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加工和自我有关的信息时，会出现一种潜在的偏见。我们一边轻易地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一边欣然接受成功的荣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自己看得比别人要好。这种自我美化的感觉使多数人陶醉于高自尊光明的一面，而只是偶尔会遭遇到其阴暗的一面。
人们大都认为，我们中的多数人都深受低自尊之苦。几十年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断言，他所见过的多数人都“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既没用又惹人烦”。许多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普及者也同意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卑情结，”约翰·鲍威尔声称，“那些看起来没有自卑情结的人只是在伪装而已。”正如格劳乔·马克斯所嘲讽的：“我不想参加任何一个会接受我为其成员的社团。”
而事实上，我们多数人都对自己感觉不错。在对自尊的研究中，即使得分最低的人，给自己的打分也基本在中等范围。（一个低自尊的人也会用“有时”或“某种程度上”这种限定性形容词来给“我有些好主意”这样的句子打分。）更进一步地讲，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最富挑战性而且证据确凿的结论也和自我服务偏见有关。
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其“当事人中心法”对当代心理治疗、当代教育以及组织管理、咨询和培训等领域均有着重要的影响。曾任1946～1947年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49～1950年美国临床和变态心理学会主席，创办了美国应用心理学会并任第一届主席。根据吉尔森的一项调查，罗杰斯在“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100名心理学家中列第4位。
——编者注
对积极和消极事件的解释
好几个实验已经发现，当得知自己成功后，人们乐于接受成功的荣誉。他们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却把失败归咎于诸如“运气不佳”、“问题本身就无法解决”等这样的外部因素。同样地，在解释获胜时，运动员一般会将其归因于自己，对于失败则推脱给其他因素，诸如错误的暂停，不公平的判罚，对手过于强大，或者是黑哨。还有，想想汽车司机们愿意为自己的事故承担多少责任呢？在保险单上，司机们总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事故：“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辆车，撞了我一下又跑了”；“我刚到十字路口，一个路障忽然弹起来挡住了我的视线，以至于我没看见别的车”；“一个路人撞了我一下，就钻到我车轮下面去了”。
“劳驾，哥们！下次小心点儿，注意看路！”
在那些既靠能力又凭运气的情境（游戏、考试、应聘）里，这种现象尤其明显。成功者往往认为成功源于自己的能力，而把失败归因于坏运气。我在拼字游戏中赢了，那是因为我语感好。要是我输了，那是因为，“遇到个Q却没有U，这种题谁做得出来？”类似地，政治家们也倾向于把胜利归功于自己（勤奋工作、为选民服务、声誉和策略），把失败归因于不可控的因素（选区政党的组成、对手的声望、政治趋势）。当公司利润增加时，CEO们把赢利归功于自己的管理能力；而当利润开始下滑时则会想：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能指望什么呢？
罗斯和西科利还研究了婚姻中的自我服务偏见。他们发现，加拿大已婚的年轻人通常认为，他们在打扫房间或照顾孩子这些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要比配偶认为得多。在一个全国性的调查中，91%的妻子认为自己购买了大部分的食物，但只有76%的丈夫同意这一点。在其他研究中，妻子们对自己所承担家务的比例的估计，也高于丈夫们对她们的评估。每天晚上，妻子和我总会把要洗的衣服随手丢到卧室盛衣篮的外面。第二天早上，我们中的一个会把衣服拣起来放进篮子里。当她对我说“这次可该你去拣了”的时候，我想：“ 哼，十有八九都是我去拣的。”于是我问她：“你觉得有多少次是你拣的？”“噢，”她答道，“差不多十有八九吧。”
这些承担责任中的自我服务偏见会导致婚姻不和、员工不满和讨价还价时的僵持局面。对于离婚者把婚姻破裂的责任归罪于对方，或是经理把低业绩归咎于员工缺乏能力或不够卖力就更不足为奇了。（而工人们则更愿意归因于一些外在的东西——供给不足，负担过重，同事太难相处，任务目标高不可及。）同样地，当人们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奖励（如加薪）时，他们认为奖励很公平。
我们总是将成功与自我相联系而刻意避开失败对自我的影响，以此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例如，“我的经济学考试得了A”相对于“历史考试教授给了我个C”。把失败或挫折归因于客观条件甚至别人的偏见，这总不会比承认自己不配获得成功更让人沮丧吧。威尔逊和罗斯指出，我们更乐于承认那些长久以前的缺点，认为那是“过去的我”具有的。滑铁卢大学的学生们在描述上大学前的自己时，其肯定的描述与否定的一样多。但在描述现在的自己时，肯定的描述是否定的3倍之多。“我比原来见多识广了，也成熟了，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完善”，大多数人这样肯定地说。过去的自己是笨蛋，今天的自己是冠军。
学生也显示出自我服务偏见。得知考试成绩后，那些成绩好的人倾向于接受个人型归因，把考试看成对他们能力的一种有效检验。那些成绩差的学生则更容易去批评考试本身。
看了上述这些研究后，我不禁觉得“这有什么，我早就知道了”。然而再想想教师们是如何解释学生们的好成绩或差成绩的。当无需故作谦虚时，教师们倾向于把优异的教学成绩归功于自己，而把失败归咎于学生。看起来，教师们更愿意这样认为：“在我的帮助下，玛莉亚顺利地毕业了；不管我怎么帮梅琳达，她还是因没能及格而退学了。”
每个人都高于平均水平，这可能吗
当人们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时，也会出现自我服务偏见。如果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哲人老子的名言“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译者注：“所以明智的人去除过分，去除奢华，去除骄纵”）是正确的，那我们多数人都不太明智。在多数主观性和社会赞许性方面，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比平均水平要高。和总体水平相比，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道德水平更高，更胜任自己的工作，更友善，更聪明，更英俊，更没有偏见，更健康，甚至更具洞察力，并且在自我评价时也更为客观。
似乎每一个群体，都像加里森·基勒的小说《沃伯根湖》一样，“所有妇女都很强壮，所有男子都很英俊，所有孩子都比平均水平要好”。也许造成这种乐观主义的一个原因是：虽然12%的人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要老，但远多于此的人（66%）都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所有这一切让人想起弗洛伊德的一个经典笑话：一个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咱们俩中的一个先去世，我想我会搬到巴黎去住。”
相对于客观行为维度（如“守时的”），主观行为维度（如“有教养的”）会引发更强烈的自我服务偏见。学生们在“品德”方面比在“智力”方面更可能把自己评为优秀。而绝大多数社区居民也认为自己比周围的多数人更“关心”环境、饥饿和其他社会问题，虽然他们并不认为在这些问题上自己比别人干得更多，花的时间或金钱更多。教育无法消除这种自我服务偏见，甚至社会心理学家们也会暴露出这种自我服务偏见，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更道德。
在我们构建成功的定义时，上述主观因素会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回旋余地。在评价自己的“运动能力”时，我可能会想到自己参加的篮球大赛，却不会记起自己担任少年棒球联赛球员时躲在右外场的痛苦日子。在评价自己的“领导能力”时，我会想象出一个和我风格相近的伟大领袖的形象。通过为自己制订一个模棱两可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比较成功的。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对829 000名高中高年级学生的调查中，没有人在“与人相处能力”这一主观而赞许性的维度上对自己的打分低于平均值，然而有60%的人的自评是在前10%，另外25%的人则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1%！
“我承认这份简历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但你也知道，这年头，每个毕业生的毕业排名都排在班级的前10％。”
我们所有人都能比平均水平强吗？
我们还会认为自己擅长的事情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样有利于维持我们的自我形象。在一学期结束后，那些在计算机科学导论课程中成绩突出的学生会认为，在当今世界，一个懂计算机的人具有更多的价值；而那些学得不好的人则更可能去嘲笑计算机只不过是雕虫小技，并把计算机技能作为与自我形象无关的东西而排除掉。
盲目乐观
乐观主义为人生预先设定了一条积极的道路。杰克逊·布朗写道：“那些乐天派们天天早晨都跑到窗前说，‘早安，上帝’；那些悲观者则会在窗前说，‘天哪，又一个早晨来了’。”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就像研究者尼尔·温斯顿所形容的，“对未来的生活事件盲目乐观”。例如，在罗格斯大学，学生们往往认为自己远比其他同学更可能找到好工作、领高额薪水和拥有自己的房子。而那些消极的经历，诸如酗酒成瘾、在40岁以前突发心脏病或遭遇枪击等，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在苏格兰和美国，大部分大龄青少年认为自己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要比同伴们小得多。在经历了1989年的大地震之后，旧金山湾区的学生们曾经一度放弃了他们关于“我可不像其他人那么容易遭遇到天灾人祸”的乐观看法，但仅仅过了三个月，这种虚幻的乐观就复燃了。
盲目乐观：大多数夫妇都憧憬着能与爱人白头偕老，实际上，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半数的婚姻以失败而告终。
林达·波洛弗注意到，虚幻的乐观会让我们变得更脆弱。由于相信自己总能幸免于难，我们往往不去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在一项调查中，137对婚姻里有一半是以离婚告终，然而这些人在当初领取结婚证时，绝大多数都认为自己将来离婚的可能性是零。性生活频繁而不愿坚持避孕的女大学生们则认为，与学校里其他同学相比，自己不大可能意外怀孕。
那些情愿不系安全带的人，那些不肯承认吸烟有害健康的人，还有那些陷入不幸关系里的人们，无一不提醒我们，盲目乐观如同傲慢一样，是注定失败的。
在赌博时，乐观者比悲观者更能坚持，即使不断地在输钱。如果经营股票或房地产的商人觉得自己的商业直觉远远超过竞争对手，他们同样也可能会体验到深深的失落感。甚至17世纪人类经济理性的捍卫者、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预见到，人类将高估自己盈利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对自己好运的荒谬的推断”来源于“绝大多数人对自身能力的过于自信的幻想”。
乐观主义确实比悲观主义更能增强个体自我效能感、促进健康和幸福感。作为天生的乐天派，大多数人相信自己在未来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更加幸福——这种信念的确有助于营造当前的快乐心态。
十八九岁的美国青少年中，有一半人想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或“非常”有可能富有时都会感到振奋（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信奉者越来越少的信念）。然而少量的现实主义——或者如朱莉·诺雷姆所称的“防御性的悲观主义”——可以把我们从盲目乐观的危险中拯救出来。那些高估自己学习能力的大学新生，经常会体验到自尊心和幸福感受挫的痛苦。防御性的悲观主义者会预见问题的发生并且促使自己进行有效地应对。正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说，“居安思危”。自我怀疑可以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而多数学生——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注定低分的学生——在考试来临时都显示出过分的乐观（这种虚幻的乐观常常随着考试成绩公布日期的接近而消退）。那些过分自信的学生倾向于不做充分的准备。和他们能力相当但更焦虑的同伴们，则因为担心在未来的考试中失败而会加倍努力学习，最后通常会获得较高的成绩。
记住这句格言：要想获得成功和出类拔萃，既需要足够的乐观精神以支撑希望，同时也需要足够的悲观心态以激起对利害的关注。
虚假普遍性和虚假独特性
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奇怪的倾向：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观点方面，我们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的赞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普遍性效应。如果我们赞成加拿大全民公决或是支持新西兰国家党，我们会满怀希望地以为别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好像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是一种常识。
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或是在任务中失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失误是正常的，以让自己安心。当个人对别人说谎之后，他便开始觉得其他人也是不诚实的。他会觉得其他人也像他那样思考和行事：“我是说谎了，可别人不也都如此吗？”如果我们逃交个人所得税或吸烟，我们常常会觉得跟我们有同样行为的人有很多。如果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了性兴趣，我们也许会高估对方对自己的欲望。四个最近的研究指出：
●在禁澡期间偷着洗澡的人会认为很多人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
●剧烈运动后口渴的人会想象，跟饥饿相比，迷路的徒步旅行者更可能会遭受口渴之苦。心理学家做的一项研究表明，88%刚做完运动的口渴者会做出这样的猜测，而那些将要去运动的人中只有57%会这样想。
●当人们自己的生活发生变化时，会认为整个世界也在发生变化。具有保护意识的初为人父母者会认为世界更加危险。此外，节食减肥的人会认为食品广告更具欺骗性。
●对其他种族怀有负面看法的人推测很多人都有这种负面的刻板印象。因此我们对别人刻板印象的感知可能会揭示出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
塔尔玛德说：“我们并不是客观地看待事物，而是总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事物。”
虚假普遍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归纳性结论只是来自一个有限的样本，而这个样本显然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既然缺少其他信息，何不使用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呢？何不把我们自己的认识推及别人，用自己的反应作为线索来推断别人的反应呢？此外，我们多半和那些同我们态度和行为相近的人交往，并透过这些熟悉的人来评判世界。
而在能力方面，当我们干得不错或获得成功时，虚假独特性效应则更容易发生。我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寻常的，以完善自己的自我形象。这样，那些喝得醉醺醺也不系安全带的司机会高估（虚假普遍性）其他开车的醉鬼的数量，而低估（虚假独特性）系安全带的普遍性。从我们更多地把优点而非缺点归因于自己的倾向出发，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某种行为越不常见，我们就越容易高估它的频率（如果20%的人是自私的，则人们会把相对于自己的其他自私者的数目估计得远远高于20%）。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失误是相对普遍的，而我们的优点却是非同寻常的。
总之，自我服务归因，自我恭维的比较，盲目乐观，以及自己缺点的虚假普遍性，所有这些倾向是导致自我服务偏见的根源。
对自我服务偏见的解释
为什么人们会以一种自我提升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呢？一种解释将自我服务偏见看做是我们如何处理和记忆个人信息的副产品。回想一下之前的一个研究，已婚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比配偶做更多的家务。正如迈克尔·罗斯和西科利所指出的，也许这不正是由于我们更容易回想起自己做过什么，而往往很难回忆起自己没做过什么或者仅仅是看他人在做吗？我能很容易想到这样的画面，自己捡起衣服，但我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置之不理的次数有多少。
那么，这种有偏见的知觉仅仅是一种知觉错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处理信息的非情感性倾向，还是出于自我服务的动机呢？现在，从研究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多种动机。我们寻求自我认识，渴望评定自己的能力。我们寻求自我证实，渴望验证自我概念。我们寻求自我肯定，尤其希望能提升自我形象。自尊的动机也促进了自我服务偏见的出现。
自我服务偏见如何起作用
自我效能和自我服务偏见的反思
许多读者肯定会觉得，自我服务偏见或者给人们带来沮丧和苦恼感，或者让人觉得自己能力很强。的确，当那些带有自我服务偏见的个体面对在成就、吸引力或技能方面高其一筹的人时，会有自卑感。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持有自我服务偏见，确实有一些人正承受着低自尊的痛苦。
在实验中，自尊刚受到打击的人（例如被告知在智力测验中的成绩很差），更容易去贬低他人。相对于自我刚得到提升的人，自我刚受到创伤的人会更倾向于用自我服务来解释成功和失败。因此自尊受到威胁后，可能会激活自我保护性的防御机制。当个体感到自己不被肯定时，他们会使用自夸、推脱和贬低他人等方式来肯定自己。更普遍的是，看不起自己的人也倾向于会对他人的怠慢作出过激的反应，其实他们感受到的拒绝并不存在，而只是因为他们惯于责备别人。取笑别人的人其实和被取笑者一样可笑。
高自尊和自我服务偏见总是形影不离。那些在自尊测验中得分高的人，即那些用好话来评价自己的人，在解释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时，在评估其所在的团队时，在拿自己和别人相比时，同样会为自己说好话。
自我服务偏见的适应性
自尊有其阴暗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当好的一面出现时，相比于低自尊的人而言，高自尊的人往往更能尽情享受并保持这种良好的感觉。即使是错觉性的自我提升也是与许多心理健康指标联系在一起的。谢莉·泰勒和她的同事指出：“相信自己比同伴拥有更多的天赋和积极的品质能使我们对自己保持良好的感觉，而且这种对自己的正性的感觉能为我们提供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压力环境的资源。”不抑郁的人将他们的失败归于实验任务或者觉得它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而抑郁者的自我评价及其对他人如何真实看待他们的评价都没有表现出夸大。
格林伯格等人在他们的“恐惧管理理论”中提到了积极自尊适应性的一个理由——它可以缓解焦虑，包括我们对死亡的焦虑。童年时我们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我们达到了父母的要求，就会受到关爱和保护；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种要求，父母可能就会收回对我们的关爱和保护。这样，我们就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安全感联系起来了。格林伯格等人认为，积极自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安全感）甚至可以使我们消除对最终死亡的恐惧。他们的研究表明，提醒人们个体终将面临死亡（让人们写一篇关于死亡的短文）有利于个体肯定自我价值。而且，当面临威胁时，较强的自尊可以减轻焦虑。
正如有关抑郁和焦虑的新研究所揭示的，在自我服务知觉中可能存在某些实用的智慧。认为自己比真实中的自我更聪明，更强大，更成功，这也许是一种有利的策略。骗子们同样会显得更诚实可信，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很正直的话。对自我的积极信念同样会激发我们更加努力（自我实现预言），并在艰难中保持希望。
自我服务偏见的不良适应
尽管自我服务偏见产生的自尊感可以帮助我们抵制抑郁，但它也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良适应。那些因自己出现社交困难而责备别人的人，往往比那些能够承认是自己的问题的人更不快乐。
“别人的过错在我们眼前，我们的过错在自己背后。”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
施伦克尔等人的研究同样表明，自我服务知觉可以损害一个群体。大学期间作为摇滚乐队的一名吉他手，施伦克尔注意到：“乐队成员总是高估自己对群体成功的贡献而低估他们对失败所负的责任。许多很棒的乐队都是由于这些自我赞扬倾向所引发的问题而解体的。”后来他成为佛罗里达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对群体成员的自我服务知觉进行了研究。在9个实验中，他让实验者共同完成某些任务。然后他故意告诉他们，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很棒或是很糟。在所有的实验中，成功组的成员宣称自己为本组的成功所作的贡献要高于失败组成员。当小组成功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贡献得多，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没做什么贡献。
如果多数的群体成员都认为，虽然自己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但自己的报酬却太低且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赏，那就可能引发不和与嫉妒。大学校长和教务长很容易发现这一现象。
“现在我们已达成共识：咱们丹麦绝无腐败之事。腐败只会发生在其他地方。”
群体内的自我服务式吹捧会变得非常危险。90%以上的大学教职员工都认为自己比一般同事更杰出。因此，当宣布加薪时，总有一半的人会得到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的薪金，难怪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不公平的受害者了。
自我服务偏见还会夸大人们对自己群体的评价。当各个群体之间进行比较时，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群体是最杰出的。
●多数大学女生联谊会的成员都认为自己组的成员不像其他组的成员那样爱逞能和势利眼。
●53%的荷兰成年人认为自己的婚姻或伴侣比其他大多数人的要好，只有1%的人认为自己的婚姻比其他人的差。
●66%的美国人给自己长子所在的公立学校的打分是A 或B，与此同时，几乎同样多（64%）的人给国家公立学校的打分是C或D。
●大多数企业总裁和部门经理都会高估自己企业的生产力和增长率。
人们带着赞许性的偏见来看待自己和他们的群体，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在古希腊悲剧中，狂妄和傲慢已被描述为悲剧性的缺陷。正如我们实验中的被试们一样，那些希腊悲剧人物并非有意地作恶；他们只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在文学作品中，傲慢的危害同样被一遍遍地描写。在神学中，傲慢一向居于七宗罪之首。
如果把傲慢归属于自我服务偏见，那谦虚呢？是对自己的轻视吗？或者，如果没有自我服务偏见，我们也会肯定和接受自己吗？按英国学者、作家C.S.刘易斯的说法，英俊的人觉得自己丑陋，聪明人觉得自己傻，这不是谦虚。虚伪的谦逊其实是为了掩饰个体认为自己优于众人的想法。（研究发现，大多数人都在不认为自己比普通人更优秀的时候反倒在心底庆幸自己更加优秀。） 真正的谦卑，不是虚伪的谦逊，而更像是不太在意自己。它一方面让人们为自己的专长而欣喜，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认可他人的专长。
至此，我们可以作如下总结：与“多数人可能都是低自尊和自卑的”这一假设相反，研究者们发现，多数人都表现出自我服务偏见。在实验和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发现，人们总是在失败的时候怨天尤人，而在成功时居功自傲。我们在一些主观性的社会认可的特质和能力方面，往往认为自己比一般人要好。过分相信自己，使我们表现出对未来的盲目乐观。我们还容易高估自己观点和弱点的普遍性（虚假普遍性），同时低估自己能力和品德的普遍性（虚假独特性）。这样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我们“维持和增强自尊”的动机，这一动机有利于我们抵制抑郁，但却会引起错误评价或群体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