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的历史背景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的反对派开始的。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历史，可以从一般的古代史著作中找到它的梗概。大体说来：
1．4000年前的巴勒斯坦，本是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影响之下的诸古代民族并存的地区，在其中兴起了以色列——犹太民族。这个民族征服了迦南，有过一段同民族内诸部族不相统属的时期。后来，强有力的部族出现了，“士师”（《旧约》有《士师记》）即法官，是强有力的部族首领，逐渐经过征服吞并，建立了以色列——犹太的统一王国，即《旧约》着重描写的扫罗、大卫、所罗门三王时期。以色列——犹太民族的统一，和她所占地区是商队贸易的通商要道有关系。商业在西方文明的起源上总占重要地位，这是值得注意的。
2．以色列——犹太王国好景不长。她太小，抵抗不了大帝国的征服。公元前597年，这个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王国所攻破，大部分首都居民（也许还有她的首都以外的居民）被迫移往巴比伦。这是这个民族的第一次民族流放；以后她还多次被流放过，直到她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流徙于全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为止。
世界上的小民族遭到这种国破家亡，流徙各地的命运的，可以说不胜数计。他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经流放，民族就灭亡了。并不是死完了，死是死不完的，总剩下一些；只是有的剩得多，有的剩得少就是了。问题是剩下的被同化了，于是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唯一的例外是犹太人。
3．犹太人有自己的民族宗教。按《旧约》的记载，当他们留在他们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民族宗教的态度是不虔诚的，许多人“崇拜偶像”。可是，他们被流放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是祭司兼历史家）却着手系统地编写起他们民族宗教的圣典来了。学术界一致地、无异议地认定，《旧约》最前面的五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即追叙他们的民族的起源，和他们第一个民族英雄摩西，怎样把全民族从埃及的依附者的地位中脱身出来，怎样经过从埃及——西奈半岛——巴勒斯坦的长征，征服迦南的历史神话，所谓摩西五书，是他们建国以后第一次被征服流放在巴比伦时编写出来的。
《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巴比伦征服以前，犹太教已经有过一些经典，它的完备化，是流放巴比伦时期搞成功的。
犹太人被巴比伦征服以后，又曾经恢复过他们的国家，不久又被波斯、亚历山大、罗马征服。有过多次民族起义。罗马帝国初期，亦即基督教兴起的时期，还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玛加比”兄弟的起义，当然是被扑灭了。基督教兴起的时期，犹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摆脱罗马帝国统治是民族的愿望，然而犹太教的上层是妥协派。
犹太虽然复国了，其大多数被流放的人民散之四方做买卖去了。复国后的耶路撒冷，事实上成了散处四方的犹太人——犹太教徒的宗教中心。
4．犹太教义的特色：
A．民族战神的一神教 《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据说正确的译音应该是耶威）是以色列——犹太民族的战神，是保佑民族和外族作战取胜的神，而且，除了这个神而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神。以色列——犹太民族和他民族作战曾经胜利过，这就是他们征服迦南地区的时候。可是，在征服中他们也吃过败仗，以后的记录更惨，只有败仗，没有胜仗了。怎样解释呢？失败是背叛耶和华的结果。这种解释，奇怪得很，很灵。而且，这不仅是犹太人保持其民族不被同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后起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神教的特点，和当时的文明民族的希腊、罗马是迥然不同的。希腊宗教没有经典，只有神话，希腊神话中的神，是一个大家族，他们和她们有七情六欲，也犯罪，而且也受命运的支配。罗马的宗教，几乎全盘承袭希腊，不过把人名改一下（例如，宙斯，改成朱庇特Jupiter）。
可是，一神教比多神教严肃得多。犹太教之所以和希腊思想合流而成为基督教，一神教的因素是个重要因素。
B．反对偶像崇拜 希腊、罗马的神，是艺术的对象。金星——爱神维纳斯，被雕成一个最典型的少妇裸体像。在我的青春期，走过店铺陈列的维纳斯雕像的最粗劣的仿制品的时候，实在禁不住目迷神眩。当时还有许多民族的神是动物，《旧约》中耶和华最严厉责备的偶像崇拜，是崇拜圣牛——以金子铸成的圣牛像。
犹太教的耶和华，绝对禁止画成画像。耶和华在西奈山上向摩西显现，吩咐他布置的（不是建筑，而是布置一个帐幔，因为那时的以色列人，还在向迦南进军途中——其实是他们上古游牧生活的反映）至圣所里的至圣物，是“约柜”，是上帝吩咐摩西传布的“十诫”的文字记录（写在一块石板上）的存储木柜。
上帝没有形象，后来的宗教哲学家把它解释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具备“有限”的人的形体。这又是它和希腊思想的接触点。
后代的基督教传教师，画成耶稣和圣母的画像，人们要向之顶礼膜拜，宗教的哲学家们斥之为异教风尚。虽然如此，基督教终究是没有上帝的画像——像我们的玉皇大帝之类的。伊斯兰教也承袭了这种传统。（附带说说，伊斯兰教的教义，在许多地方承袭了犹太——基督教义。不同处是，基督教宣扬爱，它宣扬征服。）
C．以色列——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这是民族的战神——上帝的本来特色，因为强烈的民族情绪，一向具备着发展到征服世界上一切民族这么一个至高点的。问题是，选民的观念，在以色列——犹太被征服后，散处四方以后，还强烈地保持下去。于是，以犹太人的现实主义来说，它变成了分散、无祖国状况下保持民族团结，保持民族特色，不被同化的一个重要武器了。
还不止此。选民观念，逐渐转化成为一种现代的伦理观念：不是选民征服一切人，而是选民解放一切人的那种观念。不过，这到后面再说吧。
D．严峻的戒律 始见于西奈山的“十诫”，见《旧约·申命记》：“一、除我以外，不许有别的神；二、不可崇拜任何偶像；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四、安息日；五、孝敬父母；六、不可杀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十、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其一切所有的。”
其中的第九诫，不久前有人向我慨叹过，中国并无此传统。
诫命多得很。后来成为犹太教徒特色的，有一定要割包皮（叫做割礼），不准吃猪肉，不准吃一切动物的血，不准吃无鳞的鱼等等。这些戒律，后来发展成为犹太人的法律体系。犹太人的律法师，是兼具人间的权威和神的权威的。马克思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律法师；不过也许已经兼任了当时普鲁士的律师，而且也十分文明化了。
5．帝国罗马初期犹太人渴求解放和弥赛亚的预言。
帝国罗马初期，犹太人处在以下状况中：
甲、犹太人已是散布在罗马世界的买卖人；
乙、耶路撒冷和周围的犹太区是罗马的领土。散处在世界的犹太人以耶路撒冷为犹太教圣地，有许多捐献，这个城市很富。
丙、犹太本土不久前经历了一次玛加比兄弟的民族起义，十分壮烈，失败了。
于是，在犹太人中传布着一种弥赛亚的预言，大致是说，犹太人中将要出来一个像古代名王大卫那样的民族救主，实现“上帝的国”，压迫以色列的人都被毁灭，弥赛亚诞登大宝，世界各处都会有蜜、奶、酒像水一样流的丰饶境况。这种传说——预言毫不奇怪，我们在我国的宗教性的农民暴动中都看见过。耶稣基督就是应这种预言出来担当弥赛亚任务的角色。基督这个字，就是希腊字的弥赛亚。《新约》的四福音书，就是实在或想象中的一次民族起义流产，其领袖被捕处死的神话化了的记录。（附带说说，当时罗马帝国处死叛乱分子，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挂起来，是一种极其通行的办法。）
这次民族起义失败了。可是起义的余党（即十二门徒）还在，他们继续宣传起义的纲领。而且因为起义的失败，是罗马统治者和当权的犹太教领袖合作的结果，继续宣传起义，其矛头也针对犹太教。不久，起义纲领中的反罗马成分全被抹掉，亦即政治成分全被抹掉，只剩下反犹太教的宗教成分。“破中有立”，一个新的教义系统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基督教。
6．原始基督教的教义：
A．耶稣复活和弥赛亚的千年王国 最初，新宗教的教义，着重在宣传耶稣这个弥赛亚，是上帝遣来的他的儿子，是神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可是，死后第三天已经第一次复活，并向他们的门徒显现了。这还不过是序幕。不久，他还要第二次复活。第二次复活的时候，一切埋在地下的“义人”（也许是死难烈士吧）都要复活，于是要建立起一个“千年王国”。这个千年王国的最初的含义，也许仍然是以色列人的王国，不过，不久，它的意思就完全变了。
B．爱和传道 可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太强大，宣传斗争，号召斗争，那是以卵击石。运动需要坚持，需要召募皈依者，因此要宣扬爱。《新约》记载耶稣事迹的福音书，已经在强调“爱你的邻人”，要在被压迫群众中扩大新宗教的信徒，更加需要强调爱。于是基督教比之犹太教，亦即《新约》比之《旧约》，强调爱，强调通过爱的精神来布道，来扩大信徒，而不是民族战神的宗教，不是征服之神的宗教了。
不过，“选民”的基本观念还在。现在，不再是老命题“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而是新命题：“信主的是上帝的选民。”
C．消费共产主义 适应于第二条要求的原始基督教的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共产主义的团体。凡“信主”的，要把一切财产捐献给教会，教会最主要的工作是为教徒办免费公共食堂。这一条要求如此之严，以至《新约》记载有富人的教徒卖掉家产，捐献教会，可是自己保留一点，当使徒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这个教徒就扑地死了。
D．原罪与救赎 当教义限于以上几条的时候，新宗教还只能是犹太人中间的宗教。《新约》记载，新宗教一开始确实只限在犹太人中；把教义和传教活动扩大到外邦人（犹太人对非犹太人们的称呼）中间去，并为此目的，改变了教义的主要内容，添上了原罪与救赎这一条的是圣保罗。
《新约》说，圣保罗原是顽固的犹太旧教徒，残酷的新宗教的迫害者。有一天，上帝向他显现，从此皈依了新宗教。基督教义的制订者，事实上不是十二门徒，甚至也不是耶稣基督，而是这位圣保罗。J·大卫把他和摩西并列为基督教的二位启示者。
保罗把《旧约·创世记》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听信蛇的怂恿，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懂得赤身裸体的羞耻（事实上是和亚当性交并生下了孩子），这一段本来平淡无奇的传说，称做人的原罪。既然性交是罪恶，那么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因为人有罪，所以上帝罚男人要满面流汗挣面包，女人要蒙生育的痛苦传种接代。这是《旧约》的提法。这当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代一代活下来的。最可怕的是，原罪还使每一个人的灵魂堕落，死后也回不到上帝那里去，上帝怜悯每个人都背上了这份原罪，于是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尘世，上了十字架，用他的血为普世的凡人赎了罪。自此以后，人只要信上帝和我主耶稣的道，他的灵魂就可以得救。
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教义。后代的传教士在布道中绘声绘色地宣扬主耶稣为了救赎世人的原罪而上十字架受难的故事，愚夫愚妇在下面听得涕泪交泗。也就这样，基督教超越了犹太人的范围，传布到“外邦人”中间去。不久，犹太人还是犹太教徒，新宗教成了反对犹太人的非犹太宗教。原先的割礼、不吃猪肉等戒律一律废除，对外邦人无效，犹太人的基督徒还可照办；再过一些时候，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还必须禁绝犹太教的戒律，才准许皈依了。
E．三位一体 犹太教只有一个耶和华，基督教增加了一个救主耶稣，据说他是上帝的独子。圣灵何能生子，马利亚是否处女怀孕，不仅外行人要问，基督教内为此还经历过长时期的教派斗争。现在，西方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这分明和希腊思想有关，下面再说吧。
7．罗马帝国精神上的解体，是基督教从犹太教的异端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原因。
由上可见，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用宗教术语说，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其实佛教也不过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异端。不过佛教在印度已完全消失，在世界上信徒也寥寥无几了。）它怎么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的呢？
原因在于，罗马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以后，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基督教提供了当时迫切要求的福音。
罗马没有哲学。假如说也有哲学的话，无非是征服的哲学。现在，罗马把那时可以征服的世界，全征服了，征服的哲学没有用了。脑满肠肥的罗马显贵亨乐已经享腻了，罗马皇帝安敦倾心争夺皇位的残酷战争之中，显贵们的未来也朝不保夕，至于原来勇敢守法的罗马公民，早已经过Proletariat（最下等级）这一段经历，完全消失掉了。凡不是奴隶主的，不论是罗马原来公民的后裔，还是被征服的民族，还是奴隶的后代，全都呻吟在罗马的无个性的、无民族性的、无创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义统治之下。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现世的事情，有人看来，因为极度绝望而无复可为；大家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是唯一的出路。这个世界，证明了原罪教义是天经地义的，皈依用他的血救赎我们原罪的主耶稣吧。新宗教就这样不胫而走了。
罗马人，比起希腊人来是蛮族。罗马文明独特的创造唯有法律；其他哲学、科学、文化、宗教、神话全都是希腊搬来的。高度文明的希腊人的精神危机更甚于罗马人，危机也比罗马人来得早。这个文明民族的文明人，在亚历山大征服时已经丧失了城邦的自由，不过还可以随军东征，在新建的希腊化诸帝国中当上一份知识分子当得了的差使。当希腊本土被罗马征服以后，有些“哲学家”被贩到罗马成了奴隶，在罗马显贵的宴会上说一些方法、逻辑、道德的箴言作为寻开心的资料，原来的希腊诸自由城邦当然也成了罗马的行省。基督教传布于罗马帝国各地，就是首先在希腊语人民中传布的（《新约》的最初文本是希腊文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落的希腊人的宗教，它是犹太教的圣史和希腊思想的混合品。上面所说的，圣保罗的业绩，是《新约》这么记载的。也许，这里存在着某种确实历史的核心。即使如此，《新约》中对保罗的许多哲学化的启示，也决不是一个粗鄙的犹太人所胡诌得出来的，他至少得到了许多希腊人信徒的帮忙，才写出了那些东西的。
新宗教的教义，因为是希腊思想使之精致化了的，所以它才能在那时候的西方文明世界不胫而走，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新宗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这是西方学者公认的。
［附注：这一部分，可以参阅考茨基：《基督教的起源》，叶启芳译，1955年三联书店就1932年神州国光社第一版修订再版。这本书译得很差，不过大致还可以读懂。］
二、希腊思想
1．希腊城邦。当希腊产生出她能够作系统而概括的思考知识分子来的时候，她是处在世界上一切古代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
希腊文明，也是渊源于从中亚出发的旧大陆最古文明。（这个文明的一支，西迁到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成了苏美尔—巴比伦文化；另一支东迁到中国，是中国文明的来源。不过，她的西支，用铁早于中国。）这个文明，首先繁荣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希腊是经过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了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主。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和帝国（巴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凯尔特人、“斯基泰”人、柏柏尔人等）。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的巴息琉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虽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
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她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或帝国。
2．思考宇宙问题，而不是“史官文化”。这样，希腊哲学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是：
A．宇宙是什么组成的？最多的回答是四大元素，地水风火，这和中国的五行阴阳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循这条线往下辩论，问题愈来愈多了。地水风火，没有发展成为“相生相克”，倒是提出了“原子假设”。辩论发展到，宇宙的特点是运动还是静止？在这点上，有人提出，运动也是静止。所谓“飞矢不动”，这就涉及到运动的单位，和运动物体间的相对位置——再进一步涉及到运动的坐标了；也涉及到一切流变的辩证法思想，涉及到最大最小等等。
B．数学神秘主义。众所周知的有毕达哥拉斯（Pytagoras）定理。数学神秘主义中国也有，河图洛书其实是其中纵横诸数之和都是15。不过他们锲而不舍，从这里搞出一整套几何学。又，据说，后来解析几何中的“圆锥曲线”早在亚历山大时代已被发现，这在笛卡儿以前将近2000年。
C．诡辩、修辞、文法学。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
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能有思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
希腊人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为后来的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政治、伦理的专著。思考宇宙问题是他们首先着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
对比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就知道这个特色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了。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
“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说过分了。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内，至小无外”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他的徒弟在秦始皇时代就实行了他的主张，只是连他自己也列入了“禁绝”之列。现在还有哲学家在歌颂荀况是唯物主义者，说他论过“名”，即文法学中的名词和逻辑学中的概念问题。不过荀况的论名的文章，一开始就说：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然后说他所要论的“名”，是刑名、爵名、文名以外的“散名”。可见，甚至“名”，政治权威已定之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何况他所以要定“散名”，还是为了“正名定分”。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这就可见希腊思想特色是如何地可贵了。
3．柏拉图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学基础。希腊思想对宇宙的概括，虽然也有“变动不居”的赫拉克利特，但他们的基本观念，是把宇宙看作静止不变的；着手之处，在于概括相似事物的“共相”，把世界的事事物物加以“分类”。自然界中有机界、无机界，动植物等等的类别，就是从希腊开始的。最早的动物学、植物学只是分类学，分类学也做得很仔细，要采集标本，例如植物，要从它们的茎、叶、花、实的特征，分出门、科、属、种、亚种等等。这些都是进化论产生以前“自然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希腊传下来的。
超脱政治权威，考究宇宙问题的人，在实验科学未发展到相当水平，还不足以把自然理解成为自然史的时候，不免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精致、纤巧、井然有序感到惊讶。可是对于这个世界怎么会形成这种状丽精巧的总原因，却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是所谓第一原因，或极因问题。柏拉图直率地归之于某一个全能的神秘力量，这个神秘力量早就有一个候补人：一神教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原来是一个民族的战神那是无所谓的。把他重新打扮一下，变成超脱的全能的神就行了。就这样，犹太教的耶和华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了。
其次，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使用语言这种工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
而且，对于这个实在的世界，也作出了神秘的解释。这个实在世界中有形形色色的事物，我们把它分成类，每一类给它一个“共名”，来描述这一类事物的“共相”。人们还觉得，具体事物是生灭无常的，“共相”倒是永存的。具体事物，都有缺憾，都不完善，达不到这一类事物应具有的理想水平。“共相”，反倒可以代表这类事物的理想的完善性。玄思的思想家，于是提出，由事物共相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实在的世界却是有缺憾的世界，它不过是这个理念世界的淡淡的影子而已。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通过“理性”分析综合实在世界而达到的，这是一种神赋予人的能力，所以理性的渊源应该上溯及于一个全能的超人的力量。一神教的上帝早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候补人，这又是基督教与希腊思想的结合点。
第一原因和理性，固然超脱了尘世的政治权威，却不得不寄托于一个超人的力量，对于古代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古代只是人掌握自然的开始，古代人还远没有今天的人那样征服自然的自信。古代人观察自然基本上只凭生理器官，没有今天那么有力的观察工具（从望远镜到反应堆等等）。古代变革自然只凭简单工具，它只能观察到是在顺应自然，而不会具有变革自然的自信，这都不足为怪。那么超脱尘世权威而拜倒在超人力量前面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也就是希腊思想—基督教把上帝视为真（“真、美、善”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这固然是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一切东西，确定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
中世纪，甚至直到现代，理性主义（即所谓“哲学上的唯理论一派”）者曾经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理性主义者则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于上帝，把“理性”的威力上溯于上帝。(1)
理性主义者的贡献，多半在数学和逻辑学、天文学方面。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卡儿是17世纪的人；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发明者，是18世纪的人；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的力量归结为上帝的威力。数学和逻辑学不是直接掌握自然的实验科学本身，然而它们是实验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碍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证明上帝哩。
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的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4．柏拉图的“灵魂不灭”——“善恶果报”要求有一个上帝。
正如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所指出的，人类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祸福无常，是善人得不到好的果报，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恶果报的问题，打动了愚夫愚妇的心灵，也打动了哲学家的心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就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堂的想象。恐怕这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不过是当代普通人对此想法的集中表现而已。
基督教要有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腊思想的启示；但是，在这方面，其他来源（通俗的来源）比在真的问题上要多得多。
不过基督教的上帝赏善罚恶，他的处理轮回果报，就其劝导尘世的人要走什么方向而论，和佛教、婆罗门教都是不一样的。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伦都免不了轮回的命运，人的修炼的目的，是要超脱这种必然的命运，所谓“超脱三界外”，办法是：“从根本上下手，并且通过稳步培养同［食欲和情欲］相对立的心理习性，通过博爱，通过以德报怨，通过谦恭，通过戒除邪念……来克服［食欲和情欲］……［这种结局就是涅槃］”(2)。做到这一条，人就变成了自己的主人，甚至也成了宇宙的主人，不受任何拘束了。严复译《天演论》用美丽的文言文描绘了这种伟大壮丽的情境：“恒河沙界，唯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无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竞争，无所求助于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注。”(3)
基督教却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参与人世间的活动，要求人们为善。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此，它宣扬每个人生来就都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它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唯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5．上面扯得远了一些，总之，柏拉图所代表的希腊思想，是基督教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学术界是有定论的，并且指出过，那是通过公元初期的新柏拉图派的普罗提诺的学说“传递”过去的。
基督教形成初期，希腊思想的影响，是通过这个极端的所谓客观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的学说被接受的。可是希腊思想的影响并不限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学说比柏拉图“实证”得多，最初并不是基督教所承袭的。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中世纪却成为当时的教士文化——经院哲学的根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有四因，其最后的一因是第一原因。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体系的第一个完整的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条所谓“思想律”的第一个表述者。他的逻辑学主要是演释逻辑——三段论法。三段论法要有大前提和小前提，据说由此可以推论出前此所不知道的东西（数学中用此法最多，实验科学根本上是凭借观察与归纳方法的）。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当时并没有推到由归纳法所道出的带有或然性的命题（这种命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是可疑的，不足为据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们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却还是推到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去了。
亚里士多德观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给动物吃的，兔子是给猛兽吃的，庄稼和家畜是给人吃的。当代科学称之为自然界的生态循环的这种现象，亚里士多德感到神秘，认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为了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目的论。目的论预定了上帝，这当然也是无疑的。
目的论不仅预定上帝，还可以推翻那个上帝，用人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设定人负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比上帝之说当然进步了，进步得不可估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论的特色而论，这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这样说，我认为是十分公平的。
所以，明末东来的传教士，带来的除圣经而外，还带来了逻辑学、几何学和历法。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不知道是皈依基督教呢，皈依希腊思想呢，还是皈依希腊思想的基督教？
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
1．蛮族覆亡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
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族。罗马覆亡之时，许多罗马显贵投身教会，著名的教父，多半是罗马文化的显贵。
所以，教会是黑暗时期的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罗马天主教的中心设在前帝国的首都，它使用的是帝国的通用语言拉丁文，直到十六七世纪，著名的哲学著作还是用拉丁文写成的。现在国际通用的动植物学名，还是用的拉丁文。圣经译成英、德文，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罗马帝国覆灭了，世俗权威用蛮族的日耳曼文，在有教养的文明社会（蛮族显贵，最初都是目不识丁的）中，罗马传统还是正统。
欧洲的蛮族征服，不像在中国，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蛮族，以至蛮族文明后来竟然全部湮灭。欧洲蛮族征服之后，后来没有由“罗马人”光复过，蛮族文明以骑士文明的形态，发展成为和教士文明并行的一种文明。教士文明还是罗马传统。但是两种并行的文明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它们在互相渗透。文艺复兴，终于扫掉了古老文明的老壳子，古老文明渗透到世俗文明中去，压倒了宗教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
2．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做过许多坏事情。它掠夺地产，剥削农奴；它制造了战争阴谋，多次造成流血的大屠杀；它提倡迷信，搞圣者遗骨的崇拜，搞异教裁判所，多少创造性的科学和科学家被扼死了，残杀了；它穷奢极欲，出卖赎罪符，多少庄严的主教宫殿成为最荒唐的寻欢作乐之所。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
欧洲的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组织的，神学教育当然还在大学之前。法律学、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是神学以外的主要课程；拉丁文和希腊文当然是必读课程。学习这些“脱离实际”的理论；也许10000个人中有9999人是废品，学了根本用不上。不过如果有人用上了这些东西，这个人也许就是诸侯宫廷中的大臣，或者可以列入经院哲学家之列的人物了。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也许这就是后代大学自治的渊源。像明太祖的《大诰》之类的当代政令，也许也是越不过大学的门墙的。
不仅大学是教会办的，我猜测初等中学教育也是教会包办的，医院也是。
教会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不管经院哲学如何繁琐，它总是一种心智的活动。不管他们的研究如何只能限制在某个框框之中，总也出了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托马斯·阿奎那这些人物。即使我们肯定（也许与事实不符）中世纪的教会所传布的文化，没有比古代（希腊的和罗马的）前进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下来。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
3．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说它是政治权威，一部分是直接符合于事实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有时候和帝国争夺欧洲的政治最高权力；当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帝国的时候，它本身事实上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权威；所以教廷能发动和组织十字军——虽然它的权威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
骑士文化这种世俗文化得以存在，欧洲的君主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致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
4．比起佛教来，基督教虽然是一种入世的宗教，终究是力图把人性提高到“神性”。与此相反，教会首脑却在神化的人的幌子下，荒淫无耻到不像人而像兽的样子。此外，城市的兴起，王权的上升，民族国家和民族意织的形成，也使教会教廷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文化权威都成为不可忍受的东西。所以，地理大发现（亦即航海商业的猛烈扩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三者几乎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现在，在骑士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世俗文明要摆脱神权的控制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是民族国家摆脱梵蒂冈，文化意义是要摆脱死掉了的拉丁文明的控制，发展民族文明，同时也是要摆脱已经阻碍科学和思想进步的经院哲学。文艺复兴是要回到共和罗马和城邦希腊的欢乐的人。
发生过革命、战争、流血、屠杀。宗教战争的历史，是教派斗争，结合着王权、诸侯、城市多种利益集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人读这段西方史，既难理解，又感厌烦，范文澜所以诋毁宗教，诋毁宗教战争，我猜测，这也是一个因素。
不过，这些斗争却是西方进步的重大因素。清教徒移美，胡格诺教徒移英，倔强的人们幸免于难的另去开辟新天地。假如中国也有过这样倔强的人们，大概轮不到荷兰人占印尼，英国人占澳大利亚了。此外，有宗教改革（新教崛起），还有反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本身适应新局面的革新，弄到最后不能不来一个宗教容忍）。宗教容忍曾是近代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人对希特勒的国社主义如此深恶痛绝，和这种传统不无关系。
5．文艺复兴直到近代，思想界也是丰富多采，令人眼花缭乱。已经提出，遵从理性主义的一派，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作过巨大的贡献。大力鼓吹并成了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弗兰西斯·培根，为实验科学的最早中心英国皇家学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是带着感情来鼓吹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他痛诋希腊思想以静观宇宙为极乐，痛诋他们不关心改进人们的工具以增进人类的福利；可是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出发点是基督教的爱人类。康德一方面要信仰，一方面要科学。在科学极端昌明的现在，西方人还不想也不敢丢掉基督呢。他们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
四、我不过是解剖了基督教
我不喜欢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丝毫没有歌颂留恋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需乞灵于上帝。
我也并不反对史官文化。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何况，史官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入过神秘的唯理主义（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义）的泥坑，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的最大好处是推动你追求逻辑的一贯性，而这是一切认真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东西。古代人，曾不得不从神秘的唯理主义那里取得这种力量，现代人已经用不到再为此乞灵于上帝，那是包括在科学的经验主义中的一个必要给成部分。（至于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低到不屑顾及，那也不过是无知而已。）所以，史官文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思想的优点，要改革掉的是，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句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
附录 基督教（译文）(4)
基督教本身——无论是统一教会还是（在分裂的年头）它的拉丁天主教或希腊正教的变种——把灵魂供给这个庞大的罗马帝国。它是罗马帝国的严格意义上的彼岸的灵界的对应部分。该撒们的罗马帝国，是提供法律面前然而又是该撒治下的平等的一个机构，是提供集体得以免于蛮族侵犯的自由，然而又是服从法律，服从“现世的权势”（Powersthatbe）和该撒的天才的那种自由的机构。Trajan对于希腊文明生活血肉相关的那些自愿结合的小社团猜忌得如此厉害，甚至对救火会也疑虑重重；早期基督徒只得把他们的教会登记为殡葬团体。博爱，是交给基督教来提供的——一种既非以种族也非以地域为基础的博爱［兄弟情谊］（虽然犹太主义同时包括两者，又在Armenia有一种觉察得出来的教会的首脑职务有落到自命为基督的弟兄们后裔的那些人身上的趋势），而是以理想原则即“道”（the word）为基础的博爱。这种对博爱的着重，在已经被承认的哲学教导中是不明显的——如果不是新东西的话——但是和早期的宗教诸如Mithraism和Orphic秘仪相比，它倒并不是空前的。
罗马帝国因为它打算要维持人们对于它那官方的、干巴巴的、无情的、不亲切的帝国宗教的企图落了空，在Constantine（279—337）皇帝治下，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和基督教妥协了。皇帝在讨价还价中努力要做到不受到严重的损失。皇帝不再是神了，但是，虽然他甚至死前才受洗，他却成了“外观上的主教”（bishopin externals）——而这个东方西方还未分裂的普遍教会，变成效忠于帝国的了。罗马帝国汲出了——或者，人们想象它汲出了——为了使它的庞大的血肉躯体不致腐化所必不可缺的情感的精英。皇帝马上取得了“Isapostalos”——“使徒的同侪”的正式地位。在别处，统治者要变成“最正统”“最基督”“最宗教”的。圣职人员Tertullian能够说“帝国和我们有什么相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Chakedon宗教会议（A.D.451）用“你是教士又是皇帝，是战争中的征服者又是宗教信仰的博士”来向皇帝致意。我们回到了该撒、法老和Mikados的古老信条——王即是神，或至少是王权神授的理论——上去了，只是蒙上了一层体面的面纱而已。教皇制度的功劳之一是，它破坏了这种僭窃，从而结束了这种暴君统治。在Justinian时代，一个杰出的圣职人员能够清清楚楚地说出这样的学说：“上帝什么也不需要，皇帝只需要上帝。”于是，异端不仅是针对教会的反叛行为，也是针对皇帝的叛逆行为。事实上，它们常常是当地的不满情绪的外衣，或者，以埃及为例，是民族分离主义的外衣。帝国的精神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它在宗教的一致性中坚决主张其政治的重要性。皇帝在“闪耀至尊的圣像”的时候，作为至高无上的人物，承担了上帝的某些属性。更为危险的是，上帝承担了罗马皇帝的诸属性；他专制地、绝对地、独自地把炼狱的火焰施加在罪孽之上，犹如罗马法把尘世的火焰施加在弑亲上一样。
天主教会和罗马帝国一样是遍在的，独特的，在它之外没有安全——NullaSalus、Voltaire对于还存在于他的时代的罗马帝国，可以说它既不神圣又非罗马。Goethe可以宣称：“这个亲爱的古老的罗马帝国啊，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啊。”然而它还是继续下去了，让它自己消失在Napolean的崛起和倾覆的种种纠纷之中。但是，先知但以理的书里明明写着，第五帝国将要存在到最后的审判，存在到世界的末日。甚至当不可记忆的时代就巳存在的天主教会被剥夺掉它的尘世的俗界的姊妹以后，Sempereadem——“还和从来一样”——就像某个古代的女人当她的年轻的同居者逝世以后，直到如今还没有能够承认人死了一样。在天主教会弥撒书内，在耶稣受难日篇中，迄今还可找到这样的祈祷文：
让我们也为我们最基督的皇帝祷告，为了我们的永久和平起见，愿我主上帝使一切蛮族都臣服于他。全能的和永生的上帝，一切政府的权力和权利都在他手里，他赞许地注视着罗马帝国；凡是相信它们自己的凶猛的民族总是要被您的权［全］能的手压倒的。
但是天主教会总究是大大超过帝国的随军牧师。它是罗马的公民们通过基督共同体内的洗礼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它的世界性并不略逊于帝国，它的疆界不限于帝国四境之内。如果人们要问，在基督教帝国内异教徒能否享受完全公民权，历史家Qrosius，St.Augustine的学生能够宣称，皈依了基督的哥德人，虽然处在帝国疆域之外，还是同志和兄弟。理论上帝国和教会两者都是独特的、遍在的——然而，它们之伸展到黑暗的蛮荒空间，疆界也许是不一样的。
尤有甚者，教会和先前的哲学家们一样，提出并且回答“生命的道路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发育完全的教会的福音书来自闪族犹太人，但是它的组织得自罗马，它的主教是戴上了主教冠的帝国太守——而它的哲学则来自希腊。斯多噶派供给了米兰的St．Ambrose加以表述的系统化的道德理论。柏拉图供给了公社的理论。新柏拉图派为神学提供了系统化的诸观念。教会一路向前走，借各个时代的宝藏丰富了自己，甚至使人回忆Isis和埃及诸神的称号，词句和庆节也没有遗忘掉。简言之，生命的道路，是借合理的信仰获得拯救。不过古代教会忠实于古典时代的情绪，其忠实超过了现在人们容易承认的程度。它的思想即柏拉图主义，本质上是社会的，拯救连同它的一切圣礼是在公社中，通过公社而获得的，还要伴以社会工作。兄弟情谊的爱，并不仅仅是善良的意愿，并不仅仅是徒托空言的荣宠和恩惠。
教会为正统主义战斗，它是不容忍的，这分明因为社会联系事关重要，所以，凡是异端，就是反对这种共同信仰的社会联系的叛逆行为，是反对人们在其中，以及通过它，为自己准备和圣徒最后融为一体或性灵上交往的共同体的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像昔尼克派、斯多噶派，甚至像伊壁鸠鲁派，它蔑视（贤明逊于Aristotle？）人间世的环境、善业和对人的尊敬。它不从事于反对战争、奴役，也不从事于反对私人财富。
它的原初的精神是和平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Auanias和Sapphira因为只把他们财产的一部分给公众而受到Peter的诅咒，亦即在精神上受到电刑。圣地的教会，在其初期一切东西都是共有的，就和主的门徒们一样。“伟大的教会”（主的屋子，亦即Kuriouoikos；或Ecclesia，即“召唤出来的”或“蒙选的”）缓慢地把它这些事情上的信念弄明确了。凡是推选出来的，完全宗教的，亦即凡是神命的，决不能持戈作战的。St.Basil的一个僧侣参加了军队，当他能够回到他的修道会去以前，必定要经过长期的忏悔：教士（Clerotoi—“推选出来的人”）必不可打仗。又如我们已经看到，某个Orosius可以坚决主张甚至罗马的敌人，当他们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也是兄弟。
保持了一种有限度的共产主义……简言之，教会的对付这些争论，是借助于由神命特别挑选出来的那些人要过理想性质的宗教生活——偶然也要对其他人以精神上的指导者的身分行事——他们是实践和平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常备兵”，而这些人又有别于人类中的“有罪的芸芸众生”（bulk of the niessa peccatrix），他们只能指望遵守最低的道德法则，他们可以为他们之间的争吵打架并且打出结果来，他们可以去寻找金子。这种区别是令人震惊的柏拉图式的。
希腊人，尤其是逍遥学派的希腊人，充分意识到人是动物，还常常是不快活的动物。文明是这样一种实体，大多数人在其间必须用做工具，为的是使光荣的文明的社会结构可以上升到它的顶峰。群众是一堆无足轻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无关紧要。无产阶级的教会不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而这是它的革新。一切人全都是“一个躯体上的诸器官”，信徒中最卑微的人，服务于他，永恒的造物主的更伟大的荣光——而不是奢华的仪仗的荣光——并不略逊于信徒中最尊严的人。拯救是无须代价地奉献给所有的人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对此作出回答。但是，教会对于动物本性是用原罪来替代了的——而且从来不会忘掉要记住它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教会具有柏拉图那种程度的（附有某种保留）社会倾向。又，教会也和柏拉图同等程度地贵族主义——不过既不靠家世，也不靠获得成功的能力，而是靠才能和服务的决心。所以，教皇把自己称为：“Servus Servorum Domini”——上帝诸仆人的仆人——不过他只是仆人们的仆人。
生命的道路是同情而不是冷漠。教会的突出的贡献，不管它的一切社会主义，是它的平等化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是重要的。对Aristotle来说，社会主义是非平等的：群众是社会的活工具，而且伦理上势必要这样，因为社会地说，这是势所必然的。如果我们喜欢这么说……的话，Aristotle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社会（不是国家）是利维坦式的。个人作为个人而言（尤其在Aristotle早期的追随柏拉图的时期）无权主张什么，唯有以其此时此地对社会的善业作出贡献的直接力量为准，才有这样的权利。城邦的对象诚然是公民的生活；然而这是城邦范围内的他们的最好的（“最好的”取决于独立的价值标准，不是变幻无常的，也不取决于投票）。教会的划时代的（如果不算是新颖的）贡献是断言——比Socrates所持理由广阔得不可比拟——灵魂不灭，也就是断定个人的不可计量的价值。断定这一点，无论它怎样肤浅怎样怪诞，总是反对多神主义和融合主义理论的——“把各人的衣衫重新联结在一起，人们就该融合到普遍灵魂中去了”（“fusing all the skirts again，should fall emerging in the general soul”），他是不死的，只因为他是在共同体之中的，然而，无论如何，他还是作为一个个人而不死的。他是这个兄弟会中的一个个别的有生命的成员，不是社会的一个轮牙。就他自身的权利来说，他有权和别人一起受苦受难，有权和别人一起受到治疗，有权同情别人（In his own right，He was entitled to cosuffering，Sympathy）。作为一个有灵魂的人，他在这方面拥有天赋的和道义上的权利。也因为这个原因，纵然教会全部机构是柏拉图式的教阶制，它还是根深蒂固地平等主义的，就好像在尊重人的尊严——有别于城邦的或民族的光荣的人的尊严，亦即作为人的所有一切人的尊严——的逻辑中一样。
再说，柏拉图反反复复地说到，似乎他假设正义是社会的（所以，他把它弄成是静止的），卑微的人，除了留意他的实在的卑微的行道的业务而外，是没有什么权利可言的；然而基督教观念却与此相反，把它的精髓放在拯救教义上。它在每个人身上寻找他潜在的本质。它坚决主张，真正的神的正义是个人的，无论在尘世里或天国中，无论是现在或最终正义总是各别地落实到每个人身上的，与此相似，荣耀，总按照他决意去做的程度归属于他，纵然他的决意在环境中被压倒了。它在灵魂不灭中找出来了一种神话——当然不是那么非柏拉图式的——在它衬托之下，教会能够提出上帝面前所有的人无分贵贱，都有权要求正义的中心教义；这种权利，使得“动”的灵魂具有不可计量的价值，使得它甚至有权要求统治者和国家的尊敬。教会的共产主义像Plato的一样是专业人员的而不是像利维坦那种形状的官僚主义的，如像在Webb夫妇那里一样。不过，它的平等的教义是其中心，这是个人主义的、革命的、动的。
教会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是一个兄弟会，但是就是在兄弟会里，各个人的天赋也是各不相同的。它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有更为深刻的理由，因为它把价值观察的中心从随带有公民的功效的此岸世界转到来世，转到上帝跟前去了。在上帝眼中，一切人都是儿子，都是不死的；都是个人；都具有和最高救赎行为完全相称的价值。他们通过献祭成了上帝的儿子。于是，这种平等主义就是彻头彻尾彼岸世界的，和随时可以碰到的，惯常的等级区分毫无关联的——甚至不是由于天性的平等，而是由于理想中的天惠或灵魂中的潜在力量的平等（亦即超自然的，先验的）。柏拉图的“自然的”（合理的）生命之道，变成了基督教的超自然的（非物质的）生命之道。这一教义是和摈斥此岸世界为无关重要相联系的。它是苦行的。它懊悔地并且敌意地和此岸世界，和肉体密切结合在一起。但是纪律（askesis）的意义它是懂得的。
教会在反对Aristotle的文明的论证，在卫护它的平等的无产阶级的公社中，立誓要为反对现世、肉体和魔鬼——亦即公共的事业生涯、肉体的要求和智力上的自豪——而战。简言之，它比昔尼克派更为昔尼克主义，它从根底上谴责希腊人对文明的观念；在灵上严阵以待地反对这个文明和它的业绩。教会通过全面否认他的常识性的假设，单枪匹马地迎战AriStotle。Tertullian说，“我信，因为它荒谬”（Credo quia absurdum）。不顾理性主义者和死灭了的文明的一切主张，教会懂得她拥有灵界的权能来创造历史。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信仰。教会不是为那个骄傲的人而是为那个质朴的人要求人们对他的尊重，而这是超乎Aristotle在他的学问中所知道的一切超乎一个Organon emp suchon——“活的工具”之上的。
教会在其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还具有一个被迫害的团体的精神状态，而且到此为止它还是信奉千年至福说的——这就是说，相信在千年周期“之末”，第二次降临就要来到——所以她对此岸世界的某种政治和社会理论并不加以严重的注意。神学家们的严肃的思想，只是缓慢地赶上了群众中咬文嚼字的弥赛亚复活论。St．hemens Alexandrinus领导的Alexandria学派，缓慢地构筑起来它的精致的新柏拉图神学，以与更务实际的Antioch学派相对待。不过，直到Constantine皇帝皈依为止，教会还没有着手推敲关于她和帝国关系的理论。她逐步开始使自己适应她还要无定期地留在尘世，具有俗世的责任，所以具有作为最高的超自然的公社来履行俗世统治的义务的观念。……
§3 of Chap．V The Roman Law and the Christian Fathers，Part I.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by George Catlin，McGraw—Hill，1939
下面是作者写在译文稿上的几句话：
创造——拯救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条件”，那是企图调和两者。因为实现这一条的时候，矛盾就消灭了。然而，彼岸世界的教会不可以有，此岸世界的职工运动和小人物的自由社团则是不可少的。
知识——信仰（Plato是中间体，F．Bacon—Plato—Tertullian）
此岸世界——彼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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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才懂得这并不奇怪。
(2) 《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48页。
(3) 同上书，第107页。
(4) 顾准选译自乔治·卡特林1939年出版的《政治哲学家史话》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