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些导致冲突的因素，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因素在社会冲突的各个层面中普遍存在，不管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团体之间或个人之间的冲突。
社会困境
一些对人类未来威胁最大的问题——核武器，全球性气候变暖，人口过度增长，自然资源枯竭——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不同的团体追逐他们各自的私利所致。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行为最终都损害了集体的利益。很多人都会这样想：“为了那个昂贵的污染控制计划，我可要花一大笔钱，但是我自己造成的污染不过是一点点而已。”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想法，这样想的结果就是我们要面对污浊的空气和不洁的水源。
在某些社会中的人会有这样的观点：生育更多的孩子能够对家庭式的劳作有所帮助，并能在父母年老后提供保障。但是当大多数家庭都有很多孩子之后，结果是人口过剩给整个社会带来危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个体有利的决策对整体而言可能是不利的，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两难问题也就产生了：我们如何能让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和集体利益协调一致？
为了分离并更好地说明这一困难的选择，社会心理学家们进行了一些实验室游戏，它们很好地体现了许多真实的社会冲突的实质。在这些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思维正常的人是如何陷入相互矛盾的行为，它们揭示了人类生存过程中一些奇妙但是使人困惑的悖论。
“研究冲突的社会心理学家，在许多方面与天文学家有类似之处，”一位冲突的研究者多伊奇这样写道。“在社会学问题上我们无法完成样本容量较大的现场实验研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大样本与小样本之间的相似性来推导我们的理论，二者的关系正如天文学家眼中的行星与牛顿的苹果间的关系。因此在实验室中少量被试进行的游戏可能会加深我们对战争、和平以及社会公正的理解。”
在这里我们将考虑两个例子：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
囚徒困境
这个难题源于一个故事，故事的核心是两个犯罪嫌疑人由地方检察官分别审问时采取的策略。他们合伙犯罪，但是检察官掌握的证据只能判他们很轻的罪。因此检察官为了使嫌疑犯愿意单独承认自己的罪行，设置了一种鼓励办法：
如果一个嫌疑犯认罪而另一个没有，认罪的嫌疑犯将赢得豁免（并利用他的供词使另一名罪犯得到最严厉的判决）。
如果两个嫌疑犯都认罪，他们都能得到中等程度的判决。
如果两个人都不认罪，他们都会得到较轻的判决。
图21的矩阵总结了各种选择带来的结果，面对这样一个情境，你会认罪吗？
为了使对自己的判决减至最轻，很多人都会承认罪行，尽管实际上两个人互相指控会比都不认罪带来更加严厉的惩罚。从图21的矩阵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另一嫌疑犯如何选择，认罪总是比较有利的做法。一名嫌疑犯的思路可能是这样的：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也认罪，那自己将会得到中等惩罚而非最重的；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不认罪，那么自己就可以直接得到自由。两名嫌疑犯当然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就陷入了社会困境。
图21 经典的囚徒困境
在每个格子中，斜线以上部分表示嫌疑犯A得到的处罚。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两名嫌疑犯都认罪，他们都会被关5年；如果两人都不认罪，那么都被关1年；如果只有一人认罪，那么他就会因为表现良好而被释放，另一个倒霉鬼则要被关上10年。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嫌疑犯，而且你没法和你的同伙商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认罪吗？
在2000个左右的研究中，大学生们被要求在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各种情境下做出选择，在这些实验情境中，他们考虑的结果并不是牢狱之灾，而是薯条、钱或是学分等不同的事物。如图22所示，在任何一种选择中，背叛对方总是能得到较好的结果（因为这一行为可以从对方合作的企图中得到好处，或是防止对方背叛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但是问题是如果双方不合作，他们得到的结果总是比在他们互相信任并合作的情况下要坏得多。这个难题常常使人处于令人发狂的困境中，一方面双方都知道他们都可以从合作中受益，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沟通从而相信对方，所以难以脱离不合作的行为方式。
图22 实验室版的囚徒困境
表格中的数字代表了某种奖励，比如金钱。在每一个格子中，斜线上方的数字代表了A能够得到的奖励数量。和经典的囚徒困境（只有一次决策）不同的是，实验室版本可以多次进行。
在这样的困境中，个体未经约束的追求对于群体而言，可能是有害的。1945年后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也是如此。一个外星的观察者很可能认为这个“相互毁灭”的军事政策正如这个词组的缩写（MAD）一样，是疯狂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哀叹道：
每一杆枪，每一艘战舰，每一支发射的火箭，在它们最深层的意义上，都是对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的剥削。这个武装自己的世界花费的不仅仅是钱本身，它花费的是劳动者的汗水，是科学家的智慧，也是孩子们的希望……就我们最真实的感受来说，在战争阴云的威胁下生活根本不是一种合适的方式，在这样的生活中，人性被铁十字碾过。
在一个国家可能对其他较弱的国家发动攻击并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一种恐怖威胁形成的平衡可能会防止战争的发生。但是无论从历史记录还是我们即将看到的心理学研究中，试图用大棒（比如核武器）威胁敌人来防止战争的做法都难以得到支持。在武器装备泛滥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战争比以往的任何年代都要多。此外，如果能够消除武器带来的威胁，并且能够将军事开销用于生产上，世界各国的人民都会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们获准持有枪支以维护个人安全的国家中，整体上的安全程度往往不如那些禁止私人持枪的国家。
对囚徒困境做出这样的分析并不难，但是国家领导人也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当在实验室中将大学生置于类似于军备竞赛的情境当中时，如果有一方单方面进行裁军，就会使自己处于一种脆弱而容易遭到攻击或敲诈的境地。在实验室中，那些无条件地对其他人采取信任和合作态度的人经常使自己陷于不利的境地。所以世界各国仍在不断地把钱花费在武器上。
公地悲剧
很多社会困境都包含了两个或更多的利益集团。例如，全球性气候变暖问题的根源，包括日益严重的滥砍滥伐、世界各地的汽车、使用油料的燃炉和火力发电厂排放的废气中含有的二氧化碳。但是每一辆汽车排放的尾气对整个问题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那一点点的危害在分摊到所有人身上之后会变得极小。为了建立能够描述这一困境的模型，研究者们在实验室对现实问题进行了模拟，并研究了不同类型人的行为反应。
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把这种社会困境表现出的丑恶人性比喻为公地悲剧[1]。这一名称来源于旧时英格兰乡镇中心的牧场，但是“公地”在这里包括了空气、水、海洋中的鲸类、罐子里的饼干或是其他任何被共享但是有限的资源。当所有人都适度地对资源进行利用时，资源自行再生的速度可以与资源被消耗的速度相匹配。植被能够生长，鲸鱼能够繁衍生息，饼干罐也会被重新填满。而一旦对资源的利用超过限度，公地悲剧就会发生。
假设有100个农民占有了一块能够供应100头牛足够牧草的草地，当每一个农民在这块地上养一头牛的时候，对资源的利用是最优的。但是某一个农民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多养一头牛，我的收入就可以翻倍，而土地只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因此他很有理由添加他的第二头牛。而当所有的农民这样想并这样做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公地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一片荒芜的土地。
很多现实中的问题在本质上与上面的故事都是类似的。在对互联网的使用中，所有人都希望在网上冲浪，并无节制地试图提高自己的效率，他们会同时打开很多链接，这时网络传输线中充斥着数字和图片信息，网络塞车也因此产生了。类似地，人类对环境的污染也是由很多轻微的污染一步步累积起来的。对每一个污染者来说，停止污染所能给他们（也给环境）带来的好处，与污染给他们带来的方便来说仍是不值一提的。我们在保持个人居所卫生的同时，在公共场所——诸如宿舍走廊、公园、动物园等——随地扔垃圾。我们也会为了对我们来说很直观的利益而消耗人类的自然资源，洗一个长长的舒适的热水澡能够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呢？捕鲸者知道即使他们不去捕鲸，别人也会，况且多捕几条鲸鱼对物种能造成什么影响呢？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与所有人都有密切关系的事情（比如环境保护）竟成了无人关心之事。
这种个人主义是否为美国所独有？萨托在1987年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不过被试来自文化更加倾向于集体主义的日本。实验开始时，被试都支付相同数量的钱来种植一片虚拟的森林，在实验中他们可以通过砍伐虚拟的树木得到现金，实验的结果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超过一半的树木在生长到最佳的砍伐时机之前就被抢着砍掉了。
萨托的森林让我想起了自己家里的饼干罐子。如果按照局外人的看法，我们应该在重新装满罐子之前保证罐子不是空的，以确保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能吃两三块饼干。但是，缺乏节制和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不信任使我们禁不住要增加自己对饼干的消费，于是每个人都一块接一块地填充自己。结果是24小时内饼干就被彻底消灭了，罐子空空如也。
当一种资源未获得明确的分配时，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消耗更多。例如当一盆土豆泥在有10个人的桌子上传递时，会有更多的人倾向于舀出不适当的分量；但是把土豆泥换成10只烤鸡，情况就要好得多。
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在两种情境下参与者都会把自己的行为动机解释为外界的压力（“我不得不提防被对方利用”），而且不客观地评价对方的行为（“她很贪婪”，“他是不可靠的”）。多数人从未意识到对方看待他们时，同样会有这样的基本归因偏差。
其次，行为的动机是在变化的。在一项任务中，开始时人们的动机可能是挣些小钱，然后变成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到了最后就只是保存脸面防止彻底的失败。这种动机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约翰逊总统在他的演讲中常常强调战争是以自由、民主和正义为目标的，但是随着冲突的升级，总统的论调便成了为了美利坚的荣誉并防止战败带来耻辱而战。
再次，现实生活中的多数冲突，就像囚徒困境或是公地悲剧一样是非零和博弈[2]。冲突双方得到的利益和损失之和并不一定为零。双方可能都赢，也可能都输。每种情境都将个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的回报与群体的长期利益对立起来。在面对这类令人头疼的问题时，即使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足够的“理性”，其结果仍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正如地球的大气层内日益增厚的二氧化碳层并不是某个丧心病狂的人有意策划的，而是由许多看似合理的行为造成的总体后果。
并非所有的利己行为都对集体有害。在很大的程度上——正如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当时社会的描述——由于每个个人都试图通过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将必然使整个社会的产值达到最大。亚当·斯密通过对生产行为的观察得出：“我们能够得到我们的晚餐，并不是因为那些屠夫、酿酒师或是做糕点的师傅大发善心，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身的利益。”
解决社会困境
在这些使人左右为难的社会困境中，我们如何使人们愿意通过合作，以提升他们共同的利益呢？一些针对两难情境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几种可能的途径。
适当的管制 哈丁这样总结了公地悲剧：“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对公共资源的使用享有完全的自由时，他们便会一拥而上试图获得最多的好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公地’最终必然会成为一堆废墟。”试想：如果税收的征缴完全依靠人们的自觉性，那么有多少人会交出应当交付的数目呢？很显然对多数人来说是做不到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不能依靠慈善事业来支付学校、公园以及国防安全的开支。
小团体更易于合作。在位于苏格兰西海岸外的马克小岛上，康斯特布尔·劳伦斯·麦克尤恩很轻松地管辖着岛上的居民，因为现有居民只有33人。在他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发生过一起犯罪事件。
为了保护公共资源，人们发展出了相应的法律和规范系统：国际捕鲸者协议规定了一个使鲸鱼能得到足够繁殖机会的捕捞限制；美国与前苏联签署的核武器试验禁令，减少了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这类协议将环保的责任分摊至每个人头上，没有哪一个钢铁厂需要担心其他厂家会不顾环保责任以获得竞争优势。
在日常生活中，管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包括强制执行这些管制的成本，以及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这样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便产生了：在什么情况下，管制的成本会超出它们带来的好处呢？
小即是美 另一种解决社会困境的方法是：缩小群体的规模。在一个较小的集体中，每个人都能更加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对集体的影响，而当一个集体变得较大时，人们就更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反正我也不会起多大作用”，正是这一想法常常导致不合作。在较小的集体中，团队的成功也能够给成员带来更多的满足感。此外，其他任何使人们团队意识增强的因素，也会增加合作行为。甚至几分钟的讨论，或者认为和团队其他成员有某些相似之处的想法，都会增加集体成员的“我们感”和合作的可能。
此外，在较小的团体中，成员对公共资源的消费也会较有节制并通常能够维持在平均应得的水平。在我童年时居住的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的岛屿上，生活用水的来源是以几户邻居为单位共享的蓄水池。在炎热的夏天当蓄水池水位下降时，池上的警示灯会亮起，提醒我们15个家庭该注意节约用水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对于其他家庭的责任，并能感觉到我们的节约真的起了作用的时候，每个家庭都会节约。于是蓄水池从未干涸过。
在大得多的群体中——比如说城市，自觉的节约则很少能够成功。这是因为一个人造成的危害会被很多其他的人所分担，因此每个人都可能不再考虑对群体的责任。因此一些政治理论专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建议，只要可行，就应当将公共资源划分为较小的单位。在1902年出版的《互助论》上，俄罗斯革命者克鲁鲍特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小型共同体根据公共利益来决策，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做出重要决策的社会体系。
与最广大群体利益相关的事情往往是被关心得最少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
沟通 人们只有通过沟通才能解决某些社会困境。在实验室创造的情境中，实验小组内部的交流有时会恶化成恐吓和骂人。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沟通可促成人们的合作。对两难问题的讨论会增进小组成员的群体意识，并使成员们更加关注小组的整体福利。通过沟通，也使小组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和期望，并对组内成员产生一定的服从小组内部规范的压力。在沟通过程中，尤其是当人们面对面交流时，他们可以产生很好的合作行为。
罗宾·道斯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来说明沟通对冲突解决的重要性。设想一下：在这个实验中，你将与6个陌生人组成一个小组，你们每人会得到6美元。你们可以选择保留这6美元或是将它捐献出去。如果你选择捐献，则实验者会将它翻倍并使其他6个人均得到2美元。别人不会知道你的选择。因此，如果7个人都选择捐献，那么每人可以得到12美元；但如果只有你选择保留而其他人都选择捐献，你就能得到18美元；如果不幸只有你选择捐献而其他人都选择保留，那么你什么也得不到。很明显，对于群体来说，合作是最有利的行为，但是也需要个人的牺牲、信任并有一定的风险。道斯的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实验参与者没有进行过讨论，大约只有30%的人会选择捐献，而在讨论之后这一数字将升到80%。
开放、明确而坦诚的交流也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那些预期别人不会有合作行为的人，自己也必然不会表现出任何合作的倾向。缺乏信任之人不会与别人合作，而缺乏合作又带来了进一步的不信任（“我还能怎么样呢？这个世界就是黑吃黑”）。在实验中，沟通减少了不信任感，使人们有可能达成使他们共同的福利得到增加的一致观点。
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许多城市选择了改变激励机制的方法：公共交通工具专用快车道的开辟，增加了公共交通的优势，也提高了单独驾驶的成本。
改变激励机制 当实验者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使合作行为能够得到更多的强化，而自私行为能够得到的好处变少时，人们的合作行为就会增加。激励机制的改变也有助于解决一些实际的困境。例如在一些城市中，由于开私家车去上班的人很多，高速公路常常出现堵塞并且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人们喜欢开私家车的原因之一是这样比较舒适，而且每个人都认为多一辆车对交通情况和污染只能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为了使人们的想法发生改变，许多城市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对公共交通服务的激励，包括在高速公路上开辟公交专用车道，以及降低通行税。
倡导利他规范 一般来说，增加人们对他人的责任感有助于利他行为的产生。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通过增加利他动机，促使人们更多地为公共利益着想呢？
我们从事实中得到了不同指向的证据。一方面，对非合作行为带来的可怕后果的了解，并没有对合作行为的出现产生多大的影响。在实验室情境下，人们即使清楚他们的利己行为会带来对整体而言非常糟糕的结果，他们仍然不会改变自己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和对节约资源的呼吁，也是应者寥寥。1976年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美国人对能源危机的态度应当与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一样，并强烈号召人们节约能源。在接下来的一个夏天，美国对汽油的消费比以往都要多。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全球性气候变暖正在日益严重——而对耗油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的购买量也达到了历史新高。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态度对行为的影响有时并不明显；对很多人来说，知道怎么做是好的与实际的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尽管如此，多数人仍能较好地遵守社会责任、互惠、公平的规范，始终承担着个人的义务。问题在于如何激发出他们的这种情感，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一个有超凡魅力的、无私的领导的影响来鼓励其他人进行合作。另一种方法是以合作规范来定义情境。在李·罗斯与安德鲁·沃德进行的实验中，他们请来斯坦福大学的一些宿舍管理员对他们熟悉的男学生在囚徒困境中可能出现的行为做出预测，指出他们认为哪些大学生更富于合作性，哪些更可能背叛。实际结果显示，这两组学生在合作行为上并没有什么差异。有趣的是研究者对实验情境的不同命名对学生们的合作行为有较大影响：当实验情境被称为“华尔街游戏”时，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表现出合作行为；但当实验情境被称为“团体游戏”时，合作者的数量增加到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沟通也能促进利他规范的产生。在实验中当允许参与者交流时，他们往往会寻求一致的社会责任规范：“如果你背叛了我们这些人，你的余生必将一直背负这一恶行”。罗宾·道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和助手改变了实验的程序。在实验开始之前，主试先向实验的参与者就集体的利益、自私的行为以及道德等进行布道，这一程序能够很好地引导参与者们的利他行为。在加入这一程序后，参与者们会更加坚定地为了集体的利益放弃个人的眼前利益（例如，经常在教堂做礼拜或接受布道的人与其他人相比，会有高得多的献身精神和慈善之心，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
能通过类似的引导解决更高层面上的社会难题吗？杰弗里·斯科特·米奥和他的同事发现，当实验的参与者阅读过有关社会困境的材料后（正如你们现在所做的），他们在公共场合随地扔垃圾的行为比起只阅读了与竞选有关的材料的参与者要少得多。此外，当合作行为很明显可以增加公共福利时，个人就更可能表现出符合社会责任规范的行为来。例如在人们都知道使用公共交通能够比私人交通工具节省时间的情况下，如果他们还知道公共交通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那么他们使用公共交通的倾向就会更强。在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中，许多领导者往往会情愿为了大集体的利益而遭受折磨、拷打和牢狱之灾。在战争时期，人们为了自己国家或民族的利益也常常会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对二战中英国军人做出的评价，战争中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行为是彻底无私的：明知在每一次任务中都有大约70%的飞行员无法平安回来，他们依旧坚定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在人类冲突领域，从未有过多数人亏欠少数人这么多。
——温斯顿·丘吉尔
综上所述，能够减少社会困境危害的方法包括：确立法规以限制利己行为；将群体分为较小的单位；让人们能够充分地沟通；改变激励机制使合作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倡导利他的行为规范。
竞争
当不同的群体为稀缺的职位、住所和资源进行竞争时，敌意便产生了。当利益相抵触时，冲突便产生了——这就是“现实群体冲突理论”所描述的现象。生存空间、工作岗位以及政治权力上的竞争也是引燃北爱尔兰长期冲突的一些因素。从1969年起，在北爱尔兰占多数并具有统治地位的新教徒和占少数的天主教徒冲突不断，已经有超过3200人为此丧生。（这一人口比例大约与美国的515000人、英国本土的107000人、加拿大的57000人或澳大利亚的36000人相当）。
竞争加强了知觉到的差异。当一个人处于和他人竞争的情境中时，他们的态度有更大的不同。但引发敌对性冲突的仅仅是竞争本身吗？为了找到答案，克雷格·安德森和梅利莎·莫罗进行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参与者们两两配对一起玩任天堂的超级马利兄弟游戏。一半被试玩的是竞赛模式（比较两人的得分），另一半玩的是合作模式（最后将两人分数相加得总分）。实验结果显示，在竞争模式下，游戏者会更加经常而不必要地杀死一些游戏中的动物（通过脚踩或发射火球），比合作模式下游戏者这种行为的总数要多出61%。因此，竞争会引发较多的攻击行为。
那么在现实的情境下，竞争是否也会诱发更多的破坏性行为呢？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随机地将一些人分为两组并让他们为某种稀缺的资源而竞争，然后观察他们在竞争中体现出的行为模式。谢里夫和他的同事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以一群典型的11～12岁的男孩为被试进行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实验。这一实验的灵感，来源于谢里夫对1919年目睹希腊军队入侵他的家乡土耳其的回忆。
他们开始四处杀人。（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使我开始对人类为何会有这样的行为感到疑惑……我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或者任何别的专业手段，来理解群体之间野蛮行为的产生。
在研究了野蛮行为的社会根源之后，谢里夫将可能的要素用于几个为期三周的夏令营活动中。在其中一个研究中，谢里夫将22名来自俄克拉荷马的普通男孩分成了两组，并将他们用巴士分别运到了不同的童子军营地。两个童子军营地均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山贼洞州立公园，相距半英里。在活动的第一周，两组童子军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通过准备食物、扎营、修建游泳池和建立绳桥等活动，两组童子军内部分别形成了比较亲密的关系，并且给自己的小组起了名字：“响尾蛇”和“老鹰”。为了表达对童子军生活的满意，其中一间小木屋上还写上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样。
当团体的认同感确立之后，两个小组也将进入冲突的产生期。在第一周即将结束的时候，响尾蛇组成员“发现老鹰组的成员出现在‘我们’的棒球场上。”此后，夏令营活动的组织者在两组童军间开展了一系列竞争性的活动（包括棒球比赛、拔河、营地内务检查、寻宝等），两个小组对这些活动均显示了很高的热情。在游戏中两组必须分出输赢，所有的优待（奖章、小刀之类的奖品）都属于胜利一方。
竞争导致冲突：图为谢里夫的山贼洞实验中，一组男孩洗劫了另一组男孩的营地。
结果如何呢？整个营地逐渐进入了公开的战争状态，一切就像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中描写的场景——在荒岛上野营的男孩之间的社会瓦解。在谢里夫的研究中，冲突是从比赛过程中双方对骂开始的，然后迅速升级为餐厅内的“垃圾大战”，烧毁对方的旗帜，对对方营地进行抢掠甚至互殴等严重的争斗行为。当被要求对另一个小组进行描述时，男孩们使用的形容词包括：“卑鄙的”、“自作聪明的”和“臭鬼”，而在评价自己的组员时使用的则是：“勇敢的”、“坚强的”和“友好的”。（鲜为人知的事实：谢里夫怎么能够自然地观察到孩子的行为，而不会抑制孩子的行为呢？答案就是谢里夫担任了营地的维护者。）
分胜负的竞争活动带来了激烈的冲突，对其他组成员的歧视，在组内强烈的团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群体极化也加剧了冲突。根据实验观察，在鼓励竞争的环境中群体总会表现出比个人更多的竞争性行为。
两组之间没有任何文化、体质或是经济上的差异，而且在与他们相熟的人眼中都是温和可爱的“社会未来的希望”，但还是发生了上述的一幕幕。谢里夫提到，如果我们此时来到这个营地，我们会认为这些男孩是“一帮邪恶、自私而贪婪的浑小子”。事实上，他们的邪恶是被邪恶的环境诱发的。后来的研究表明，尤其在（a）人们知觉到诸如金钱、工作岗位和权力这些资源是有限的，并且是零和的（一个人的获得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损失），（b）一个明显的外团体成为潜在的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更易于引发冲突。因此，那些把移民看成是他们工作的竞争者的人，更倾向于对移民者和移民制度持否定态度。
幸运的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谢里夫不但将陌生人变成了敌人，他在最后又将敌人变成了朋友。
知觉到的不公正
“不公平！”“多么卑劣啊！”“我们应该得到更多的！”类似的话语代表了由于觉察到不公正而产生的冲突。但什么才是“公正”呢？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理论，人们将公正理解为公平——或者说是付出与获得之间要成比例。如果你和我有某种关系（例如雇主—雇员、老师—学生、丈夫—妻子或是同事关系等），当我们的付出和所得满足下列等式时，我们之间是公平的：
我的所得/我的付出=你的所得/你的付出
如果你的贡献比我要大而获得的收益却没有我多，你就会感到不满和恼火；而我可能觉得冒犯了你并感到内疚，不过你可能比我对不公平更加敏感。在实验中我们看到，人们通常不会主动要求对自己或自己所在团体给予优待，但是让他们接受更多的好处时，他们是绝对会欣然而心安理得地接受的。拉提沙不会要求超出平均水平的奖金，但是如果有人做出利于她的决定的话，她会很容易地证明这是正当的。
我们也许会同意用公平原则来定义公正，但对我们的社会关系是否公平却往往不能达成一致。对于一家公司中的两个职员来说，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投入呢？年纪较大的一个可能会希望按照资历来安排工资水平，而年纪较轻的则会希望按照产出评价绩效。当出现这样的分歧时，谁的意见会胜出呢？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人会利用自己的力量使别人相信，他们获得的就是他们应得的。这一现象被称为“黄金定律”：总是由拥有黄金的人来制定规则。
占了便宜的小组会有一种集体负罪感，就如同个人在获得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时会有负疚感一样。为了公平，这种集体负罪感会引发道歉或是提供补偿。然而，这些自利者也可以通过贬低他人的付出来缓解自己的罪恶感。正如有的罪犯会对被害者进行指责，从而维持他对公正世界的信念。
那么那些利益受损害者是如何回应的呢？伊莱恩·哈特菲尔德等人发现了三种可能性。他们可能接受并认同自己较低的地位（“我们穷，但是我们很快乐”）。他们可能会寻求补偿，例如骚扰、为难或者欺骗那些侵害了他们的人。如果上述两种可能都没有实现，他们可能会尝试通过报复来获得心理平衡。
从公平理论中能推出一个有趣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在实验中得到了证明——当一个人越是感觉自己有较高的能力和价值时（他们对自己的投入评价越高），他就会越容易感到怀才不遇并意图报复。对社会强烈不满者大都是受过教育、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比实际所得更多的那些人。
报酬应该“取决于价值”，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同意，公平的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价值，虽然他们所指的价值有所不同。
——亚里士多德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从事专业性工作的机会显著增加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认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更加严重了（表5）。对于公平理论者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女性只和其他女性比较自己得到的机会和挣得的钱，她们一般会感到比较满意，正如她们常常分担更多的家务一样。当女性更为经常地视自己与男性平等时，她们的相对剥夺感就会增强。如果我们认为秘书工作与开卡车具有“相同的价值”（对技术有类似的要求），那么这两样工作也应当得到相当的报酬；提倡男女平等的人们认为，这样才算公平。
表5 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人们对性别歧视的知觉有所增加
批评者认为公平并不是公正惟一的定义。（你能想到另一个吗？）爱德华·桑普森认为，公平理论的倡导者错误地以为指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原则具有普适性。事实上，一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认为公正就是公平，而是将公正看做平均或按需分配：“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卡尔·马克思）。当利益在同一团体内部进行分配时，来自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如中国和印度）的人们，比来自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美国人，会更多地按照平等性或是各人的需要进行分配。
在崇尚集体主义并尊重老年人的日本，工资水平常常与资历而不是绩效有更密切的关系。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多达53%的被调查者认为工资水平应当与工作业绩有关，而在英国和西班牙，相应的比例则只有32%和26%。那么政府是否需要减少收入差异或设定最低工资呢？有39%的美国人、48%的加拿大人和65%的英国人持赞成态度。由此可见，即使在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有时也会用公平以外的其他标准来定义公正。那么，在家庭或是一个利他性的情境下，人们会考虑按需分配；在朋友关系中，可能是平均分配；而在完全竞争型的关系中，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那么把公正定义为公平这种倾向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呢？报酬应该基于什么标准进行分配呢？按价值？平均分配？按需分配？还是把这些方式结合起来？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请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未来，我们所有人都不清楚自己在社会经济阶梯中处于哪个阶层，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公正标准？格雷戈里·米切尔和他的同事报告了美国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希望一部分报酬是基于绩效进行分配，同时也有学生认为如果自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会优先选择平均分配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误解
开头我们提到，冲突是被知觉到的行为或目标的不相容。实际上，很多冲突中真正对立的目标只是核心处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问题来自对对方动机和目标的误解。在前面提到的例子中，老鹰组和响尾蛇组的男孩们确实有一些相互对立的目标，但是他们对对方的误解在主观上夸大了他们的差异（图23）。
图23
多数冲突中只有核心的一小部分来自真正的矛盾，外面包裹着的则是各种各样的误解。
我们之前讨论过引起类似误解的原因。自我服务偏见会使个人或群体乐于承认自己做的好事，而对自己做的坏事却推卸责任，同时并不会考虑对方的类似行为方式。当无法摆脱自己的丑恶行径时，自我合理化的倾向进一步使人们向否认错误倾斜。由于基本归因偏差，冲突中的双方都认为对方的敌意行为反映了他们邪恶的品质，然后他们将会按照自己的成见过滤并理解得到的信息。而在一个群体中，利己、合理化和偏见都会得到极化。群体思维的一个表现就是将自己所属的群体描述为高尚而强大的，并将对立的群体描述为卑劣而弱小的，被多数人认为是残酷暴行的恐怖主义行为在一些人眼中却是“圣战”。事实上，仅仅是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就会使人产生群体偏见，而负面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肯定，在冲突的双方眼中，对方的形象都是被歪曲的，尽管这种误解很容易被我们理解，但它仍深深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无论你居住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难道你们国家发动的最近的一次战争不是披着道德的外衣吗？难道在战争发动前没有极力丑化敌人吗？然后人民接受了政府的借口并集结在它的旗下。社会心理学家艾尔文·斯托布和丹尼尔·巴塔尔认为，一个处于难以处理的冲突中的群体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把自己的目标看做是最重要的。
为“我们”感到骄傲，而极度贬低“他们”。
坚信自己是受到损害的。
强调对集体的热爱、团结，和对集体利益的忠诚。
表扬自我牺牲，并压制批评。
虽然冲突的一方可能更有理些，但问题在于敌人的形象是很容易预见的，甚至更有趣的是，连误解的类型都是可以预见的。
镜像知觉
在冲突中，双方对对方的误解常常具有令人吃惊的一致性，他们都会美化自己和丑化对方。当1960年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到前苏联对很多普通的苏联公民进行访谈时，他吃惊地发现：苏联人对美国人的描述，与美国人对苏联人的印象惊人一致。在苏联人眼中，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它蛊惑并剥削美国的民众，而且在外交上美国从来不可信赖。“我们慢慢而痛苦地发现，苏联人对美国人歪曲的印象与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具有奇怪的一致性，二者正如镜像一般。”
根据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美苏之间类似镜像的偏见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任何一方来说，同样的举动（潜艇出现在对方的海域；向小国出售武器等）由对方完成时，看起来更具敌意。
这种镜像知觉也推动了军备竞赛。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政治声明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对两个国家来说：（1）比起其他任何情况来说，它们都更加希望双方都能够解除武装；（2）当另一方具有强大武装时，绝对不能解除自己的武装；（3）认为对方会试图实现军事上的霸主地位（表6）。因此两个国家在声称自己希望解除武装的同时，都感到不得不把自己武装起来。
表6 导致军备竞赛的镜像知觉
当双方知觉到冲突时，至少有一方对另一方存在误解。当出现这样的误解时，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就后果的严重性而言，这一心理现象是无与伦比的……因为这种印象的特点就是，它们可以自我证实。”也就是说当A认为B对他有敌意时，那么A就会以充满敌意的方式对待B，那么A的期望就得到了证实，因此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莫顿·多伊奇解释道：
你从小道消息中听说你的一个朋友在说你的坏话，尽管这个消息是错的但是你相信了，于是你开始反击——侮辱这位实际上是无辜的人，他当然不能忍受于是也回击了，而这正好肯定了你原先的想法。类似地，东西方的政治家总会沉浸在对战争威胁的担忧中，并认为对方会试图通过军事称霸，因此他们采取了不断加深对方误解的行动。
负面的镜像知觉[3]在很多地方都成了通往和平的障碍：
阿以冲突的双方都坚持认为，“我们”进行军事活动的动机，是保卫自己的人身和领土安全；而“他们”的意图，则是将我们消灭并夺取我们的土地；“我们”是这里的原住民而“他们”是侵略者；“我们”是受害者，“他们”则是侵犯者。在这样极端不信任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在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大学，亨特和他的同事给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的学生播放了两段录像，录像的内容分别是一群新教徒对一场天主教葬礼的袭击和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葬礼的袭击。多数学生在观看录像后认为，与自己持相反信仰的攻击者的攻击动机显示了他们嗜血的本性，而与自己信仰相同的攻击者则不过是为了自卫或者还击而已。
美国和伊拉克在备战时期，双方在谈到对方时多次使用“邪恶的”这种说法。在乔治·布什看来，萨达姆·侯赛因就是一个“杀人的暴君”和“疯子”，他拥有威胁世界和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政府认为，美国政府才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一群疯子，他们只是贪婪地想获得中东的石油”。
镜像知觉常常引起冲突：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佛罗里达的选票统计风波中，两个政党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想要的是公正明确的结果，而对方则在徇私舞弊。
津巴多指出，这种冲突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即好人（像美国人）和坏人（比如“他们”）之间的冲突。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常常夸大这种差异。在堕胎、移民和其他一些议题上，并不是像对手想象的那样，支持者就是那么激进的，而反对者就是那么保守的。对他人想法的理解有助于冲突的解决，但并非易事。罗伯特·赖特指出：“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你很讨厌的事情，而让你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这无疑是道德训练中最难的一课了。”
具有破坏性作用的镜像知觉在较小的团体或个人之间也有所体现。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博弈游戏中，双方都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想合作，但对方的拒绝态度使我们也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在对经理人的研究中，肯尼斯·托马斯和路易斯·庞迪发现了这样一种归因的倾向。当被要求回忆最近遇到的一次较严重的冲突时，只有大约12%的人认为冲突的另一方具有合作的意愿；而74%的人认为自己是愿意合作的。在解释冲突发生的原因时，这些经理人认为，自己在交流时采取的是“建议”、“暗示”和“劝告”的方式，而对手的态度则总是“提出要求”、“认为自己的意见一无是处”或是“拒绝合作”。
要想成功地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地方讨厌美国。那些人生来具有和你我同样的人性，而他们却成长为人体炸弹或者是为之鼓掌欢呼的人，这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
——罗伯特·赖特
激化冲突的另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是，认为尽管对方的领导阶级是邪恶的，但是他们控制和操纵着的民众则是支持我们的，这种“领导邪恶—民众善良论”明确地体现在美苏冷战的双方身上。在越战之前，几乎整个美国都相信，美军士兵一进入这块被越共“恐怖分子”控制的地区，就将有大批被压迫的民众揭竿而起加入战斗，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痴人说梦。2003年，美国开始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他们以为“存在大量的地下组织会支持联军，帮助他们建立安全和法律体系”。事实上，地下组织没出现，战后的安全真空倒是使抢劫、破坏和对美国士兵的袭击不断。
镜像知觉的另一种形式是夸大双方的分歧。在诸如堕胎、死刑或政府预算削减这些问题上有分歧的人们一般很难觉察到，他们的分歧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实际上双方往往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将对方的观点极端化了。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完全依据事实说话的，而对方的观点则是对实际情况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这类对双方分歧的夸大有时会导致文明间的战争。
简单化思维
当形势紧张时，正如在国际危机中发生的那样，理智的思考变得非常困难。对敌人的看法变得更加简化和刻板，更可能出现凭经验式的判断。卡内瓦莱和普罗布斯特进行的实验研究表明，即使是对冲突的预期都会固化人们的思维，阻碍他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在对俄罗斯和美国在1945年后的政治语言的复杂性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了非常僵化的思维方式。在柏林封锁、朝鲜战争和苏军入侵阿富汗期间，政治声明被简单化为刻板的、非好即坏的措辞。在其他时期，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之后（图24），政治用语公开承认每个国家的动机都是复杂的。
图24 美国和前苏联官员的政治用语的复杂性
研究者还分析了在大战爆发、军事突袭、中东冲突和革命前的政治语言。几乎在所有的事件中，那些发起攻击的领导者就在他们开始攻击行动前，都会显示出愈加简化的思维方式——我们是好的而他们是坏的。泰特洛克认为，摆脱这种简单化思维，将使美俄达成新的一致。他的乐观主义在后来得到验证，1988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莫斯科并签署了美俄中程核武器条约，随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了纽约，并向联合国声明俄罗斯将从东欧撤走50万军队：
我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能够实现这些愿望，使战争、地区冲突与对峙、对自然的掠夺、对饥饿和贫穷的恐惧以及政治恐怖主义都成为历史。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而且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一切。
知觉转换
如果说误解与冲突总是一同出现，那么随着冲突程度的起伏变化，误解也会不断出现和消失。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而且有着极强的规律性。当一股势力成为敌人时，我们会将它的形象扭曲，而在化敌为友之后它的形象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二战中美国民众和传媒眼中“嗜血、残暴、奸诈、长着龅牙的小日本鬼子”，在战后迅速变成了美国媒体和人民心目中“聪明、勤劳、自律而足智多谋的盟友”。
德国人，他们因为世界大战的缘故两次成为全世界人民憎恨的对象，又两次重新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对他们的民族性中是否包含了残酷已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而尽管伊拉克使用了化学武器并在国内展开对库尔德人的大屠杀，它对伊朗的战争仍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不过是由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当两伊战争之后伊拉克开始侵略重要产油国科威特时，它的行为立刻成为了“野蛮的行径”。由此可见，观念变化的速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知觉转换：美国曾经是伊拉克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商，继而变成了伊拉克的敌人，而在战后又寻求成为伊拉克的朋友。
在冲突之中误解的严重程度让我们感到心寒：一个既不疯狂也不邪恶的人，在冲突中可以很容易地产生对对方的歪曲印象。在与另一国家、另一个群体甚至是与室友或家长的冲突中，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动机和行为误解为完全的正确，而将对方的行为理解成彻头彻尾的邪恶，同时我们的对手也会对我们形成镜像式的误解。
因此，在受困于社会难题、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或是感到不公正的时候，我们只有同时抛开偏见并努力解决确实存在的分歧，才能使冲突结束。一个好的建议是，在冲突中不要认为别人与你在价值观与道德上格格不入；反之，进行换位思考，设想一下：也许对方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小结
当两个人、两个群体或是两个国家交往时，他们就可能因为需要或某个目标产生冲突。当人们将个人的利益看得比集体的利益更重要时，很多社会困境就会出现，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很好地诠释了这种个人与集体利益间难以抉择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正如在实验中那样，我们的解决办法包括：通过制定法律规则限制利己行为，通过划分较小的社会群体使人们有更多责任感，通过增进交流减少不信任感，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使合作行为能得到更多回报，以及倡导利他的行为规范。
当人们为了某种稀缺资源而竞争时，人际关系也常常陷入偏见和敌意。在谢里夫著名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非赢即输式的竞争使陌生人迅速成为了敌人，即使对那些正常而优秀的男孩，都会引发彻底的争斗。
当人们认为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冲突常常会爆发。根据公平理论，人们以付出和获得的均衡来定义公正，当人们认为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时，他们就会感到不公正，并产生冲突。
在冲突中，双方真正在目标或行为上的对立只是冲突的一小部分，不过由于对对方动机或目标的误解，使冲突往往显得更加严重。此外，群体的冲突中双方常常会产生镜像知觉，即双方都相信“我们爱好和平，而他们则具有侵略性。”在这种误解之下产生的行为，往往会强化原有的误解。而在国际性的冲突当中，“领导邪恶—民众善良”也是一种常常被信以为真的假象。
[1]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所谓公地是指任何共同的资源，包括空气、水、能源和食物供应。当个体消耗的资源普遍超过限度时，公地悲剧就会发生。
[2]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s）：产出总和不为零的游戏。合作导致双赢，竞争导致双输。
[3]镜像知觉（mirror-image perception）：竞争中的政党对彼此的看法通常是彼此相反的；比如，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义和爱好和平的，而对方是邪恶和好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