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有这样一种说法：“疑难案件出坏法。”思考这句话的真假会让你头痛欲裂，还是不要想得太深了。虽然我们不是《星际迷航》里的机器人，脑袋不会因此爆掉，但老去思考这些事真的很难受。虽然哲学家曾抱怨凭借别人的思想活着会损害自己的尊严，但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理性和逻辑到底能不能绕开上一章中的陷阱。
也许逻辑和理性的首要任务并不是理清思路，而是为我们的生活解决困扰。对思想而言，也许不应该一上来就拿理性做标杆，而是应该拿它去衡量我们的行为，进而延伸到思想的层面。错误的信仰之所以错误，也许是因为它会让我们做出愚蠢的、费力不讨好的举动。并不是说相信圣诞老人有多糟糕（其实也蛮糟的），而是这种想法会让我们做出一些蠢事。你可别去相信圣诞老人啊，换句话来讲，信了你就麻烦了。这种麻烦不仅仅是概念上的麻烦，也不是说“哲学家会认为你是个脑残”，而是实打实的麻烦——你的钱包会变空。
阐明这一概念的最佳候选者是实践理性，它的大致观点是，如果你想要某样东西，就要想办法得到它。如果你想要好多不同的东西，首先要保证信仰的正确性，之后要保证自己在生活态度上不能朝三暮四，这样才能获得所追求的东西，否则你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举个例子，假如和一罐汽水比起来你更想来块披萨，那么之后你不能回过头来又想要汽水，否则你就会像下面这个悲剧中的主人公一样。
独幕悲剧：朝三暮四
角色：我和你。
你拿着一罐汽水和一百块钱出场了。
我上场。
我：想来块披萨吗？
你：想！
我：太好了。给我一块钱，我就拿披萨和你换汽水。
你：好嘞！
你拿汽水换了披萨，现在手里有一块披萨和九十九块钱。
你：谢啦！
我：甭客气！不过其实你更想来罐汽水吧？
你：可不是吗！汽水可好了！
我：好啊，我正好有罐汽水！
你：这是我刚才换给你的！
我：还是老样子，拿一块披萨和一块钱来换怎么样？
你：好啊！我正好有一块——
我：就是我刚才给你的那一块！
你：可不是吗！
你拿披萨换了汽水，现在手里有一罐汽水和九十八块钱。
（画面切换）
换了九十八次之后，你拿着一罐汽水坐在那里哭，手里已经没钱了。
你：呜呜呜呜呜呜。
我：怎么了？
你：我真的很想要块披萨，但我没钱了。
我：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太棒了！怎么办？
我：你可以用信用卡支付。
（谢幕）
真是一出悲剧，就是因为朝三暮四，才让狡猾的人（我）找到了榨干天真的人（你）的机会。这种态度明显有问题，它是不理性的。无论你做了怎样的选择，完全不懂变通固然不好，但总是在变同样不好。你会因此损失钱财和机遇，会放走煮熟的鸭子。那些有价值的、你所看重的东西会因为你的不理性而遭受损失，也会因为你的理性而不断累积。
看起来这事儿挺好玩，挺逗乐，这不就是在浪费时间吗？没人会既选汽水又选披萨。但实践理性主义者指出，不理性的方式可能会很复杂。比如说朝三暮四还有其他表现形式：和金枪鱼三明治相比你更喜欢汽水，和披萨相比你更喜欢金枪鱼三明治，和汽水相比你更喜欢披萨，一圈下来的结果还是和上面一样。如果你也有朝三暮四的倾向，即便是“荷兰赌”也能让“狡猾的赌徒”找到可乘之机，一输再输。如果生活中的你也是这个样子，无论做什么都会出问题，因为你是不理性的人。
理论也有它的生命周期：一开始理论都很简单，之后越来越复杂，很多有智慧的思想家会对它发起挑战，捍卫者就会将理论变得更模糊、更复杂、更具自我防御性，这样才能击退攻击者。再之后，理论就死掉了。其实理论消亡前还会在一个特殊的保护区内待一段时间，这个区域是专门为那些过于复杂、难以在外界生存下去的理论准备的，这就是大学。实践理性主义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生命周期。现在它进化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版本，叫作主观期望效用（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理论。这种理论是讲我们对世界中的各种结果都有一个期望概率和一个期望实现的价值，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人，就会尽可能让这两个数字增大，这就叫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
那么这种理论是怎么运转的呢？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件很坏的事，我们有办法避免这件事发生，这个办法并不会耗费什么精力，这时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你不想让世界毁灭，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做到，动手指又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就动一下呗！
假如我们想要吃橙子，面前有两个按钮，按下其中一个可以得到一个橙子，按下另一个可以得到两个橙子，按两个按钮要出的力是一样的，其他一切条件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会按第二个按钮了。除非第一个选择不是按按钮，而是换成别的什么方式拿到橙子。那么回到圣诞老人的问题上，你会说既然我们已经长大了，就不该再相信圣诞老人了，你的行为是随信仰而动的，比如你非要把袜子挂出来，这种行为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换句话讲，这样做是无效的。相信圣诞老人对现实生活毫无帮助，这一点正好能对应前面“他们不是在蒙人就是发疯”的想法。不是说它在认知判断层面上有问题，而是说它在真实生活中毫无用处。
实践理性主义就应当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吗？那些广受欢迎的圣诞故事可不是这么说的。
就拿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来说，小说讲述了一对新婚夫妇的故事。年轻的姑娘最宝贝的是她的一头长发，年轻的小伙子最在乎的是他那块漂亮的怀表。他们很穷，但都想送给对方圣诞礼物。就在圣诞节的清晨，丈夫把礼物送给了妻子，那是一套昂贵而美丽的梳子。妻子问他哪里来的钱，他说自己卖掉了怀表。之后妻子也拿出了礼物，那是一条配怀表的链子。丈夫问她哪里来的钱，她说自己卖掉了长头发。
这样的感情是不是很温暖？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我也想成为欧·亨利笔下的爱侣。仔细想想，一个失去头发的人得到了一套梳子，一个卖掉怀表的人得到了一条表链，他们都没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他们更理性一些，结果就会变得更好吗？好吧，如果他们特别理性，就会询问对方想要什么，然后动用共同财产一起购买。当然，互相给钱也可以。还有个更好的办法——既然有钱就能买东西，那么自己花钱给自己买东西就好了嘛！从理性的角度说，给我妻子送什么礼物最好呢？是我把钱留下来给自己买点东西，然后也让她把钱留下来给自己买点东西。但这样一来，根本就不存在礼物了！这种行为只能叫购买。你可以去看看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是惊喜，是我们明明没有伸手去要就有所收获，是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巩固，这比我们的个人需求重要得多，而这些都是实践理性主义无法解释的。
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圣诞节，好像整个节日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远离实践理性主义。首先，我们有圣人耶稣。根据《圣经》里的描述，他是上帝赠予人间的礼物，因此就实践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他已经与神分离了。之后他进行了自我牺牲，就实践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与耶稣其人也分离了。（我不是基督徒，请原谅我用这种愚笨的方式进行表述。）18世纪之后情况有所变化。在《圣诞颂歌》里，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认为给穷人施舍钱财是错的，只有死亡才是理性的结果，给钱就是鼓励他们错误地活下去。故事里三个圣诞鬼魂教给主人公一个道理：严格按照实践理性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你的人生会被物质榨干，你会成为金钱的奴隶。耶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因为失去，所以得着。斯克鲁奇这才意识到，快乐生活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去想怎样生活才会快乐。《麦琪的礼物》中的夫妇意识到最好的礼物并不是他们本来想要的，他们都没有遵照实践理性主义生活。
在讨论理论逻辑学时我们就指出，在关注某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在脑海中争执不下，这种争执是不能通过逻辑解决的，逻辑只能帮我们把问题亮出来。在理性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顺便丢掉了许多具有潜在帮助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非理性的，例如我们的躯体、想象力和情感。
这些只是故事罢了，故事只会对想象力和情感产生影响。作为冷酷的理性主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忽视它们，就像我们忽视广告一样。广告都是在给我们讲故事，你只要喷对了除臭剂就会有美女拥上来。凡是经过《幽默杂志》（Mad）熏陶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抵制广告的影响。如果实践理性主义真的靠谱，我们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好了。但就像逻辑陷入悖论的怪圈一样，实践理性主义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纽科姆（Newcomb）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由出生于布鲁克林的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于20世纪60年代公之于众的。有这样一个富有且古怪的精神病学家，我们称其为钱博士好了，他邀请你到实验室或别墅里参加一项具有丰厚的潜在收益的精神病学实验。第一天，钱博士让你做了一系列精确的精神病学测试，包括调查问卷、脑部扫描等等。第二天，他把你带到一间屋子里，里面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密封箱子。进屋之前你需要做一个选择：可以打开一个箱子，也可以打开两个箱子。钱博士第一天晚上会决定在箱子里放什么。这个时候无论你说什么，箱子里的东西都不会改变。两个箱子里都有钱，打开后箱子里的东西就是你的。
你的做法也很简单，直接把两个箱子都打开，把钱都拿走就好了。但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
钱博士在昨天，也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对你做了一系列测试，通过测试能看出来第二天你会开一个箱子还是两个箱子，这个测试是百分之百准确的。根据测试结果，钱博士对实验进行了调整：如果你会打开两个箱子，他就会在每个箱子里放十美元。如果你只会随机打开一个箱子，他就会在其中一个箱子里放上一万亿美元，另一个箱子里什么也不放。
怎么办呢？对于这类买彩票似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奖金的额度，也要看获奖的概率。有二分之一的概率赢十美元值不值呢？每押一次值五美元。要是有十分之一的概率赢一百美元值不值呢？那每押一次就值十美元咯。那么有二分之一的概率赢一万亿美元呢？每押一次那可是五千亿美元啊，可以让爱尔兰整个国家喝上二百五十年的啤酒啊！这可比打开两个箱子，拿走二十块钱值多了。里面真的放着钱，就是昨天放进去的，无论今天你做什么，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以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是可行的：
1．只开一个箱子。一旦这样承认了，就说明自己确实是只会开一个箱子的人。你也知道，钱博士昨天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既然你只打算开一个箱子，那么这一次选择就值五千亿美元。
2．开两个箱子，反正东西已经在里面了，现在做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既然东西已经在里面了，当然要做出更优的选择，两个箱子里的东西总比一个里的多。
根据你的选择出现了两种可行的处理方法。那些相信自由意志论的人会选择第二种方法，而那些笃信宿命论的人则会选择第一种方法。
面对这样的选择，我们又举棋不定了。
我们在讨论逻辑的时候就遇到了悖论问题，针对一个问题出现了两种矛盾的观点。而我们在讨论纽科姆悖论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针对一个解决方法出现了两种矛盾的观点。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悖论：
如果你每次减肥都会减去计划的一半重量，比如你想减十磅，那么你应当计划减去多重呢？在这个悖论中，我们会在以下这两种选择间来回摇摆：
1．二十磅。你也知道自己总是只能达成目标的一半，所以应当希望减去两倍的重量。
2．十磅。你本来不就是想减掉十磅嘛！
还有一种类似的情况，与自败（self-defeating）和自证（self-fulfilling）预言相关。有些人会花大把的钱雇人给自己打鸡血：“你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相信自己能做到，就真的更有可能做到。假如你攒钱想在周末请来一位励志演说家，以下哪条是正确的呢？
1．你要坚信自己存得下钱，因为一旦钱攒够了，你就能请到励志演说家。
2．你要坚信自己存不下钱，因为如果你坚信自己存得下钱，就不会请演说家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需要他。
3．你要坚信自己存得下钱，因为如果存够了，你才会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他了，你自己就能给自己鼓劲了。
真难办啊！实践理性主义是不是错的呢？这个嘛，这都是一些不常见的例子，没准儿确实有问题。平时我们可以按照实践理性主义生活，大不了躲着那些有问题的部分好了。
也行，我们要躲开哪些问题呢？
一是与礼物相关的问题。我们之前讨论《麦琪的礼物》时就谈到了，礼物不仅仅是一方将某种经济资产转移给另一方，这就变成付账了。那么难点在哪儿呢？难点在于我们要怎么去思考这件事。如果我们盘算着送一件不喜欢的礼物给对方，那就真变成一份糟糕的礼物了，而心意才是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一边逛着商场一边想：“买什么其实也无所谓，只要我有这份心意就好了。”那也不行，好像怎么想都不行！只有不去刻意地尝试，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改过自新的斯克鲁奇，成为《麦琪的礼物》中的夫妇，成为圣人耶稣。当我们以理性来思考送礼问题的时候，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我们既不能去想这个问题，也不能去想“去想这个问题”。
这可太烦人了，老拿这些东西来烦你，我都得向你道歉了！说到这儿，道歉也是实践理性主义需要躲开的一个问题。如果我把你的脚指头砸了，向你道了歉，你也原谅了我，这还是好事一桩。如果我自己琢磨：“我想去砸你的脚指头，反正之后只要向你道歉就好了嘛，你也会原谅我的。”然后我再去付诸实践，那整件事就不对了，我既想砸你的脚，又不想道歉。如果我知道你是个很大度的人，永远都会原谅别人呢？我只能尽量把这件事忘掉，这样才不会去占你的便宜。否则，如果有人非逼着我去砸别人的脚指头，那我肯定会去砸你的，而不会砸你那不好惹的哥哥，这对你来说完全不公平啊！
推导太多关于道歉的潜在可能性，只会让我失去宽容别人的能力。如果为了自己的便利，整天都琢磨谁会原谅我、谁不会原谅我，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伤害。
这一悖论在两军休战的情况下同样存在。无论目的是真是假，我都愿意放下自己的枪。如果对方确实表现出了诚意，那么作为回应，我也会放下自己的武器。如果我认为你表现出来的善意只是为了算计我，为了在我放下枪后再打死我，那么即便我们双方再期盼和平，我也肯定不会把枪放下。
送礼物是件很难搞的事，道歉也是件很难搞的事，对生活保持开放的态度同样是件很难搞的事。我在好莱坞工作，经常能看到这种变化过程：一开始有个开放、敏感、真诚且富有创造力的人打算以歌唱、讲演或说故事来谋生，并且为此搬到了洛杉矶。接下来他遇到了五十个人，又是受骗又是被敲竹杠，这时这个人开始有戒心了。但你不太可能既有创造力，又在一种戒备的状态下与人合作。作为一名艺术家，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开放而敏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应当与自己的高中朋友或是我一起合作，我可是个好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你又想显得充满创造力，显得纯真、不设防备，那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能够故意为之的事，这样就一点都不纯真了。
另外容易让人左右为难的就是情绪。我愿意去感受、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原因有很多：这样做能使我与他人建立联系，这样做的感觉很好，这样做对我的健康有益。但我不可能算计着表达真实的情绪。就定义而言，真实的情感是不能算计、不能伪装的。我翻开健康杂志，上面写着“每天自然捧腹大笑三次有助于身体健康”。我坐下来试着让自己笑出来，但是没成功。太认真了，实在没办法计划着让自己笑出来啊。单纯依靠算计的人生不会有愉快的欢笑，也不会有宽慰的泪水，这样的人生了无生趣。
有一种关于愤怒的理论很有趣，说愤怒之所以进化成今天的样子，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脱离下面这种理性思考的困境。比如说我被一个强壮的人欺负了，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们就叫他吉米·托斯卡纳（Jimmy Toscano）好了。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人，那么双方就都明白吉米·托斯卡纳根本没必要怕我。吉米·托斯卡纳也知道我知道他比我更强壮，真打起来我很可能会挨揍。所以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是不会去挑事的。但如果被他这种恶霸知道我永远不会起身反抗，那就完了，我永远都吃不上午饭了。如果我气炸了，不再东想西想，而是直接上去揍他，管它结果是什么呢。这样一来，他就知道我也是会生气的人，就会更收敛自己的行为，不会再像对待高度理性的书呆子那样对待我了。但在这类情况中，愤怒必须是真实的。如果被他知道了我是故意显得生气，这样他才不敢再打我［没准儿是他瞧见我正在读一篇关于愤怒进化历程的生物学论文（旁边还得有人给他解释文章是什么意思）］，那他直接就连人带书把我扔进垃圾箱里去了。我还是那个容易挨揍的书呆子，而且是个懂得愤怒理论还挨揍的书呆子。我需要真的生起气来，而不应该因为生气有好处才生气。
和情感相似的还有承诺。情感能令我们更加外放，从而与其他人或其他群体建立起情感关系，被情绪的龙卷风卷着走也是一种奇妙的经历。但这和希尔顿酒店里的自助餐可不一样，你不可能决定盘子里的是培根还是鸡蛋，因为情感和承诺都不是能够计划出来的东西。否则我承诺的对象会感到十分恐慌：在现在的情况下我能承诺，是不是换个情况我就会收回承诺呢？比起承诺来说，情况和想法更容易发生变化。即便承诺是一件可以深想的事，我也不应该去深想，否则这就不是承诺了，它就变成了谎言，这是最糟的！这就像是写一封言不由衷的情书一样糟糕。
这又勾起了我们关于生活的开放度和创造性的讨论。创造性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经历提出的看法。如果我们一直重复之前的工作，那就谈不上创造性，不过是在剽窃过去的自己罢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盘算着走哪一步才算有创意，算计着在作品的哪里添一笔、哪里减一块更新颖，也就不再是有创意了。我不光想在编剧这份工作中表现出创意，我还想让自己的生活更新鲜、更有创意、更自然。但我后来又想：“还是顺其自然吧。”可这样一想，我又变得没那么顺其自然了。
还有一种会让人左右为难的东西，那就是信仰。比方说，由于厌倦了这个毫无意义的（或是不公正的，或者全是二逼的）宇宙，我想要信仰上帝（或是未来充满正义的社会，或是能进化到十全十美的人类）。我甚至还相信，如果我有了信仰，就不会再时不时质疑自己的行为，就能移山，能做出一些神迹。如果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上帝存在才去信仰上帝，那我就不会信仰上帝。必须因为上帝存在，我才会信仰上帝。
在生活中，我们是通过不断累积成长起来的。我的木工做得不错，能做个书架出来，慢慢地我又做出了一把椅子。但之后成长突然来了个大转弯，木工是做得不错了，但我突然意识到这些技能不过是虚空，我得去埃塞俄比亚支援难民。
小时候我们就想好了生活应该怎么过。这时嘭的一声，一个青春期砸了过来，曾经重要的事都不再重要了。结婚后我们想好了夫妻生活应该怎么过。这时嘭的一声，一个孩子砸了过来，什么都不对劲了。我们本来好好地研究着牛顿物理学，这时嘭的一声，爱因斯坦出现了，就像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形容的那样，“主导范式被颠覆了”（“subverted the dominant paradigm”）。这句话还曾在T恤上大为流行。我本来好好地在屋子里玩娃娃，这时嘭的一声，你突然出现，把我轰了出去，非说这样才是自由。
无论是疗养、教育还是范式转移都不能保证带给我们想要的东西，它们只会让我们转变观念，更改事物在我们心中的优先顺序。可能我们已经做好了计划，但计划的和最终得到的东西并不相同。其实我们是在和自己玩偷梁换柱，说好只是稍微调整一下，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变了。这一点只有经历过变革的人回头再看才会理解其中的含意。
情欲也是一个好例子。想象一下有两个理性的人，一个叫里奇·罗森斯托克（Richie Rosenstock），一个叫安娜·玛利亚·莱斯利·科洛科娃（Anna Maria Leslie Kolokova），二人是同事。里奇是安装新邮件系统的临时工，安娜是人力资源部副总监的助手。里奇和安娜相互吸引，他们也想发生点什么。想象一下，他们在复印间中擦肩而过。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从这一刻起，他们可以跨越同事关系，向前迈进一步。但再试想一下，如果他们琢磨着：“能在这个时候有些撩人的举动就好了。这种在复印间面面相对的情形最适合让同事变成爱人了。”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那就完了，因为这种想法一点都不撩人！这并不是我们文化中的特例。场景之所以撩人，一部分就源于敞开胸怀面对未知。如果你认为在复印间中擦肩而过会让关系变得暧昧，那就去接近人家好了！你们之间调情的关系反而会变得粗俗而刻板。潜在的恋人都喜欢双方这种自然而模糊的关系，从而逐渐相互吸引。越是去问“我们这到底算什么？这样做性感吗？现在呢？现在呢？”，越是得不到发展的机会。
孩童似的纯真很可贵，它很甜很真，会让你笑出声来。但如果一个成年人为了纯真而装纯，只会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看着都想吐。
我们都知道，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自己完全被某件事吸引住了，连手机都想不起来要看。如果我们在这一刻全情投入，全心全意去关心某件事，焦虑便会退去。全心全意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很显然，如果一直想着“我真喜欢这场棒球赛”“这样全情投入也挺好”，就不能算是全心全意了，心里想着的至少是两件事啊。
所以说，如果你不想显得很傻，按照实践理性主义行事就可以了。只不过这样你就失去了创造力，失去了情欲，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热情，失去了给予和获得宽恕的机会，失去了投身于超越自我的更宏大的事情的机会，失去了自然而然、全心全意的生活方式，失去了真正活过一回的感受。但没关系，起码这样，你不会显得很傻。
[1]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于1843年创作的小说。——译者注
[2]美剧《生活大爆炸》中，高中时期欺负主人公莱纳德的恶霸也叫吉米。——译者注
[3]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在哲学研究中引入“范式”的概念，即范式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