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可能由于社会情境而滋生，但偏见中的敌意以及希望没有偏见的愿望背后都有动机方面的原因。挫折感可以激发偏见，如同想看到自己的群体高人一等的意愿一样。但有些时候，人们也希望避免偏见。
挫折与攻击：替罪羊理论
痛苦和挫折（目标受阻）常常引起敌意。当我们遭遇挫折的原因令人胆怯或者尚未可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转移我们的敌对方向，这种“替代性攻击”现象，也许助长了（美国）内战之后南方地区对美国黑人滥施私刑的行为。1882～1930年之间，当棉花价格下跌、经济受挫的时候，滥用私刑的情况大体就越严重。近几十年来，仇视性犯罪似乎并不随着失业率的波动而波动，但是，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社会民众就对（民族）多样性和反歧视法案持更开放的态度。繁荣时期，民族和睦更容易维护。
替罪羊为挫折和敌意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
这种替代性攻击的目标是变化不定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又出现经济的混乱，许多德国人都把犹太人看成是罪魁祸首。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德国一位领导人就阐述道：“犹太人只不过是替罪羊……如果没有犹太人，反犹太分子也会创造出犹太人来。”在几世纪以前，人们曾经把他们的恐惧和敌意发泄到女巫身上，女巫有时在公共场合被烧死或溺死。愤怒激起了偏见。
竞争是挫折的来源之一。当两个群体为工作、住房或社会声望而竞争的时候，一个群体实现了目标，这将成为另一个群体的挫折。因此，现实群体冲突理论[1]认为，一旦群体为稀缺资源而竞争，就会出现偏见。高斯定律就是一个与此有关的生态学原则，它认为有同样需求的物种之间的竞争是最激烈的。
例如，西欧有些人赞成这种说法，“过去5年当中，像你这样的人经济状况比大多数（该国某个少数民族）人都差。”这些饱受挫折的人公然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偏见。在加拿大，自1975年开始，加拿大人对移民的抵触随失业率而上下波动。在美国，敌视黑人的偏见在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与黑人最为接近的白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偏见——对某些人来说——就成为报复的手段。
任何对自己不满意的人，随时都准备好了进行报复。
——尼采
社会同一性理论：感觉自己比他人优越
人是群居性动物。我们的祖先教会了我们如何满足和保护我们自己——在群体中生存。人类为其所在的群体而欢呼，为之而杀戮，为之而献身。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约翰·特纳和米歇尔·霍格以及他们的同事注意到，我们还很自然地以我们的群体来描述自己。自我概念——我们感觉自己是谁——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个人同一性（我们对自己的个人特性和态度的感受），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同一性[2]。菲奥娜把自己看做一位女性，一名澳洲人，一名工党党员，一名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学生，一名麦克唐纳家族的成员。我们肩负如此多的社会身份，如同玩纸牌，在最恰当的时候打出各张牌。
在与英国已故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托什菲尔一起工作时，特纳提出了社会同一性理论。特纳与托什菲尔观察到以下现象：
我们归类：我们发现将人，包括我们自己，归入各种类别是很有用的。在表述某人的其他事情的时候，给这个人贴上印度人、苏格兰人或公共汽车司机的标签，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我们认同：我们将自己与特定的群体（我们的内群体[3]）联系起来，并以此获得自尊。
我们比较：我们将自己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外群体[4]）进行比较，并且偏爱自己的群体。
我们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会部分地依据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拥有一种“我们”的感觉能增强我们的自我概念。这种“感觉”好极了。我们不仅在群体中为我们自己寻求尊重，还在群体中寻求自豪感。而且，认为我们的群体比较优秀，有助于让我们感觉更好。这就像我们都想过的，“我是一名X（你的群体）。X很优秀，所以，我也很优秀。”
人们倾向于积极地描述自己的群体，以便于能够积极地评价自己。
——约翰 · 特纳
图4 个人同一性与社会同一性共同培育自尊
如果缺乏积极的个人同一性，人们往往会通过认同某一群体来获得自尊。因此，很多年轻人通过加入帮派来寻找自豪感、权力和同一性；许多极端的爱国者以他们的国籍来描述自己。很多迷茫的人投身于新的宗教运动、自助群体或兄弟会后，在其活动中找到同一性（图4）。
内群体偏见
以群体方式来描述你是谁——如你的种族、宗教、性别、所学专业——意味着描述你不是谁。包含“我们”（内群体）的圈子，自然就排除了“他们”（外群体）。因此，仅仅是感觉到被归入某一群体，也可能增加内群体偏见[5]。如果问孩子们：“你们学校的学生和他们（附近另一所学校的学生）比起来，哪里的学生更优秀？”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会说自己学校的学生更优秀。对成年人来说也同样如此，离家越近看上去就越好。超过80%的白人和黑人都认为他们邻里之间的种族关系总体良好；但只有不到60%的人认为整个国家的种族关系总体良好。在实验情境中，仅仅与某个人同一天生日就能建立足够强大的联系，以激发密切的合作。
内群体偏见是人们寻求积极自我概念的又一个例证。我们的群体意识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只要有理由认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就会这么做，随后就会表现出内群体偏见。根据驾驶证的最后一位号码将人们归入不同的群体，他们就会感觉到号码匹配的伙伴之间存在某种亲密的关系。托什菲尔和比利希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只需一些十分细微的线索，就能激发出人们对自己的偏袒和对他人的不公。在一项实验中，托什菲尔和比利希让英国的青少年评价现代抽象派绘画，然后告诉他们，他们以及其他一些人更欣赏保罗·克利的画，而不太喜欢瓦西里·康定斯基的画。最后，甚至在从没有见到群体其他成员的情况下，这些青少年就开始在群体内的成员之间分钱了。
这个实验以及其他一些实验以如此微不足道的方式来定义群体，但也产生了内群体偏爱。怀尔德总结了典型的结果：“当获得机会来分配15分的分值（相当于钱）时，被试一般都给自己的群体9～10分，其他群体5～6分。”这种偏见在不同性别、各种年龄、各种国籍的人身上都会发生，尤其是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人。（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更认同所有的同伴，因而更能够做到一视同仁。）
当我们的群体相对于外群体而言规模较小、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时候，我们更容易表现出内群体偏见。当我们属于一个较小的群体，被一个较大的群体包围时，我们同样也会意识到我们的群体成员属性；当我们内群体是多数派时，我们倒不怎么容易想到它。在一些社交聚会当中，作为外国留学生、男同性恋或者女同性恋者、少数民族或弱势性别的一员，人们能更敏锐地感受到自己的社会身份，并且做出相应的反应。
民族是一种归属感和一种位置感——陶醉于你们的历史、你们民族的行为特征、你周围世界的音乐和熟悉的声音。我不认为一种文化就比另一种文化更好。我只是认为它是一种你相对比较熟悉的文化。
——比尔·威尔逊
即使是毫无逻辑依据而形成的群体意识——比如，通过投掷硬币来组建X组和Y组——也会产生某种内群体偏见。在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打闹剧》当中，电脑给每个人名和姓之间取了一个中间名字；于是，所有中间名字为“Daffodil-11s”的人，感到他们彼此之间团结一致，疏远那些中间名字为“Raspberry-13s”的人。自我服务偏见再次出现，使得人们获得更积极的社会同一性：“我们”比“他们”好，即使“我们”和“他们”是随机界定的！
因为我们有社会同一性，所以我们服从于我们的群体规范。我们为团队、家庭和国家牺牲自我。我们可能不喜欢外群体。我们的社会同一性越重要，我们就越强烈地感受到对群体的依恋，而面对来自其他群体的威胁，我们的反应就越充满偏见。伊斯兰历史学家、前耶路撒冷副市长梅伦·本维尼斯提说过，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当中，社会同一性对于自我概念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能不断地提醒人们他们不是谁。因此，他生活在一个混合居住的街区，但他自己的孩子——令他惊讶的是——“没有结识任何一位阿拉伯朋友”。
陶醉于折射的光辉。当牙买加裔加拿大赛跑选手本·约翰逊获得奥林匹克100米冠军后，加拿大媒体描述一位“加拿大人”取得了这一胜利。当约翰逊由于滥用类固醇而被取消金牌之后，加拿大媒体就开始强调他的“牙买加”身份。
当我们的群体已经获得成功时，通过强烈地认同于该群体，我们也可以使自己感觉更好。当大学生在他们的橄榄球队获胜之后被人询问时，他们通常回答“我们赢了”。当他们的球队输了以后被人问及时，他们更可能说“他们输了”。对于那些刚刚经历突如其来的自我打击的个体，比如了解到他们在“创造力测验”中表现很差，内群体成员的成功最让他们洋洋自得。一位朋友的成就同样让我们沾光——除非这个朋友在某些与我们的同一性有关的事情上胜过我们。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杰出的心理学学生，你可能因为一位朋友优秀的数学成绩而感到高兴。
内群体偏见是偏爱自己的群体。这种偏爱可以反映在：（1）喜欢内群体；（2）讨厌外群体；（3）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两者兼而有之，那么对自己群体的忠诚应该会造成对其他群体的贬低。真是这样吗？种族自豪感会导致偏见吗？强烈的女权主义认同，会使女权主义者讨厌非女权主义者吗？忠诚于某一男生或女生联谊会，是否会导致其成员贬低那些独立者和其他联谊会的成员？
某些被“外群体”喜爱的事物可能会被赋予负面色彩
实验同时支持两种解释。当人们敏锐地感受到自己的内群体身份时，诸如当人们与其他内群体成员在一起时，外群体刻板印象就容易盛行。在俱乐部聚会时，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我们与其他俱乐部成员之间的差别。当预期自己的群体会遭遇偏见的时候，我们会更强烈地贬低外群体。
然而，内群体偏见的产生，可能是源于感觉到其他群体很糟糕，也可能是感觉自己的群体很不错。因此，对我们自己的群体所持的积极感受，并不一定完全映射出对外群体同样强烈的消极感受。积极投身于自己的种族、宗教和社会群体，有时的确使某人倾向于贬低其他的种族、宗教和社会群体，但这一系列关联并非是自动化的。克里斯托弗·沃尔斯科等人根据他们对大学生所做的研究指出，事实上，多元文化而非色盲视角，不会导致对群体差别的知觉更加敏锐。但是，多元文化观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有的却对外群体有利。他们指出，为了心理和社会健康，我们需要同时承认我们的个体独特性、我们的群体同一性以及我们共同的人性。
父亲、母亲、我、姐姐和姑妈都说：所有与我们相像的人是“我们”，其他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他们住在海的那一边，而我们住在街对面。但你相信吗？“他们”把“我们”视为只是他们中的一类！
——拉迪亚德·基普林
社会地位、自我关注和归属的需要
社会地位是相对的：要感觉自己有地位，就需要有人不如我们。因此，从偏见或任何地位等级系统中可以获得的一个心理好处就是高人一等的感觉。大多数人都能回想起自己曾经因为别人的失败而窃喜的情景——比如看见兄弟或姐妹被惩罚，或者同学考试不及格。在欧洲和北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或正在下滑的群体，以及那些积极的自我形象受到威胁的群体，偏见往往更为强烈。在一项研究中，同社会地位较高的女生联谊会成员相比，社会地位较低的女生联谊会成员更容易贬低其他的女生联谊会。也许那些有着稳定社会地位的人对于优越感的需要相对弱一些。
然而，与地位低下相关联的其他因素也可以解释偏见现象。设想你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参加了罗伯特·恰尔迪尼和肯尼思·理查森的一项实验。你正独自在校园里漫步，有人走近你，并请你帮忙完成一项5分钟的调查。你同意了。研究者给你一个简短的“创造力测验”，之后他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在这个测验上的得分相对较低”，你备感挫折。然后，研究者在结束调查之前，向你询问了若干有关你们学校或者一贯对手——亚利桑那大学——的评价性问题。你的受挫感会影响你对这两所学校的评价吗？通过对比自尊没有受到威胁的控制组，体验到挫折感的学生对他们自己学校的评价更高，对竞争对手的评价更低。显然，通过吹嘘自己的群体、诋毁外群体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同一性，能够膨胀一个人的自我意识。
是什么导致朋党结派？高中学生形成内群体并且贬低外群体（运动员、预科生、野蛮、讨厌鬼）的倾向，是否助长了部落氛围？近来在科罗拉多州科伦拜恩高中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校园屠杀案的事件背景当中是否有这种氛围的影响？
詹姆斯·迈因德尔和梅尔文·勒纳发现，一次丢脸的经历——如不小心打翻了某人很重要的一叠电脑卡——会引起讲英语的加拿大学生对讲法语的加拿大学生表现出更多的敌意。特雷莎·阿马比尔和安·格莱兹布鲁克发现，达特茅斯学院那些被引发出不安全感的学生，在评价别人的工作时更加苛刻。
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考虑一下自己的死亡问题——写一篇短文谈谈死亡以及因想到死亡而引发的情绪——也会引发人们足够的不安全感，并会进一步强化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在白人中，想到死亡甚至会使他们更青睐鼓吹自己群体优越性的种族主义分子。心中想到死亡的时候，人们就会采用“恐惧管理”策略，即蔑视那些不断挑战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感到更焦虑的人。当人们已经感觉到他们有可能死亡，偏见有助于支撑一个受到威胁的信念系统。不过，有关死亡的消息并非一无是处，想到死亡，也能导致人们努力追求公共的情感，如团结精神和利他主义。
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怀疑自己的能力和独立性的男人，可能通过宣称女人的弱小和依赖是如何令人可怜，以此来夸耀自己的男子汉形象。当乔尔·格鲁伯和兰迪·克莱恩汉斯林克等人让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男生观看一些年轻女士的求职面试录像时，确实发现自我同一性低的男生不喜欢强势、非传统的女士，而自我同一性高的男生则喜欢这样的女士。实验研究证实了自我形象和偏见之间的联系：获得肯定，人们将对外群体做出更积极的评价；而自尊受到威胁，人们就会诋毁外群体，以恢复自尊。
蔑视外群体还可以满足另一种需要：对一个内群体的归属需要。知觉到一个共同的敌人会使一个群体变得团结起来。只有在与主要竞争对手较量的时候，派别精神才会变得少有的强烈。当员工都感到与管理层对立的时候，员工之间的同事情谊往往最为强烈。为了巩固纳粹对德国的统治，希特勒利用了“犹太威胁论”。蔑视外群体可以强化内群体。马里奥·米库尔林塞和菲利普·谢弗指出，一旦归属感需要获得满足，人们就变得更为接纳外群体。他们采用一些能够引发归属感的词（爱、支持、拥抱）和一些中性词，对一些以色列学生进行阈下启动。学生随后阅读一篇假定是由犹太学生或者阿拉伯学生写的文章。当以中性词启动时，这些以色列学生认为犹太学生写的文章比阿拉伯学生写的文章要好。当以引发归属感的词来启动之后，这种偏见就消失了。
避免偏见的动机
动机不仅使人们持有偏见，而且会使人们去努力避免偏见。尽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想有偏见，但偏见的习惯却历久犹存。帕特里夏·迪瓦恩和她的同事指出，无论是偏见高的人还是偏见低的人，有时具有相似的自动化的偏见反应。
我们尽可能地压抑不合时宜的想法，如对食物的想法、追求朋友同伴的想法，以及对其他群体的评判想法，但这些想法有时却顽固得挥之不去。这一点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老年人丧失了一部分抑制不好想法、压抑陈旧的刻板印象的能力。下面的结论适合我们所有人：不好（不和谐）的想法和情感往往经久不衰。打破这种偏见习惯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少数民族人士就可能触发一种类似于膝跳反射的刻板印象。无论对同性恋者持接受还是反对态度，在公共汽车上与一名男同性恋者坐一块，都会感觉不大舒服。人们遇到一名不熟悉的黑人男士时——即使是那些以自己毫无偏见而引以为荣的人——也会小心翼翼地做出反应。在E.J.范曼及其同事所做的一项实验中，白人观看一些白人和黑人的幻灯片，想象自己与这些人物来往，评定对这些人物可能的喜爱程度。虽然参与研究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更喜欢幻灯片中的黑人而不是白人，但他们的面部肌肉却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仪器显示，当出现黑人面孔时，参与者面孔上的皱眉肌比微笑肌更加活跃。当一个人观看其他种族的一个不熟悉的人时，大脑中的情绪加工中心也会变得更加活跃。
研究刻板印象的学者以比较乐观的态度指出，偏见反应并非不可避免。避免偏见的动机会使人们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当意识到他们应该如何去感受和他们实际是如何感受的二者之间的差距时，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就会产生内疚感，并努力抑制他们的偏见反应。迪瓦恩和她的同事指出，当人们避免偏见的动机是内在（因为偏见是错误的）而不是外在（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别人把他们想得太坏）的时候，即便是自动的偏见也会有所减弱。
我们得到的启示是：要克服迪瓦恩所说的“偏见习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反应有一种膝跳反射般的假设或情感，不要失望，这并不稀奇。重要的是你如何对待这种意识。你是否让这些感受主宰了你的行为？或者是你采取了一些弥补措施，控制和调整你在未来情境中的行为？
小结
人们的动机会影响其偏见。挫折滋生敌意，人们有时候会将这种敌意发泄到替罪羊身上，有时会更直接地针对竞争性的群体来表现这种敌意。人们还有一种愿望，即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群体比其他群体优越。即使很普通的群体成员身份，也会使人们喜欢自己的群体要胜于喜欢其他群体。自我形象受到威胁会增强这种内群体偏爱，归属感的缺失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从相对乐观的角度看，避免偏见的动机能够引导人们打破偏见习惯。
[1]现实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偏见源自群体间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
[2]社会同一性（social identity）：我们的自我概念的“我们”方面；我们对于来自我们所在群体的“我是谁”这一问题的一部分答案。
[3]内群体（ingroup）：“我们”——拥有共同的归属感、相同的同一性感受的一群人。
[4]外群体（outgroup）：“他们”——人们感到与他们的内群体明显不同的群体。
[5]内群体偏见（ingroup bias）：偏爱自己所在群体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