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容易理解，随着自身不断发展，人类本来应该实现真正的民主（实际上人们并未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些古代奴隶制城邦也只解决了众多最严重的问题中最基本的不公正问题）。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实际上是最远离自然的，它至少在政治意图方面是唯一超越“封闭式社会”的政治制度。它赋予人类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了确保不受侵犯，这些权利要求所有的人绝对忠诚自己的义务。它因此把一种理想人物视为本质典范。这种理想人物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他自己主动参与承担绝对义务；他在承担这些绝对义务时，表现得如此默契，以至于人们很难说是义务赋予他权利，还是权利强加给他义务。按照康德的说法，被赋予这种定义的公民既是法律的制定者，也是法律的约束对象。这里，公民，也就是人民，总体上是享有崇高尊严的。这就是理论上的民主：它称赞自由，要求平等；它通过不断提醒这对姐妹不要忘记姐妹关系，通过把友爱提升到高于一切的地位，来调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共和政体的格言表明，第三个术语，也就是友爱，可以调解两位素不相识的人之间经常出现的矛盾。因此，友爱是调解人类关系的本质因素。由此可见，有了友爱这一本质因素，我们就可以说，民主的实质是给人类带来福音，爱是它的动力源泉。
我们可以到卢梭的精神中寻找到民主的源头，到康德的著作中寻找到民主的哲学原理；我们还可以在卢梭和康德那里，找到民主的宗教基础。我们知道，康德的思想主要得益于他的虔信主义，而卢梭的精神则主要得益于新教与天主教的相互作用。曾作为1791年法国《人权宣言》效仿样板的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实际上喊出了清教徒心声：“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了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民主的形式有时是模糊不清或难以界定的，由此也导致一些人对民主持反对意见。这些人对民主持反对意见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原初宗教的性质产生了误解。当未来向着各种各样的进步敞开大门时，尤其是当未来向各种新条件的创造敞开大门时，我们怎么可能要求给出自由和平等的确切定义呢？在未来创造的各种新条件下，自由和民主可以实现的形式，今天可能是无法实现的，或许有些形式今天还只停留在概念层面上。
人们只能发现自由和民主形式的大致轮廓，其内涵将伴随人与人之间友爱关系的加强而得到提升。正如这句拉丁文格言所说：“你若有爱，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吧。”非民主的社会希望其民主形式的格言与民主社会是逐字对应的：“权威、等级、稳固。”这的确是民主的本质特征。当然，这只能被认为是一种理想，或者为人类指明前进方向的路标。首先，这种民主精神为世界带来了对既有社会秩序最强烈的反抗意识。人权宣言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社会弊端的强烈挑战。民主的主要目标是结束一切令人难以忍受的压迫和折磨。爱弥尔·法格伊特（Emile Faguet）在向三级会议提交的备忘录中，对劳苦大众所遭受的苦难进行了详细总结。他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曾经写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不是为了要求自由和平等，而是因为“人民的生活已经到了即将被饿死的边缘”。如果的确如此的话，我们就要解释，为什么在那一特定时刻，人们突然猛醒，不再继续等待着被饿死了。同样确定无疑的是，如果人们要说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目标的话，它就是彻底砸碎旧世界。
通常情况下，产生某种观念的意图与这种观念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像箭头所指向的方向和目标与箭头之间要存在一定的距离一样。民主的规则或格言首先被明确解释为一种反抗意识，这一规则或格言也道出了民主的起源。人们发现，利用民主的规则或格言，可以非常方便地对社会不公进行反抗和拒斥，也可以非常方便地推翻落后的旧制度。但这些规则或格言很难对人们的具体行为给出积极明确的指示。最重要的是，由于这些规则或格言最初都是些绝对理念并带有传播福音的色彩，人们必须把它们转换为纯粹与道德相关的术语或普遍适用的术语，它们才能对指导人们的行为真正发挥作用。这种转换带来的危险是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始终不够。这里，我们没有必要一一记录人们对民主的反对意见，更没有必要对这些反对意见一一做出回答。我们只是想表明，在民主的氛围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向着与自然力量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