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问题，可能是在座的都很关心的问题。这也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还出版过专门有关这个问题的杂志《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管你是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和研究，这个问题你不能不关心。今天我要谈的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为什么要反思？这个问题尽管已经谈论了这么久，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说到点子上，而且还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误解。就是说，中国进步到现代化的历程，从满清倒台、甚至从满清倒台以前戊戌变法的时候起，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了，只有现在这个二十多年才慢慢地开始上了一点正轨，但是现在又有人提出来，不对，这个路不是一条正路，还是得寻找，这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样才是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文化走上现代化的一条正路？这个问题如果不多加反思的话，那我们确实就会像有些人说的，要么就是走了一大圈，发现一开始就走错路了，要么就是在犹豫中间耽误了时机，时机一去不复返，我们后悔莫及。所以应该进行一种全面的反思。这种全面的反思我想就这几个题目谈一谈，一个是：什么是传统文化？我们在今天、在当代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第二个方面就是：到底如何理解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我们到底搞清楚了没有？最后我想谈一点，就是我们的出路何在，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一、什么是传统文化？
在当代，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时代。这个判断应该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我们几千年以来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当代已经走向了衰微。当然文化走向衰微，国家并不见得走向衰微，在这种文化衰微的处境之下，国家反而在振兴。这个方面我们暂时不谈。总而言之，传统文化走向衰微，这是一个事实。现在到处兴起的“国学热”，以及回归传统的呼声，恰好反证了这一点。如果传统文化不是面临危机，而是在那里很健康地活跃着，那又有什么必要去鼓吹什么国学热呢？据说人大还办了国学班，办起来了没有，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提倡要“读经”，从小学、幼儿园起就要读三字经，大概现在很多幼儿园已经在读了，小学是不是在读，不太清楚。那么这种呼声恰好说明了一点，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越是鼓吹什么，就说明这个方面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传统文化衰微的事实，是不是说明传统文化在我们生活中就不起作用了呢？那倒不是。这种衰微只是说明了人们对它的态度，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它奉若神明，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已经对它不屑一顾了。传统的老一套讲了几千年了，今天还在讲，那能说服人吗？所以我们今天对它的态度已经大变了。但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已经死去了的东西，至今还在死死地拖住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步伐，而且比任何以往的时候更加赤裸裸，更加无耻，更加光明正大地就是要拖住你的步伐，不让你前进。不要以为传统文化现在就已经没落了，就不存在了，我们现在就全盘西化了。我们用的东西都是西方来的，我们的科学技术都是学西方的，是不是我们就全盘西化了呢？远远不是这样。哪怕你能唱外语歌，能说一口流利的洋话，你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障碍，但是你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传统的包袱是巨大的、沉重的，决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现在我们一谈传统文化，马上就想到儒家的礼教和道德，其实这是片面的。我们谈传统文化不能只讲儒家，当然儒家在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但是还有别的，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等。而且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层面，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层面，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是一层窗户纸，它低下隐藏着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儒家文化它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所以它只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名分”。儒家不是讲“名教”吗？你要镇压也好，你要控制也好，你要专制也好，你必须师出有名，得有个名分。否则的话你凭什么让人家服从你呢？所以儒家学说它就是起这样一个名分的作用。鲁迅先生讲过，我翻开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仁义道德”，但是看了半夜，看出底下只有两个字，就是“吃人”。吃人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名分呢，就是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来掩盖吃人的现实。谭嗣同也说过：“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的政治体制都是秦始皇的政治，别看他们说得那么温文尔雅，都是专制暴政，都是大盗巨匪；“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荀学就是儒学，儒学的一个支脉，比较接近于法家的一派。“乡愿”是什么呢？就是伪善，伪善之徒。秦政和乡愿这两者相互勾结，相得宜彰。秦始皇的暴政还没有看出儒家学说的重要性，还要焚书坑儒，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方面才磨合成一体了，从此以后就走上了狼狈为奸的正统之路。这就是谭嗣同所说的：“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毛泽东也有一句话：“百代皆行秦政制”。百代都执行的是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所以文革的时候要为秦始皇翻案，要美化秦始皇，说他搞的这一套就是好，就是能够使国家强大，就是能够使国家稳定。这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文化革命搞的就是传统文化，虽然它表面上要批判传统文化。讲传统文化你不要只看那些表面的东西，只看那些写在纸上的、说在嘴里的东西，而要看实际。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专制。传统文化的根，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专制主义，儒家文化只不过是专制主义的一块遮羞布，一种粉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文化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断裂过，只是有时变换一下名分。比如秦始皇就不用儒家的名分，他用法家的。汉代以后统治者认为还是用儒家的名分更好，两千年都是这样沿用过来的。到了文革又不用儒家的名分了，重新启用法家的，把它打扮成“阶级斗争”的名分。当然这个“阶级斗争”是歪曲了的，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加以歪曲，但是对人的控制和集权是一样的，几千年一贯。所以文革以后，目前这种传统文化的回归热实际上并不触动政治体制，而仅仅是在名分上要求回到儒家的名分而已，回到儒家的道德伦理。但是人们没有看到，儒家的名分其实是最适合两千年以来的专制统治的，它能够使专制的统治变得最为可爱，你受了它的统治和压迫你还心服口服，甚至心满意足，你觉得“此生足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传统文化，关键就在于要澄清儒家文化和专制体制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当然历来儒生、士大夫与专制体制、特别是与皇帝本人，都有一些人好像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盲从，而是“从道不从君”，我服从天道，但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也有一些“犯颜直谏”之士，在皇帝面前我也敢提意见，提了意见你把我杀了好了，抬着棺材去进谏，叫做“棺谏”。从人格上来说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对这种人也还是很佩服的。但是那只是对皇帝个人而言的，这个皇帝昏庸，不接受意见，那么我就要对他加以针砭，对他提醒。对皇帝个人这样，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一个专制体制，这个体制有一个皇帝高高在上，所有其他的人令行禁止，一切都有秩序，老百姓也没有造反的，这就叫天下太平。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这个体制才是天道，而皇帝他只是“天子”而已，天道的儿子，天道的儿子难道能够不服从父亲吗？所以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天道的代言人自居，来给皇帝提意见，虽然他们的个人人格往往表现得正气凛然，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这个传统的专制体制不垮台。现在有人以为儒家讲“民本主义”，像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最“贵”的，以为这就是“民主”。民贵思想是不是就是民主？“民本”是不是就是民主？民贵，对谁贵？民本，是谁的本？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是谁的舟？这是不是就是“以人为本”？儒家的“大丈夫精神”是不是就是自由独立精神？我们要看它的根，不要看他说出来的话，要看他最终是为了什么。归结到这一点上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的，所有这些东西最终是为了维护那个既定的天道，也就是传统专制体制。所以对儒家士大夫来说，谁来当皇帝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规矩，有一套名分，有一套等级关系，这个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千载一贯，不能改变。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体制问题，至于哪个来当皇帝，今天是姓李的，明天是姓刘的，这个都没有关系，朝代不断地更替，那是天命，不可违抗。一个王朝气数尽了，它就要被另外一个王朝所取代。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到时候要及时地改变自己服从的对象。但是这个体制不能变。所以哪怕是异族统治者，比如说满清统治者当了皇帝，那也不要紧，只要他按照儒家一套体制来统治我们的国家，那我们就认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舞台上、屏幕上到处都是那些拖着大辫子的“奴才”在那里晃来晃去，还有一些皇帝，那都是些英明的皇帝啊！这个对儒家士大夫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是一旦西方的政治法律体制要引到中国来，那就不行了，因为它要改变我们的体制。西方的自由平等，法制思想，进入到中国来，那就被视为洪水猛兽。所以，“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慈禧太后当年所坚持的一条原则，她之所以不愿意改革，就是死守着这一条，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后来她吃了大亏了，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来，她自己也逃出北京，等她回来，回到北京要开始搞变法的时候，时机已过，最后搞不成了，被推翻了。
同样，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传入中国，也受到了极大的抵制，因为它跟我们的这个体制不相容。虽然皇帝已经被推翻了，但是传统的一套东西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五四的精神虽然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只是昙花一现，马上就被拒斥，被歪曲，一直就被歪曲，后来就被放在一边。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叫做“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当然这个在当时有特定的历史条件。新的一套还没有立住脚跟，要完成救亡这样艰巨的任务，还得靠旧的一套、专制的一套来组织起民众的有效的力量。当然比以前有所放开，但是基本上启蒙的理想从此被搁置而且越来越淡化。从后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一直走在一个启蒙理想越来越被拒斥的过程中，一直到文革，可以说是被彻底的拒斥。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呢？文革就是拒斥西方思想的最彻底的一次运动。文革的口号是打倒“封资修”嘛，但是反得最彻底的其实就是“资”，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修”，也就是“修正主义”，也是因为它靠拢西方的东西，向西方妥协，所以要反。而反对“封建主义”，虽然也有批判儒家的运动，“批林批孔”，但是反儒家的人本身就是儒家，是用儒家来反儒家，用法家来反儒家。法家其实就是儒家的“里子”，儒表法里嘛，法家和儒家是相通的。文革表面上反儒家，但它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忠”字，跳“忠字舞”，表忠心，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个人，这不是儒家是什么？“忠”就是孔夫子提出来的嘛，“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所以儒家和专制体制其实是分不开的，现在很多人想把它们二者分开来讲，讲儒家，专门讲儒家里面的道德的那一部分，而把里面讲政治的那一部分撇开不讲，那是分得开的？在中国，你要讲道德，你就要讲政治；你要讲“修身齐家”，你就要讲“治国平天下”；你要讲“内圣”，你就必须要讲“外王”。这是分不开的，儒家就是这么一回事，儒家的本事就在这里，把内圣和外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鼓吹儒家思想可以作为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原则，然后在社会政治方面引进西方的民主体制和法制，这是现代新儒家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实际上这必然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试图从儒家中“开出”一种现代民主法制，那是不可能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法制思想完全是两码事。什么是“民本”？民本就是统治者要以民为本，不要做得太过分了，要体贴人民的疾苦，要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生存的权利，不然的话他们要造反。这是对统治者所讲的一番话。但是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人民自己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自己治理自己，表达自己的意志。没有一个专制者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什么自由，“只给大多数人自由，不给少数人自由”，这是中国式的说法。自由是你“给”的吗？每个人都生来自由，不是谁给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儒家思想抱有幻想，是不是从中可以开出现代民主法制来？儒家的这种宝贵的东西不能丢，不但不能丢还要加强，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开始读经。这实际上是一场全面的反启蒙运动，目前可以说已经达到甚嚣尘上了，到处都是反启蒙，回归传统。就像一个人得了病，不去吃药，拼命地回想自己过去为什么没有病，我现在就去吃过去没病的时候所吃的东西，能够把病吃好吗？还得吃药、打针，才能把病治好。所以传统势力如此强大，这种沉重的包袱简直可怕，死人拖住活人。改革开放刚刚迈开了一步，人民生活刚刚有一点起色了，于是又要回到几千年以前的那样一种腐朽了的传统里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幸好听他们这一套的人还不多，特别是年轻人，不信他们的说教。有个别的人可能觉得他们说的还有一点魅力，受他们诱惑，但是大部分人不管它，我们现在享受我们当前的生活，很多东西是西方来的。当然其中也有些崇洋媚外的，我们暂时不管它，但是至少传统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人了，不能够吸引大多数年轻人。
这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一个估计，我这个估计在目前国内是比较孤立的，现在大家一个口径就是要回归传统，要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不知道有什么“优势”。这是大部分人的趋势，小部分人还在那里嘀咕，而且也开始把自己的启蒙观点加一些修改。这叫做“对启蒙的反思”，明明是不反思，却自称为是“反思”。原来是坚持启蒙思想的，现在也开始在那里怀疑动摇，觉得这个启蒙是不是还是有些毛病，应该反思一下。启蒙本来就是促人反思，现在我们的反思还没有彻底，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只在表皮上滑了一下，就要对这种反思加以“反思”，其实只是一种习惯的惰性而已。我们近百年来一直是这样，稍微有一点反思，就受不了了，就要对这种反思再“反思”一番，以便中止反思。如果真要反思启蒙，就得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一直不敢真正的启蒙，我们对启蒙还有哪些误解，哪些没有吃透的地方。我们的启蒙一开始就中了传统的毒素，就变了味，变了质，这倒是应该反思的，但决不是要回归传统。这就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估计。那么，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来看一看。
二、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大家现在已经公认了，不是什么船坚炮利，也不是什么经济、技术方面，当然这方面有一份子，但是不能归结为这方面。也不是人民生活的改善，达到了温饱、小康。现代化最主要的是人的素质，是人的素质现代化了，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科技、经济、政治民主，都会有。没有这个，其他方面的表面文章做得再多，也不叫现代化。现代化在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水平是否有了提高，人的自由水平是达到现代化的标志。达到这样一种标志在西方也经过了一个过程，我们讲现代化好像就是西方化，因为西方人比我们先进入到现代化。所以一提现代化，一提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就认为是西方人的标准。我们有些人，有些所谓的学者，利用我们民众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来抵制现代化，说那是西方人讲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讲自由民主就不是中国人了，你难道想做个西方人吗？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天生地该做奴才。这是一部分人的看法。但实际上现代化在西方也是他们争取得来的，并不是西方人从来就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并没有这些价值。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古代，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中世纪的宗教统治，都没有现代的西方价值。他们通过多少代人的流血牺牲才争取到现代的价值，他们本来是没有的。所以你不能把它看作是西方人的，它不是西方的东西，它是人类的东西。西方人通过奋斗争取到了人类的这种更高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向他们学习，并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向人类的更高发展水平学习，我们是自己努力把自己提高到人类的更高的发展水平上来。这就是现代化的实质。所以现代化跟非现代化或者前现代化的区别，不在于西方和中国的区别，而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念本身，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等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那些巨人们才开始把这些价值建立为西方人的价值观。
所以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是说从15世纪以来，或者18世纪以来，我们就进入到现代了。如果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现在已经21世纪了，那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现代化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也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西方或者东方；而是人的发展层次的概念，人的素质、自由的层次的概念。我们今天不能说没有自由，但是自由有它不同的层次，我们的自由的层次还有待于发展提高。我们的自由还是传统的自由，还不完全是现代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毕竟西方率先进入到了现代化，所以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素质，我们就要学西方。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存在什么价值判断，说什么西方就是高层次的，我们就是低层次的，不是这个意思。西方人通过他们的努力，追求到了高层次的普遍价值，那么我们东方人也有权利去追求。不能说我们就没有权利去追求，那是西方人的专利，我们不能接受。凡是这样说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为我们现在的那种低层次作辩护。五四以来，我们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引进民主和科学。但是民主和科学是不是就可以代表现代化呢？当然一般说来可以代表现代化，但这只是一种表层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表层的体现。那么，深层的体现是什么呢？深层的体现在民主底下实际上体现的是自由，在科学底下实际上体现的是理性。五四以来我们强调民主和科学，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在民主和科学底下有两个哲学的根基，那就是自由和理性。民主底下是自由，也有理性，所以我把民主称之为“理性的自由”，用理性来规范的自由，那就是民主；科学呢，我把它称之为“自由的理性”，科学是自由研究的，要有自由的土壤才能产生科学，但是科学本身是理性，这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不同于单纯的“科学技术”，就因为技术是不自由的，或者与自由不相干的，科学则是自由的。我们今天一讲科学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精神，这是对西方科学的一种误解。同样，我们把民主理解为没有理性的“大民主”，一种狂热的乌合之众的“民主”，如文革中所表现的，也是一种歪曲。
民主是理性的自由，你用理性规范自由，那就是民主，就是法制。但是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清楚的理解这一点，人们把民主就理解为只是开国会，少数服从多数，科学就被理解为技术，引进船坚炮利，办实业。当时鲁迅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反对开国会，认为国会就是一帮子人在那里谋利的场所，各自捞选票，贿选，愚弄大众，乌烟瘴气。鲁迅也反对物质主义的“科学”，主张尼采的“摩罗诗力”，认为“首在立人”，建立人的自由意志，张大个人的精神力量。科学也好，民主也好，都要建立在独立的“人”的基础上，否则科学会成为物质对精神的压迫，民主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西方的好东西拿到中国来就“逾淮为枳”，变味了，其原因就在于“人”没有立起来，实际上就是自由和理性没有立起来。
所以，一旦我们的思考深入到自由和理性的层次上，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时代问题的出现，民主和科学就被抛弃了。李泽厚说“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从理论上说这个是不成立的，救亡为什么一定会压倒启蒙呢？启蒙不是可以解放人的个性，使人民大众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不是有利于团结救亡吗？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吗？之所以没有达到这种效果，为什么五四的价值被抗日战争所抛弃，就是因为中国的土壤还是传统的，还必须采取传统的方式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所以不管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救亡时期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抛弃了自由主义，不要讲什么自由。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反对自由主义”，蒋管区也讲要以“大局”为重，大局就是抗日救亡，不要讲什么个人的自由。再一个就是不准讲真话，抛弃了理性，不要去追求什么真理。这在那个时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种反对自由主义和不准讲真话在抗日时期成为了当权者的一个传统的基调，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传统，而是中国历来的传统，中国历来都不准讲个人自由，不准讲真话，不准使用你的理性。所谓启蒙就是使用自己的理性嘛，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就是这样的，你要大胆使用你的理性，走出受监护的不成熟状态。经过抗日以后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对于五四来说是一个倒退，这个倒退从五四以来一直到文革达到顶峰，我们倒退到秦始皇去了，倒退了两千多年。
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走了一大段弯路，30年啊！30年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起来干什么呢？封闭起来既然没有别的东西进来，那我们就是按照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惯性在搞我们自己的事情，所谓“自力更生”。30年靠我们的传统来自力更生，所结出的果子就是文革。所以改革开放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我们浪费了30年的时光。当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也谈不上“浪费”了，我们交了“学费”，得到了教训。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想把这个教训把它忘掉，我们30年的血泪都白流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对外开放，当然主要是向西方开放，否则我们早就对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开放了，我们对第三世界一直是开放的。现在要说对外开放，就是要对西方开放。那么到了80年代，我们提出了“新启蒙”的口号，这时启蒙的价值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新启蒙只不过是把五四时期的启蒙口号和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重申。当然比五四的启蒙要更加深入，不管是理论上还是从文学艺术方面还是从思想情感方面我们中国人跨进的步子相当大，当时不断地有外来的新思潮涌入中国，我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精神。这个西方的精神无非是两条，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最近巴金老人去世了，昨天发布的讣告。巴老在他的《随想录》里面作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忏悔，他忏悔的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他讲要“说真话”，说真话是不容易的，必须要有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只有具有自由精神你才敢于说真话，只有有了理性精神你才能说出真话。所以巴老的忏悔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觉醒。国家要现代化，知识分子首先自己要现代化，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的士大夫，你这个国家怎么现代化？必须有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但是，80年代一晃就过去了，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知识分子追求经济利益，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失落，“渴望堕落”。90年代是这样一种风气。于是有的人就不满了，提出来讨论，人文精神的问题，搞了好多年。但是各种各样的检讨，很多人都把它归结为西方思想的侵蚀，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侵蚀。当然不全是这样。但很大一部分人怪罪于西方文化，或者怪罪于现代化。我们人文精神失落了，好像我们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有人文精神的，所谓“失落”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从前已有的东西失落了，好像两千年以来我们在道德上是做得很不错的，唯独到了今天堕落了。为什么堕落了？那不就是因为西方文化进来了吗？西方文化把我们的传统道德冲得一塌糊涂，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了，这才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那么在这种基本的估计之下，很多人热衷于引进后现代思潮，引进文化相对主义，否定启蒙，否定社会进步，否定历史。认为没有什么进步不进步，我们以前过得很好，一直都不错，我们现在回到过去也可以的。
当然有些东西要把它去掉，比如裹小脚啊，皇帝啊，可以不要；但是其他东西都是不错的。这就是90年代的一股思潮，复古主义，回归传统，恢复旧道德。既然现在没有道德了，大家都是物欲横流，大家都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了，整个社会都没有规矩，那么罪魁祸首就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力。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旧道德恢复起来，以挽救时势。
其实这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旧道德肯定是恢复不了的，今天每一个明眼人心里都明白，旧道德你要在今天的社会上恢复起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个别的知识分子可能做得到，比如说蒋庆，他就是一个在现代公开宣称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而且身体力行的人。也许还有其他少数人能够做到。但是你要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道德的公认的标准扶持起来，那是没有希望的。那么问题是当你这样提倡的时候，你并不能恢复旧道德，但是你所起的作用有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拒斥新道德。旧道德又恢复不了，新道德又被你拒斥了，那这个社会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死定了！所以我们要看清，旧道德的沦丧它实际上是旧道德的自然的沦丧，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这样的。为什么会沦丧，因为它已经有几千年了，太老了，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比如说对外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开放过；再就是几亿农民进城，打工；自然经济解体，农村的自然经济解体，农业当然还有，但是它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了，不再是靠自然条件吃饭了，它靠的是什么呢？依靠市场。它的种子、它的化肥、它的农药、它的技术，都要靠市场，靠科技。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靠的是什么呢？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年轻一代他们首选的价值就是“发展”。任何一个年轻人，包括农村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首选的价值。我在农村没有发展前途，我要到城里去打工。几千年以来的农民不是这样的，能够平平安安地活一辈子就不错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他们的理想。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首选的价值就是发展。我们在座的就更不用说了，大学生，考虑的就是将来怎么发展，怎么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发挥自己的才能、才干，把自己可能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怎么可能再用几千年的儒家道德来加以维系，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所以我们讲现代化绝对不可能只是经济、科技、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也是道德观的现代化，人生观的现代化，而且这个是更根本的。你要讲政治体制，乌干达搬用了美国的政治体制，现在打得一塌糊涂，它那些黑人当年都是从美国“寻根”寻到非洲去的，在那里按照美国的体制建立了他们的国家，但现在乱成一团，仍然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你要讲经济的发展，那经济的发展很繁荣的地方多得很，伊拉克从前是中东最繁荣的国家，现在是人间地狱。最重要的还是要在人生观上，在道德观上，我们要做一个现代人。有了这个基础其他的都好解决，都可以发展起来，科学技术这方面不在话下，政治体制方面也可以培养出一批新型的法学家、律师。但是道德的现代化是最难的，它最重要，但是最难。有人认为我可以在道德上做一个古人，而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现代人，能不能做到这样？我把它叫做白日梦。你已经是个现代人，你又想在道德上做一个古人，那不是虚伪？
所以现代化的道德我们要考虑，它既然不是传统道德，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道德呢？我认为应该是“小人之德”。我把“小人之德”跟“圣人之德”或者至少是“君子之德”相对立。君子小人之辨，这是儒家的一个主题。我们传统道德历来都是君子之德，圣人之德，要做君子，做圣人，王阳明讲“满街都是圣人”，就是从原则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圣人，但其实每个人都做不到，包括王阳明本人是不是圣人，都值得怀疑。所以我讲现代道德应该是小人之德，不是圣人之德也不是君子之德。小人已经被孔子骂得一塌糊涂了，学一点农业知识也叫做小人，不守三年父母之丧也叫小人，在儒家的眼睛里小人是不堪为的，是大丈夫所不屑的。但是今天我们应该为“小人”正名，每个人其实都是“小人”，每个现实中的人其实都是有限之人，按照西方观念来看人是有限的，人有他的限度，甚至基督教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是人本性是恶的并不见得他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并不见得他就不能够使自己的道德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本性恶劣的人也可以有德。这些道德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是诚信，靠诚实劳动赚钱，当然你可以说他动机不纯，他只是为了得利，他的诚实是做给人家看的，他不卖假货最终无非是为了赚大钱嘛！但是你不要去追究他，人的内心谁能够追究啊？谁也不能算计到人的内心。而且这种“诛心之论”，儒家讲诛心之论，就是批评人家的内心动机，批评人家内心的一闪念，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你应该为他的内心留下余地，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就完全是为了赚钱呢？诚实劳动，诚信，中国人现在最缺的就是诚信。中国人现在走到外面去，外国人常常用一种防范的眼光看中国人。中国人在外国人心目中现在已经成了最狡猾的、最不讲诚信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机关算尽，有空子就钻，没空子也要钻，什么时候就把你“忽悠”一下，然后“人间蒸发”。
但实际上我们传统道德里面讲的就是一个“诚”字，“诚者天之道也”，儒家就讲这个。但为什么我们不诚？你讲得太多了，你把诚信当成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境界，当作圣人的德行，你要求人内心诚明洁净，纤尘不染，但恰好对人的外部行为没有标准，没有普遍适用的规范，认为那只是小节。你所要求的小人做不到，小人能够做到的你又没有给他规矩，一切都按内心的感觉来衡量，而感觉恰好又是没有客观标准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一个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也可以自认为问心无愧。所以我们今天不如把调子放低一点，你的诚信体现在诚实劳动、合法地赚钱上，这就够了，你不要去追究人家的出发点，说他是为了赚钱，他为富不仁，动机不高尚等等，不要这样。就是诚实劳动，小人也可以做到，一个小人他算计，当然是为了自己发财而算计，但他能够做到诚实，这就不错。
再就是勤劳致富，如果一个人很勤劳，这也就够了，就是一种美德了。小人也很勤劳，他不需要有远大的理想，他就为了自己，自己的家庭儿女，起早贪黑，这就值得夸奖。这是小人之德，上升不到圣人。圣人可能像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也不屑于去学种田种菜的，那样的叫圣人；拼命勤劳致富的人当然是小人了，但是应该看作是道德的，懒惰、四体不勤才是最大的罪过。还有遵纪守法，敢于负责，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些都应当看作是一种道德。中国人历来缺乏这种道德，只不过是在别人看着的时候我遵纪守法，如果没人看见我能够违犯一下就违犯一下，没人看见嘛！不敢负责，做了坏事就逃之夭夭，开车撞了人如果没人看见，十有八九能逃逸就逃逸，反正没人看见，抓不到。小人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的话，他在这方面是敢于负责的，民间历来也有这样的先例，好汉做事好汉当，比许多读书人都要高尚。鲁迅的《一件小事》讲的就是这件事。但这种人往往得不到儒家道德的肯定，被视为“匹夫”。再就是个人奋斗，坚持自己个性自由，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小人他要把自己的自由上升到一种道德的时候，他的这种道德就有一种普遍性，他发现只有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他自己的自由才会得到尊重。当然他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那不必去管他，应该允许，这就是小人之德。你能够尊重人家的自由，那就是有道德的。至于传统的亲情孝道，裙带关系，走后门啊，贿赂啊，讲情面啊，礼尚往来啊，这些都是旧道德，甚至有的是不道德。有些即使在今天仍然是道德的，也只是第二位的，首要的道德是对自由的尊重，对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的尊重。凡是违背这一条的，在今天就是不道德的，是应该抛弃的东西，只有不违背这一条的才可以继续是道德的。
普遍自由的这条原则不是一条单纯内心的原则，而是有客观标准的可操作的原则，它的可操作性在就于“公正”或“公平”。你追求个人利益你也要让别人追求个人利益，不公平那就是不道德。中国传统道德没有这一条，不公平是正当的，不公平就是公平，等级制嘛！你能跟皇帝讲公平？那不是“反了天了”吗？你能跟当官的讲公平？你能跟你的父母讲公平？妻妾能跟老爷讲公平？中国人缺乏公平这种价值，这是有调查统计为根据的。公平在中国人的价值谱系中排在非常后的地位，中国人最重视的是诚实，我们说这个人很老实，这就是最起码的评价了。但是老实人很可能做很不公平的事，和稀泥的事。我们今天要把这种关系倒过来，因为一个人是否真正老实这是没法知道的，你不能钻到他心里面去，很可能他的老实只是他的一副面具，他和稀泥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这就是所谓“乡愿”或伪善。即使他真的是出于诚心，这也只是他的自我感觉，根据自我感觉来把握自己的内心是不可靠的。因为人在干一件不公平的事甚至干一件坏事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自欺的本能，使自己相信自己内心是“诚”的，我真心诚意地做这件坏事，我没有坏心。那些团干部“苦口婆心”地劝别人揭发“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罪行”，那些“红卫兵”凭着一股赤诚批判自己的父母、拷打自己的老师，中国人这种情况多得很。所以诚这个标准是不可操作的，它只是一种自我感觉，没有客观标准，因此你也不可以用这个标准去断言别人，包括断言自己。你用这种标准断言别人，那就是“诛心之论”。西方人认为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人的真心，你不是上帝，怎么能够断言别人的心呢？你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你知道你内心深处是怎么样的？有什么隐秘的动机？弗洛伊德讲人有潜意识。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要去“寻找自我”。什么叫“寻找自我”？我已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寻找？就是因为我虽然在这里，但同时又不在这里，而是“生活在别处”。我必须从我现在的样子去寻找它后面的根据，在我今后一系列的思想过程行为过程中去发现自己真正是什么样子。很可能有的人本来觉得自己很不错的，结果发现自己很坏；当然也可能有的人认为自己很坏，后来却发现自己还不那么坏。所以人要认识自己必须有一个过程，不是说你现在二十几岁，有了自我意识了，你就可以凭自己的感觉，觉得自己还不错，就认为自己是个好人，那是不够的。所以西方人给这种认识自我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就是你首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好，你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小人，然后再去改善自己，去寻求自己真正的善的本质，那是要经过自己努力的，不是你坐在这里一想，觉得问心无愧就行了的。
所以小人之德的基础，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理性。自由当然是自由意志，小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有他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但都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所以他才能够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不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他就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义务。如果什么事都是别人要他干的，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的，都是不自由的，那他就不负责了。我听从上级的命令杀了人，那就可以不负责。小人之德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自由意志上，以便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们说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一种普遍的规范。为所欲为很可能今天是自愿的，明天就后悔了；或者他自己为所欲为，但不希望别人也这样干，这都不能成为普遍规范。你如果把自由意志当作普遍规范，那你就可以一方面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你会尊重他人同样的自由意志，那么这样一种自由就是法制下的自由，就有法了。你把它当作普遍规范，那它就成了“法”了。“法”是什么？前面讲了，法就是“理性的自由”。自由有理性，它就是法，民主、法制就是理性的自由。理性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感性冲动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你一时兴起，杀了一个人，明天你就坐到牢里了，后悔得不得了，当时就是一时冲动，那不叫自由嘛！真正的自由需要一种普遍的法则。法制不是圣人制定的，而是小人制定的。你请一个圣人来制定法制，圣人凭他自己对天道的体会，制定一个法律，给哪些人自由，不给哪些人自由，这就是人治了，而不是法制。我们看到像美国，澳大利亚，那些国家最开始都是一些小人啊，到美国去发财，淘金，那都是小人。澳大利亚是一个流放地，除了当地土人，都是些罪犯。结果他们在那里搞成了一个国家。那些人都是些小人，甚至是罪人，但是他们要建成一个法制的社会，好让大家都能得利，所以才把这个制度制定得那么民主。特别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个人工制造出来的国家，那就是一些小人在那里制造。当然也有圣人，像华盛顿那样的圣人，但是他并不把自己当圣人，他建立了国家以后功成身退，人家要他当皇帝他不当，去种他的地去了，并不把自己当作满不得了，可以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他认为一个好的体制比一个好的领袖对国家重要得多。所以他认为这个国家就是小人之地，而且是为小人服务的，这就是民主。
那么民主的法制一旦制定，自己就必须遵守，必须服从。哪怕是罪犯，在没有犯罪以前，当初制定法律的时候也考虑过的，这个法律我同意，我投票通过的，那么我将来要受它的制约的。受它的制约不是受别人的制约，而是受我自己的制约，因为我参与了它的制定。这是通过理性很容易想得到的，既然你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么你今后就必须遵守，今后你的行为如果违背了它，那么它对你的惩罚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处罚。所以西方法律思想里面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让罪犯受刑是对他的尊重，因为刑法是他自己制定的，让他服从他自己的刑法是尊重他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并不是别人把你抓住了，然后要把你处置一番，而是对于你的自由意志的尊重。当然在这种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西方人经过好几代人的实践，把这一套法律变得十分的完备了，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有关“宪政”的书，可以看看。宪政的前提都是要尊重小人，要把小人、哪怕是罪犯都当人看。要把罪犯看作是自愿受刑的，因为他有理性，他知道这是犯法，他自愿犯法也自愿受刑。所以他的人格还在那里，罪犯也是人，要尊重他的人格，否则你就是不道德的。所以你要尊重每个小人，哪怕最没有价值的人，都要尊重他的隐私，不要搞诛心之论。我们以前动不动就把人的灵魂拿来“曝光”，“看看某某人的丑恶灵魂！”丑恶灵魂你是看得到的呀？灵魂你怎么看得到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现代化要求我们在道德观上改变传统的习惯性的眼光，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道德，我把它叫做“小人之德”。当然你也可以取别的名字，我主要是把它跟圣人之德和君子之德相对照而言的。世界上没有圣人，世界上都是小人，这个才是事实，才是真实的情况。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不可侵入的灵魂，但仍然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道德。达到这样一种道德观，一个民族才能进入到现代化。
最后我讲一下中国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这也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
三、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今天主要指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在今天对我们最有意义，至于巴基斯坦文化、印度文化、刚果文化、伊拉克文化等等第三世界文化，虽然也是外来的，我们都不会见外，觉得都有点熟悉。最不熟悉的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几百年来成为了全球现代化思想之源。当然并不是因为西方人特别优秀，不是的。西方人只不过是早我们几百年而进入到了现代化而已，在人种方面他们并不比我们强，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他们更强一点，当然也有我们的弱点，我们不能搞民族沙文主义。所以现代化在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下的确它就是西方化，很多人想否定这一点，那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说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我们也可以搞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呢？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在文革时期已经搞过了，我们在上个世纪已经干过了，我们现在还能干出什么东西来呢？西方先我们几百年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是具有普适性的，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它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而是人性里面所发现的一套价值观念。当然西方化我这里是在特定意义上讲的，是在人生观、道德观上讲的现代化，至于西方人的其他的方面，比如说西方人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说话，一些生活习惯的细节等等，这些倒在其次，我们西方化不一定把这些东西都学过来，我们要学习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但恰好一百年来我们这一方面的收获很小，而且经常有误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些，对民主、科学、自由、法制等等，学得很不到家，倒是很多外表的东西，甚至一些不应该学的东西，我们趋之若骛，乃至于在这方面导致一种崇洋媚外。有些中国人你从外表一看，他比西方人还西方，但是你与他一交谈你往往会发现，他比中国人还中国。实际上完全没有脱出中国传统自古以来的那种文化心理，只是外表上像一个西方人。
有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一学西方就把自己的好东西都丢掉了。我并不否认中国文化里面是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好的东西曾经发出过灿烂的光辉，确实也是一些好东西，它使我们这个民族壮大，而且影响到周边的民族。不是好东西它能够影响别人吗？肯定有很多好东西。可是问题就在于最近一百多年以来，这些好东西已经变了质，变了味。正因为一百多年以前这些好东西变了质，才招来了西方人的侵略，因为你腐败了嘛！你已经腐化堕落了，所以西方人才敢于侵略你，敢于欺侮你。在西方人侵略我们之前我们已经腐败堕落了，所以才挨了打，落后就要挨打嘛，并不是因为他打你才把你打落后了。所以你把中国文化的堕落归结为西方文化的入侵，这是归结不上的。为什么堕落？因为太古老了嘛，两千多年了嘛！满清占据中国两百多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复兴，由于注入了落后民族的新鲜血液，所以中华民族又有过一段时期的复兴。但是这种复兴并没有带来新的文化因子，只是加入了异民族的生气，而这种生气却沿用了旧文化的因子，所以只经过了两百多年，生气消耗完了，它又腐败了。肯定要腐败，因为它没有自我批判的传统，老是自己粉饰自己。所以再好的东西经过了几千年的这种不发展，也会要发霉、变质。正因为自己的东西已经不好了，所以我们才要学西方嘛。当年康有为他们上书，要求改革，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这一套东西已经不适应时代了，所以才要学西方。在当时中国这些好的东西就已经不行了，就已经腐败了，好的东西它也可以腐败，并不是永远都是好的。
再一个，有人说，西方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好的东西，西方人自己现在已经把自己批得一塌糊涂了，后现代啊，反科学主义啊，反理性主义啊，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啊，西方人已经看到自己不行了，我们去学他们，我们不是捡他们的糟粕吗？特别是他们的现代价值，从文艺复兴以来，17、18世纪以来西方人所建立的那一套现代价值，在西方已经遭到了普遍的批判，已经体无完肤了，我们还去学它，那岂不是学了一些人家不要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到，西方人说自己不行，他的这种自我批判是他们历来的传统。西方人历来就是这样的，从来就说自己不行。凡是西方文化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正在上升的时代，就有一些人站出来说，我们不行，我们这些东西都腐败了，就要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比如说卢梭，卢梭的时代正是18世纪，是早期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嘛，他就写了一篇《论科学和艺术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的文章，这篇文章得了奖。他的结论是否定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发展起来的科学艺术，我们也可以译作“科学技术”，在当时还远远没有达到它的顶峰时代，正在上升期，他却站出来说，科学艺术是败坏人心的啊，人类本来是好的，但是被自己搞糟了，整个文明的发展都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退回到文明发展之前。他这个文章里面宣扬的就是这种观点，就是整个人类文明都是一场道德的堕落。他把这个文章寄给伏尔泰，伏尔泰的回信很简单，他说，读了你的文章，很感动，很欣赏；但是可惜的是，我现在早已经不会四脚着地爬行了。
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退回到猿猴去了。这是卢梭，这是典型的否定自己的传统，否定自己的整个文化，因为当时欧洲整个文化就是以科学艺术为代表的。科学艺术发展了，就是道德堕落了，现代文明人不如原始人，原始人是最道德的。所以卢梭以后西方兴起了浪漫主义思潮，就是要回到原始，回到田园牧歌，回到古代，认为原始人比我们更有生命力。再就是尼采，大家都熟悉的。尼采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按照列宁说法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峰，开始走向腐朽了，这就是20世纪初。尼采提出来要“重估一切价值”，所有的文明都是教人做奴才的，特别基督教道德是奴隶的道德，我们要重新加以评定，只有古希腊早期的人才是英雄，古希腊以后的人都是奴才的道德。这是尼采对西方全部文化的一种否定。还有很多，比如说斯宾格勒写了一本《西方的没落》，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西方人没落了，西方文化没有出路了。他们要找出路，到哪里找出路呢？到东方，甚至到原始民族部落里面去，寻求一点新鲜的东西。所以这是他们的传统，就是否定自己的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发展、繁荣时期，他们否定得反而更加厉害。西方人这种否定自我的文化传统是很不得了的，是非常宝贵的，它可以使西方人奋起改变自己。它没有阻碍西方文化的发展，反而刺激了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是最典型的一个，预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要灭亡了，给资本主义社会敲响了丧钟，但是也就敲响了警钟。所以在马克思的激励之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近一百多年以来改了很多，他们居然活了下来，而且活得这么好，这里面有马克思的功劳啊！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不衰，他们非常感谢马克思，马克思把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揭示得那么深刻，使他们找到了一种办法来渡过这种难关。资本主义渡过了难关，到今天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时候，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资本主义危机已经过去了，他们已经找到对付它的办法了。所以资本主义也要感谢马克思，也要感谢尼采，也要感谢卢梭，就是这些人在给他们敲警钟。所以西方有人曾经给“人”作过一个定义：人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危机的动物。人时时刻刻都在危机之中，特别是今天，人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毁灭自己，比如核武器完全可以把地球毁灭好多遍。但是有这样一些敲警钟的人，人类就活过来了。如果一旦没有人敲警钟了，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类就灭亡了。人类之所以能够活过来，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危机。这就是西方人的观点。就凭这一点，我们更应该学习西方。就因为他们说自己不行了，我们恰好更应该学他们。因为中国人恰好是反过来的，只有中国人从来都是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所以就凭这个我们就应该学他们，并不因为他们都说自己不好，那我们就不学他们了。如果因为我们历来都为自己唱赞歌，我们就必须来学我们自己的传统，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何况西方人一直到今天，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的基本价值观。虽然批判自己，但是他们仍然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仍然没有想到要搞一场革命来彻底推翻他们的这种体制。他们说说而已，敲敲警钟而已，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价值，他们的自我批评只是为了改进他们的社会，而不是推翻这个社会。所以你说西方的东西过时了，其实并没有过时，我们今天看到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仍然支配着西方的主流社会，而且正是这些价值使得他们的社会今天还有他们的生命力。
另外还有人说，西方人也在向中国文化学习，如我们刚才讲的，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评价很低，而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评价反而很高，于是有的人就很得意了：西方人都很推崇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文化，那不是舍本求末、数典忘祖吗？这种说法只相当于三岁儿童的水平。一个小孩子拿了一件玩具，本来觉得没有什么，已经玩腻了，哎，有另外一个小孩子要来抢他的，那就宝贝得不得了啦！人家都在学我们的，那我们自己还不应该宝贝一点吗？不是的。从道理上说，西方人学我们，我们就更应该学西方了，不然的话我们就吃亏了。人家把你的学去了，你又没有把人家的学来，你不是吃亏了？从事实上看，现在西方人既没有丢掉自己的好东西，又在努力把我们的好东西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弥补他们的不足；而我们既没有真正学到西方的好东西，自己的好东西却又由于固有的不足之处而日益丢失了。所以文化的互动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拼命去吸收新鲜血液，去学习其他民族的特长，一个文化才能健康发展。谁不学别人，固步自封，那么哪怕你有好东西，你守着，你也会把那些好东西糟蹋、败坏，使它完蛋。这就使西方人也没有好东西可学了。所以现在西方人也不学习我们现代中国人，他们要学的是中国古人。于是我们就造一些假古董给他们看，骗他们的钱。但是现在西方人也学聪明了，他们不要看假古董，要看真古董，要看没有经过“修复”的古董。可惜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少，被我们自己糟蹋了。所以我提出一种“双重标准论”，就是在文化的传播与学习中，西方要以非西方、包括中国文化为标准，而我们中国要以西方文化为标准，互相参考互相学习。所以我主张，你如果住在西方，你就应该以东方、以中国为标准，吸收我们东方的好的东西。
美国文化就是这样，他们现在对于东方、对于异民族、甚至对于原始部落的少数民族特别感兴趣，因为那对他们来说是新鲜血液，他们可以用来弥补他们那个文化的不足。那么反过来，我们要把学习西方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在这方面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标准，一会儿以东方为标准，一会儿以西方为标准，但是你要看对什么人。对于美国人，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到了美国，我们移居到美国，成了美国公民，那么我主张大家要大肆宣传儒家文化的好处，那可以弥补美国文化啊！但是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在国内，那就不要讲了，你要讲另外一套。事实上也是这样，很多人在国外就是鼓吹中国文化，回到国内就大骂传统，大讲西方文化的好处。实际上这是正常的，不要以为这是双重人格，或者是理论上不一致。实际上正好是一致的，在什么意义上是一致的呢？就在于任何民族都要吸收异民族的文化因素，所以双重标准其实是一重标准，就是你在哪个民族，你属于哪个国家的国民，你就要把异民族的文化吸收进来，以便于本民族的文化能够健康发展，这是同一个原则，当然在不同的处境就会有不同的运用。这才是我们说的“双赢”嘛！为什么马克思特别强调“交往”，人与人之间交往，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交往就是双赢的，就像做生意一样，我有的东西可以给你，你有的东西可以给我，我们两个都可以得利，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嘛。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双赢，如果不是互相取长补短，那就是两败，两败俱伤。中国人绝对不会因为学了西方就成为了西方人，我们的文化在那里，你不管怎么批判它还在那里，不但在那里，它还要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我们手里它还要发展。怎么发展？通过批判来发展。我提出“新批判主义”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一个文化的发展只有通过它的自我批判。西方文化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西方传统就是一种自我批判的文化，卢梭啊尼采啊都是这样，那么中国文化也应该这样。只有通过批判传统文化才能够真正发展中国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一条出路。否则的话只能是抱残守缺，你只能守住那一堆东西让它败坏下去。用什么来批判中国文化？一个是现实生活的发展，另外一个是西方文化的参照系。用这两点，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其实就是加以促进。好，我今天讲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
学生一：我想问邓老师一个问题：您说的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西方？
答：首先我们要对现实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学习不是书本上的学习，也不是仅仅是思想上，看了西方的电影电视，文化艺术，引起的感想，这个学习的必要性是产生于现实，就是我们要了解今天的现实，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要接触社会。在座的有很多同学可能还在学校，还没有去接触社会，但是我们耳濡目染，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对现实的感受。这个学习应该是建立在现实感上的，不要架空。你架空了，不论是学习西方还是学习传统，你都是一种空的东西，不联系实际。那么当我们感觉到现实中间的诸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这些问题从哪里来的？从现实中产生的，为什么产生？因为传统文化解决不了。所以它是一种问题。那么带着这种问题，我们去读西方人的书，我们也许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用这种方式来学习西方文化，我觉得是效果最大的。当然不排除有些人坐在书斋里面做学问，把西方的东西介绍到中国来，或者翻译过来，让中国人能够一般地了解了解，这当然也还是必要的，特别对于我们今天时代的发展是必要的。但真正的动力还是从现实中来的。所以我特别强调新批判主义不是仅仅按照外来的东西来骂中国人，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问题里面寻求解决的办法，寻求出路，这样才转向西方。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到西方去寻求救世之道，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现在还在找别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谢谢！
学生二：您刚才讲的非常强调理性，我想问你对非理性怎么看？另外我想问一下，现在很多人学习西方文化都是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去接受西方文化的，所以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都是“忘我”的，忘记了自己的主体性，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答：后面这个问题跟刚才讲的有些联系，就是你学西方不是一种单纯学者的立场，看看西方人说了一些什么话，这个在纯粹学者圈子里的学习效果是不大的，即算你学到了一些东西，你也仅仅是了解了一些外国的事情而已。而我强调的是你从现实出发，从人生的感受出发，从自己的生存处境出发，这就使你的学习有内容，有生命力，你就会有一种热情，你渴望获得一些东西。当你发现有些提法能够解决问题时候，你就会感到一种痛快。再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西方也有非理性的思潮，一般说西方传统中理性是一条主线，而非理性思潮是一条副线，当然这方面也很重要，没有这一方面你就不可能全面了解西方。但是这种非理性和我们东方的非理性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东方你要说理性嘛，也不能说没有，但是东方是以非理性为它的主线的，中国人是以实用、特别是政治实用为核心的，李泽厚说是一种“实用理性”，只要实用，我不管它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都要去做。所以东方的非理性和西方的非理性不一样，就在于这种地位不一样。西方的非理性始终处在理性的框架之下，所以它有它的不同的特点；而东方的非理性自古以来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今天还多半是这样，我们一讲就是强调人的情感，强调人的心性。理性这个东西中国人一般不太看重。非理性在中国是更带有全局性的东西。理性的逻辑推理只是附带的，甚至于你讲多了人家对你还有不好的看法，说你巧言善辩，“巧言令色”，那么你再说得头头是道，你说的话也值得怀疑。中国人相信一个人的话，主要在于看它是不是打动了我的情感，并不在于逻辑上是不是前后贯通。所以逻辑上是不是矛盾在中国人看来不是一个问题，逻辑上完全矛盾的，中国人也可能坦然接受。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一种社会风气来提倡就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总要有受益者嘛！否则你怎么能够“利人”呢？只能是损人而不利己。文革期间对立的两派各自都用一条毛主席语录来攻击对方，就没有一个人出来用逻辑的方法把毛主席语录拿来分析一番，当然那样做是要杀头的，问题是没有人想到要去分析一番，而是每个人都觉得有人撑腰、理直气壮。当然一般说来，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可分的，西方的理性有它的非理性的根源，这就是自由，我们刚才讲了“自由的理性”和“理性的自由”，每一方少了对方都不能成立。自由意志就在于不能用理性把它必然地规定下来，规定下来就不是自由了。但是这种自由本身又有它的自由规定，有它的一贯性，我今天自由明天还想自由，所以我就得把自由保持在今后也能够自由的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就不是外来的规定了，而是自由本身的自律。所以自由本身内在的有它的理性。而理性内在的又有它的非理性，比如说，你运用自己的理性，那是你的自由。康德讲运用自己的理性你要有勇气，有勇气，这就是理性中的自由，你不要受权威的束缚和恐吓，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性和非理性相互有一种相通之处，当然也有相分裂的地方，相对立的地方。所以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往往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比如佛家中讲渐悟和顿悟，宋明的理学和心学，西方基督教的理性和信仰，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有这种对立的因素。但是骨子里头它们有一种辩证的关系。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我们就把握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或者中国文化的精髓。
学生三：我对西方的启蒙思想有一种基本的认同，但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尴尬的情况，比如说伊拉克问题，朝鲜问题，有的同学说伊拉克很糟糕，朝鲜很糟糕，但是另外有人就主张文化相对主义，说人家朝鲜好好的，过得很开心，你把民主强加给他，这对他们是一种残忍。我想就此请邓老师关于美国对伊拉克的关系谈点看法。
答：这个问题，当然具体地你可以去揪他，如美国打伊拉克，该不该这样做，方法对不对，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情绪掺杂在里面，这些你都可以批评。但是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我们认为虽然美国打伊拉克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们是反对的，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我觉得是对的。包括朝鲜，当然看起来无害，但是他整天在那里穷兵黩武，总想要挑起什么，这个就很危险。其实中国人也不希望朝鲜搞核武器，希望朝鲜半岛保持一种无核状态。因为谁知道呢，他手里一旦有了核武器，说不定一时兴起就给你扔一个，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美国当然也有核武器，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他打伊拉克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花大量的美元去研制精确制导炸弹。这个跟那些恐怖分子就大不相同，那些人就是要造成大量的伤亡，死的人越多越好，不管是军事人员还是无辜平民。所以如果不能消灭核武器的话，我们还是宁可美国、中国这样的国家，这些“负责任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不想看到恐怖主义者或者恐怖主义温床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两个原则你可以选择一下你愿意要哪个，一个是启蒙理性之上的原则，一个是前启蒙的原则，如宗教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比较能够接受欧美的启蒙理性原则，觉得这个原则还可以保持一个基本的和平环境，至少能够给和谈、对话提供一个基础。事实上大家也在这么做，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谈判虽然不断地为情绪化的东西所中断，双方打来打去，但大家都意识到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靠谈判嘛，谈判就不能讲情感，要讲理性，不然谈个什么呢？大家都打下去死光了算了！但是还是有些老百姓他愿意活啊，他们不愿意像哈马斯那样。其实哈马斯已经不得人心了，阿巴斯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就是他代表了老百姓的这样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从哪里来？从原教旨主义那里是得不到的，只能够从西方价值那里找到。所以西方人他认为这是普世价值，我认为这没错，他是普世价值。不管你对他采取敌对态度还是友好态度，你将来你总要按照这样一条价值观来和他进行谈判，哪怕你是敌人，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上面来。这才叫公平，你要活别人也要活嘛！美国他也不是就占领了伊拉克把它当作自己的领土，他还是让你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定了就走嘛。当然他有他的利益，我们不能太天真，但是大的原则他是对的。
学生四：邓老师您好！刚才您说到文化之间的互动，讲到美国宣扬儒家思想，然后到中国就批判传统文化。我想到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借助于方鸿渐这样一个形象，讽刺他在大学里面读不了什么课程，转了很多系，最后去留洋是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留洋的。但是钱钟书先生说，恰恰是学中文的学生留洋是最合适的，因为其他自然科学都是舶来品，已经都洋味扑鼻了，只有学中文的留洋才有助于文化的互动和交流。我想听听您对钱先生这种论调有什么看法，结合到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谢谢！
答：这个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状态，就是说中国人在国外能够干得出成绩、能够被美国人承认的，在美国造成大的影响的，大部分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比如说杜维明啊，陈荣捷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美国也是教科书，几十年都是教科书，很有名。所以中国人到美国去、到西方去，这不失为一条成功的捷径。我们在其他方面很难说自己是世界一流，但是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世界一流，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嘛！林语堂写了《道家的女儿》，轰动一时，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他确实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够填补西方文化的空缺，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有的人觉得这种做法显不出中国人的能耐，有取巧之嫌。例如陈康先生就认为，如果你只能到雅典去演武艺，到斯巴达去演悲剧，那个不算什么本事，因为雅典的武艺本来就不如斯巴达，而斯巴达的悲剧也不如雅典。他认为只有中国人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讲得让西方人口服心服，这才是中国人的能耐。陈康就是这样，陈康在西方讲亚里士多德，这个是西方人也承认的。他学了好几门外文，希腊文、拉丁文，英德法文，他全学，这个是西方人也甘拜下风的，他的书西方人做学问也要引用的。所以他讲中国人要显真本事，要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让西方人服气。当然一般讲这是一种苛求了，我们一般人到了外国首先要谋生，你要当教授，要让别人不能取代你，谈何容易。所以一般的捷径就是到西方讲他们没有听过的东西，我有一个同学在新西兰开了一门课：“孝道”，那些讲英语的外国大学生趋之若骛，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人跟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是这样。他们是18岁就赶出门了，赶出门就不回来了，几年以后才来一封信。他们就是那样的社会，搞久了以后觉得很空虚，觉得家庭还是应该有一种其乐融融的关系才好。所以他讲这些东西在西方很受欢迎。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当它走向一方面的发展了以后，它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它回过头来在以往的东西里面，在过去的东西里面，它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的因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刚才讲的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就是中国人在西方讲西方文化不容易，西方人在中国要想讲中国文化也不容易成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在文化互动中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必现在就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超过西方人，但是我们将来也许可能做到这一步，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能够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都讲进来，让西方人觉得我们的讲法不仅很专业，而且有新意。这样就有可能实现陈康所讲的理想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中国人的学问做得要“让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恨”。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现在还只能到西方去卖中国的东西，回到中国则卖西方的东西，但这个理想还是应该有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