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把理念论的难题称之为“分离”问题，即理念与事物的分离造成了理念论的困难。为了说明事物是如何从理念产生的，柏拉图提出了“分有”和“摹仿”两种解释，但都难以自圆其说。《蒂迈欧篇》中的“摹仿创世说”试图通过自然哲学提出一种解决方式。
柏拉图非常轻视自然哲学，专门讨论自然哲学的只有《蒂迈欧篇》这一篇对话。通常《蒂迈欧篇》被看做是柏拉图后期的作品，它以目的论的方式论述了有关宇宙的形成及其结构等思想，提出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自然哲学。（注20：参见：《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1015页以下诸页。）
自然万物处在生灭变化之中，是可以由感觉感知的，都是生成的。因而整个宇宙也一定是生成的。凡是生成的东西必然由某种原因作用而生成，这个原因就是创造者，但是发现宇宙的父亲和制造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宇宙的创造者当然要以某种东西作为创造宇宙的模型，宇宙的原型是永恒的而且只有理性才能认识，宇宙不过是它的摹本。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可感世界可感而不可知，理念世界可知而不可感，所以描述可感世界的自然哲学应该只是意见而不是知识。但是如果宇宙是某个创造者根据模型创造出来的，那就应该是理性的产物。因此，柏拉图在叙述他的宇宙论时，经常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没有太大的把握。于是，人们有时把《蒂迈欧篇》看做是一个神话故事，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它是柏拉图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哲学思想。
柏拉图的宇宙生成学说有三条原则：第一，要区分那存在而不变动的东西和变动而非存在的东西；凡是由理性和逻各斯认知的东西总是自己同一存在的，凡是由意见借助感觉认识的事物总是会变化消灭的。第二，一切变动的东西总是由某种原因作用于它才能变化生成，没有原因就不能生成。第三，创造者要构造事物的形状和性质时，必须以不变的东西作为模型，才能造出美好的东西，如果以变化的事物为原型，造出来的东西便不能是好的。由此出发，柏拉图叙述了宇宙的生成过程。
所谓“宇宙的创造者”即“得穆革”（Demiurgos），柏拉图也称之为神、父亲或创造者。神是善的，他希望万物也像他自己一样只有善而没有恶，于是他将混乱的东西安排得有秩序，因为这样是最好的，他看到理性比非理性好，所以将理性放入灵魂，将灵魂放入躯体，将宇宙创造成为一个有理性和灵魂的生物。由此可见，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是一种理性的目的论，而他所说的“神”既不是传统希腊神话中的拟人化的神（实际上诸神也是由这个创造者创造出来的），也不是类似后来基督教神学中的上帝，因为这个创造者并不是从无中创造世界，只是将原来没有秩序的东西安排成为有秩序的宇宙。这样的“神”应该是一种理性神，不过也有人格性，因为他创造宇宙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志的活动。
在柏拉图看来，这样创造出来的宇宙只能是一个，它是一个有理性有灵魂的生物，因而得穆革所依照的范型也必然是一个有理性的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生物。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创造宇宙所依据的模型应该是永恒不动、自我同一的理念，不过他似乎在此更强调这个模型是有生命的生物，从而突出了理念的能动性。当然，仅有理念，神还创造不出宇宙，因为他不可能无中生有。他还需要两样东西，即“材料”和“场所”。材料（或“载体”）指水、火、土、气，它们在创世之先就已混沌地存在着。场所（khoros），即空间，它是接受器或容器，犹如宇宙万物之母。
神首先创造出“世界灵魂”。它是弥漫于世界并在内部推动形体运动的力量，由同和异两个部分构成，按相反方向作圆周运动，它是神的影像，同时也是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的中介，其职责是使事物受理念支配。然后，神用全部材料按一定比例和几何结构创造出天体，它在数量上只是一个，呈圆球形。神在创世的同时也创造了时间，所以，可感世界的一切都发生在时间之中。神接着创造了各种动物，它们按居住领域被分成四类，天上的小神、空气中的有翼动物、水栖动物和陆地动物。神最后创造出人，首先是人的理性灵魂，接着是灵魂的非理性部分，然后再创造人的肉体。人是大宇宙的缩小，身体各部分都合乎目的而具有完满性。由于人独具理性灵魂，所以人为万物之灵。
《蒂迈欧篇》通常被认为是柏拉图后期的作品，联系到理念论的困境和柏拉图的自我批评，我们可以把这篇对话中的“摹仿创世说”看做是柏拉图解决理念与可感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虽然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就已经通过“摹仿”来说明事物与理念之间的关系，但是显然《蒂迈欧篇》中的“摹仿创世说”更加系统和完整。
现在，回到我们这一讲的主题：“柏拉图的洞穴”。为什么用这样一个标题？因为在我看来，“洞穴”这个比喻代表了柏拉图的基本思想，由于柏拉图的思想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基础，所以也体现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
柏拉图通过“洞穴”比喻，明确地区别了两个世界：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世界，也就是感觉经验的世界，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其实就是这种朴素世界观的哲学代表。而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则把这条道路称之为“意见之路”，主张认识的道路应该是通过思想把握存在的“真理之路”。柏拉图在两者之间进行了某种“综合”，形成了两个世界的理论。一方面，他并不否认可感世界的“存在”，但认为这个可感世界可感而不可知，我们对此只有意见而没有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将理念世界看做是可感世界的存在根据，可知而不可感的含义是说，我们面对的是现象，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现象，真实的存在是眼睛所看不见的。由此引出了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经验与超验等一系列的问题。因而就是这个“洞穴”比喻为后来的西方哲学定下了基调，它代表着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世界观），这种方式主宰了西方哲学上千年。
在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在希腊哲学中属于“另类”。希腊人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基本上没有超验的观念，所以柏拉图之后，即使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亦立刻回到经验之中去了。
希腊哲学毕竟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而名副其实的西方哲学——欧洲哲学——是从中世纪经院哲学开始的，教父哲学时代还有东方教父和西方教父之分，经院哲学则是纯粹的日耳曼民族的哲学。柏拉图的思想路线在希腊也许算是异类，但在欧洲哲学中则是主流。在某种意义上说，后世的哲学家们都在努力走出“洞穴”，并且努力使所有的人都走出“洞穴”。
参考书目
1.《柏拉图全集》，四卷本，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
2.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
4.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