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除了现在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南部而外，还包括地中海沿岸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即伊奥尼亚地区、意大利南部及爱琴海中的各岛屿等。在这块不大的地域中，海陆交错，山峦重叠，除了北部地区而外，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与海洋的距离超过50公里，其自然环境与东方大河流域的古老文明迥然相异。正是这样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希腊人走上了征服海洋，以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发展道路。
古代希腊这片土地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的源头，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丰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不过，仅仅是这些条件，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希腊文明乃至希腊哲学的诞生。我们所熟悉的希腊文明一般被称为希腊古典文化，它大约始于公元前八九世纪，在此之前则是一些连希腊人自己都不能确定其真实可靠性的神话传说。因此与那些有着5000年甚至7000年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等——相比，希腊文明太“年轻”了。一位埃及祭司就曾经对希腊人说：你们希腊人啊，还是小孩子。按照传统的观点，也是“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朝气蓬勃的希腊文明是文明健康发展的楷模，而东方古老文明则过早地衰老了，意思是说，希腊文明的发展是正常的，东方文明则是病态的。后来又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实际上东方古老文明缓慢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希腊文明则是异常的，类似神童，发展快是以寿命缩短为代价的。其实，按照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希腊文明实际上比人们曾经以为的要古老得多，也比希腊人自己以为的要古老得多。我们虽然不敢说因此而解开了这个世界历史之谜，但是这些考古发现的确有助于我们为希腊哲学的诞生之谜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说到这些传奇般的考古发现，有两个人的名字值得一提，一位是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一位英国人阿图尔·伊文斯，前者是商人，后者是考古学家。
历史上人们通常把希腊文明看做是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左右兴起的文明形态，史称“希腊古典文化”，在此之前则是《荷马史诗》描述的神话传说时代。人们都把《荷马史诗》看做是神话传说，海因里希·谢里曼却不以为然。他独出心裁地认为《荷马史诗》并不是神话传说，不是故事，那些希腊英雄确有其人。于是，谢里曼从1870年开始，把经商得来的财富用于考古发掘，试图证明《荷马史诗》中所记载的都是确凿的历史史实。虽然在考古学方面他是半瓶子醋，而且对许多考古发现的解释都是错误的，但是谢里曼非常幸运，他的独出心裁的猜想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荷马史诗》中的许多故事和人物被证明都具有历史的意义，这些发现立刻轰动了全世界。谢里曼并不满足于这些惊人的发现，他要寻找传说中的米诺斯国王的王宫，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不过米诺斯王宫并没有沉寂多久，十几年之后，英国考古学家阿图尔·伊文斯在1900年带领150名工作人员对克里特岛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结果，人们终于发现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这一发现一下子把希腊文明的起源向前推进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就使我们掌握了可能连希腊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考古发现与哲学有关系吗？
的确有关系。
我们发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与当时的东方文明非常类似，也是中央集权式的帝国。如果这种制度延续下去，可能就不会有城邦制的希腊文明了。然而，公元前12世纪时多利安人部落闯入了希腊半岛，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土崩瓦解，毁于一旦，这就使希腊文明的历史出现了“断层”，以至于后来的希腊人除了神话传说而外，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过如此辉煌的过去。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场文明浩劫之中，不只是一个朝代灭亡了，而且是一种王国制度被永远摧毁，一种以王宫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形态被彻底废除了。这不仅使希腊人没有再像前人以及其他古老文明那样延续中央集权制度，而且相对而言亦使他们比较少地受传统观念的限制和束缚，这就为城邦的建立和理性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注3：参见〔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之一），三联书店，1996年。）
研究希腊文明的法国著名学者韦尔南道出了希腊哲学的诞生秘密：哲学是城邦的女儿。
古代希腊虽然统称为希腊，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地域较小、相互独立的城邦所组成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学”（politics）就起源于治理“城邦”（polis）的学问。希腊的城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并不是均衡的。以希腊文化的中心，也是哲学繁荣时期的中心雅典为例，经过梭伦、克利斯提尼和伯利克里等人的政治改革，雅典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邦民主制度：城邦的每个自由人都是公民，公共事务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执政官主持，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以直接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城邦的重大事务。这种相对而言比较民主的社会制度使它的公民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性，这就为思想自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为哲学的生长提供了丰腴的沃土。思想自由这个条件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哲学产生的决定性的关键。其实不仅仅是哲学产生的决定性条件，也是所有哲学思考的决定性条件。
请听一听伯利克里在阵亡烈士墓碑前的演讲：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在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具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会是这样的。”（注4：《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辞》，第11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伯利克里讲这段话的时候，距今已经有两千四百多年了，但是岁月的流逝并没有使我们对这段话感到陌生，因为他所说的也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虽然在雅典最兴盛的时期，它的人口也不过25万至30万人，其中大约有8万至10万奴隶，2万多外邦人，只有3万左右的成年男子公民，因而自由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权利。但是它毕竟使我们今天以之为理想的东西实现了，起码是部分地实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人始终把雅典的城邦民主制看做典范的原因所在。正是这样的民主氛围，为哲学的诞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思想的自由。
毫无疑问，哲学的诞生是需要条件的。首先，一般说来，哲学的诞生标志着终极关怀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而且不是通过信仰的方式或者艺术的方式，而是通过理论的方式，追问和探索这个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其次，哲学的诞生需要有闲暇。只有当人们满足了吃、穿、住等基本的生活条件，才能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哲学问题。最后，哲学的诞生需要有思想的自由。尽管有了这些条件不一定就能够产生哲学，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一定不会产生哲学。这就是逻辑学上所说的“必要条件”：“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我们发现，这些条件在希腊城邦民主制中都可以得到满足，却是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不一定能够满足的。首先，终极关怀的问题对任何民族来说都一样会产生，希腊人当然不会例外，不同的是希腊人思考这些问题采取了思辨的形式；其次，希腊的城邦民主制也是家庭奴隶制，公民有足够的闲暇从事哲学思考；最后，城邦民主制为自由思考提供了基本条件，而这恰恰是其他东方古老文明所少有的。
有人可能会说，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发现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的确如此。但是当韦尔南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与后来的希腊文明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当他突出强调希腊文明的“中断”对于城邦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候，尽管我们不能说已经解开了希腊文明产生这个历史之谜，但至少为希腊哲学的诞生提供了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如果我们把迈锡尼制度与希腊城邦制度作一番对比就会发现，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迈锡尼王国与东方各大文明非常类似，它的社会生活以王宫为中心，王宫同时具有宗教、政治、军事、行政和经济的作用。在这种被称为王宫经济的体制中，国王集政权和王权的所有职能于一身，依靠一个传统的固定职业阶层——书吏，借助于一种由王宫显贵和王室检察官组成的复杂的等级制度，严密地控制和管理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注5：《希腊思想的起源》，第12页。）城邦制度就完全不同了。首先，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于是原来那些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交给了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其次，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甚至可以说只有当一个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存在。最后，那些组成城邦的公民，不论他们的出身、地位和职务有多么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同类人”（注6：《希腊思想的起源》，第37—39页，第47页。）。
话语的威力、公开活动的兴起和公民的平等地位，这一切就为哲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我们过去以为，从心理学的规律看来，人们的认识活动是由外而内的：先认识自然，然后通过认识自然而认识人自己，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希腊人不是将他们对自然的观念投射到社会之上，而是将他们对于城邦社会的观念投射到了自然之上。所以，虽然希腊哲学最初的思考对象的确是自然，但是它并不是将自然宇宙的观念投射到人类社会，而是把城邦的秩序和法则投射到自然宇宙。我们都知道，古代人开始认识自然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科学实验和考察的工具可供他们使用，他们的思想大多是猜测性的论断，而这种论断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出发的，因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人看待自然的方式是不同的：当宗教神话还是维系社会生活的主要纽带的时候，人们眼中所见肯定是某种由一个或一些神灵所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自然秩序，而当相对平等的法律制度是维系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的时候，自然就呈现为围绕着某个中心而展开的所有部分都服从共同的秩序和规律的宇宙图景。由此可见，希腊自然观与其他古老文明的自然观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科学不科学，而在于前者是从城邦制度的角度而后者则是从宗教神话或是宗法制度的角度看待自然的不同结果。
因此，希腊文明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变化不是在宗教领域内部发生的，新的思想形态是在宗教的边缘和外部形成的，有时甚至与某些宗教信仰或官方礼仪公开对立，而这一变化的可能性就在于此前相当发达的文明湮没了。这就是说，克里特－迈锡尼文化与东方古代文明具有大致类似的基本特征，如果正常发展下去，大概不会有我们所了解的希腊文明，也不会有今天的西方文明。历史之所以并非如此，是因为文明的中断使后来的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古老传统、宗教和宗法制度的限制，而这些东西通常是代代相传的，它们发挥着维系文明的稳定性基础性的作用。例如在缓慢持续发展的中国文明之中，古老的传统始终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强大势力，一切有所创新的思想除非纳入传统的框架之内，或者采取阐释传统思想的方式，否则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新思想的产生、传播和影响。简言之，文明发展的中断为希腊人的思想解放创造了条件，以至于甚至形成了西方哲学反传统的“传统”。
一般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克服来自外在的和内在的两方面的限制：外在的限制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他必须通过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求得生存，而人类克服外在自然之限制的根本方式就是以社会性的存在对付自然的挑战，这就形成了所谓内在的限制。为了在自然中生存下去，人类结成了社会，而宗教、神话、宗法、伦理等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就成了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纽带，这些东西既可以是一个社会保持其存在的支柱，同时也最终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和新思想产生的障碍，而且它们往往以极其强大的势力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我们今天传统的制约仍然需要勇气、时间和精力去克服，更不用说古代人了。由此可见，希腊理性的诞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希腊文明的“中断”，这一中断使希腊人比较少地受传统的限制和束缚，使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有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的自由，因为希腊远古曾经发达的文明虽然湮没了，但是后来恢复起来的文明也有自己的宗教和宗法制度的传统，仍然需要人们去克服，只不过这个包袱相对而言不那么沉重罢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希腊哲学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