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你提的，“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不是归周”，确实打中了孔子的要害。孔子梦想的是西周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具体一点说，他梦想的是一个周天王在发号施令，这个周天王下面有等级森严的一套贵族、诸侯、卿、大夫。从天王到大夫，尊贵的等级有差别，然而他们都不同于庶人，是庶人之上的一个贵族阶级，他们的尊严都是不可侵犯的。维持这套秩序的办法是正名，是教化。从孝悌开始的教化，使得庶人对贵族和贵族阶级上下之间相互之间都井然有序，贵贱有别，就像儿子对父亲，幼弟对长兄一样。问题在于，在春秋的大乱之世，礼乐崩坏，兼并盛行，犯上作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怎么办？孔子在《春秋》中虽然“天王”长，“天王”短，晋文公召周王到河阳，他还要写成“天王狩于河阳”，但却肚里有数，这个天王不行了，“我其为东周乎”，要另起炉灶，弄出一个代替周天王的天王，或者像管仲那样，兴起一个把天王变成至尊的偶像，旁边有一个事实上至强的霸（主）。所以所谓东周，是把鲁弄成霸主，或者干脆鲁称天王来代替周王朝了。公山不狃和佛肸见召，他跃跃欲试，无非是想以此为开端来建立这个霸业。当鲁司寇后杀少正卯，隳三都，无非是想削平三桓（鲁的公族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先尊公室，然后强鲁称霸。周游列国，到处留心政治，无非是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在这里，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
手段是仁、恕，目的是霸业。你批评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了。
孔子对秦政的称道，和荀况的称道是一模一样的。虽然称道的对象，在孔子是大胆用了五羊大夫的缪公，在荀况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后诸王。
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
这是孔子本人的言论与行动的矛盾及其必然产生的结论。中国历史正好符合于这个逻辑。
比较起来，孟轲比孔子要“一以贯之”得多。孟轲强调仁义，不惜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他的归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孔子的嫡传是荀况，荀孟对立其实就是孔孟对立。
2．但是，根据以上矛盾，说孔子就是一个假仁假义的人，那不免把他过分小丑化了。在我看来，他对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实的，他栖栖遑遑过一生，悲叹自己没有机会行道，并不是“仅仅为了面包”。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把他和苏秦、张仪对比一下。
他有许多十分庸俗的话，“学而优则仕”，“耕馁，学禄”之类都是。但是，这是专制政体下官僚机构盛行的一般意识形态。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训他的儿子，说的话，和孔子这些话，连措词都差不多。再说，他带那么一大帮学生，事实上靠他们吃饭，他能不为这个子曰店做做广告吗？
要不落到这个陈套中去，在古代条件下，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现在动不动就说希腊。早期古希腊执政者是土地贵族，国家是蕞尔小邦的城邦，当官的是荣誉职不支薪饷，要发财，你去航海，你去开辟新殖民地，你去做买卖，别在现成一锅饭中去跟别人争更大的份额。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专制政治下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你能怪孔子吗？
你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用语“禄蠹”来批评孔子。贾宝玉不做禄蠹，只好出家。我又要问，“娜拉走后怎样”——出家以后怎样？如果活下去，而且还要维持一种清高的生活，怎么办？
要不做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不同于古希腊的现代条件是，尊重每个人的事业，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学家高。当然，这又是精神贵族的语言，而且，说老实话，我承认，清洁夫的工作，怎么样也不会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样。我老实承认，我的平等主义，对待清洁夫的是怜悯而不是尊重。不过，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3．关于“信”，你的评论也十分尖刻。但是，“民无信不立”之信，和“言必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义并不一样。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接物之信。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悬赏之信；待人接物之信，其必须遵守的程度恐怕确实与此有差别。当然，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弃义，那是应该谴责的，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到政令之信，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当。而且，政令之信的重要性，我们不是亲身体会过的吗？
4．还有一个小问题。四书朱注，是朱熹的著作而不是孔子的著作。凡朱注中如“义理”“夫理人欲”之类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种哲学体系，以此解孔是不行的。
5．我还发一个奇想。孔子求售的地方，鲁、宋、卫、陈、蔡，都是周的中心地区而不是僻地（到过齐，那是田氏代齐前夜，齐景公实在不像样）。战国的强国，秦、晋——后来的赵、齐、楚，都是边缘地区，中心故国，全被并吞。并吞了中心地区的魏强盛过一时，到最后还有一个信陵君，那也是继承了自称为狄的晋的遗业的。孔子不到边邦去求售，他的“周”要是“东周”，最好是建立在殷的故地，周公后裔的鲁，也是目的与手段矛盾的一例。普鲁士、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苏联与美国，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这一点的。
6．“父为子隐”一条，与“举直错诸枉”诚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并不矛盾。历来的评论家，都把孔子的“爱有差等”“能近取比”列为他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既然他的“天下国家”是家庭的推广，他当然要把家庭中的“团结”列为一切“团结”的前提，所谓“以孝治天下”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姑不说父亲揭发儿子的隐私，儿子揭发父亲的阴私起码是大逆不道的。
孔子的这个前提与西方政治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那儿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其实，唯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现在天天在嚷嚷的“集体主义”才算找到了根据。若以家庭为出发，向外推，推到天下国家，一旦忠孝不能两全，你取舍据何标准？而且，君臣一伦不过是父子一伦的推广。这还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可推辞的义务，其间又哪里能够引申出什么集体主义来？历来的思想家认为中国人的统治哲学是“父道主义”，即抚百姓如抚赤子，中国人的义务观念，脱不了对另一个人的忠孝。这是中国人团结不起来，一盘散沙的根源。现在的人，谈到个人责任的时候，总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这是政治与伦理哲学的根本前提已经变了的证据。然而评孔的人，却很少评到这一条，也许因为要痛斥“忠君”，又有点投鼠忌器之故，
7．你的两篇东西并非思想批判，而是人物评传的性质。孔子这个偶像应该打倒，写他的评传，可以把他小丑化，你的评传似乎也有点这种倾向。这两份评传，机智隽永，比“时论”深刻多了。但是我不免有点因其过分“时论化”而略感遗憾。这是难免的，因为你手头的书太少，比如，《春秋》三传，是理解孔子思想体系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你手头并无此书，关于孔子的身世言行，大体只能根据《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论语》之类的注解，所写只能是随笔。从随笔开头，当然会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对此我也有我的辨解：若无欧风东渐，“五四运动”何能掀起，孔子怎能打得倒？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第三世界的兴起，若靠传统的老本钱，我看还有问题。沙特阿拉伯的巴鲁迪曾经慷慨陈词，西方人打到东方去结果还是要滚蛋，这诚然是历史事实。但是，穆罕默德也曾带领第三世界西面打到法国的西班牙边境，东面打到匈牙利的边境，到底这个第三世界还是在发源于“航海、商业、殖民”之上的“科学与民主”前面比下去了。可不能忘掉“内因论”啊！
1974年4月14日16时
附录一 《孔子》笔记（一）
陈敏之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了官学，再变而成为孔教。孔丘其人也就从此走了红运，被历代帝王和他忠实的信徒吹捧为中国最伟大的圣人，赠与了许多最尊崇的封号，被当作偶像来礼拜。
孔丘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下面辑录了一些材料，并略加评论。
一
孔丘生下来父亲就死了，早年丧母，是个孤儿。《史记·孔子世家》说他少年时期“贫且贱”，还记述有这样一段故事：“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士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这是说，当时孔丘还在服母丧，腰里扎着一条麻布条（古时丧礼如此），听说季氏（鲁国大夫）请客，他不经邀请而自己撞了去，想跻身于公卿大夫之门，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讨了一个没趣。不过，这倒是为孔丘从小就想向上爬，热衷于政治提供了一个佐证。
孔丘少年时期穷而地位卑贱，除了《史记·孔子世家》说他“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做过一些仓库管理员、牧畜管理员、工程管理员之类职位低微的小官吏之外，孔丘本人也说过：“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论语·子罕》）他的弟子也说他：“子食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歇。”儒，本来是指人家办婚丧喜事时干类似近代赞礼这种营生的人。孔丘也干过这种行当谋生，因此他说“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食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穷和地位卑贱，并不是什么罪名。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主要看他的实际言行。孔丘曾极力赞美他的高足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孔丘自己也自我标榜：“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这些话的意思无非都是说孔丘是如何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事实果真如此么？
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的。这个灯笼子贡给他捅破了。子贡说：“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当时孔丘大概有点猴急了，竟也情不自禁地附和着说：“来买啊，来买啊，我就是等着善价出卖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见《论语·子罕》）。出卖干什么？除了做官发财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么？
有一次，颜渊、季路在旁边侍候着孔丘，忽然心血来潮，兴致来了，要他们俩说说自己的志愿。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
子路比较直率，直说只想做官；也还有点义侠心肠，愿意和朋友有福同享。颜渊谨小慎微，胸无大志，是孔丘培育出来的一个最没有出息的迂夫子，而世称其贤德，还是孔门第一个高足哩！至于孔丘，其志似在济民，然而怎样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具体政策措施半句没说，还不是政客式的一篇空话！在空话背后隐藏着的是只有他自己才心中有数的内心世界。
孔丘是十分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每到一国，必与闻这一国的政治。这就引起了他的门徒的怀疑，有一次，子禽问子贡：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为政）（温，和厚；良，易直；恭，庄敬；俭，节制；让，谦逊）这分明是子贡在为孔丘文饰，说孔丘虽然求之，却异于其他，所谓求之，用现代语来说，无非是钻营，不过，子贡硬要为孔丘挣一个面子，说他和其他人的钻营不同。
孔丘为了谋求一官半职，不辞辛苦劳碌，奔走钻营了一生，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并没有什么市场，到处碰壁，《史记·孔子世家》说他离开鲁国之后，“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郑国的人民甚至讥讽地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孔丘自己也自嘲地承认了的，不得不说：“然哉，然哉”。
孔丘为了谋得一官半职，有时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史记·孔子世家》记录有下面两件事。
其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悦，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亦品卒不行。”
这事大约发生在孔丘五十岁以后。你看，太史公描述得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孔丘被褐怀玉，技痒难熬，极想一试身手，也顾不得公山不狃是一个背叛的家臣，自己可能也要背上一个叛逆的罪名，甚至语无伦次，把一个小小的费城比作丰镐，自己比作周文武，连子路都不以为然了。
其二，“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这件事和上面一则故事是类同的。所不同的是子路用孔丘自己说过的话直接反对孔丘应召而去，而孔丘语塞，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不敢再提那么堂皇的其为东周乎的大道理，只能找出一些什么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入污泥而不染的意思）等遁辞来支吾搪塞，最后还是露了馅，原来只是因为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为什么不直爽一些，说我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呢！
孔丘曾这样吹嘘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泰伯）。也曾赞赏过史鱼和蘧伯玉：“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两相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孔丘是否像他自己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了。
《论语》中有下面一则小故事，很少为人注意，也几乎没有人提及，故事很简单：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音喜，醋也）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公冶长）。（原注：微生姓，高名，鲁人，素有直名。人来乞［醯］时，其家无有，故乞诸邻家以与之。夫子言此，讥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虽小，害直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曰直。圣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驷万钟从可知焉，故以微事断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谨也）。
这本来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极平常的小事。有人来向一个叫作微生（此人平素为人有一点正直的小名气）的讨一点醋，恰巧他自己家里没有，就向邻人借了一点给了他。这样一件无可非议的小事，孔丘不但记在心里，用讥讽的口吻攻击了他；孔丘后世的忠实门徒，更小题大做，大肆攻击，而且说了一大篇似乎振振有辞的大道理，说什么“所枉虽小，害直为大”，好像微生犯了一桩天大的错误。
好，就算微生不对，不该没有明说自己家里没有，不该去问邻居借了给他。那么，你孔丘的行为又如何呢？这里也来抄录几则故事在下面：
其一，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其二，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相助匿非曰党），君子亦党乎？君取（娶）于吴为同姓（按古礼，同姓不能为婚，乃违礼行为），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注）
其三。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学，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名圉，卫大夫）（公冶长）
关于孔文子其人，《论语》旧注中还说了下面一段故事：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按：即夺其妻耳）。疾通于初妻之娣，文子怒，将攻之，访于仲尼。仲尼不对，命驾而引。疾奔京，文子使疾弟遗宝孔姞，其为人如此而谥曰文，此子贡所以疑而问也。孔子不没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为文矣，非经天纬地之文也。
够了，不需要再多举例证了。
孔丘口口声声说为人要正直，提出什么“举直错（措）诸枉”等从政为人的主张。然而，他的直在哪里？他明知鲁昭公违礼，而硬说他知礼；他明知孔文子其人品格下流，夺人之妻，一副流氓相，还硬要为他文饰，甚至吹捧他“敏而好学，不耻下学”；他还公然说什么父子互相包庇是一种正直的行为（直在其中矣）。他自己颠倒是非，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攻击微生。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仔细一追究，原来鲁昭公，孔文子都是当权派，是得罪不起的；而微生不过是一个区区小子，何妨施之攻击，从而可以抬高自己。君不闻“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论语·述而》篇冉有曰：夫子为（意即助）卫君乎？条下注），“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其奥妙就在这里！否则，岂不是自己断送了进阶之路！
（注）这段话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较之《论语》为详尽。在君子亦党乎以下的文字为：“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施（疑是期）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
二
孔丘在他的言论中，包括他所发表的政见和他对他的门徒的教诲中，是非常讲究“信”的。这里，可以列举出许多条来：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子曰：弟子入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学而）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学而）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音倪），小车无軏（音月），其何以行之哉。（为政）
这一条，是说得非常严重的，其意思是如果人而无信，犹如车之没有輗軏而不能行，就不能做人了。但是，在另一处，孔丘又否定了自己的这个论点，说什么“言必信，行必果”，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注）
孔丘在和颜渊、季路各述其志的时候，孔丘也说了自己的志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对朋友要讲究信用，孔丘是作为自己一生的志向提出来，并且是对他的门徒说的，总该是郑重其事可信的了吧！
但是，且慢！不要急于轻信，这里用得着孔丘另一条“教诲”：“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郑重一点，还是先考察一下孔丘的实际行为，然后再加判断吧！
《史记·孔子世家》记述有下面一段故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去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己。吾与夫子再难难，宁斗而死。”门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
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以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
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得感谢太史公，为我们保存了这样一段珍贵的记录，否则，将无以考察孔丘之为人。也得感谢孔丘本人，是他提醒了我们不要轻信一个人，并且教会了我们“听其言而观其行”这种考察一个人言行的方法。
对于太史公的这段记录，用不着再作任何解释。不过，我敢深信不疑，谁看了上面这段故事都会感到义愤填膺，并且还会说：背信负盟还不算，必欲假人之手把脱己于死地的蒲人灭之而后快，孔丘还能算得是一个人么！这是孔丘自己往他脸上抹的黑，并不是任何别的人往他身上栽的赃。
孔丘这个两千多年来一直被誉之为“圣人”的，其为人品格之卑劣，如斯而已。什么“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什么信义等等，在孔丘嘴巴里说得那么动听的这一套，在孔丘自己也不过完全是一堆骗人的鬼话。除此而外，不可能得出别的结论。
（注）《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里，把忠君放在第一位，把孝弟放在第二位。虽然勉强也提到了信，但是不必那么认真，过分认真言必信，行必果，那就和小人一样了。
三
下面几则故事，饶有趣味，先录之于下，然后再加评论。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论语旧注，以下同。令尹，楚上卿执政者也。子文，姓斗，名谷于菟。其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无间。知其有国而不知其有身。其忠盛矣。故子张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许其忠，而未许其仁也）
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齐大夫，名杼。齐君，庄公，名光。陈文子，亦齐大夫，名须无。违，去也。文子洁身去乱，可谓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见义理之当然，而能脱然无所累乎？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而犹未免于怨悔也。故夫子特许其清而不许其仁。愚闻之师曰，当理而无私心则是仁矣。今以是而观二子之事，虽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见其必然于理，而真无私心也。子张未识仁体，而恍于苟难。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许也宜哉。……今以他书致之，子文之相楚，所谋者无非僭主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齐，既失正群讨贼之义，又不数岁而复返于齐焉。则其不仁亦可见矣）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鲁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后行。若使晋而求遭丧之礼以行，亦其一事也。程子曰：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然至于再则已审。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愚按季文子虑事如此，可谓详审而无过举矣。而宣公篡主，文子乃不能讨。反为之使齐而纳赂焉。岂非程子所谓私意起而反惑之验欤？是以君子务篡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恳。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卫大夫，名俞。按春秋传，武子仕卫，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无道，至于失国，而武子周旋其间，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凡其所处，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及也。程子曰：邦无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当愚者，比干是也）（以上均见公冶长）
以上四人，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令尹子文三仕三已，旧政必以告新令尹，事君可谓忠矣。宁武子当成公无道，几至于失国的关键时刻，经过他的努力，“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做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的事，“卒能保其身而济其君”，较之令尹子文，其事君尽忠，尤为过之。然而孔丘对令尹子文的评价是“忠矣”，“焉得仁”。对宁武子的评价却是“其愚不可及也”。真是奇哉怪也。而其后世门徒程子说得更加荒谬，“邦无道能沉晦以免患”，简直认为寗武子在亡国危机面前，应当在家沉晦，以免身及其患，而他不逊艰险地事君尽忠，（我当然不是在这里提倡事君尽忠），完全是多此一举，愚不可及。按照孔丘和他门徒的界说：“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当理而无私心则仁矣”。寗武子于此想必可以当之无愧了吧。然而孔丘不仅未许之以仁，连“忠矣”都不说一句，反而讥之以愚不可及。那末，孔丘的所谓仁，所谓忠，究竟又是什么玩意呢？他的那一套伦理道德，即使在当时，岂不也不过是一些诓骗人的动听的谎言。
齐的陈文子和鲁的季文子属于另一种类型。陈文子在崔子弑齐君后，丢弃了他的四十匹马（可能还有其他带不走的财产，细软大概是带走了的）跑了。他的离开齐国，是因为斗不过崔子，还是为了到国外去反对崔子，没有说（注解中说他几年之后又回到了齐国。为什么回去和怎么回去的，没有交代。孔丘当其时，应该是知道的）。他到过其他几个国家，而这几个国家的情况较之齐国好不了多少，大概也都发生过弑君篡权的事，因此他一再说“犹吾大夫崔子也”，看不惯，哀叹一阵，一跑再跑，最后，可能感觉到天下乌鸦一般黑，也无处可跑了，只好又回到了齐国。孔丘大抵是了解陈文子的历史的，因此对他的离开齐国，赞许地说他“清矣”，然而“焉得仁”；却没有责备他为什么不去声讨崔子，也没有责备他没有尽忠。
至于鲁的季文子，因事其人其事都在鲁国，孔丘对之应当是更为熟悉的。这个人的品格极为低劣。仅拟注解中列举的两件事——使晋而必求遭丧之礼以行；宣公篡主，不能讨，反为之使齐面纳赂——来看，按照孔丘的道德规范来评价，实在最低限度也应当说几句贬辞。然而孔丘却只是摸摸胡子，惋惜地说：“想得太多了，一想再想就可以了。”说得多么温情啊！读到这里，不禁要问，孔丘对之何以温和乃尔？如果再想一想（就像孔丘“教导”的那样），想到季文子是鲁国在位的当权派，而孔丘正是在他治下的臣民，得罪不得，因而只能莞尔而笑，说一句不痛不痒、不伤脾胃的话，也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孔丘真可以称得上识时务，深知做人诀窍的一个伟大的“圣人”。呜呼！
四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注：比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归之叹也。吾党小子，指门人之在鲁者。狂简，志大而略于事也。斐，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观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于是始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又不得申引之士而思其次。以为狂士志高意远，犹或可进于道也。但恐其过中失正，而或陷于异端耳，故欲归而裁之也）
关于这一段话的历史背景，注解中已说得很清楚，是孔丘在现实政治活动中到处碰壁，计不得售之后说的。孔丘在哀叹之余，还想传道于后世。这段话也确实说出了孔学——孔门之道的历史命运：其一，孔门之道在当世吃不开（关于孔门之道为什么在当世吃不开，已另专文论之）；其二，正是经过孔子纠合他的吾党小子对他的那一套经过裁割整理，才能成为显学，才能传之后世，而且连孔丘自己做梦也想不到，孔教在精神上竟统治了中国人民两千余年之久，至于它的幽灵还在有些人的头脑里萦回作怪，企图采取新的形式，穿上时髦的外套，继续愚弄人民。孔丘九泉有知，也许还会莞尔一笑吧！
1974年4月2日
附录二 《孔子》笔记（二）
陈敏之
孔丘为什么在当世吃不开，到处碰壁？孔丘生于春秋晚期，是一个大动乱的时期。诸侯各国互相征伐，争霸中原、礼崩乐坏的局面已经延续了200多年。尽春秋之世，“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历史必得再经过200多个年头，中国才取得了统一。
孔丘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除了年轻时在鲁国做过一些职位卑微的小官吏外，在鲁国只做过三个月短命的宰相。尽其一生，虽然奔走于各国之间，却是到处碰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有时断粮，有时几乎连老命都不保，连他自己也不得不自嘲地承认像一条“丧家之狗”。孔丘在当世为什么这样吃不开，到处碰壁？这是一个有趣的题目，现在试论之。
一
自平王东迁洛阳，周室衰微，到孔子出生，已经过了220年。这时，周天子的政令军令已经没有人理会了。面对这样一个大动乱、大纷争的局面，怎么办？
孔丘虽然是宋国贵族的后裔，少年时期却是“贫且贱”的。他受过一些什么教育，无从查考，不清楚。也许他完全是靠自学，但这也不过是一种推测。他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是一个现状维持派，这可能和他出生在鲁国，早年所接受的熏陶有关。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他的政治主张，政治思想。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这是孔丘政治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议论，也是他对当时政局的一种认识，一种估计。他的认识，虽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政局的某些现象，但远远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深入地触及历史发展规律的本质；至于他的估计，不能不是十分主观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说的“道”究竟是什么？他的“道”，就是礼治，就是保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原来的这一套政治制度。
孔丘对于周代的制度，以至上溯到夏、商两代的制度可谓是推崇备至，直认为是他的政治理想的。他说过：“周监（视也）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甚至在受厄于匡，性命危险的时候，还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还念念不忘他的恢复周代礼治的理想。他认为周代的政治制度上承夏、商二代，而且将百世继承下去。”殷因于夏礼，所损盖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盖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
《论语》旧注在孔丘上面说的这一条底下有这样一段话：“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愚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或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之远，所因所革，亦不过此，岂但十世而已乎！胡氏曰：子张之问，盖欲知来，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礼。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礼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若乃制度文为，或太过则当报，或不足则当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而所因者不坏，是古今之通义也。因往推来，虽百世之远，不过如为此而已矣。
这段话非常重要，虽然是后世的人加的评注，确实是说出了孔丘所没有说的。这段话的要害在于：礼或礼治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其他一切，诸如文章制度也好，谁来为王也好，这些都可以变，惟独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的三纲五常不能变，百世不能变，万世不能变。这段注释，确实说到了孔丘之道的真谛。证之孔丘自己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不但一点也没有曲解，而是把它发挥尽致了的。
但是，孔丘在另一处又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适，音的，一释专主，一释可。莫，不可。比，从也。）这意思是说，应当权宜从事，无可无不可。在另一处，孔丘在评论一些历史上的所谓逸民，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几个人时，也说过“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权宜从事，无可无不可，用现代话来说，不是可以给他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么？
孔丘一向是竭力主张以礼乐来教化人民的。但是《论语》中记述有下面一段故事。有一次，孔丘到了武城这个地方，“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读了这则故事，可以看到，孔子自己都并不那么严肃认真，因此对孔丘其人和他的政治主张，政治活动，也千万认真不得啊！否则，要上当受骗。
附带说说，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在已经过去的2000多年中，朝代虽然更迭了多次，做皇帝的也从姓嬴，姓刘的到爱新觉罗不知换了多少个，三纲五常，这个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确实没有变，而且愈来愈加强，在意识、精神这个领域里毒化了中国人民2000多年。
二
面对着当时诸侯各国互相征伐，问鼎中原，争霸不已的这样一个动乱纷争的局面，而孔丘又不是一个当权派，他手里既无权势，又无武装，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即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恢复到以西周为模式的礼治，他不能不提出一套伦理道德的理论并且企图借助于它去说服、教化当时各国的统治者，调和他们之间存在的各种实际矛盾。孔丘这种反乎历史发展潮流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说教，其不可能受到当时各国统治者的欢迎，受到冷遇、斥逐，到处碰壁，惨然失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历史的必然。正如他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在他死后，终封建统治两千多年中之走红运，被奉为不可亵渎的神圣的经典一样，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最能概括孔丘提出的那一套伦理道德的理论的核心的，莫过于孔丘对颜渊问仁的答复：“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必得克己以复礼，才算得仁。反过来说，仁必须兼具克己和复礼两者缺一不可，是两者的统一体。复礼而不用克己的方法，不行；克己而不能达致复礼，当然更是毫无用处。然而，“为仁由己”，用现代话来说，要靠自觉，而不能强制（“而由人乎哉”），这对那些握有实力、野心勃勃，一心争霸的各国诸侯来说，真是难矣哉，其宜乎失败，是注定了的。有趣的是，孔丘在这里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而不说天下归周。看来，这时周天子在孔丘的心目中也已经失去了威望，因此他不敢提天下归周，而抽象地、含含糊糊地提出天下归仁，以此来鼓励那些愿意为仁的各国诸侯。其奈当时那些诸侯只相信实力，只相信富国强兵行之有效的那一套，而根本不相信你孔丘的这一套说教乎！
孔丘自己没有什么著作留传于后世，所谓“述而不作”，但是他的思想体系，还是可以从散见在他和他的门徒的一些议论和问答中理出一些脉络来。他一方面强调一个“礼”字，一方面强调一个“仁”字。“礼”是他的政治理想，也是他所要达到和实现的目标，而“仁”是他为了达到和实现他的政治目标的手段，也是他所创设的伦理理论基础。
关于“礼”，孔丘在答复颜渊问仁时还补充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礼是一切行为，也是为仁的最高准绳。关于礼，孔丘还反反复复说了很多，无非都是这个意思。如：
与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
恭而无礼则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
关于“仁”，孔丘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对象，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作过多种解释，发表的议论最多。但是它最主要的涵义却是集中在一点：“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避，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它的另一面，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他还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可见孔丘对于仁是多么重视，要人们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了仁。他的这些话，当然主要是针对当时正在你争我夺的各国诸侯说的。他手里既没有物质力量去强制地说服各国诸侯，而孔丘又是一个任何那一国的当权派也不敢得罪的“君子”（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不敢反对或指责，就只能依靠他这个精神武器来从正面进行说服和教化了。如果各国诸侯当时大家都能遵循孔丘教化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去办，相忍为天下，以忍让为上，岂不是大家相安无事，天下升平了么！
为了能够使各国诸侯对他的说教多少能够听得进去一点，为了更多地获得宣传上的效果，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礼治的需要，孔丘觉得光是强调一个“仁”字是不够的，于是他提出了忠恕、孝悌等作为“仁”的延长和不可缺少的补充。
对于忠恕，孔丘的门徒曾参领悟得最透彻，他曾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冶长）。孔丘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我道一以贯之”。这一以贯之的道，指的也就是忠恕等这一类东西。什么叫忠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统治者对自己的臣仆能竭尽己之所能而事之的这种愚忠，当然是听得进去，也乐于接受的。但是在统治者相互之间的关系上要实行恕道（即所谓推己及人），翻开一部二十四史，却是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孝悌是忠恕的不可缺少的补充，也是忠恕的基石。对于孝悌的意义和作用，孔丘的门徒有子可说领悟得最深刻。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原来如此，在当时动不动就杀父弑君的情势下，确实，如果提倡孝悌而能奏效，那末，这种犯上作乱的事件大概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也可以大为减少（当时提倡孝悌，主要还不是为了防止老百姓造反）。无怪乎孔丘要大力提倡，并且身体力行。他自己就曾说过他“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做出榜样来了的。他还企图以孝道去影响政治，通过政治去影响人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孔丘生前，忠恕、孝悌这些所谓仁之根本，这些孔丘一生一以贯之的道，在统治阶级内部大概都并没有做到，也绝不可能做到（当然不排斥少数例外）。孔丘死后，中国成了一统的天下，封建统治阶级开始懂得了忠孝的可爱（注意，恕已不再被注意和提倡），抓住这个根本，大力提倡推行，成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主要精神支柱。虽然在统治阶级内部，为了争夺权力，杀父弑君，背主投敌的勾当仍在历史舞台上层出不穷的上演，忠孝不过是一块骗人的幌子，但是中国人民的意识和灵魂却着实被愚弄和毒化了两千多年！
三
孔丘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一心维护既成的社会政治秩序，恢复礼治，达到郁郁乎文哉那样的局面，对于当时一切破坏礼制的僭越行为，当然不仅看不惯，而且还要加以反对。然而孔丘是不敢得罪当权派的，因此只能说几句气愤话表示愤慨而已。如他对鲁国的季孙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如鲁国大夫季孙、孟孙、叔孙三家都僭用了天子的祭礼（雍彻。雍，周颂篇名；彻，祭毕而收其俎也。在祭毕时歌雍，这是一种天子才能用的祭祀礼仪式），孔丘只是不痛不痒地说：“相维辟公，天子穆公，奚取于三家之堂”（相，助也；辟公，诸侯也）。对于季氏僭用天子之礼去祭祀泰山，只是对他的门徒冉有（冉有当时是季氏的家臣）说了几句责备的话。对于齐国的管仲的僭越行为，也只能气呼呼地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以上几则均见《论语·八佾》）。至于像陈成子弑齐简公这样的大事，他要求鲁哀公出兵去声讨，这是当然的事，并不奇怪。
当时，违反礼制的僭越行为，何止千万；杀父弑君，也不是一件两件。然而，孔丘那时毕竟手里没有权力，不过是一介之士，因此，充其量只能说几句谴责的话或请求鲁公出兵声讨而已。但是，一朝权在手，就完全两样了。堕三都，杀少正卯，真干起来了。可惜，孔丘掌权的时间不长，否则，也许还会有更多可观的“政绩”的吧！孔丘这样做，其实是合乎逻辑的。翻开历史来查查，有哪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有识之士不凭借他的权力来排斥异端，实现他的政治主张的？否则，历史舞台上岂不是会显得过分寂寞单调了么？当然，也有尸位素餐的，那不过或则是追逐声色犬马的风流皇孙公子，或则是傀儡和奴才。对于这种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早年（三十岁时）对当时来鲁国访问的齐景公提出的“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的问题，曾发表了如下的见解：“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按即百里奚世，称五投大夫），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五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秦穆公称霸，去孔子一百多年。孔丘一生，始终没有到过秦国。后来，孔丘死后，一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据说也是儒术不入秦的。但是这里，孔丘对秦却是赞誉备至，显然和他克己复礼的基本政治主张相矛盾。这是什么缘故？可能有两个因素：其一，这是孔丘早年的见解；其二，孔丘当时可能觉得应当顺着齐景公的意思说，不便直陈他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他特意强调秦穆公的起用百里奚，也可以为自己开辟进阶之路。孔丘在对待当权的统治者这一方面，并不是一个顽固分子，而是相当圆滑变通的。证之子见南子，不惜招摇过市这一节故事，就可以断定不会冤诬了他。
孔丘对管仲的评价，也是和他的政治主张相矛盾的。《论语·宪问》有下面这样一段记述：“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纠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即无）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按春秋传，齐襄公无道，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无知弑襄公，管仲、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鲁人纳之，未克，而小白入，是为桓公。使鲁杀公子纠而请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牙言于桓公以为相。）这事发生在孔丘生前一百三十余年，尽管这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但还是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按照孔丘的伦理标准来衡量，管仲不能死于公子纠而为桓公相，是背主事仇，这岂不是大大的不忠？然而孔丘不仅没有谴责他不忠，反而连声赞许他是个仁者。二，他对于齐桓公称霸的业绩是赞赏的，而把其功劳归之于管仲（同时，孔丘对管仲的违礼僭越行为，又进行了非难，见前）。而诸侯称霸，无疑地和孔丘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是大相径庭的。这又是什么缘故？
观乎孔丘对秦、齐称霸，持并不反对，反而大加赞赏的态度来看，他对诸侯称霸是并不反对的。当其时，周天子已经不能号令诸侯，周室显然已经没有力量足以达到复礼的目的。如果当时诸侯各国中有任何一国的力量足以出来一匡天下，而和孔丘复礼的政治主张不相违背，孔丘一定会投靠这股力量或这个国家的。孔丘在田常（即陈成子）于齐弑君篡权，准备伐鲁，鲁国有亡国危险之际，曾要他的门徒子贡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结果，“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事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固然在这事件中充分使展了他的政治才能，幕后指使者却是孔丘。也许子贡到各国去游说的策略，事前是和孔丘共同谋画过的，不过，《史记》不载，当然，只能是臆测。经过这样的大变动之后，吴国是灭亡了，鲁国虽然因而得以幸存，避免了一场亡国之祸，但是诸侯对峙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依然看不出有那一个国家能一匡天下。这也许可以作为统一孔丘既主张复礼而不反对称霸这个矛盾的解释吧。
四
孔子反对严刑峻法，主张“为政以德”（为政）（旧注：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旧注：道，引导；政，法制禁令；礼，制度品节；免，逃避；格，格其非心，归正也）。这也就是“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的意思。他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孔丘（以及后来的儒家）主张以道德的力量去教化或感化人民，保留“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制度；而法家则主张严刑峻法”，王子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儒法两家的主要区别。就这方面来说，法家敢于冲破贵族阶级的特权进行改革，无疑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而孔丘的这一套，表面看来似乎温和些，但是这种无形的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软刀子，比起有形的严刑峻法，对人民的毒害更深，何况孔丘也并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动刀。不过，说到底，儒、法两家不过在统治方法上有区别而已，其为统治阶级谋画效劳，其实并无二致。
为了缓和当时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孔丘对统治阶级曾提出过十分温和的劝说。比如，他说过：“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并不是反对苛重的贡赋徭役的负担，只是劝说和提醒统治者要稍稍克制一些，尤其要注意不误农时，免得影响生产和收获。为了适应当时争霸的需要，他也提出过“足食足兵”（颜渊），“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等主张，似乎对经济、军事也给予了应有的注意，然而当子贡问他在足食足兵和对人民取得信用这三者，于不得已时当先去何者时，孔丘的答复是先去兵，然后去食，但不能去信。原因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云云（颜渊）。试问：没有了军备，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如何能避免国破家亡的命运？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了，要你这个空空洞洞的信有什么用处：这岂不是荒唐之至！
类似这样荒唐、迂腐、不切实际、空空洞洞，于实际政治毫无用处的政见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他认为“慎终追远”（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就可以“民德归厚”（学而）。岂不荒唐！他认为统治者的架子可不能放下来”，临之以庄则敬”（为政），“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颜渊），否则，就显不出统治者的“威重”。尤其可笑的，不知为什么一定要“行复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对实际政治究竟有些什么用处？有人（如季康子、叶公）向他请教如何为政，他的答复很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近者说，远者来”（子路）。这一套貌似深奥，实际空洞无物、不着边际的议论，真不知道当时的听者听了以后作何感想。还有比这更奇特的议论。当樊迟向他请教学种田学种菜将了他一军，无法置答之后，在愤怒之余，除了在背后写樊迟是小人，还说了下面一段话：“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真是没有比这更甚的奇谈怪论的了。如果各国诸侯真的相信孔丘这一套，一天到晚只讲空洞的礼、义、信，而不去注意如何富国强兵，可以保证没有一个国家能避免亡国惨祸的。无怪乎各国诸侯在领教之后，不得不对他这位圣人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孔丘确实也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子罕）。这确实是一篇相当动听的言词。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天真一些，相信孔丘说这番话确实完全是出于善意，但是两千多年来，谁曾看到过半个统治者做出过均富济贫的半点业绩来。
孔丘招收门徒的目的，无非是为当时的统治者培养一批后补官吏，孔丘的门徒中确实也有不少做了各国的官吏的。现在，再来进一步检讨一下孔丘在政治（从政）方面对他的门徒所进行的教诲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
“学而优则仕”（子张），“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子张），“三年学，不至（一作亦）于谷（禄也），不易得也”（子罕），明白地说出了进入仕途，得到荣华富贵的捷径，同时也是为孔丘自己做广告，以广招徕。其意思是说只要你送我束修，我就教你做官术。孔丘当时是私门私学，但因为他和当代的各国统治者颇有一些交往，也有一点小名声，他的门徒中他认为优秀的，经他推荐而在各国诸侯那里做了官的颇有其人，其中有一些也为统治者做出了一些“成绩”，孔丘的名声自然也会不胫而走，远近播扬，因而更扩大。这怕也是孔丘虽以私门私学而弟子能多至三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方面，向孔丘学习得最好的要数还没有死的蒋该死，他尽可能兼充了他权力所能达到的各种学校的校长。这样，不仅可以借此向他的门徒灌输法西斯的精神意识，而且在他和他的部属之间又多了一层师徒关系维系着，可以更好地为巩固他的法西斯王朝服务。蒋该死真可以称得上深知其中奥妙，承袭了孔丘的真谛的。
儒学（孔学）因为孔丘广收门徒而成了显学。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皇朝建立起来以后，儒学从此大走红运，从显学又一变而成官学，仕途敞开，毋需再走什么后门了。秦汉以前为贵族专擅的公卿大夫，这时已为从科举这个正门进入政界的新的士大夫这个官僚阶层所替代。孔丘既然为专制主义的封建皇朝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他之被历代（其中也包括异族统治者）帝王追封为“至圣先师”“文宣王”等等尊号，当然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既然是做官，当然需要有一套做官术，处理好事上、驭下这两方面的关系，这就是说：“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忠，其使民也义（宜）”（公冶长）。但是，尤其要处理好事上的关系。因此，孔丘对他的门徒谆谆教诲：“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路），对待君主一定要忠心耿耿，要有耐心，然后才能讲求待遇；“侍于君子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事君数，斯辱矣”（里仁），侍候主子要察言观色，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在主子不高兴不耐烦的时候你去唠叨，这是自讨没趣，自取其辱。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还要搞好和当权派的关系“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这叫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灵公），不能不注意。孔丘的设想可谓周详备至矣。至于做官的诀窍，除了上面列举的以外，还有“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所谓“先有司”，其意就是各种问题或事件，先让各有关部门去处理，而后考核其成功，这样，就可以己不劳而事毕举。还有“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多闻阙疑，慎行其余，则寡尤。多见阙疑，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公冶长）。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个谨小慎微、庸庸碌碌因循苟且的禄蠹的形象，丝毫看不出任何一点点改革进取的气味。孔丘还有所谓尊五美，屏四恶。尊五美，就是“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所谓屏四恶，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口）。并没有什么新内容，仍然不过是事上驭下的做官经而巳。
孔丘虽然说了那么许多令人厌恶的做官经，但是有一条却说对了，这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孔丘为什么把正名看得这么重要，这是容易理解的。正名，就是必须获得和他的职位相当的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再好听的话，再合理的建议，谁听你的。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在同一个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那是争权夺利；在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那便是革命。谁有了权力，谁就处于统治地位，就可以发号施令。孔丘只是在这个问题上，说出了部分真理。
于此，我们可以给孔丘总结一下了。他之所以在当世吃不开，到处碰壁，无他，只是因为（一）办不到，（二）没有用。之所以办不到，因为在当时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争霸斗争中，孔丘要大家克己以复礼，这岂不是和要求狗不吃屎一样办不到么？说他没有用，是因为孔丘所发表的一些政见，要么迂腐、荒唐，要么空洞而不切实际，这样，又怎么能受到当权各国统治者的欢迎。除此而外，就是如何做禄蠹的做官经。这些卑劣下乘的糟粕，到是经久不衰，愈久而愈见其“发扬光大”之的。
孔丘一生，除了在鲁国做过三个月代理宰相以外，没有什么可提的政治经历，也没有什么可提的实际政治经验。虽然他自我吹嘘，说什么“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政绩。如果拿在孔丘生前和死后一些比较有名的实际政治家，如管仲、百里奚、子产、晏婴、商鞅、李悝、吴起等等来相比较，这些人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采取过一些有效的改革措施，辅助他们各自的君主在短期内获得富国强民的实际效果，争得了一时的霸主地位。孔丘和这些人相比，实在瞠乎其后，不过是一个头脑守旧顽固的迂夫子，不可同时而语了。
附注：关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见《尧曰》。不赘。
1974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