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县祁仪镇人。家系当地望族，多出秀才。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是清光绪戊戌科（1898年）进士，官至湖北崇阳县令，不久卒于任上。母亲吴清芝也识文通墨，做过唐河县端本女学学监。
1910年，冯友兰入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读书，两年后转到上海中国公学预科，从那里考进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1919年，他又考取官费留洋资格，上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和新实在论者蒙塔古，1923年完成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次年获博士学位。
回国后，冯友兰先后在中州大学、广东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授，1928年随罗家伦加盟清华，才得以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曾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校务会议主席，长期担任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之职，抗战期间是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宾西法尼亚大学、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归国后继续留在清华。1952年被调整到北京大学，卸去官位，专任教授。因冯友兰学术贡献卓著，先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委员，曾获印度德里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冯友兰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名声最大、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哲学家，他勤于笔耕，自比春蚕，一生著述六百余万言。1934年出齐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大家地位。该书译成英文后，流布欧美，被奉为经典教材。抗战期间出版《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等六部书，构建了一个中西贯通的哲学系统，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1948年用英文发表《中国哲学简史》，后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和中文，影响广泛。此外，冯友兰还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三松堂学术文集》等。
冯友兰一生受三位女性帮助极大：母亲吴清芝、妻子任载坤、女儿冯钟璞（宗璞）。吴老夫人培养了冯友兰的学问，熏陶了他的人品；任载坤是辛亥革命前辈任芝铭先生之女，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宗璞是当代知名作家。她们支持着冯友兰经风历雨。冯友兰为人稳重庄严、温润谦和，又不乏幽默感。晚年更是脱去名缰利索，臻于自由境地。这位好学深思之士，偏偏爱好收藏旧兵器，藏品有几百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捐给了历史博物馆。
“真正学者的材料”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降生在河南唐河县祁仪镇。那时侯，中国刚刚蒙受过甲午战争失败的耻辱，而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在末代王朝的会试场上，屡次失意。动荡的时代，似乎暗示着冯友兰一生际遇的坎坷起伏。冯家经过几代经营，虽算不上富豪，却也是殷实之家，又出了几个秀才，门庭兴旺，一时成为乡里望族。1898年，冯台异中了进士，后来出任湖北崇阳县令，使冯家日趋显赫。
冯友兰六岁上私塾，学习环境比较宽松，八股文、试帖诗之类的举业，并未被当成什么宝贝。九岁的时候，他随父母去了武昌，连私塾也不上了，由母亲在家监督兄妹几人读书，读熟了能背就行。他的父亲冯台异是武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总务长），却不愿让孩子们上这所外语学校，他担心本地学生欺负孩子，也不希望孩子沾染官宦子弟的纨绔习气，并且认为，扎实的中文底子比外文更重要。不过冯台异终究是教育界中人，学校里的新鲜做法，他都会引进家里，甚至还让孩子们穿上像军队号衣一样的浅蓝色制服。
冯台异升任崇阳县令后，请了一位教读师爷，这才使孩子们的学习走上了轨道。当时流行吴汝纶编的古文选本，其中的文章有声调、有气势，冯友兰读起来虽不能全懂，也觉得津津有味。读书在他从来就是赏心乐事。县衙门的签押房里有两大箱书，新学、旧学的书籍都有，冯友兰经常趴在床上翻看，就这样消磨掉了大部分课余时间。在武昌的时候，一位祁仪乡亲黄公去拜访冯台异，随身携带着一套新购的《通鉴辑览》。冯友兰从未见过这书，十分喜欢，请求借阅。黄公答应了，但他告诉冯友兰，说第二天自己要回河南。冯友兰回说，决不耽误您的行程。果然，次日一早，他就把书送到旅馆，还给黄公。黄公料想他还没读完，就说，你留下慢慢看吧。冯友兰说：“我一夜没睡觉，把书翻阅了一遍。您带走吧，不耽误您赶路。”
冯台异显然对这个颖慧好学的儿子格外钟爱。有一次县衙门举行晚会，冯友兰的伯父也从老家赶来，他出了一个谜：“慈禧太后的生日——打一字。”据说很难猜，赏格也是全场最高。冯友兰琢磨：慈禧生日是十月十日，不就是个“朝”字吗？当即悄悄探询父亲。父亲连连点头，喜形于色。夫人曾问冯台异：“照以前科举的标准，你看像友兰这个样子能去考秀才吗？”他说：“岂止能去考，碰巧了还能成秀才。”多年以后，这话才由吴清芝老夫人转述给冯友兰，那时他已经是清华教授了。
冯台异在崇阳做了一年多的县令，因患脑溢血去世了。还未满十三岁的冯友兰携同弟弟景兰、妹妹沅君，随母亲回到唐河老家。吴夫人是难得的贤妻良母，思想又很开明，冯友兰三兄妹最后均成大器，各自成为国内著名的哲学家、地质学家（景兰，中科院院士）、作家（沅君），在唐河一带被尊称为“三冯”，与北宋以文学名世的“三苏”相对应，这比什么都更能说明吴夫人的贤良和教子有方。友兰对母亲的深情至老不减，称她是封建社会的“完人”，是自己一生中最敬佩的人。吴夫人怀疑，如果冯友兰兄弟不考个“秀才”文凭，纵然学得满腹文章，只怕也要误了前程。按当时的学制，秀才就折合为县立高等小学毕业生，于是冯友兰、冯景兰和一位堂兄一同报考了。结果皆大欢喜，都考上了，主考的县官还夸奖冯友兰文章漂亮。
又过了一年，即1911年春，冯友兰考进了开封中州公学，初试考了第二名，复试第一名，连他自己都吃惊不小。中州公学学校监督杨源懋是翰林院编修，请了一群有思想的教员，也深得学生们爱戴。仅过了一学期，杨源懋病死，不少好教员出走，于是在辛亥革命风波稍定之后，冯友兰就转到武昌的“中华学校”，不久又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上海中国公学虽然推举革命领袖黄兴为校长，但是殖民地气息颇浓，几乎以教习英语为主。而冯友兰却对逻辑很感兴趣，艰难地啃完了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原著。因为谁都不懂这门学问，没人指点他，有疑难也找不到解惑之人，然而逻辑和哲学在冯友兰心中激起的理智热情从此再也没有消退过。
这样四方游学，冯友兰到底学到多少具体的知识，我们无从查考，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正是通过早期的博览和游历，冯友兰逐渐具有了世界的眼光，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对自己天生的智力倾向有了初步认识，为日后的学习确定了方向。这种自我的自觉选择，动力是非常巨大的。
1915年，冯友兰报考北京大学文科，那时候文科和现在的人文学科一样，毕业生出路不好，免不了受考生冷落。法科却像它的可以做官的毕业生那样受到青睐。市面行情如此，当局只得出面干预：规定报考法科需要预科文凭，文科只要有同等学历即可。北大招考办事处的人一听冯友兰要考文科，很不理解，因为他有预科文凭，这也算是一种资格。冯友兰坚持己见，那位善意的先生就出了个主意说：“你还是先报考法科，等到入学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要上文科，可以申请改科，由法科改文科，那是没有不准的。如果你现在就报文科，将来再想改学法科，那就非常困难了。”冯友兰听从了，一进北大还是改入了文科。
当时北大有三个哲学系，即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和印度哲学。不过北大草创之初，后两个系都是菜单上有名目，却没有做菜的厨师。实际上印度哲学系压根儿就没人提起，西洋哲学系倒是有位教授，可是没过多久就去世了，这样西洋哲学系又唱起了空城计。
冯友兰原本打算学习西方哲学的，不得已学习了中国哲学，却竟然让他大开眼界，渐渐摸到一点学问的门路。
1916年，蔡元培入主北大，为北大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冯友兰后来觉得，北大三年时光没有虚度，收获很大，“心胸一天一天地开朗，眼界一天一天地广阔”。冯友兰晚年写《三松堂自序》时，对蔡先生钦敬不已，说他有北宋道学家程明道的“气象”，温良宽和、胸怀坦荡，待人接物像春日暖阳、煦风时雨，其精神境界幽深冥远，不可测量。冯友兰说，他第一次进校长室，觉得满屋子都充满那种气象。在北大，蔡先生极少公开讲话，同学生也没有私人接触，但所有学生都能受到他的人格感召，衷心地爱戴他。
当时，蔡元培请来了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刘师培等人，各人政见、主张分歧很大，但都各有一套学问学说。办学如此兼容并包，百年中国也仅此一见了。比如刘师培，曾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遭到国人唾骂，但其国学功力非常人可及，冯友兰听过他的课，佩服得五体投地。陈独秀专任文科学长，不开课，冯友兰认为他气象很豪放。冯友兰一班毕业时照相，陈独秀和梁漱溟坐在一起，陈独秀的左脚伸得很长，把梁漱溟的脚都排挤到椅子下边去了。等照片出来，陈独秀看了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
那时北大真是人才济济，百花齐放。陈独秀等名教授把《新青年》杂志办成了新文化的一面旗帜，一批才华横溢的“新青年”学生也心怀天下，朝气蓬勃，组织了新潮社，冯友兰和他的朋友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朱自清、顾颉刚都是其中成员。自办刊物，名为《新潮》，代表比较激进的左派，它正式出版的时候，冯友兰已经毕业了。
1918年，冯友兰跨出北大校门，回到开封，在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国文和修身。这一年，河南招考理工科的官费留学生，冯景兰考上了，先期去了美国，冯友兰却因专业限制，只能望“洋”兴叹。1919年，河南省的留洋名额有一个空缺，并被定为哲学专业。冯友兰一试即中，同年年底抵达纽约，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
冯友兰的英语不大好，刚到哥伦比亚的那段时间，他每天专修英语一小时。从他的日记来看，那时他的情绪不很稳定，如1920年1月8日的日记写道：“早饭后往图书馆去一遍，归来心大不静，竟至不能看书。”3月12日：“近几日来心神不宁，有时大乱，皆为决定考不考（指选修课考试）而起。”
这种烦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学业上的暂时困难。语言障碍倒在其次，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迥异于中国哲学，这更使冯友兰感到不好适应。中国哲学是“即事见理”，从日常事务中提炼出哲学道理来；西方哲学是“就理论理”，从抽象的概念、理论到抽象的概念、理论。冯友兰自感理论思维能力不足，不免苦恼。二是文化的冲突。东西方文化间矛盾的这个问题，从北大时期开始就困扰着冯友兰。他又带着这重困惑，从东方来到了西方，直面西方的繁荣世界，西强东弱的强烈对照更具震撼力，从前的理论思索变成了人格和情感上的冲击。国家和民族的贫弱，一些美国人对华人的歧视，不能不让年轻的冯友兰产生一种自卑感，虽然还不至于抬不起头，但心理上可能会焦虑不安。国家不能自强，个人何以自立！此时恰好泰戈尔访问纽约，冯友兰立即拜访了这位“东方第一流人物”，劈头就问：“东西方文明的差异，究竟是等级的差异，还是种类的差异？”这个问题，显然是他胸中久屈不得伸的苦闷。泰戈尔肯定地说：“是种类的差异。”冯友兰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被那位伟人对东方文明、中国文明的信心感染了，他逐渐地在西方世界找回了东方的自尊。
在哥伦比亚学习西方哲学的条件当然非北大可比。冯友兰一本接一本地读着原著，在他的面前，逐渐展现出西方哲学的巍峨殿堂。在度过一段艰难的摸索、适应时期以后，冯友兰走上了哲学的大道。东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的结果，先是体现在冯友兰讨论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一篇论文中，之后进一步凝结为他的一部书：《天人损益论》（又名《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后者帮助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实用主义哲学的大师约翰·杜威对冯友兰很器重。他曾写过一封长信推荐冯友兰申请奖学金，信末说：“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这话是由衷之言，不是顺水人情，杜、冯二人关系一直较好，1946年，冯友兰故地重游，还去看望过杜威。
1923年，冯友兰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亟不可待地返回阔别了四年的祖国。这个“真正学者的材料”已然璞玉初成，只待找到一个一展才华的舞台了。
“上继往圣，下开来学”
在回国之前，冯友兰已被内定为中州大学的文科主任兼教授，一回开封就走马上任了。他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渴望在事业和学术方面有所建树，当然不愿终老在院长职位上。在事业方面，冯友兰并没有很大野心，只想办一所很好的大学。1925年，中州大学校务主任（主管校内事务）离职，一时尚无合适的继任人。冯友兰就通过一位朋友向校长自荐，并且表明态度：如果事业不成，他惟有走学术一途，这就务必离开中州，到一个学术文化中心去。校长很赞赏他的开诚布公，但不打算委以重任。冯友兰就在暑假悄然离去，南下广州，任广东大学教授。他听信了于右任的话，以为“革命者可以去”广州，要去感受革命根据地的气氛，孰料满眼所见、充耳所闻的都是国共分裂和斗争。冯友兰仅待了一学期，就趁乱离开了。在到广东之前，他已和燕京大学一位朋友约好，要去燕京，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中国研究社做研究工作，一半时间讲一两门课。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教育经费来源相对稳定，教师的收入比较有保障，不像很多学校那样拖欠工资。冯友兰的工作又是一边教学一边研究。这样的运气，在别人看来，是可遇不可求的。然而冯友兰心里却不是滋味，他很反感教会学校出来的人身上的那种“教会味”：酸溜溜的，言必称西方，话语里冷不防蹦出几个英文字，让地道的中国人听来，像吃饭老嚼着石子。有位朋友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教会学校，他极为叹赏其中的一句妙语：“有人说教会学校也出了些人才，我说这些人才并不是因为受了教会学校的教育而成为人才，而是虽然受了教会学校的教育也还是人才。”这句话翻成中文稍嫌累赘，英文原文是notbecauseofbutinspiteof，妙趣天成。冯友兰给在广东大学做文科主任的傅斯年写信，说燕京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罗家伦是冯友兰的北大同学，后来留美上了普林斯顿大学，两人过从甚密。罗家伦到北平后，开始组织领导班子，邀请冯友兰为哲学系教授兼校秘书长。冯友兰欣然应允。他终于找到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从此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冯友兰只做了半年秘书长，就辞职不干了，他又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虽然他觉得行政工作麻烦，只做教授最舒坦，但事功之心始终不灭。他先是协助罗家伦完成了清华改制，正式成立国立清华大学。以前清华由外交部管辖，没有纳入中国教育系统，在清华校长之上，还有一个清华董事会和基金会，由美国驻华公使和一群腐朽的旧官僚充任成员，权力很大，积极作用很小。清华教授会通过罗家伦向南京政府据理力争，最后撤消了董事会和基金会，清华划归教育部管辖。不久罗家伦离职，清华校长之职几度易手，直到梅贻琦接任后才稳定下来。在过渡期内，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主席，维持日常校务，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他应付得很不错。
清华大学成立后，各系也随之建立起来，教授、学生纷纷归队。原来只有金岳霖一名教授上哲学课，这个时候哲学系又加聘冯友兰和邓以蛰为教授，冯兼系主任。这样，中国哲学界声名显赫的清华学派就逐步成形了。后来陈寅恪、张申府、沈有鼎、郑昕、张荫麟、张岱年等著名教授相继加盟，阵容蔚为壮观，人才于斯为盛。冯友兰和金岳霖是清华学派的核心人物，二人各有所长，相互影响。金岳霖说，他的特点是能把非常简单的事情说得格外复杂，冯先生的特点是能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冯友兰对这种说法的解释是，金先生见识敏锐，能于常人看不出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而他自己不善分析，思想失之笼统。
冯友兰归国后一直希望以传播介绍西方哲学为己任，然而一个偶然的机缘却使他转向中国哲学的研究。1927年，燕京大学给他一个任务，讲中国哲学史。从那时起，他开始一边研究，一边着手写两卷本的大书：《中国哲学史》。1931年，该书上卷问世，一鸣惊人，好评如潮；三年后下卷又脱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冯著哲学史之前，1919年胡适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蔡元培作序，一时名噪全国。胡适在史料的考据上确实下了很大工夫，也具备较为新颖的历史眼光，因此他的书读来让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界哲学观念的更新，胡书在义理阐发上的欠缺就显露出来了，他的基本视角——实用主义——也使他对中国思想缺乏了解，因而金岳霖批评他为“美国人的成见”。而且《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卷迟迟出不来，有头无尾，难免为人讥议。
冯友兰更多地是以哲学家的眼光而不是历史家的眼光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他也反对胡适“疑古”的立场，而代之以“释古”的立场，同情地理解古人的学说，看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地方，就用西方思想与之相互阐发。陈寅恪在该书的《审查报告》中，盛赞他“取材谨严，持论精确”。李约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说：“冯著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将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燕京大学的研究生、荷兰裔美国人卜德（DerkBodde）历时多年，将全书译成英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
1933年，冯友兰在清华做满了五年教授，获得一年假期出国考察。他在英国住了半年，到十来所大学做过关于中国哲学的讲演。又看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有点相信唯物主义，但仅限于历史研究方面。第二年，冯友兰到巴黎住了一个月，后来又从巴黎到瑞士，从瑞士到德国，从德国到苏联。冯友兰不懂俄语，既不能和普通苏联人谈话，又不能读报，只能走马观花。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他的观感：“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但据《清华周刊·副刊》所载《在苏联所得之印象——摘录冯芝生先生在座谈会上之讲演》，编者按语说：“冯先生此次出国考察，以在俄印象最佳。听冯先生讲演‘在苏联所得之印象’后，足证苏联之进步，并非虚传。”冯友兰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尚贤”，也就是尊重有学问有技术的人。这个结论对他后半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回国后，冯友兰做了两次讲演，一次讲苏联见闻，一次讲《秦汉历史哲学》，其实是借题发挥，讲述他了解的唯物史观。听众都很吃惊，纷纷议论说：“冯先生变了。”约莫过了二十天，文学院办公室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一面对冯友兰说：“警察总监请你去说一句话。”一面暗中用手枪对着他。冯友兰来不及回家吃午饭，当时就和来人同去了。到警察局后，冯友兰独自在门房等了两个钟头，这才又来了一个人，那人手里拿着一张收条，上面写着：“收到冯友兰一名口。”随后冯友兰被拷上手铐，同十几名“囚犯”一起，被秘密押解到保定行营，当晚被迫写旅欧经过。冯家的人费尽力气，才打听到他的下落，忙着营救。冯夫人亲自去拜见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前去拜见北平行营主任黄郛，傅斯年在南京奔走求救。第二天上午，有人来对冯友兰说，“你写的上边已经看了”，又拿出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报：“冯友兰如无重大嫌疑，着即释放。”那人陪冯友兰逛了一上午公园，中午请他进馆子吃饭，下午送他上了返京的火车，一天的牢狱之灾就此结束。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南迁，先在长沙合并成长沙临时大学。旋即武汉失守，长沙难保，三校又西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文学院院长一职原拟由胡适担任，但因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公使，改由冯友兰担任。
民族存亡绝续之秋，冯友兰虽然面对西南美景，也只觉得“江山半壁太凄凉”。当时日军经常空袭昆明，好在大家很快便摸清了空袭的规律，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物价飞涨，教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花得没影了。冯友兰也参加了教授们组织的卖文、卖字、卖图章的合作社，但是生意清淡。冯夫人在校内摆锅设点炸麻花，卖给学生们，大概比字画的销路稍好一些。颠沛流离的环境反而激发了冯友兰的创造力和创作力。在完成《中国哲学史》的著述后，他就转向哲学创作。用冯友兰的话说，研究哲学史是“照着讲”，阐释前人的理论见解；哲学创作是“接着讲”，以前人的理论见解为思想资料，别开生面，创立自己的学说。这一学思历程，概括起来就是：“上继往圣，下开来学。”1939年，《新理学》一书出版，阐明了冯友兰“新理学”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随后几年，他的《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和《新知言》（1946年）陆续出版，合称“贞元六书”，寄托了冯友兰对抗战必胜，民族必兴的希望和信念。
1945年底，昆明爆发了“一二·一”运动，联大学生罢课，要求撤换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重庆政府非常恼火，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学生必须先回课堂，否则就要以武力解散联大。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向教授会提议，由教授会出面向学生保证，于学生复课后十五天内调走关麟征。提议获得通过，学生也复课了，但关麟征却升官到东北做“接收大员”去了。学生不满意，觉得受骗了，“进步人士”认为冯友兰带头破坏运动。冯友兰很灰心，原想居间调停，保全联大这个“民主堡垒”，谁知两面不讨好。正好这时卜德来信，邀他赴美，他就趁机离开了昆明。
冯友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了一年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余时间帮助卜德继续翻译《中国哲学史》下卷。他的英文讲稿汇集成《中国哲学小史》（中译本名为《中国哲学简史》），交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这本书表面上是两卷本大史的缩编，实际上因为作者的哲学和哲学史思想都更加成熟老练，书中不时地冒出新颖独到的洞见，而且文笔流畅优美，确实是关于思想史的佳作。
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很深厚的，但是国外的听众只把这些东西当成博物馆的展品，没有生命活力。展品的讲解人也仿佛是从古墓里走出来的，也丧失了生命活力。冯友兰的文化自尊心又一次受了伤害，他忍受不了，毅然决定回国。在夏威夷登船以前过海关的时候，查护照的人看见他的印有“永久居留”字样的签证，告诉他保存好证件，随时可以再来美国。冯友兰只简单地说了声“不用了”，便把签证交给了查护照的人。
国内风云变幻，转眼间，南京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了。冯友兰没有追随梅贻琦再次南渡，他相信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结论——“尚贤”，相信自己在共产党的天下同样可以有所作为。他选择了留下，又做起了清华校务会议主席，迎来了一个新的社会，一种新的生活。
在磨难中寻找新生
北京解放之后，冯友兰等待着被接管。进驻清华的解放军、文管会的负责人张宗麟鼓励校务会议成员好生维持清华，并对冯友兰说：“我们对于你的行动曾经做了估计，现在你的表现跟我们的估计差不多，党中央很重视你。”不久，校务会议被改成校务委员会，仍以冯友兰为主任委员。解放军入城之后，吴晗被文管会派为军代表，实际主持清华校务。南京解放后，清华校务委员会改组，冯友兰不再担任主任委员，依旧还是委员、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不久，冯友兰因曾两次加入国民党而辞去一切兼职。
虽然冯友兰以“无官一身轻”自解，但巨大的失落感还是压抑不住的。他给毛泽东写信，积极下乡参加土改，想让自己思想意识向无产阶级靠近，向自己证明马克思主义千真万确。
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冯友兰多次书面检讨1949年前后的思想言行。第一次，他狠批1949年前的名位思想，想当大学校长，乐观地认为1949年后有进步。这样不疼不痒、对自己没有杀伤力的批评当然没有通过。第二次，他还是狠批名位思想，又挖出了反共拥蒋的黑暗念头，迟疑地承认1949年后进步不大。第三次，反共拥蒋的黑暗念头成了头号敌人，冯友兰断然认定自己没有进步，名利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所幸反共拥蒋之心已死。这样折腾了很久，虽检查逐步升级，但冯友兰始终过不了这道检查关。有一次金岳霖去看望他，两位老友悲从中来，不禁抱头痛哭。
这种毁人尊严的自我批判甚至延伸到了国外。1951年在德里大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授予冯友兰名誉博士学位，在介绍冯友兰的学术贡献时，他提到了《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获悉后，当即致电访印代表团，说这个介绍有问题，要冯友兰在适当时机给予更正。于是冯友兰在加尔各答讲演时承认：“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冯友兰的学术创作基本停止了。他忙于写自我批判的文章，同时献身给理论家们做“学术批判”的靶子。他戏称自己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他的任务就是“树立一个对立面”，以供批判打击之用。不过风雨经历多了，冯友兰的“政治觉悟”真是“提高”了。1957年反右，北大有关领导有意送他“右派”帽子，多次“启发”他“鸣放”。冯友兰“谦逊”地不吭声，被逼得没法子了，就提了两条小意见，一条说1952年调整到北大后，清华的书没有随调，用书不便；二条说北大住房太小，没地方放书。领导们慎重地分析这些意见，觉得够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就没有给他戴帽子。“文化大革命”前期，冯友兰已经视批斗如等闲了。知道要挨批斗了，他就吃饱饭，多穿点衣服，先休息休息，养精蓄锐；斗完回家，拿饺子犒劳自己。翦伯赞自杀后，北大领导去探视冯友兰。冯友兰心知其意，从容拿出已经准备好的“思想汇报”，保证“绝不自杀”，敬请领导放心云云。
但是冯友兰毕竟老了，已经心力交瘁，经不住太多折腾了。1972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冯友兰感到自己又成了人家案板上的鱼肉了。批孔当然要批尊孔，批尊孔少不得树冯友兰这块靶子。这位老人非常无助，突然之间他想通了：为什么总要站在“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上呢？就不能主动站到“人民阵营”中去吗？冯友兰就写了两篇骂孔子的文章，不料被毛泽东看中了，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冯友兰一夜之间由“新儒家”变成了“新法家”，然后稀里糊涂地被拉进江青的“大批判组”当了“顾问”，其实只是被当成古书的活辞典使用。
这一段“顾问”经历，在冯友兰算不得“附逆”，也谈不上政治污点。他没有政治图谋，他的“野心”，仅仅是想获得原本无需个人代价的人身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忏悔自己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所说的话不是自己真诚信仰的，有哗众取宠之心。但即使这种过错，也不应由他个人全盘负责。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冯友兰要想不被后人诟病，只有“死节”一条路了。1934年的牢狱之灾，已经让他体验过“从容就义”的滋味，他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死没什么可怕的，但他还有他的历史使命，必须活下去。知我罪我，留与后人评说。
“海阔天空我自飞”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冯友兰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幸而压迫性不如以前那么强了。他被当成垮台的“四人帮”的“帮凶”，反复受到审查。这位对权力泥潭不明究竟的学者，还在庆幸自己总算成了“人民”的一员时，眨间发觉，不知怎么自己又转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他的行动受到一些限制。1978年11月，卜德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北大，要求同冯友兰见面，校方推说冯友兰身体不好不能会客。卜德不死心，往冯家打电话，但接通北大后，却被告知没有他要的分机号码。这两位异国老友，自1949年分别后，已将近三十年不曾会面了，而今卜德跨过了大洋，却跨不过一道无形的屏障，真有“隔花人远天涯近”的悲叹。卜德托人转交冯友兰一封信，说他再也不来中国了。冯友兰将来信和自己的回信译成中文，上交哲学系党总支。
外界的荣辱得失，冯友兰已经不复动心了，久处樊笼，如今他挣脱出来了。否定了万物，只留下自由不羁的心体，屹立于天地间，要去完成它未尽的使命。1977年，夫人任载坤去世，冯友兰写了一副挽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下联真实地写出了冯友兰晚年的精神境界。他曾论证过哲学可以替代宗教，这种为他提供宗教式精神憩息地的哲学，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是儒学、道学。二十多年来，他身体虽在中国，精神却仿佛被驱逐到了异邦，如今这漂泊的游子回来了，生命和学问，在他身上渐渐融为一体。
冯友兰受过很多误解和苛评，左翼人士批评他认同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右翼人士又指责他依附于马克思主义。两种批评合在一处，正好表明他念念不忘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事业。冯友兰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不断产生新见解，他计划倾尽余生全力，写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苦心孤诣地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文化上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从1982年到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前六册。在这期间，他耳近失聪，目近失明，还经常住院。有一次在医院，他对女儿宗璞说：“等写完了《新编》，这病就不用治了。”这时期冯友兰生活得很有规律：上午著述，通常他口述，助手记录；下午闭目养神，也构思下一步的写作。有人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怕书稿未成人已先逝，就建议他只管勾勒出全书骨架，血肉部分由别人填充。冯友兰不同意，说他的新思想都是在写作中涌现出来的，不亲自写就创不出新意。
冯友兰写前三册的时候，还保留了较多的正统色彩，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在那种氛围下熏陶了二十多年。况且写书的过程又是个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冯友兰不断改造自己。到第四册的时候，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境界渐臻化境。他虽然是用早期的“四种境界”学说把握魏晋玄学的精神境界，但因他本人对人生理想的“天地境界”有了更深的切身体认，那种把握当然独见功力。
《新编》第七册讲现代中国哲学，其中既包括熊十力、金岳霖、毛泽东和冯友兰本人的哲学，也包括他对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认识，有许多是政治上敏感的话题。冯友兰多次对朋友谈到，他将不避利害，独抒己见，纵然因与当局的正统观念相左而不能出版，亦在所不惜，他宁愿藏之名山，以待来者。冯友兰提出了一些“非常可怪之论”，其实只在正统的思想背景下才显得“可怪”，对开放的心灵来说是“非常可喜”的。
1990年，《新编》第七册终于脱稿，交人民出版社审查，等候出版。随即冯友兰又住进了医院，但宏愿已了，使命已尽，他坦然极了。同年11月26日，这位世纪老人溘然长逝。原定在95岁生日那天（12月4日），为他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果改成了纪念大会。《新编》第七册当时并没能在大陆出版，1991、1992年分别出版发行于台湾和香港。直到1999年，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更名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在国内出版发行。
冯友兰逝世后，《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为什么冯友兰一直坚定地为他留在共产党中国加以辩护，以及为何至少在公众场合始终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他的思想，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不解之谜。”傅伟勋先生在悼念文章中说：冯友兰“到文革初期为止，既是很爱国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认忠实的马列毛信徒，这是他的内在真实。只是他仍看不出，讲求独立自主而具批判精神的哲学家与马列毛的忠实信徒之间，是有本质上的矛盾而解消不了的”。冯友兰“本来是个为人单纯的哲学家，他一心一意所要做的，也不过是开发动用内外资源，打开一条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之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一个性格单纯的学者，只因极端爱国，终于不知不觉卷入政治漩涡，变成现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苦难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