上的集体主义者（“制定法律来约束不道德行为”）。而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成为经济上的集体主义者和道德上的个人主义者。
一个具有相互依赖自我的人会有更强烈的归属感。相互依赖型的人在与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开后，会失去那些定义自我的社会联系。他们不是只有一个自我，而是有很多个自我：与父母相处时的自我、工作时的自我以及与朋友一起时的自我。相互依赖型的自我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袒露心声的交谈比较少，大多是礼貌性交谈。社会生活的目标更多地是协调并支持他所在的群体，而不是增强个体自我。金和马库斯指出：个性化的广告板——“无咖啡因咖啡、单份的、脱脂的、温度更高的”——在北美的咖啡店里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在汉城就显得有些怪异了。他们的研究证实，在韩国，人们并不看重独特性，而是传统文化和分享行为。韩国的广告较少强调个人的选择和自由，其特色是与众人在一起。
你会选哪支笔？
当金和马库斯要求美国人从中选择一支笔时，77%的人选择颜色不寻常的那支（不管它是橙色的还是绿色的）。面对同样的选项时，31%的亚洲人选择了颜色不同的笔。研究者指出，该结果表明不同文化对独特性和一致性的偏向。
自我概念：独立或相互依赖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尊与“别人怎么评价我和我的群体”密切相关。自我概念是有弹性的（与特定的情境有关）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跨情境的持久性）。在一项研究中，认为在不同活动领域里保持相同自我（内在自我）的加拿大学生为五分之四，而中国与日本的学生则仅为三分之一。
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特别是那些少数学会轻视别人偏见的人，并不在意对他自己及其所在群体的外部评价。自尊更多的是个人的而不是关系的。对个人特性的威胁会比群体特性的威胁更让人感到气愤和郁闷。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日本大学生和个人主义的美国大学生会如何报告他们的积极情绪，比如高兴和得意？研究发现，对于日本学生来说，高兴是伴随积极的社会交往而来的——亲密感、友好和尊敬。而对美国学生而言，这种情绪通常伴随解脱的情绪——效能感、出众和骄傲。集体主义文化中的冲突常常发生在群体之间；而个人主义文化则会发生更多个体之间的争斗。
在美国进行了10年的教学和研究后，Kitayama访问了他的日本母校——京都大学，当他介绍西方的独立自我的观点时，研究生们感到“震惊”。“我坚持介绍西方的自我概念的观点（我的美国学生直观理解的观点）并最终说服他们真的相信，很多美国人对自我都有这种分离的想法。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有一个学生深深地叹息道，‘这确实是真的吗？’”
当东西方文化发生交流后，例如，由于西方对日本大都市的影响以及日本学生到西方国家访问或交换，他们的自我概念会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吗？伴随着“相信个体自己的能力”的忠告，个人英雄主义式的警察不顾他人阻挠捉住坏人的电影，这些宣扬个人成就的西方文化会对日本人产生冲击吗？根据斯蒂文·海因及其合作者的报告，似乎确实是这样的。日本的交换学生在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生活了7个月后，个人自尊增强了。在加拿大，那些长期亚洲移民的个人自尊要高于那些近期的移民（也高于生活在亚洲的人）。行动中的集体主义：2011年3月，日本发生9级大地震，重灾区连日来面临严重的食品和饮用水短缺。即便如此，人们抵抗争抢的诱惑，表现出集体主义的文明。图为随处可见排着长队等待领取食品和水的灾民。
——编者注
自我认识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忠告我们：“认识你自己。”我们当然要尝试。我们很容易形成对自己的信念，而且可以毫不迟疑地解释我们的感觉和行为表现的原因。但是我们对自己真正了解多少呢？
C.S.刘易斯故居
克利夫·史戴普·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英国著名文学家、学者，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20世纪30年代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任教期间，和托尔金相识并成为挚友，相约各写一部奇幻史诗。这就诞生了两部关于信仰与想象的伟大著作：C.S.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和托尔金的《魔戒》。C.S.刘易斯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牛津人”，是《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最喜爱的作者。
——编者注
作家C.S.刘易斯自信地写道：“在整个宇宙中有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我们对之的了解比我们能从外部观察学到的还要多，这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这么说，我们拥有内在信息；我们知道内情。”实际上，尽管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但是我们的内在信息往往是错的。这就是一些相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科学研究再一次验证，直觉往往是错的，伟人也不例外。
解释我们的行为
“其实，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伤心。”
——《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1596
你为什么会选择那所学校？你为什么要攻击室友？你为什么会爱上他（她）？有时候我们知道原因，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问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和表现时，我们会做出看似合理的回答。然而，当原因有点微妙时，我们的自我解释常常是错误的。我们会忽视影响别人的一些因素，但对自己就另当别论了。研究发现，人们错误地把雨天忧郁症归因为生活的空虚，把过吊桥时的兴奋归因为对路人的吸引，而且人们都矢口否认媒体对自己的影响，但是却承认媒体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尼斯比特和沙克特用实验证明了人们是怎样误解自己心理的。他们对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实施一系列逐渐增强的电击。实验前，给其中一些被试吃一片假药，并告诉他们一会儿可能会导致心悸、呼吸不规律和神经质的发抖——而这恰恰是电击通常引起的症状。尼斯比特和沙克特预期人们会将电击的症状归因为药效作用，这样他们就会比没有吃药的人更能忍受电击。确实，这种效果非常明显——吃过药的人所忍受的电击强度是没吃药的人的四倍。事后询问吃药的人为何忍受了比平均值高的电击时，他们都没有提到药。当被告知可能是之前服用的药在起作用时，他们仍然否认药的影响。他们大都说那片药可能影响一些人，但绝不会是他们。典型的回答是，“我甚至没有想到那片药”。
还有一些研究也发人深思。要求人们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每天记录自己的心情。他们同样报告了一些可能影响自己心情的因素：星期几、天气、睡眠时间等等。研究最后要求人们判断每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注意事实上受其日常心情的影响），他们对因素重要程度的认识与实际的重要程度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发现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对让自己高兴或不高兴的事情真正有多少洞察力？
此外，我们对自己意愿的自由度又有多少洞察力呢？如丹尼尔·韦格纳在《有意识的意愿的幻觉》一书中所说，当人们与行动有关的想法先于其行为时，人们会感觉他们是按意愿做出这种行动的。否则，行为似乎就很难解释了。在韦格纳的一项实验中，两个人共同操作一个电脑鼠标在表面是小图片的木板上滑动。当鼠标滑行时，被试会通过耳机听到物体的名称，然后可以停在任何想要的图片上。甚至当其中一个人（主试的同伙）在某些任务中强迫鼠标停在某张图片上时，那些真正的被试通常都认为鼠标停在该图片上是他们自己的意愿。在类似这种情况下，大脑会产生个人效能的直觉。其他一些时候，比如当探寻水源或当一个人的胳膊在催眠暗示下举起时，人们会误以为这种外部意愿是（或不是）其行动的原因。人们有时会犯错。
预测我们的行为
人们在预测他人行为时同样会犯错。如果询问他们是否会服从命令对别人实施强烈的电击，或是他人在场时会不会对受害者提供帮助表现出迟疑，人们毫不犹豫会否认他们容易受到影响。但是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多数人还是容易受到影响的。而且，悉尼·施劳格发现，让大学生预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经历各种不同事件的可能性（谈一场浪漫的恋爱，生病，等等）时，他们的自我预测并不比根据日常经历做出的预测更准确。
人们在预测他们的关系命运时同样也会经常犯错。约会中的一对情侣往往过于乐观地预言他们的关系会天长地久。他们往往只看到积极的方面，感觉他们肯定会是永远的恋人。而其朋友和家人常常比他们有更好的了解，麦克唐纳和罗斯通过对滑铁卢大学学生的研究做出了以上报告。他们的父母和室友的客观预测往往更加准确。（许多亲眼目睹过孩子不听任何劝告陷入不幸关系的父母对此很赞同。）而当预测自己消极的行为比如哭泣或说谎时，自我预测却比父母和朋友的预测更准确。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你的未来有时候甚至连你自己都很难预测。当进行自我预测时，最好的建议是思考过去在相似情境下的行为。那些了解你的人可能会比你能更好地预测你的行为（例如，当你同一个陌生人见面时你会有多紧张和语无伦次）。因此，要预测你的未来，就应想想自己的过去。
心理学家发现，有时候人们预测别人的行动比预测自己的更加准确。在康奈尔大学每年的“水仙花日”慈善活动的前五周，埃普利和邓宁让学生预测他们是否会为慈善活动至少买一支水仙花，同时让他们预测自己的同学中可能购买的比例。超过五分之四的学生预测自己会购买水仙花。但是实际上只有43%的人买了，这与他们对其他人的购买比例为56%的预测接近。在一个赌钱的实验室游戏中，84%的参与者预测自己会与其他人合作以共同获益，而实际上只有61%的人做到了（此外，这与他们对其他人的合作比例为64%的预测接近）。如果老子所说的“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是正确的，那么很明显大多数人是智大于明的。
预测我们的感觉
“当一种感觉存在的时候，他们感到它好像永远不会离开；当它离开了以后，他们感到它好像从未来过；当它再回来时，他们感到它好像从未离开。”
——苏格兰作家，演说家和诗人，乔治·麦克唐纳
人生中会有许多重大的决定，其中包括对我们未来感觉的预测。和这个人结婚能一辈子都幸福吗？进入这个行业会有满意的工作吗？这次度假会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吗？抑或最后的结果更可能是离婚、失业和令人失望的假期？
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1824～1905），苏格兰作家，一生中创作了30多部小说，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之王”。其作品多以苏格兰生活为题材，至今仍十分畅销。其中《北风的背后》《公主和妖魔》等作品家喻户晓，与《鲁滨逊漂流记》《小人国与大人国》《宝岛》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并列为英国儿童古典文学名著。在麦克唐纳的世界里，人性一直是其关注的中心。他始终相信，充满情感的心灵就是打开整个世界的金钥匙。
——编者注
有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感觉——如果我们考试不及格，在大型比赛中获胜，或用半小时漫步来减轻我们的紧张情绪。我们知道什么会让自己愉快，什么会让自己担忧或感觉无聊。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错误地预测自己的反应。如果在求职面试时被问起性骚扰的问题，自己会有什么感觉，伍德茨卡和拉弗朗斯调查的女性大都回答她们感到愤怒。然而，当实际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女性更多地体验到害怕。“情感预测”的研究显示，人们很难预测自己未来情绪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人们会错误地预测自己谈过一场浪漫的恋爱、收到礼物、输掉选举、赢得比赛和被侮辱后的感觉。正如苏格兰作家乔治·麦克唐纳所言：“当一种感觉存在的时候，他们感到它好像永远不会离开；当它离开了以后，他们感到它好像从未来过；当它再回来时，他们感到它好像从未离开过。”下面还有一些例子：
●向男青年呈现引发性唤起的图片，然后让他们进入一个充满激情的约会情境，在他们约会时要求他们“停止”，他们承认自己可能无法停止。如果他们事先没有看过引发性唤起的图片，他们会否定其性侵犯的可能性。当没有性唤起时，个体会很容易错误地预测一个性唤起的人的感觉和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性欲强烈时表达爱意，意外怀孕，以及诚心悔改的性虐待者却一再侵犯他人的原因。
●饥饿的购物者会比那些吃完了很多蓝莓松糕的人有更强的购买冲动（“那些油炸圈饼会很美味！”）。当饥饿的时候，个体会错误地预测自己对油炸圈饼的食量。当吃饱了以后，个体会错误地预测深夜喝牛奶时再吃个油炸圈饼会很美味。
●只有七分之一偶尔抽烟的人（每天少于一支）预测自己五年内会一直吸烟。但是他们低估了药物成瘾的作用，实际上，大约一半的人会继续吸烟。
●人们会高估暖冬、体重减轻、更多的电视频道或更多的休闲时间对自己的积极影响。甚至一些极端的事件，比如中了彩票或意外瘫痪，对长期幸福的影响也会低于多数人的想象。
我们的直觉理论似乎是：我们想要，我们得到，我们快乐。如果这是事实，这本书的字数就会少很多。实际上，吉尔伯特和威尔逊指出，我们常常“错误地想要得到某些东西”。人们常常想象拥有一个有阳光、海浪和沙滩的田园荒岛假期，但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多么需要日常生活、智力刺激或可口零食”时，可能会很失望。我们通常会认为，如果我们的候选人或小组赢得胜利，我们会高兴很久。但多个研究显示，我们对这些好消息的情绪痕迹消失得比自己预期的要快得多。
在消极事件之后我们尤其会倾向表现出“影响偏见”——高估情绪事件的持久性影响。要求进行HIV检测的人预测其知道结果的五周后会有怎样的感受，人们预期自己会对坏消息感到痛苦，对好消息感到兴高采烈。五周以后，与他们的预期相比，得到坏消息的人的痛苦要小一点，得到好消息的人的高兴也少一些。吉尔伯特及其同事让助理教授来预测他们获得或没有获得终身职位的几年后的快乐程度，多数人认为好结果对他们未来的快乐很重要。“失去工作会压垮我的生活目标。那是可怕的。”然而当事件过去几年后再调查时，那些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与得到职位的人几乎同样快乐。
“哭泣可能会持续整个夜晚，但是快乐会随早晨而到来。”
——诗篇30：5
让我们说得更私人化些。吉尔伯特和威尔逊让我们想象：如果我们失去了左手，一年之后会有怎样的感觉。与现在相比，你会多快乐？
思考这件事的时候，你也许会认为这种不幸可能意味着：不能拍手，不能系鞋带，不能打篮球，不能弹钢琴。尽管你可能会永远为失去而遗憾，但你在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内的快乐会受这一事件及其他所有事件的影响。因为关注消极事件，使得其他所有事件对快乐的贡献均会大打折扣，所以就会过高地预期自己的痛苦。“没有什么你所关注的事会带来你所认为的那样大的改变，”研究者斯卡迪和卡尼曼如是说。
此外，威尔逊和吉尔伯特还认为，人们会忽视自己心理免疫系统的速度和力量，包括合理化策略、忽视、原谅和限制情绪创伤。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的心理免疫系统（吉尔伯特和威尔逊称之为免疫忽视现象）让我们比预期更容易适应残疾、恋爱关系的中止、考试不及格、失去职位和个人与团队的失败。令人惊讶的是，吉尔伯特与其同事报告，重大的消极事件（可以激活我们的心理防御机制）可能比轻微的愤怒（不能激活我们的防御机制）所引发的痛苦持续的时间反而更短。换句话说，我们是有复原力的。
自我分析的智慧和错觉
自我沉思是让过去的混乱变得更糟的祸根。
——美国诗人，马奥多·罗特克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对什么会影响自己以及行为与感觉的直觉经常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夸大这种情形。当行为的原因很明显，而正确的解释又符合我们的直觉时，这种自我知觉是准确的。赖特和里普发现，加利福尼亚的高中生可以辨别一个大学的特点（比如规模大小、学费和离家的距离）能在多大程度会影响他们对其的反应。但是当行为的原因对一个观察者来说不是显而易见的时候，那么它们对行为者来说也不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对大部分心理事件都没有觉察。有关知觉和记忆的研究显示，我们对自己思维的结果比对思维的过程知道得要多。凝视我们心灵的海洋，我们在它的意识层面底下却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当我们在心里设置时钟来记录时间或在指定的时间唤醒我们时，或当我们在一个问题无意识地“孵化”后自发获得一种创造性灵感时，我们的确经历了心理的无意识工作。举例来说，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常常不知该如何报告其产生灵感的思维过程。
心理学家威尔逊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控制我们社会行为的心理过程与解释我们行为的心理过程截然不同。理性的解释可能会因此忽略实际上指引我们行为的内在态度。在9个实验中，威尔逊及其同事发现，对事和人表现出的态度常常能较好地预测以后的行为。如果他们事先让被试分析自己的感觉，那么他们的态度报告将变得无效。例如，情侣对于他们关系的快乐感可以很好地预测在几个月后他们是否会继续约会。但是，如果被试在评价自己的快乐程度之前就已经列出其关系好坏的所有原因，那么之后他们的态度报告在预测未来关系时变得无效！很显然，仔细研究自己关系的过程会使个体更多地注意容易描述的因素，而事实上这些因素并没有关系中的其他方面重要。我们常常是“自己的陌生人”，威尔逊如是说。
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D.Wilson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当代社会心理学家。因“自我认识”和“情感预测”等方面的杰出研究而知名。
——编者注
在稍后的研究中，威尔逊及其同事让被试从两个艺术海报中选择一个带回家。那些被要求在做出选择时说明理由的被试都指出，海报的幽默感是促使他们做出选择的原因（他们可以更容易地描述其积极的特点）。但是几周以后，他们对自己选择的满意度比那些仅仅靠感觉选择另一个海报的人的满意度低。莱文及其同事报告，与人们根据多种面部特征做出的逻辑判断相比，本能反应更一致。第一印象可能很有效。
威尔逊及其同事认为，这说明我们有双重态度系统。我们关于人或事的自动的内隐态度通常与受意识控制的外显态度不同。例如，从儿童时期开始，我们可能会对那些我们现在口头上尊敬和欣赏的人保持一种习惯的、自动的恐惧或反感。威尔逊指出，尽管可能外显态度改变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内隐态度就像老习惯一样，改变起来非常缓慢”。然而通过重复练习来形成新的态度，新的习惯态度就能够代替旧的态度。
米勒和特瑟认为威尔逊夸大了我们对自我认识的无知性。他们的研究指出，吸引人们对原因的注意会减少态度报告对由感觉引发的行为预测的准确性。如果威尔逊提问时不让人们分析恋爱关系，而是提问有关感觉的问题（“你和伴侣在一起和分开时会有怎样的感受？”），那么态度报告可能更有洞察力。其他行为领域（比如，根据花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等方面的考虑选择读哪一所学校，等等）似乎是更受认知驱动的。对于这些问题，分析原因可能比分析感觉更有用。尽管感觉有其理由，但有时候头脑的理性是决定性的。
这些自我认识的局限性具有两种应用价值：第一是对于心理学调查，自我报告常常是靠不住的，自我理解中的错误限制了个人主观报告的科学性。第二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报告和解释其经验的真实性无法保证这些报告的有效性。个人的证言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是这有可能是错误的。牢记这种潜在错误，可以帮助我们较少地产生受人胁迫和上当受骗之感。
至此，我们可以做如下小结：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组织思想和行为。当我们加工有关自己的信息时，我们可以很好地回忆它（一种叫做自我参照效应的现象）。自我概念的成分包括指导我们对与自我有关的信息进行特殊加工的自我图式，以及我们梦想或害怕成为的可能的自我。自尊是对自我价值的整体认识，影响我们如何评价自己的特点和能力。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自我概念？其中有很多影响因素，包括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所做的比较，我们的社会同一性，我们如何知觉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以及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文化也会塑造自我。某些人，特别是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拥有独立的自我。还有一些人，主要存在于亚洲和第三世界文化中，拥有相互依赖的自我。这些不同的观念有助于解释社会行为的文化差异。
我们的自我认识存在奇妙的缺陷。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行动。当观察者也无法发现我们行为的影响因素时，我们也会忽视它。这些控制我们行为的内部的微妙过程与我们对它有意识的、清楚的解释不同。我们也往往会错误地预测自己的情绪。我们会低估心理免疫系统的力量，并且因此倾向于高估我们对重大事件的情绪反应的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