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曾说过：一个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往往是与这个民族大多数的精神状况背道而驰的。
鲁迅也正是以他独立的人格抗拒整个国民劣根性而成为了“民族魂”，而这也就注定了鲁迅的孤独，这不仅表现在没有多少人理解他，还表现在什么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大谈一通鲁迅。他自己历来认为：自己的书被后人高度评价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只说明国家、民族的不幸，也说明自己白费了力气。鲁迅是孤独的，大众无法和他打交道（于是冷落他），他也无法与大众打交道（于是抬高他），鲁迅只和孤独的清醒者打交道。
鲁迅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他思想中那种深深的忏悔精神，那种极为敏锐的自我批判精神，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我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我知道，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明白，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狂人日记》。人类心灵永远有个待认识的谜，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已带有“原罪”，只是尚未自知罢了，惟有通过深深的忏悔、反省和自我否定，才能走上救赎之路。《伤逝》中的忏悔精神则更加明显和强烈，而且是对自己原以为的“真诚”进行的忏悔。在《墓碣文》中，鲁迅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希望中得救”。国人中，从来没有人像鲁迅这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这样使自己“抉心而食”、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他发现了自身的矛盾，这就是鲁迅所谓“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矛盾，它导致鲁迅对人类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鲁迅的个性和人格就体现在他的不断自我蚕食、毁掉内心一切堂皇的人生支柱，而向更深处寻求生命的意义，但表现出来则是向人类的病根开刀，是不向任何庸众的“温情”妥协，这就形成了他的“摩罗”（即梵语“魔鬼”）性格。
鲁迅推崇魔性，是着眼于其独立个性及叛逆精神，要“张个性而排众性”，在这方面，尼采、拜伦、雪莱、弥尔顿等是其楷模。鲁迅向往“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淡淡的血痕中》，相信“绝望之为虚妄，正是希望相同”，认为只有这样，人类或许可以得救，当然也可能灭亡，但却保持着人的尊严。人心的火焰不应当成为供人玩赏的玲珑剔透的小摆设，与其不死不活地冻僵在那里，还不如尽其火焰的本性而“烧完”----《死火》，这就譬如在一间封闭的铁屋子里，人们都睡得好好的，就是被闷死也是“安乐死”，你却要去唤醒他们，使他们经历“死亡”的痛苦----见《呐喊·自序》，你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失败却几乎是必然的。但你偏要给这“太平世道”添上一点不平和烦恼，使那些安心享乐的人们不痛快，揭开他们坦然自得、问心无愧后面的虚伪和腐朽。这就是毛在坐稳江山后为什么会说：鲁迅如果活到现在，要么“识大体”闭嘴，要么蹲在大牢里继续写一类话的真正原由。但这却是鲁迅“爱人类”的一种方式，尼采拒绝同情和怜悯，而要教人类以“超人”，亦即对人类抽鞭子；耶稣“爱人类”则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各种“爱”和“善”的奇迹，对人们一片温情的开导和教诲，一是每进神庙前，都要拿起鞭子，对亵渎神灵的神庙门前的牛贩子、钱商和屠户们进行驱赶，即辟邪的方式。可见爱人类的方式，要看是怎样的对象而定。如果说苏格拉底是雅典以至古希腊的“马虻”（也称“牛虻”），那么鲁迅就是中国的“牛虻”。鲁迅似乎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决非泄私愤，而是要这些人站起来，进行自我反省，成为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人。他在对自己深深的忏悔中揭示了整个民族普遍的病根，见到那些不知忏悔的人，就忍不住要刺他一下，使他自觉，要他站起来打破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欺，这似乎成立鲁迅一项欲罢不能的使命。但无人能反省到鲁迅的这个层次，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对待《阿Q正传》的态度上，首先认为是在批判自己，即使认为是批判“国民性”也要怪鲁迅“以偏概全”。
中国唯一出现的一次机会，或许就是晚清到民国期间，如若真能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无论是建立君主立宪制还是其他民主制，只要能确立宪政体制，就应该发生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历史的特殊性和文化传统的顽固性，使这宪政理想化为乌有。19世纪后期到整个20世纪，中国最激进、最锐利的武器莫过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启蒙国人思想的进化论，即使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也掺进了强烈的自然和生物进化论色彩，反而选择性地丢弃了其原有的一点点人道主义，走上了批判和破坏一切社会之中。鲁迅与其他进化论者有一点不同，即他对现实的全盘否定态度，把进化的希望留给了未来。他早就看出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遵守人类进化原则（与自然进化不同甚至相反），人类社会的优胜劣汰只不过是有待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于将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对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他毋宁抱有一种“原罪”观，而把进化原则作为一种理想推到了未来，使之成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信念。但现实最终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旧的轨道，一切都是老样子，甚至在邪恶和原罪的带领下，“进化”变成了优（文明、和平）汰劣（野蛮、暴力）胜。这样，鲁迅的思想就从进化论的藩篱超越出来，更多地带上了存在主义的色彩。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他把文化传统归结为“吃人”二字，并劝青年不要读太多的中国书、要多读外国书，要先接触外国人的眼光和方法，才具有抗拒传统毒素的免疫力，他认为他对青年建议，“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激愤之词” （写在《坟》后面）。
鲁迅把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概括为两个交替循环的时代：一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灯下漫笔》。他对传统文人的评价是：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论睁了眼看》，他的原则是：“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针对今天的国学热和保守主义思潮，鲁迅所批驳的当时“爱国论”五大论点至今还流行着，他们是：一、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二、外国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三、外国的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四、外国也有叫花子和臭虫等；五、中国就是原始的和野蛮的好。鲁迅指出，前面几条都不值得一驳，惟有最后一条最令人“寒心”，因为它说得更“实在”，承认事实的同时却仍然说“好”，这是《水浒》中牛二的态度。国人至今仍无是非心，于今尤甚。
看来，鲁迅是注定还要孤独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