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一切意识形态的纷争，最后只能以真实为尺度来评判。不预设意识形态的立场，立足于人性和常识，最大限度地呈现真实，这本身就是在为化解意识形态的分歧做贡献，作家、艺术家、学者、文化人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真实，为人心架一座桥梁
西藏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长期以来，对于西藏发生的变化，中国政府、西方媒体和西藏流亡群体评价迥异，各方几乎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殊难沟通。最近，一部题为《西藏一年》的电视纪录片好像打破了这个僵局。仿佛一个奇迹，书云执导的这部作品得到了不同立场各方的认可。该片先于去年在BBC播出，反响热烈，英国各主流媒体予以广泛报道和高度赞扬，随即迅速被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视台订购、播放。书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她还辗转收到了来自《西藏生死书》作者索甲仁波切的一个邮件，获悉达赖喇嘛也看了这部片子，表示从中看到了现在普通藏族人的生活，并向书云发出了私人邀请。在中国本土，经中央有关领导批示，中央电视台一套从7月27日起首播该片的中文版。（《南方周末》2009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31日）
如此看来，《西藏一年》是一个值得庆幸和重视的范例，能给我们以极其有益的启发。
首先，该片尝试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制作模式。一方面，由独立制片公司投资，独立导演执导，另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只批拍摄许可，对拍摄内容不加干涉，制作完成后由十几位藏学专家审片。这两者的结合，使得该片幸运地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独立作品。
当然，要成为真正的独立作品，不能单靠良好的制作模式，更须有正确的创作理念。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一点，便是没有意识形态立场的预设。作者采取的是人类学方法，拍摄地选在古城江孜，这里集城市、乡村、寺庙于一身，既有深厚的西藏传统文化，又经历着现代化的冲击，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变化中的藏地面貌。主要拍摄对象是身份各异的8个普通藏人，包括喇嘛、基层干部、乡村医生、饭店老板、三轮车夫、包工头，作者和他们朝夕相处一年，用摄像机辛勤而忠实地记录他们四季的日常生活，力求客观地呈现出今日藏人的生存状态。
作为书云的朋友，我一直欣赏她的做人和处世的态度，那样平和、踏实、朴素、亲切。她的拍摄态度也是如此，毫无猎奇心理，绝不夸张和渲染。她拍摄的是普通藏人，她把自己也当作一个普通人，一个对藏人及藏族文化怀有敬畏之心和喜爱之情的普通汉人。她甚至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学者，尽管对藏学有相当研究，绝不充当内行，妄下论断，而只是平实地记录自己的亲见，予以同情的理解，对于不理解的事物则诚实地存疑，予以礼貌的尊重。她的立足点其实是人性和常识。基于人性，她将心比心地去体会这些普通藏人的悲欢。基于常识，她化解了意识形态的极端化思维。在她的镜头下，真实的西藏完全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而是进步与问题并存，在巨大变化中坚韧地延续着古老的传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书云表示，作为一个导演，她解决不了该由政治家做的大问题，但她希望在人心之间架一座桥梁。应该说，她的这个愿望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事实上，一切意识形态的纷争，最后只能以真实为尺度来评判。不预设意识形态的立场，立足于人性和常识，最大限度地呈现真实，这本身就是在为化解意识形态的分歧做贡献。作家、艺术家、学者、文化人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书云已经做出了成功的尝试。
2009.8
当生命遭遇政治
我相信，即使在其摄影艺术知名于世的今天，田益宾对艺术家这个称号仍会感到不习惯。如果把艺术家看作社会分工中的一种职业和身份，这个称号对他来说的确太正式也太窄小了。田益宾之于艺术，只是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在玩罢了，他玩得开心、玩得投入，结果就玩出了一点名堂。在他那里，生活、艺术、玩是一回事。耶稣说：“除非你们改变，像孩子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入天国。”田益宾就是像孩子一样赤条条走进艺术这个人间天国的。
按照某种看法，在今天做一个艺术家，似乎不可避免地会生活在巨大的焦虑之中。一方面是所谓影响的焦虑，面对强大的传统，每种艺术形式的可能性好像已被穷尽，使得任何真正的突破和创造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是竞争的焦虑，面对无情的市场，每个艺术家好像必须浴血奋战，方能在众多同行中杀出一条成功的路来。但是，在田益宾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两种焦虑。正因为毫无艺术家的角色意识，他的心态极其轻松自由，既没有艺术史的学术负担，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功利负担。依我看，正是这种“无知”和“无欲”成全了他。
影响是一个学术问题，竞争是一个商业问题，二者都是非艺术的。艺术家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应该十分单纯，其间既没有观念的阻隔，也没有利益的干扰。让批评家去讨论你的作品的学术价值吧，让经纪人去运作你的作品的商业价值吧，至于你自己，你只须把你的生命敞开，让它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而这正是最佳的艺术创作状态。
现在来回顾，从《舞过三八线》到《我们的纽约》，田益宾最近几年的摄影创作似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其间贯穿着清晰的逻辑。然而，这只是事后的诠释。事实上，当他2005年偷藏着违禁的照相机，作为旅游者跨越边境进入朝鲜的时候，他对于自己会遭遇什么全然一无所知，更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创作计划。他所拥有的只是孩子般的快乐、历险、好奇、顽皮的心情，对于他来说，一切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都将是生命的奇遇，富有诱惑力。他用好奇的目光捕捉一切，又用顽皮的目光挑衅一切，从而使他由此开始的这一趟旅行充满了不确定性，即兴的奇思异想层出不穷，自相连接，成就了他自己未尝料到的艺术历程。
我要特别强调他性格中的好奇和顽皮，这正是一个健康活泼的生命的两个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他的创作。由于题材的表面特征，人们很容易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说他的这些作品，在我看来，如此解说是和田益宾其人其作最不搭界的。你以为他是在揭露，其实他只是好奇罢了。你以为他是在批判，其实他只是顽皮罢了。他的作品展现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恰恰是生命对于意识形态的消解，让我们看到的不是政治的冲突和解决，而是当一个健康的生命遭遇政治，它会有怎样的自然而然的反应。
通过《舞过三八线》，田益宾把他面对阿里郎大型排图演出时的内心震撼传递给了我们。在这种震撼中，既有专制政权导演的集中营式全民狂欢场景所引起的时代错位感和荒诞感，也有已逐渐淡薄而被这个场景唤醒的我们自己的苦难记忆。正因为有后者，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十万张表情相同的笑脸和一万块组成红五星、千里马等图案的翻板，我们还看到了隐藏在笑脸后面的忧伤和消失在翻板后面的儿童。作品呈现给我们的是人的非人性化，人性因缺位而更显宝贵，我们越发强烈地感觉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庆典符号其实是一个个生命，是和我们一样的活生生的人。不妨推测，朝鲜之行令田益宾感到压抑，他渴望长长地呼一口气，终于在《我们的纽约》中呼了出来。
三年后的2008年，当田益宾把50名全副武装的朝鲜军人“空降”到世界大都会纽约的时候，他再一次因为面对未知的变数而兴奋不已。这些扮演者是当地的穷苦华人，一向生活在美国社会最底层，现在忽然让他们身穿军服腰挎枪支在华尔街耀武扬威，心态一定既自大又自卑，真实的朝鲜军人在此种场合想必也是这样的心态，他们会如何表现？更不易预测的是，看见这一队突然冒出来的真假难辨的朝鲜大兵，在证交所和联邦大楼前站岗的美国保安和军人会如何反应？田益宾仿佛是在用这个恶作剧式的玩笑试探自由社会的限度，他自己心中不无紧张，而结果是平安无事。这与朝鲜境内的森严氛围适成对照，无法设想，怎么可能让一队化装的美国兵突然出现在平壤街头。因此，他随后把他的队伍带到自由女神像前，一齐向手持火炬的女神脱帽致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与意识形态无干，这是生命的选择，生命天然地向往自由。有趣的是，在这里有一次邂逅，三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友好地与化装的朝鲜军人合影，彼此以平民的身份一笔勾销了政治两极世界的对立。
最后的场景在曼哈顿墓地展开，在这个远离政治的安息之地，生命得以还原为本来的面目。很显然，在这里，田益宾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下来，他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我们看到，在林立的墓碑之间，两个裸女亭亭玉立，四个僧人静静打坐，而全部军人都乖乖缴械了。是的，全部军人，是朝鲜的还是别的国家的，已经无关紧要。生与死，性与美，悟与空，这些永恒的话题在画面上融合。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生命，只是生命。在生命面前，政治算个屁。用终极的眼光看，人世间的一切纷争都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当然，在现实中，政治问题的解决不会这么简单。但是，倘若没有这样一种终极眼光，人类就会迷失方向，任何解决方式只能是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一切好的艺术作品，其内涵必定具有丰富性、多义性、不确定性，给解释留下了广阔的余地。对于田益宾的这些作品，人们诚然还可以做不同的解读。在我眼里，田益宾的创作实践已经成为一种发人深省的艺术现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久被忽视的基本问题，就是生命与艺术的关系。不过，同时我也明白，对于田益宾本人来说，比创作上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他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充满了喜悦，其实他是又痛快地玩了一场罢了。
2009.5
本色做人，本色作文
——邱东随笔集《拾阶而上》序
读邱东的随笔，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头脑闲不住的人。他说他“堵车蹦字儿”，这个“蹦”准确，不但堵车，而且随时随地，他都在蹦字儿，一个又一个思绪自己往外蹦，成就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他时时在思，事事有感，善于以小见大，从寻常之事中悟出不寻常之理。之所以能这样，则因为他的心是闲的，不为名利所累，得以用平静的眼光审读人间百态。
他的文字是相当口语化的，仿佛在用东北普通话和你聊天，亲切而家常。整篇读下来，给人的感觉是文字不事斧凿，文章天然成趣。其实他对文字有一种敏感，往往于常人不经意处停留，质疑沿袭的用法，辨析隐藏的异义，把俗字成语用出了新的味儿。
归纳我的这两点印象，便是：心闲思不闲，字俗文不俗。若问他的心何以能闲，文何以能不俗，就要说一说邱东其人了。
我是两年前认识邱东的，当时他在中央财经大学任党委书记，邀我到学校做讲座。我曾在许多大学做讲座，但第一把手亲自出马联系上我和竭诚邀请，唯有邱东。讲座时，我提到邱书记，全场掌声雷动，可知他深受学生们喜爱。此后开始了我们之间淡淡的然而默契的交往，我感觉到了他的朴实、诚恳和正直，同时也知道了他辞去官职回到书斋的心愿。不久后，他真的告别当了十多年大学校长、书记的官场生涯，重新成为一名普通学者。
凡是了解学界现状的人想必会对他的选择感到诧异，甚或笑他太迂，可是我知道，对于邱东来说，此乃出于性情之必然。在这个行政化的教育体制内，不管有多少人倾心于权力，总还有人爱学问胜过爱权力，邱东就是这样的人。他若仍在官场，很可能是前程远大的，虽然爱说真话的脾气容易得罪人，但他的人品和能力有目共睹，博得了广泛的好感，对于他的去职，不但喜爱他的学生，而且器重他的上级，都为之惋惜。然而，我替他设身处地想，这样一个率性之人，不做官也罢，可以少一些无谓的烦恼，过更舒心的日子。他也是这样感觉的，自云不会厚黑，不习惯官场繁文缛节的约束，愿意老老实实地做自己，做了选择后感到轻松。事实上，辞官以后，他收获颇丰，除了统计学专业的成果外，短短一年多里，已出版随笔集《行者心路》、《偏，得以见》，现在这本《拾阶而上》是第三本了。
做官也好，做学者也好，归根到底都是在做人。做人的境界，第一要站得正，第二要看得开，邱东庶几近之。本书也处处见证此种境界，仅举二例。其一，遇到非说话的场合，真话说不得，假话不想说，只剩下大话、空话可选，怎么办？邱东的答案是选空话，因为空话不涉真假，而大话是对未来作假，实质上也是假话。我相信这是他久居官位的守正之策。其二，有一则流传颇广的段子说，人生像一群猴子爬树，往上看全是冷屁股，往下看全是热笑脸。邱东如此点评：人不是猴子，应该有尊严，用笑脸贴冷屁股便永失尊严，将来得多少笑脸也补偿不了；放弃这棵树不行吗，人生不是只有这一棵树，最珍贵的是内心的平和自在，无愧己亦无愧人。我相信这是他急流勇退的见性之悟。
作为一位曾经长期主政大学的学者，邱东对于中国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有深入的思考。《行者心路》是一部专论高校发展的文集，业已获得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广泛好评。本书中也有谈教育和学术的随笔，颇多耐人寻味的见解。例如，他指出，唯有当师资和生源国际化了，才谈得上求世界一流大学，唯有当别国在出版世界学术名著时较多收录中国的著作了，才会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文明崛起。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两把尺子既准确又形象，并且是切中时弊的。
最后我要说，邱东是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的，他做得毫不费力，因为他不过是本色做人、本色作文罢了，就这么简单。这真好。
2010.12
都市里的清泉
光洁的额头下，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直率地望着你。我立刻知道，这双眼睛没有什么需要隐瞒，也用不着躲避任何人。她真实、自然、亲切、大方。这个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的青年歌唱家，在生活中不施粉黛，永远本色。她那么干净，无论何时见到她，你都一身清爽。
结识哈辉，我感到的是惊喜。在这座浮华的城市里，竟然能遇见一个这么清纯的姑娘，而且是一个在演艺圈里生存的姑娘。我眼中的她，是一道飞溅着晶莹水花的清泉，来自大自然洁净的源头，流入了都市，奇迹般地未受到一丝污染。
在哈辉身上，生命纯净而鲜活，这使她整个人充满朝气和灵气。她安静而又活泼，朴素而又优雅，温柔而又坚韧，友善而又独立。你只要与哈辉略有接触，就会感到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的善良是与生俱来、融入血肉的。给别人带来快乐，这在她是一种本能，是她的生命的需要。当她春风似的到来，给聚会的每一个客人或者你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带来可爱的礼物之时，当她热心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或者慷慨捐助贫困学生之时，你都觉得多么自然。
然而，这个柔美的姑娘绝不软弱。一旦面对人世间的丑恶，你会看见她杏眼怒睁，秀眉冷对，如水柔情中升起正义的火苗。在她身上，善良和正直是一对孪生姐妹，皆源自她的异乎寻常的单纯。我相信，她的单纯是坚不可摧的，生活的磨难不会使之走向复杂，只会使之走向成熟，成为一种强大的单纯。
和今天许多青年演员不同的是，哈辉还是一个酷爱书籍的人。初次见面时，她谈起她读过的书，大多是中外经典名著，书中的语句随手拈来，且有自己的体会，我心中暗暗称奇。她爱逛书店，爱买书，遇上喜欢的书，往往一买好几本，分送给朋友，她称之为“赠人佳作，手留余香”。天然的性灵，加上文化的熏陶，遂使她的个性呈现出了丰富的色彩。
从去年年初开始，哈辉迷上了中国古典文学，她的工作室里堆放着《诗经》、《楚辞》、《全唐诗》、《全宋诗》、《宋词选》、《元曲选》等。她推掉商业演出，闭门谢客，一头扎进了“故纸堆”。这个出生在陕西汉中的姑娘，悠久传统文化的基因在她的身上苏醒了，她真个乐在其中，仿佛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园。越是潜心深入到这个伟大的宝库中，她越是深切地感到，与今日物欲横流的世态相比，这些创造了祖国文化瑰宝的古人多么丰富而高贵。在超越时空的交流中，她自己的心也更加宁静了。
作为一个有严肃精神追求的歌唱家，哈辉从阅读古典作品中收获的不但有人生的感悟，更有艺术的启示。她一直在寻找一条仅仅属于她的艺术道路，现在她觉得终于找到了。在中国当代歌坛上，她以演唱民歌闻名，在这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现在她决定转向，从头开始。她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就是提炼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精华，与西洋音乐元素融为一体，来向世界传唱中国的心声。她的这个决定，结合了她的三重追求。其一，她感到自己的灵魂与古典作品如此亲和，这将是真正属于她的灵魂的音乐。其二，针对当今人心的浮躁，这样的音乐将有助于人们回归古典的宁静。其三，在全球化时代，让中国的德音雅乐走向世界。
哈辉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自己的追梦之路。经过认真研读筛选，她选定十二首经典诗词作为歌词底本，与知名音乐家林海等合作，打造出了系列作品的第一张专辑——《来自中国的声音：古诗词篇》。我听了这一张专辑，非常喜欢。我喜欢哈辉精心挑选的这些诗词，它们意境纯美，语言质朴，和哈辉的风格很相配。我也喜欢其乐曲和演唱，西乐旋律巧妙地糅入中国古代器乐，哈辉的歌唱如丝绸般滑柔，像在你耳边浅酌低吟，娓娓倾诉。我的感觉是，当歌声响起时，沉睡在这些古典诗词中的生命苏醒了，作者们哪里是古人，他们所吟咏的爱情、亲情和微妙的情愫就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我们自己的感情。我最喜欢其中的《关雎》，那样活蹦乱跳，充满喜悦和情趣，活脱一幅天真无邪的先民爱情图，活脱一个快乐调皮的哈辉。
哈辉，这个有着活泼的生命和宁静的心灵的姑娘，她用生命唤醒了生命，用心灵传达着心灵。歌如其人，我听见都市里的清泉在歌唱，静美而灵动。哈辉用歌声向我们证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具有永恒的魅力，它们属于今天，也属于全人类。
2007.10
永不消逝的童年
——电影《我们天上见》观感
世上有一种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无论生活的场景发生了什么变化，心中始终装着童年，犹如装着生命中的珍宝。不，准确地说，童年始终活在她的生命之中，是她的人间情感的源头活水。
蒋雯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五六年前，和雯丽相识不久，我们有过两次交谈。那时候，她已是一个当红演员，得过国内外许多大奖，可是，她对我谈的却是她小时候的敏感和自卑，在基层社会中受的磨难和伤害。作为一个秘密，她还把要写自传体电影的想法告诉了我。我当时的强烈感觉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不会被生活的表象迷惑，她的电影一定能写好。
现在，她编导的影片《我们天上见》已经公映，虽然我对她的能力有充足的信心，这部处女作的水准仍令我吃惊。影片通过女孩小兰的视角，展现了小兰与姥爷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小兰充满爱和创伤的童年，以及围绕着他们的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氛围和日常生活场景。这是一部诚实、真实、朴实的作品，作者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童年经历，细节和内心感受都非常真实，情节的某些虚构也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真实，而电影语言则非常朴实、叙述简洁、画面干净。一部情感电影，在感情的表达上却如此内敛，绝不煽情和矫情，观众的心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俘获的。
影片中姥爷的形象感人至深。一个普通的中国老人，善良，慈爱，朴素，承担起了独自抚育小外孙女的责任。孩子的双亲远在边疆，音讯隔绝，老人又当爹又当娘，两种角色都十分艰难，更何况这是一个备受外界歧视、内心极其敏感的女孩，他的苦心呵护怎一个愁字了得。小兰的体操梦是片中的重要情节，我们看到，姥爷为此如何费尽心力，包括给小兰自制单杠和手缝运动衫，但始终改变不了小兰在体校被列为编外的命运。最后，小兰不堪屈辱，放弃了体操梦，而当她在姥爷自制的单杠上扮笑脸，学狗叫猫叫，做各种孩子气的动作，试图逗病重的姥爷高兴时，姥爷已经毫无反应，就在她学鸟儿飞翔那一瞬间魂飞天上了。看到这一幕，我再也克制不住泪水了。我也理解了作者为何取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儿阴森的片名，这一份亲情的分量太重太重，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姥爷，“天上见”也会是我的热切期望。同时，姥爷说好人死后到天上，这个片名也表达了像姥爷那样做一辈子好人的信念。
这是一部自传色彩浓厚的电影，我们在小兰身上可以认出作者的童年。每当遭受痛苦时，小兰就躲进柜子里，抱着她的洋娃娃倾诉心事，沉入幻想。雯丽告诉我，这个洋娃娃是她小时候唯一的玩具，她爸爸替她保存下来了，影片里用的是原物。这真是奇妙，在这个洋娃娃身上，光阴停止，岁月回转，片中的小兰分明就是童年的雯丽。雯丽向媒体坦言，她小时候就是一个忧郁、孤独的孩子，近乎自闭，爱幻想，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三十岁后才从童年状态里走出来。我觉得，准确的说法是又走出又没有走出。作为一个演员，她要拍戏和参加必要的公共活动，没法自闭下去了。但是，童年显示和形成的内向性格不会根本改变，这种性格带来的收获更不会轻易失去。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是更容易朝内心深刻和细腻的方向发展的，也是更能与外部世界里的沉浮荣辱保持距离的，这部影片是一个证明，雯丽在成名后的依然本色、低调也是一个证明。那个充满爱和创伤的童年仍然活在她的身上，爱和创伤都变成了财富，使她的艺术既是温暖的，又是有深度的。
今天的电影市场充斥着刺激眼球的大片和娱乐化的小片，其中无奇不有，唯独缺少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原是平凡的，而把平凡的生活写好其实是最难的。这正是这部影片既感人又发人深省的原因。人们吃惯了大餐和快餐，在这个时候，雯丽端给了我们一桌清爽的家常菜，我们如同回到了久违的家，重温童年和亲情，重新发现了平凡生活的价值。
据说雯丽表示，她接下来要继续演戏了，不会轻易再拍片。但是，我相信，无论作为演员，还是作为导演，她前面都还有长长的路要走，她是能走得很远的。
2010.4
小资也大器
——为曾琼写的序
我和曾琼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第一次见她，在越胜的沙龙里，当时眼前一亮，心中一惊，真是一个美人儿啊。她的美，是那种清纯的美，越胜贴切地称她为幽谷百合。这朵百合刚从幽谷来到都市，稚气未脱，楚楚动人，却已名花有主，总是双双出现在朋友们面前。聚会的场合，我们这些学子高谈阔论、唇枪舌剑，她在一旁静静地听，从不吱声。我不知道的是，这些倾听对她的一生至关重要，在她心中酝酿了一种根本的变化。日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她对我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得我满心凄楚。受过北京80年代精神洗礼的人，从此就拥有了一份共同的记忆，仿佛成了亲人。
曾琼后来的个人生活经历了一些曲折。情海颠簸，爱慕者如潮，却没有一处是心中的港湾，乃是美女常见的命运。那些日子里，我是她的一个倾听者。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娇弱的女子，这时我发现了她的坚定，绝不肯为了利益而放弃爱情至上的原则。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很小资味儿的女人，这时我发现小资岂止是她的味儿，简直深入她的骨髓，是她的世界观和信仰。一个仅仅小资味儿的女人，不过是泡泡酒吧、玩玩情调罢了，而她对情调、情趣、情致的追求极其认真，这些似乎虚无缥缈的东西成了她的爱情观和生活观的基石。
再后来呢，光阴荏苒，各人过着自己的日子，只是偶尔相逢而已。最近一次见面，已是五年前了，彼此仍是欢快而不隔膜。我们聊往事和见闻，她比从前开朗健谈了许多，叙事论人颇生动，常有俏皮之言和精彩之论。这个曾琼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小资，阅历使她有了一种深度。佩服之下，当时我曾建议她写作。
其实曾琼一定早就在写作了。一个精神层面的小资，把心灵感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写作怎么可能？近几年来，她开始经常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文字，而现在，这些文字的结集摆在了我的面前。我看了其中的若干篇，很喜欢。她走了许多国家和地方，所到之处，触景生情，而她很善于捕捉景物与心情的这种微妙的交融关系，把它们细致地描绘出来。她的基本情调仍是精致、忧郁、惆怅，但又常常透出一种尖锐和达观。我从她身上再一次看到，一个人是可以因为太敏感而走向浑厚、因为太细腻而走向广阔的，情的窄门可能正是悟的入口。作为一个证据，我引用本书中她的一段文字来结束我的这篇短序。汶川地震发生后，这个川妹子用园艺排遣心中的哀痛，她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园艺是一种好的沉默的方式，我们不需要用嘴，只需要手。听到的，是那些大自然发出的最细微的声音，铲子和泥土的摩擦声，青草断裂的声音。这寂静中往往有波澜起伏的思绪在脑海里冲撞，冲撞也是无声的……植物是最好的哲学和宗教，是最天然和自然的安慰。植物的生命周期，总是比在其他地方更一目了然。发芽，出土，开花，凋萎和死亡。一些作物完成了使命，等着被人收割，把空间让给新的生命。”
这篇文章的题目摘自黑塞的诗：《即使花朵也不幸免》。在无数哀悼地震受难者的文章中，这一篇何等大器。
2009.1
友谊照耀心路
——为越胜《燃灯者》写
越胜平生最爱有四，曰音乐、书、政治、朋友。把政治列在其中，实在勉强得很，他不过是作为一个草民，只在也只想在台下喊几声罢了。朋友聚在一起，他常慷慨评点时局，疾恶如仇。他真正所爱的是正义，但正义乃一抽象名词，和其余具体名词并列未免抵牾，我只好用政治一词代替。
其实，音乐和书两样，他也只想在台下。音乐不用说，不管发烧友到什么级别，明摆着今生不会做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了。书这一样有点奇怪，他嗜书如命，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却总是十二分地抵触出书，写了文章传给朋友一读，就此了事，从不肯结集出版。在所爱的四样中，他好像认定自己的位置是第四样，做音乐的朋友、书的朋友、正义的朋友，在这三样上都无意登台亮相。
所以，现在他愿意出这本书，我甚感惊喜，这个倔头终于让了一步。看内容，三篇文章都是写朋友的，而同时又是通过写朋友写了音乐、书、正义，唐克、周辅成等三位分别是他的音乐、书、正义之爱的“燃灯者”即启蒙人。因此，由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既是他对朋友的赤忱之情，也是他的精神生长的心路历程。
在所写的三位中，我只和周辅成先生略有交往。1995年，先生到巴黎，我也在那里，同住越胜家里。1997年和2000年，我先后两次随张雪到朗润园拜访先生。2005年，先生出面息讼，我应召去见先生一次。在先生家里，先生拿出我的书，赞誉有加，我当即惭愧万分。我出了一些通俗的书，没有多少学问，一直不敢献丑，怎么想得到先生自己买了，还仔细读了。先生对我厚爱，但在息讼一事上，我拂了他的好意，令他伤悲，我深感歉疚又无奈。先生每次谈话，声如洪钟，激情澎湃，正气凛然，哪里像一个耄耋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先生的血管里流着的始终是年轻人的热血。
先生是热情的，也是寂寞的。最后一次见面，先生赠我一册书，竟是一个打印的文集，我心中一痛。参加先生的追悼会，看到的场景相当冷清，我心中又一痛。晚年之作无一家出版社肯出，追悼会无一个北大官员肯到场，先生真是寂寞极了。可是，在这样一个只爱金钱和权力的时代，爱智慧和正义如先生，寂寞就是必然的了，这正是先生的光荣。
哲人已逝，现在读到《辅成先生》，方知我对先生了解得太少太浅。文中引述的先生许多话，何等睿智，何等痛快。我本来是可以有许多亲聆教诲的机会的，却因为疏懒而错失了。
回到越胜的这本书，最后我想说：既然你已经开了一个头，索性就继续下去，从此在出书一事上不要太倔了。我的无私的理由是，好文章就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你不能只给我们这几个老朋友吃偏灶，而对许多你不认识的文化美食家的精神饥饿无动于衷。我的自私的理由是，你的清高给了我们这些文章不如你却挺乐意出书的人很大压力，使我们觉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再那么倔，于义于情都说不过去吧。
2009.12
心的境界
——周光荣《老东西说》序
今年六月下旬，我应邀到诸暨做讲座，在这个江南小城住了一天多，认识了周光荣。周光荣何许人？现任诸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诸暨市文联主席……可是，我这样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那么，让我从头说起。
我到达时，已是夜晚，被接到西子宾馆。一个中年男子在门口等我，他气色很好，神情开朗，动作敏捷。进了房间，我看见桌上整整齐齐放着一摞书和几个小纸袋。他指着那几个小纸袋一一告诉我，哪是给啾啾（我的女儿）的，哪是给“红”（我的妻子）的，哪是给我的。我取出看，女儿和妻子的袋里，是可爱的小饰件，我的袋里，是我小时候特爱吃而久违了的香榧。一抬头，发现他正含笑观察我的反应。他真是一个有情有趣而又细心的人，预谋用这种方式给我一个惊喜。我再看那一摞书，原来都是他的作品，共七种，他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
现在，周光荣的新作又放在了我的面前。我翻阅了他送我的那几本书，又读了这部新稿，觉得这位周老弟不但是我的本家，而且是我的同道，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
周光荣满五十岁了，这部新作写的是他到了这个年龄的人生感悟。刚满五十岁，就自称“老东西”，我很不赞成。其一，我见到的他，从身体到精神都生气勃勃，何老之有？其二，我比他大一轮，岂不更成了“老东西”？这是万万不可的。不过，且让他倚小卖老去，我只说一说他的感悟。全书分五辑，分别为修心、闲心、悟心、养心、禅心，可知他的感悟围绕着一个“心”字。我以为，人活一世，有没有长进，有没有觉悟，标准的确就是心的境界。人有一颗心，中年以后，这颗心应该是怎样的？依据他在本书中的谈论，我说一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几点。
第一，要有善心。人心有两种成分，一是利己心，二是同情心，二者都是人的本性。人在年轻时欲望强，容易把自己的利益和成功看得最重要，名利欲望的满足往往是快乐的主要源泉。随着年龄增长，同情心应该逐渐占据上风，更多地从惠及他人的善行中汲取快乐了。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说得好：“与人为善，就是与己为善。”与人为善不只表现为物质上的施惠，你对他人的诚恳态度，包括懂得感恩，肯于认错，都证明了你的善良。善良的人还必定有宽容之心，既容人之短，能原谅，又容人之长，不嫉妒。在我看来，容人之优秀是更难的，对于一个开放社会也是更重要的。
第二，要有闲心。人在年轻时会给自己规定许多目标，安排许多任务，入世是基本的倾向。中年以后，就应该多少有一点出世的心态了。所谓出世，并非纯然消极，而是与世间的事务和功利拉开一个距离，活得洒脱一些。用作者打的比方来说，前半生急急地爬山，后半生就不妨慢慢地下山，沿途多看看风景，听听鸟叫。我很赞赏他的“人往低处走”的提法，一个人的实力未必表现为在名利山上攀登，真有实力的人还能支配自己的人生走向，适时地退出竞赛，省下时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享受生命的乐趣。
第三，要有平常心。在本书中，作者经常写到他出生和度过了青少年的村庄甘溪坞，他提醒自己：“你是这儿的人，你该知足，你该放下架子……”他提醒人们：“我们，都是有从前的人。我们，都要学会披衣细数来时的路。”人到中年以后，也许在社会上取得了一点儿虚名浮利，这时候就应该牢记一无所有的从前。其实，不论城乡，不论贵贱，谁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一条普通的生命？有平常心的人，看己看人都能除去名利的伪饰。
上面所述，是我认为一个人在中年以后应有的心的境界，它们都源自一种看破红尘名利、回归生命本质的觉悟。如果人到中年以后仍没有善心、闲心、平常心会怎样呢？据说老年人容易变得冷漠、贪婪、自负，这也许就是答案吧。
我在诸暨的那一天多里，周光荣两次到宾馆看我，都是穿越城市急行军而来，正值炎夏，全身衣衫湿透，冒着热气。他每天坚持走三十多里路，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这是他的养身养心之道。我也喜欢长途走路，体会到这不但能健身，而且能让心趋于单纯和安静。所以，我很乐意响应他在本书中提出的号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打的吧。”
2007.9
一个老朋友的祝贺
我和林铭述结识于学生时代，是四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我读北大，他读中央音乐学院，“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上课，常在我们的共同好友郭世英家里相聚。不久，郭世英受迫害去世，我们俩毕业后人分南北，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颠簸，而彼此的联系和友情未尝中断。我们有许多珍贵的共同记忆，这些记忆见证了我们青年时代最难忘的一段岁月，其中布满郭世英的音容笑貌。
记得未见林铭述时，郭世英向我这样描绘他：“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会成功的。”见了面，我明白郭世英为什么这么说了。我看到的林铭述，精力充沛，才华横溢，见多识广，无论谈论什么话题，包括政治、社会、艺术、人生，都兴致勃勃，妙趣横生。我喜欢听他聊天，那真是一种享受。这是一个对世界和生活满怀兴趣的人，是的，在他的前方有太多的可能性，有太多成功的机会。
一个人兴趣太广泛，就有精力太分散的危险，似乎又不利于成功。在很长时间里，林铭述从事过不同的职业，他仿佛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一种能把众多兴趣和才能最佳结合起来的事业。事实上，人在寻找的时候往往是盲目的，不知道自己要找的东西在哪里。近些年里，一开始好像纯属偶然，他搞起了建筑摄影，一发而不可收，痴迷于斯，作品迅速获得了业内的高度赞誉。物有其时，命运之神冥冥中自有其安排，林铭述恍然大悟，原来归宿在这里，就是“做一个凝固音乐的演奏者”。
我相信林铭述的判断，这是他的艺术家本能在对他说话。他的艺术积累中的三个似乎分离的因素——建筑世家的熏陶，专业的音乐功底，执着的摄影爱好——在建筑摄影中融合成了一体。其中，音乐素养的作用非同小可。作为一个音乐家，“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对他来说不只是一句名言，更是真切的体验。他熟知声音在时间中的比例之美，从而能够敏锐地捕捉建筑在空间中相似的比例之美。看他的作品，我们仿佛真的感受到建筑具有一种音乐性，从构图和色彩的安排中听到了旋律、节奏、和声。建筑物是乐谱，而他是一位演奏的高手，在演奏时注入了自己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因此即使拍摄同一座建筑物，也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指向和审美效果。得益于音乐，他还使建筑获得了本来不具有的表达心情的功能，作品富有亲切的人情味。此外，我非常喜欢的一点是，他与观念摄影无染，拍摄建筑物常有出人意料的独特的角度，却丝毫不刻意另类，画面新颖而仍然很美。
四十年前刚认识林铭述时，他大约才开始玩摄影，但拍出的照片已经让我惊为大师了，看到他拍的一组江南水乡，无知的我第一次折服于摄影的艺术魅力。四十年过去了，我对摄影依然无知，其实没有资格来评论他现在的作品。我真正想说的话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我由衷地为林铭述感到高兴。
2008.8
书店是他的教堂
——为杨一开办重庆经典书店十周年写
人是不容易满足的。
有一种人，衣食居无忧，他仍不满足，要赚更多的钱。在衣食居极尽奢侈之后，他还是不满足，要赚更多更多的钱，但不知道拿赚来的钱做什么了，于是就赌博、吸毒、养情妇。
还有一种人，衣食居也无忧了，并且也赚了一些钱，他同样不满足。不过，他心中有理想，便开始为了心中的理想折腾赚来的钱，于是就建教堂、办义学、捐医院。
杨一属于这后一种人。不过，他没有建教堂、办义学、捐医院，他是开书店，书店就是他的教堂、义学、医院，他通过书店来传播信仰、知识和善良。
杨一曾经是一个“坏”孩子。上初中时，他酷爱打架，无法无天，功课一塌糊涂。有一天，做中学教师的母亲带他走进学校图书室，面对一排排满架的书，他被镇住了，突然发现了一个神圣的世界。这个瞬间彻底改变了他，他从此“改邪归正”，变成了一个酷爱读书的优秀生。
两年前杨一对我说的这个经历给我印象至深，使我明白了他开书店的衷心。大学毕业后，他下海做房地产，炒股，积累了资金，然后把资金都投在了书店上。他开的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书店”，作为一个真正的爱书人，他进货很挑剔，主要销售经典和严肃人文书籍。这样办书店当然不易赚钱，但他心安理得。我去过他的书店，满堂好书，许多年轻人埋头看书，氛围典雅而温馨，这里已成为重庆爱书人的家园。
我相信，在重庆经典书店开办十年后的今天，杨一的心情一定是欢欣而平静的，因为他在做他最喜欢做的事，这件事给他带来的不是财运，而是比财运好得多的东西，即精神上的满足和成就感。
2008.4
保存原生态的历史
——任丘电视台和广播台二十年获奖作品集序言
一个月前，一位女子来到北京，苦苦寻找四天之久，终于找到了我。她是河北任丘市电视台的编辑。市广电局为了庆祝任丘电视台和广播台成立二十周年，决定把两台二十年获奖节目的文字稿汇编出版，希望我为之作序。她本人是我的一个热忱读者，还激动地叙说了读我的书的感受。面对她的激情表达，我既感动又羞愧，不知说什么好。当然，作序的任务是一定要接受下来的了。
任丘是一个县级市，全国的县级市不下数百个吧。每个县级市都有电视台和广播台，逢重大周年都要庆祝的吧。然而，任丘的庆祝方式相当特别，不是热闹一番了事，而是花大力气搜集、复原、整理基本的历史资料，然后用正式出版物的形式把它们保存下来。中国的基层单位，领导和人员的变动是常态，资料的散落几乎是必然的，可知做这件事有很大的难度。一个县级市的电视台和广播台有如此强烈的历史意识和责任心，我觉得十分难能可贵。毫无疑问，比起搞一些场面性的或娱乐性的庆祝活动来，这样的方式才是真正有纪念意义的。举行任何一种纪念性的庆典，内在的理由是对历史的尊重，因此，抢救和保存原始历史资料是首先应该做的工作。我相信，这样一本书的出版，不但对任丘电视台和广播台是有价值的，而且对整个任丘市也是有价值的，将来续修任丘地方志的时候，它会是一份宝贵的参考。
我认真翻阅了书稿，更加坚信我的上述判断是有道理的。我的眼前徐徐展开了二十年来任丘的历史画卷，内容丰富而生动。所报道的事情，既有地方的重大事件和活动，也有百姓的日常生活。所报道的对象，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政府官员、企业家、艺术家、先进人物，也有普通的农民、渔民、民办教师、下岗职工、贫苦儿童。任丘的记者们是敬业的，也是敏锐的，捕捉到了许多珍贵的镜头，给我们讲述了生活中的一个个故事，有的可歌可泣，有的惊心动魄，有的令人悲伤，有的发人深省。这些文字稿都保持了原来的面貌，编者没有用现在的眼光去修改它们，每一篇皆打着节目制作时期的时代烙印，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历史场景和原生态的众生相。
从本书散发着浓厚乡土气息的文字中，我还感受到了任丘人对家乡的无比热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确是值得自豪的。任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因西汉守将任丘得名，迄今已两千余年，诞生了包括神医扁鹊在内的许多历史名人。最令任丘人感到骄傲的是华北明珠白洋淀，白洋淀最负盛名的景观千里堤就在任丘境内，登堤望淀，红莲绿苇，水天一色，风景秀丽而又壮阔。孙犁作品中清新优美的白描早已使我对白洋淀神往之至，而本书中的实地报道又向我展现了水乡的一幅幅风情画，让我看到了出汕、放鹰、捕鱼等生动场景，更加真切地领略了白洋淀的魅力。我注意到书中报道了好几位画家，其创作的题材皆是白洋淀的景物。任丘出画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孕育了艺术的才华。不过，白洋淀令任丘人骄傲，也令任丘人担忧，由于用水无度和污染，白洋淀不止一次出现干涸和大批死鱼的现象，记者们及时进行了现场报道。爱护白洋淀，保护自然环境，是人民的良知发出的呼声。
二十年的结集，书写了相当长久的一段历史，但又仅仅是一个开端。我希望，任丘电视台和广播台把这个好开端延续下去，使之成为一种制度。我还希望，有更多的基层部门和单位也这样做，注重本部门本单位历史资料的保存和整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记录历史的民族，记录历史是中国最伟大的传统之一。自周朝开始，政府就设史官，随时如实记录所发生的事件。自汉朝开始，国家定期修史已是传统。其后，地方修地方志，家族修家谱，也逐渐成为传统。我们应该保持这个伟大传统，不要让它中断。在这方面，基层原始资料的保存和整理有其特殊的价值，能够为各个时期的历史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文本和解读。
2008.12
闲情的分量
——《闲情的分量》自序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古典作品，我所写的文字很少，几乎都集中在这本书里了。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长期以来读得最多的也是西方人文著作和文学作品。我当然知道，中国的经史子集中也有许多珍宝，一直想系统地读一读，挑出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写一写我的理解和感受。然而，因为精力所限，这个计划不断地往后推延。现在出版社来索稿，我暂时只拿得出这一点儿可怜的东西，真是非常惭愧。
本书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品宋词，是我2007年为《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宋人弦歌》所写的序和台词。这一台节目由北京驱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在全国各地演了许多场，很受欢迎。篇目和辑题是该公司的老总钱程拟定的，我只做了少量修改和补充。钱程与我素昧平生，他热爱文学，在困境中以宋词自娱，酝酿了这一台节目，托人捎信给我，期望我承担相关的文字工作。我被他的诚意所感动，勉为其难，应了下来。我在中学时就非常喜欢宋词，借此机会得以重温，并把自己的体会写了出来。
第二部分品元曲，写作的由头也纯属偶然。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朋友王菱做一套古典韵文“新赏”的书，元曲部分无人写，找到了我。与上述品宋词不同，这一部分的篇目是我自己选定的，而评论的文字则不着眼于文学，多是随想式的借题发挥。如此成一册小书，原题《断肠人在天涯——元代爱情人生散曲新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这本小书在市场上早已绝迹，就让它在这里再献一回丑。
第三部分是若干篇谈中国古代学者文人的旧作，曾经收在我的不同集子里，现在汇到了一起。其中，谈阮籍、袁宏道的两篇稍长，也比较系统一些，而谈孔子、韩愈、苏轼、玄奘的诸篇都只是小随笔。盘点的结果让我自己很吃惊，存货竟这样少，对于我钟爱的庄子、陶渊明、李白、王阳明等人，我怎么会没有写任何文字。
在中国文人身上，从来有励志和闲情两面。励志，就是经世济用，追求功名，为儒家所推崇。闲情，就是逍遥自在，超脱功名，为道家所提倡。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即使在儒家始祖孔子身上，我也看到了闲情的一面。我发现，我所欣赏的古典作家和作品，往往是闲情这一面特别突出的。宋词和元曲讴歌男欢女爱，阮籍、陶渊明、袁宏道、李白、苏轼纵情山水，我从中看到的是对生命本体的热爱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而人生最宝贵的价值岂不就在于此？对闲情不可等闲视之，它是中国特色的人性的解放，性灵的表达，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文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很重很重。只有励志，没有闲情，中国文人真不知会成为怎样的俗物。所以，我用“闲情的分量”做书名，来概括我品评中国古典作品的视角。
2008.9
诚实和超脱
——《岁月与性情》二版序
我的书一向是很安静地走向读者的，唯有这一本似乎是一个例外。初版之时，始则招来了媒体的一阵喧哗，继而又给我惹来了一场官司。它本来也是一本安静的书，却因为围绕着它的噪音而不得安宁了。四年半后的今天，这些噪音皆已沉寂，我把它重新出版，相信它可以在一种于它合宜的氛围中与读者见面了。
本书初版之时，一位朋友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这本书出晚了。第二句是：这本书出早了。他的意思是：中国早该有这样的书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缺少懂它的读者。当时，面对众声喧哗，我觉得他说得有理。有一个人在这里严肃地反思自己的经历，大家却只盯着其中的所谓隐私起哄。我的感觉是，我完全走错了地方，原以为是去和朋友谈心，听见了哄笑，才发现自己是走进了一个大娱乐场。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人们不能容忍严肃，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好在媒体是不会在某一个话题上长久停留的，它必须不断制造新的热闹方可生存，从而使任何目标物都不会被纠缠得太久。我自己得到的教训是，不管出版方多么热情，我都不要接受用畅销书的方式做我的书，那样几乎必然会使它走错地方，走到不相干的人群中去。
其实，对于人们所认为的那些隐私，我自己完全不觉得是什么隐私。比如性觉醒的风暴，哪个男孩没有经历过啊，当我事隔几十年回看这个在风暴中痛苦挣扎的男孩时，我的确觉得他不是周国平，而是世界上所有的男孩。男孩成长中一个如此普遍、如此重要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去正视它、认识它，反而要忌讳？不止一位母亲因为书中的这个内容诚挚地向我道谢，感谢我帮助她们懂得了自己的孩子，她们的反应使我足可以藐视那些无知的起哄了。
又比如书中对情爱经历的反思，舆论一时为之哗然。这个时代真是奇怪，人们容忍甚至欣赏一夜情、泡妞、养情妇等，可是，倘若你在情爱上认真，婚姻有过挫折，人们就叫嚷起来了，从道德上来评判你了。人们乐意听艳闻和风流故事，却忌讳你做诚实的自我解剖。有一些人（女性居多）表示对我失望，是因为她们原先把我想象成一个哲人，而哲人似乎应该是只有灵魂、没有肉体的，现在发现我也有肉体，甚至还有过婚变，于是感到震惊。她们原先是把我看错了，我的确不是一个抽象的哲人，而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男人，对此我深感抱歉。还有一些人（男性居多）责备我作为一个学者，本应该好好做学问，不该拿自己的私生活做文章。我要告诉这些正经的人，所谓私生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财富，如果为了当学者必须放弃它们，不许把它们变成一种精神产品，我就不当学者好了。对于我来说，有比学问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本身。其实，做学问首先也是我的一种私生活，即一种个人的精神生活，如果它仅仅是公生活，我完全可以不做。
如果我是一个读者，我会认为，知道一个叫周国平的人自幼及长经历了一些什么事，这没有丝毫意义。如果这本书中的确有一些对于读者有价值的东西，那肯定不是这个周国平的任何具体经历，而应该是他对于自己经历的态度，那是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采取的。我自己认为，这种态度有两个要点。一是尽可能地诚实，正视自己的任何经历，尤其是不愉快的经历，把经历当作人生的宝贵财富。二是尽可能地超脱，从自己的经历中跳出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看它们，把自己当作认识人性的标本。我相信，无论谁用这样既诚实又超脱的眼光看自己，他的眼光就会变得既深刻又宽容，在这样的眼光下，一切外部经历都可以转化成心灵的财富，一切隐私都可以还原成普遍的人性现象。
作为中国社会近几十年巨大变迁的亲历者，我从自己的个人视角出发，对不同时期的时代实景也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其中，第二部《北大岁月》描述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文化专制，第三部《农村十年》描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农村，第四部《走在路上》描述了改革初期的解冻。我只写我看到的实景以及与之关联的个人命运和心境，不用今天的理论去规范它们，在众多的集体回顾中，这或许另有一种价值吧。
我在《北大岁月》中写郭世英时涉及一个人，因此惹来了官司。在写作时，我已估计到可能惹麻烦，为了对亡友和历史负责，仍决定说出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这场官司若从原告在媒体上宣布算起，到二审结案，持续了两年多，我为此耗费了许多精力，但并不后悔。主要的收获倒不是我胜诉了，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世的当事人包括原告本人都发表了大量陈述，互相参证，使得事情的真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在本书中，对相关事情的记述基本准确，且不是重点内容，我就既不做修改，也不做补充了。排除了官司的干扰，对本书这些章节的阅读会更加纯粹。
多位读者指出，第四部的内容跳跃、断裂、繁简失衡，不像前三部那样有正确的节奏，读起来也不如前面有快感。他们的批评是对的，这也是我自己的感觉。这一部肯定是要重写的，不过不是在现在，今后适当的时候，也许会把它独立出来，专写一本书叙述1978年后的历程。
在本书香港三联版的自序中，我曾表示：我的作品从来仅仅是诉诸那些独立的读者的，我也仅仅看重他们的反应。我所说的独立的读者，是指那些不受媒体和舆论左右的人，他们只用自己的头脑和心来阅读。随着围绕本书初版的噪音逐渐平息，我越来越多地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包括赞赏和理解，也包括认真的批评。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8.12
爱的五重奏
——《爱的五重奏》序
本书是我谈女人、性、爱情、婚姻、孩子的几乎全部文字的汇编。四年前，曾以《永恒之女性》为书名，由华侨出版社出版。现在，那个老版本的合同已期满，我做了若干增补，把这个新版本交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了区别于老版本，书名也做了改变。
《爱的五重奏》是一个合适的书名，涵盖了全书的五个话题。我一向认为，女人在爱的音乐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就像是钢琴五重奏中的钢琴。同时，在相爱的男女之间，性、爱情、婚姻、孩子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爱的音乐。所以，这个书名又是我的性爱观的一种表达。
我把我的祝福随这个新版本一起送出，祝愿天下有情人性事欢洽，爱情深笃，婚姻美满，孩子无比可爱。
2010.7
哲学与艺术的对话
——《花非花》序
我和王小慧多年的一个心愿，现在终于了结了。
事情的缘起是在七年前，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计划出版小慧的摄影集，想请我写一点文字。我读了她的自传《我的视觉日记》，翻阅了此前她出版的几册摄影集，惊讶于她的传奇般的经历和艺术上的成就，欣然接受了这项合作。
这是我和小慧相识的开始。此后不久，我们见了面。我们商定，做这本书的方式是，由我设计全书的结构和标题，在每个标题下，我们俩各写一点文字，配上她的摄影作品。此后，我便抽空做这件事，几个月后基本完成了我这方面的工作。小慧是一个在全世界飞来飞去的忙人，她的文字姗姗来迟，当终于来到之时，原先约稿的那家出版社已久无音讯，而我自己也忙，事情就搁下了。于是，这个最初的稿子便在两人的电脑里冬眠。不过，我们合作出书的心愿从未改变，每次见面都会谈及，希望找一个两人都有空的时间把书稿讨论一下。
2009年5月，我到上海出差，两人终于都下了决心，我延长逗留的时间，她放下手里的工作，我们好好聊一聊。四天之中，聊了总有二十来个小时吧，聊的结果是把最初的稿子给颠覆掉了。原来的设计是图配文，那个结构已经完全容纳不下谈话的丰富内容，因此，最后的定稿只保留了初稿的大框架和若干文字，主体部分则是我们的对话。所谈话题相当广泛，涉及对人性、人生、艺术、社会各个方面的看法，但是，读者不难看出，小慧是这场戏的主角，整个对话是围绕她的人生历程和艺术历程展开的。这正是我心中的定位，我基本上把自己放在一个采访者的位置上，引她说出隐藏在她的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思考。
和小慧叙谈是十分愉快的。她美丽、优雅，坐在我面前娓娓而谈，而我更多的是倾听。通过叙谈，我觉得自己对她有了深入得多的了解。在此之前，我对她的印象主要是两点。其一，因为她的美貌、风度和经历，她是以一个明星艺术家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其二，她还有公众看不见的另一面，几乎是一个苦行僧般的工作狂，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扑在了艺术创作上。当代中国大约没有一个女艺术家像她那样，台上的靓丽风光和台下的拼命苦干有如此大的反差。在谈话中，我试图解构她的明星形象，寻找她的穿了红舞鞋般永远停不下来的艺术追求的隐秘根源。我好像找到了。请读者留意本书中的《故事篇》，小慧在其中栩栩如生地讲述了她的鲜为人知的童年经历。我们看到，一方面，这个美女在早年也经受了时代的许多磨难，另一方面，她的艺术本能在磨难中仍然压制不住地蓬勃生长。并不是因为她多么坚强，只因为她太耽于幻想了，以至于连苦难也化作了幻想的素材，不再能够真正把她挫伤。一个靠幻想来间隔苦难的小姑娘，长大了成为一个以追梦为终生事业的艺术家，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质言之，她是一个天生富有太充足的艺术能量的人，她的一个人仿佛有九条命的过人精力，她的形式多样的无边界的创作活动，她的不断超越自己的新的艺术尝试，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小慧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妈妈，小慧爱幻想的天性一定是得自她的遗传。徐慧林阿姨一生历尽坎坷，却依然理想主义到了天真的地步，可见她有一颗多么单纯的心。我曾和她通信，她的信洋溢着对精神事物的激情，哪里像出自一个耄耋老人之手。令我意外的是，她还异常喜欢我的书，而且评论精当，是一种真诚但并不盲目的偏爱。知道小慧和我合作出书的计划以后，她年复一年地盼望它实现，世上不会有人比她更加期待本书的问世了。现在终于能把本书献给她，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
在小慧的摄影作品中，花是经常的题材，但她拍出的不是植物学的花，不是园艺学的花，总之不是作为物质对象的花。“花非花”——这是艺术家的一个发现，与哲学家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殊途而同归。那么，这本哲学与艺术的对话录用《花非花》做书名，不是很合适吗？
小慧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在创作任何一个作品时，从总体构想到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对本书也是如此。在我根据录音稿整理出初稿之后，她花了大量工夫修订文字，配照片，并且亲自设计封面和版式。我从这次合作中受教益甚多，谢谢小慧。
2010.12
不安和感激
——《宝贝，宝贝》新书发布会的感想
1月9日下午，凤凰出版集团在北京长城饭店举办了《宝贝，宝贝》新书发布会。我的心情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不安和感激。
我不安，是因为生平头一回，出一本书弄出这么大动静。以前出书不少，从没开过发布会，也不愿意开。这次同意开，实在是情理难却。凤凰联动对这本书做了比较大的投资，并且是在没有看到书稿一个字的情形下就签约的，颇可爱，我不肯配合做宣传，就未免可恶了。
我一向认为，我只应该安静地写作，写完后，我的事就完了，以后的事由出版商去做，我不要掺和。人家告诉我，在这个市场和媒体主宰书业的时代，我的想法太过时了。看现在书卖得好的作家，哪个不是媒体上的活跃人物？这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适合做这样的人物。所以，以后恐怕还是走自己的老路，安静地写作，少抛头露面。
我感激，是因为这样一个我自己深感不安的场合，我的许多好朋友到场祝贺了。其中，我特别感谢蒋雯丽的出席和发言。别的朋友是经常见面的，雯丽不同，我和她见面并不多。一直以来，我敬佩她的才华和个性，但只是远远地关注和欣赏。她是大明星，一定非常忙，我不该打扰她。让我感动的是，一接到邀请，她立刻痛快地答应了。为此我也要好好谢雯娟，雯娟是雯丽的领导，雯丽的工作是由雯娟安排的。雯丽有一个要求：周六周日在家陪孩子，不给她安排工作。9日是周六，但雯娟还是给她安排了这个工作，给我开了后门，让雯丽加了班。谢谢可爱的蒋家两姐妹。
俏江南张兰是我们一家非常熟的朋友，她是看着我的女儿长大的，书中写到了她和啾啾一起玩的情景。在会上，她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谢谢阿兰。
剧雪在会上朗诵了书中的片段。朗诵前，她告诉大家，多年前的一次签售，她排在队伍里，轮到她时，她请我在书上写一句话，我写的是“与命运结伴而行”，这句话陪她走到了今天。我闻言感动又惭愧。我妻子曾嘲笑我，别人签售，和读者谈笑风生，我签售，只是埋头苦干。这使我错失了多年前与剧雪相识的机会，现在终于补上了。谢谢剧雪。
我感谢到场和未到场的每一位朋友，是你们一直在丰富我的生活和鼓励我的写作。在这本叙述女儿成长经历的书里，也常常可以看见你们的身影。
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