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恭喜你。”他一说完就颓倒了回去，我连着棉被撑住了他。
“阿芳，”所以他又开口，“这一上台要跳多久？”
“巡回演出前后要半年。”
“那跳完以后呢？你夏天会不会回公司？”
经西卡达一提，我想起了我的留职停薪身分，离开公司快半年了，归队日期也预定在半年之后，我在一片歌声划酒拳声中认真思考，摇了摇头。“不一定，我有点想写作。”
吐出真言，我当下羞怯了，于是絮絮不休起来：“不知道能写出什么，我很想写一本有关自由的小说，已经读了不少相关理论，故事呢？问题就在这里了，什么情节也编不出来，没什么对象，没什么冲突，没什么悲剧，连白色恐怖都是笑料的年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西卡达？我说的是我们的生活，沉闷、雷同，像是只有五个音阶的琴键，要怎么激荡出旋律？我吃快餐泡面，我喝速溶咖啡，我进电影院看血淋淋的暴力美学，但那多半虚假，我读后设想立场意识流小说，但那多半做作，原来我们是没有故事的一代，我们是没有美的一代，要说我无病呻吟，那我没办法上诉，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西卡达？”
没有回应，我偏头一看，西卡达已沉睡在我的肩膀。
回到我的部门席位，酒酣耳热的同事们对我采用起围剿攻势，从来就是不喝酒的人，但今天我喝得豪放，自忖顶多是气喘一场，我干了许多杯，发现这种泡了酸梅的绍兴酒相当可口，小乐团歌手的嗓音洋溢着浓厚的风尘味，格外挑逗了我今夜的愁绪迷离，微醺中我史无前例地捧起酒杯，逐桌敬酒而去。
沿着长条饭桌，我一路收听新闻，每当选举落幕，领了当选后谢礼金以后，就是同事们蠢蠢欲动的跳槽时分，这于我们公司也算是传统，在非选举年度里，公司总要大量流失人事，多半的人往广告公司靠拢，带着一支锐笔，逐高薪而居。台北是一座山，我们是生而只能往上爬的白领阶级。这时一听，接近半数的同事都将要离开。
到了企划组老同事那一桌，我被拦了下来，老板正好也在，几个同事起哄问我夏天归队一事，我据实回答，弄丢了留职停薪证明，竟然有人当场就重新起草了一张，多半是为着讨老板开心，在大家的闹剧式胁迫中，我重新画了押。
那么多双臂膀旋即抱住了我，虽然这些同事之中，有半数的人已不再恋栈公司。
我的酒洒了满桌，有人给我新添了一杯，举杯再喝，我与大家应和着小乐团，都唱起歌了。这是我所曾经深深厌倦的公司，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更换承载在打卡单上的人生，让我迷惘的是在同事的胡闹中我再度感觉到了温暖，同命相依的趣味，我怀念起了那些群体作息中的虚情假意，虚情假意中的一丝真心，我并没有与他们不同，都是在平淡中求生，追寻生活中点滴动人的细微处，等待着沉闷中小小的悲喜。
搁下酒杯，只因为突然感觉饿坏了，巨大的饥饿。同事传递给我一碗新盛的猪油拌饭，满桌的台式大菜，竟然样样顺口，我举箸不停，以酒送饭，渐渐狼吞虎咽起来。
“真是稀奇啊，没看过阿芳喝酒。”一个同事喊着说。
“还喝酒咧，连阿芳吃饭我都没看过。”另一个同事这么回答。
这一夜每个人都失之滥情，我知道最后一定是这种场面，纵横公司常年经营辅选，在酒肆间就是以凶悍著称，连公司自己人聚餐，也要阵线混乱地互相猛灌，当老板上台开始主持抽奖时我们都已跳起了舞，仿佛记得我被推举到了台前，噪闹欢声中大舞一场，怎么下台我已经不复记忆了，只知道再睁开眼时，我就在那幢老祖母眠床上，四周非常窘迫，整张床上荒唐地挤满了六个烂醉的同事。
什么人懒洋洋地唱着《爱你一万年》，我一转头，见到西卡达就并躺在身边，他正看着我，双眼中精光灿然，他的酒已经全醒了，而我正满腔的呕吐感。
“写出来，”西卡达在棉被中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谁说我们这一代没有故事？阿芳拜托你写出来，我们这个城市还有我们这一代。”
“嗯。”我虚弱地说，他还是把我握得那么疼。
西卡达载着我回家，沿路的寒风驱走了我的酒意，第一次喝酒，就醉得这么不堪，虽已渐渐清醒，我的双颊还是一片烧烫。
回到套房楼下，一转念，我又要求西卡达载我去舞蹈教室，只是想着，也许还能再见上卓教授一面。
但是卓教授的房间已经人去楼空，坐在机车后座，和西卡达一起望向全无灯火的阁楼，冰冷的夜风又袭来，仗着最后的酒意，我伏在西卡达肩上哭了起来。
“那是谁？”西卡达问我。
以为教室中无人，原来龙仔就在一片漆黑中，我们都已放假，惟独他一人练舞不休。我和西卡达都下了车，站在梧桐枯树下，我们看龙仔的舞。
卓教授已经离去，龙仔失去了探照光源指挥，他不再跳我们的舞，在全黑的舞坪边缘，放影机正放送着剪辑过的经典现代舞精华，凭着屏幕的微光，龙仔边看影带边模仿，有时流利得更胜屏幕中人，他做了一个经典阿提久姿势，凝止不动长达十几秒钟，连时光都冻结了似的，但是他又不跳了，龙仔在屏幕前静趴而下，光影洒落幻动在他的裸背上，龙仔的背脊微微起伏。
“美。真美。”西卡达说。在审美上，西卡达对于男性的敏感度本来就高过于我，现在他问我，“那个男孩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