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先生：孙传芳被刺杀的事件，各处都谈论得很多了。我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本不想把它提出来麻烦你们。但因为它发生在佛教的大本营里，使我想起了关于宗教的问题，想问一问你们的意见。你们对于宗教的问题，从来还没有讨论过，希望趁此机会给我们一个指示。
据我看来，这件事的本身，对于宗教也不见得有什么意义。即使有意义，恐怕也不过是加强了宗教的迷信罢了。有些人把“血溅佛堂”的故事看得很重，以为这是对宗教的一个反面的讽刺，其实我就看不出什么讽刺，在一般人的眼中，反而觉得这是佛教中因果报应说的证明，反而足以给一切靠佛教吃饭的人利用作宣传的好材料。它在宗教方面的反动性和保守性是非常浓厚的。这浓厚的程度不下于“替父复仇”的故事，在旧道德方面的保守性和反动性。
这件事的本身，虽然没有丝毫积极的意义，但它的出现，使我们想到：像孙传芳这样一个军阀，当他得势的时候，不知道屠杀了多少生命，榨取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失势了以后，又可以拥有极大的资产，到租界上去过安闲的生活。他正是今日不良社会制度的代表者。而这样的一个代表者，走进宗教的殿堂里去，公然又成为“大师”，坐上了长老的首席。由这样的事件看起来，宗教这东西的真面目是什么，就可以推想而知了。宗教是不良社会制度的拥护者，它替不良制度的代表者设下很巧妙的出路。它对于社会上的罪恶，在表面上好像也反对，甚至于要加以制裁的。但它对于罪恶的制裁，大部分是推到来世去，或者是说些死后地狱的裁判的鬼话，这样一来，就让现世的罪恶横行下去了。
我曾记得有名的社会科学家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鸦片是有毒的，而且中了毒以后，就会成瘾，没有办法丢开。宗教把不良制度的毒害种在民众的身上，使它成为民众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使人没有办法摆脱了它。现在还有很多痛苦的人民，明白他们的痛苦是不良制度造成的，而他们因为受了宗教迷信的毒素作用，仍然以为是前世作孽、神灵发怒的结果。譬如水灾，明明是负责河工的当局平常不顾农民的利益，不好好地做防范的工作，而寺院里的人却告诉人们说这是河神作怪。结果是人民虽然穷困，寺院的香火却愈更发达起来，灾荒虽然厉害，人们却不知道怎样去找正当的出路。这真可以算是鸦片的作用了。
宗教的毒害既然这样厉害，我们不是就应该设法来反对它了吗？但反对宗教是与大多数民众有关系的事，它的深固的根蒂是种植在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里的，要把这种根蒂切实的拔去，我看真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有时候看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过去曾有人用种种的方法反对迷信，都没有什么效果。例如，用演讲会之类的方法，想在民众中间灌输科学知识，使他们觉得宗教迷信是不可靠的，这办法可以说是一点成效也没有的。前两年又有人用“打破偶像”的方法来反宗教，把寺庙里泥塑的神像都捣毁了。这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引起了民众的反感，甚至于加强了他们的宗教信念，因为神像被毁，引得他们非常恐惧，怕这样一来，神灵一定发怒，要有什么灾荒了，恰巧又发生了连年的灾荒和兵乱，民众生活困苦的增加，使他们觉得好像从前的畏惧果然成事实了，这不是更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了吗？
中国的宗教问题，也并不简单，在民众中间有了势力的宗教，除了佛教外，还有回教、道教、外来的基督教，也多少有些势力，孔子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宗教对象了。我们如果要反对宗教，对于这些复杂的派别，要采用什么方法才会适当，才会有效呢？
并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反对宗教的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当做最重要的问题来处理呢？眼前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显然是民族的危机。如果要说现在是非常时期，那我们得加上一个形容词，说这是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上的非常时期。现在是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对付民族敌人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是不是还值得分一大部分力量来对付宗教问题呢？我想这倒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所以要提出这“非常时对宗教的态度”的问题来请教。
——熊实君来信
一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熊君提醒我们第一次来谈宗教问题，我们觉得很高兴。熊君对于宗教的见解，在原则上我们认为是很对的。一般地说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不良社会制度的拥护者，这是现在社会科学上已经确定了的见解，不容人再有疑问的了。
但宗教的作用，在各种情况之下，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因此，说到我们对宗教的态度，也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反对”二字可以了事。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还要拥护宗教，我们只是要说，反对宗教不是轻轻容易的事。宗教在民众的生活中，正如熊君所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东西，它是社会意识形态中最顽固的一种，它不但和不良的社会制度紧密地结合着，即使制度改变了，它还能够在民众中间发生不少的作用，像苏联那样的国家，社会制度是早已变了，但宗教势力仍然没有根绝。
反对宗教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宗教问题太复杂、太繁难，不知道要用什么态度和方法，才能够有效地对付这问题。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二 宗教的各种作用
在这一篇短短的答复中，我们不能把宗教的各方面问题，都详细说到，只就熊君所问到的范围以内说一说。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宗教的作用，在各种情况之下，是各式各样的。它是不良社会制度的拥护者，在不良的社会制度里，处在优势中的人们是压迫者。宗教既然拥护这不良制度，对于压迫者的优势当然也加以辩护的。事实上它是为压迫者所利用，替压迫者服务。但各时代各社会的压迫者所处的情形不同，他们的压迫方式也就有差异。因此宗教的作用也就有变化、有发展。
我们现在不能有系统的说明宗教的发展，但有几点是可以指出来的。譬如，对于一国内的劳苦人民，它的主要作用是要发挥那牺牲的说教，要苦难的人们忍受着现世的痛苦，允许他们死后得报酬，这样，压迫者的压迫可以维持，而被压迫者却失去反抗的意识了。这是宗教的最普遍的作用。又譬如，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帝国主义者对于殖民地实行侵略时，宗教又有两种作用。第一，侵略者可以利用宗教的顽固的宗派性，使殖民地国内民众自相残杀，帝国主义者就可以从中取利，这在印度回教徒和婆罗门教徒中间，就常常吃这样的亏。中国新疆的回汉冲突和西藏的两个喇嘛的斗争，都是很好的例子。中国的军阀内战虽然不是宗教战争，然而被操纵的情形却和这非常相似。
第二，宗教一方面有顽固的宗派性，而另一方面却又有一种虚伪的世界性，这在一定的情形之下，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也能尽帮忙的作用。凡在一个宗派之下的人，不论国籍，不论身份，宗教在表面上是一律平等的，侵略者借着这种特点，不妨对于被侵略者所信的宗教加以提倡，使被侵略者发生好感，忘记了侵略者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烟幕作用。譬如，意大利把阿比西尼亚的“圣城”阿克森占领了，意军却下令要保护阿克森的教堂。东方的侵略者吞蚀了中国的土地，却煞有介事地提倡佛教和孔教。
三 宗教问题是不是重要
宗教的作用已经讲过了，现在再来解答熊君最后提出来的问题：在民族危机非常尖锐的当前，宗教问题是不是可以当做最重要的问题呢？关于这问题，本来可以有两个互相反对的解答。或者说：现在唯一的重要问题只是民族危机方面的，这要用我们的全力对付，其他一切都顾不了，所以宗教问题可以丢在一边。或者说：民众受了宗教的麻醉，就没有抵抗的意识，因此反宗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要和民族解放同等看待，两者要并行的做。
但这两个相反的意见，都是不对的。第一个意见是把民族解放运动看得太简单化了。它不知道敌人的侵略并不是简单的行为，侵略不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表现，在文化上、宗教上敌人也会应用他们侵略的手腕的。看不见这一点，以为民族解放运动仅仅是一个武装抗争的运动，这是近于机械论的错误。自然，现在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武装抗争，这是眼前最要着重的事，但如果因此便把其他一切放置不顾，那也很有危险。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可以轻视的，忽略了民众习惯最深的宗教问题，也就是漏给敌人一个进攻的空隙。这是不能不注意的事。
第二个意见的错误，是把宗教看成独立作用的东西，不知道每一种形态的宗教都有一定的社会制度做它的根据，每一种方式的宗教政策都和压迫者或侵略者的主要行动有密切关系。因此，应付宗教问题，应该从它的社会根据上着眼，应该从侵略者的政策上着眼。不这样去做，要和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地并行地反宗教，那结果就和开演讲会捣偶像一样，反宗教既没有结果，对于民族解放运动也没有益处。
宗教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侵略者会利用它作为工具。同时也不能把它独立起来做，把它的重要性和民族解放运动并列起来。对于宗教问题的正当看法，是把它和民族运动适当地联系起来，并且要从属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大目标之下。
四 怎样办呢
在解放民族运动的大目标之下，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应该针对着帝国主义者或国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侵略政策来做的。
例如：当侵略者利用宗教的宗派性来挑拨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时，我们对于宗教也就不能取单纯的全然反对的态度，我们所要反对的地方必须以宗派性为中心点，使互相冲突的宗教民众能结合到民族抗争的统一战线上去。
当侵略者或国内的代理者也来提倡民众所习惯的宗教，想借此掩饰他们的狰狞面目时，我们所取的态度，是要抓着民众现实的物质利益，来和侵略者的欺骗对抗，证明宗教的欺骗是怎样危害了民族的生存。
同是侵略者的工具，但侵略者相互间的冲突矛盾，使得工具中间也有冲突矛盾。被侵略的殖民地民众，要能够善于利用这种矛盾冲突，是很有好处的。例如：东方和西方的侵略者虽同是被侵略者的敌人，但因为前者进攻得太过火了，后者不能不给他以打击，有时甚至于因此不能不支持被侵略者的抗争运动，这对于被侵略者多少总是一种好的反抗机会。意国对于阿比西尼亚就是这样的。在宗教上，这种情形也有时反映出来。西方侵略者的宗教集团，对于中国的民族抗争运动，有时多少也会取着赞助的方式，虽然这是非常有限的，但在民族抗争的总目标之下，我们对他就不能如最大敌人一律看待，我们要利用他所给我们的一切机会，加强起抗争的力量来。
以上几点，就是我们在非常时的当前对宗教应取的态度。性急的人也许以为这对于宗教的存在，一时是不能推翻，觉得不满，但在民众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宗教，本来不是一下子可以推翻的东西。它和旧社会的一切密切地结合着，反对宗教，也要和变革旧社会取同一步骤，旧社会全然摧毁了的那一天，宗教的根据也才会消灭。在目前，我们变革旧世界的任务是以民族抗争为主，因此对于宗教的态度，也只能适应着这任务，着重以上的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