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人们什么是过去，并帮助他们预测未来。
——杰弗逊
“爸爸，告诉我，历史有什么用？”法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布洛赫的小儿子有一天突然向他的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相信你们肯定也有过同样的疑问。布洛赫认为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这里所问的“历史”当然是指历史学、历史研究或指学习历史。可能你们已经从教科书上学过，历史研究可以为今天的行动提供借鉴的经验或教训，可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一般来说，这种对于历史学的功能的认识没有什么不对。
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行为往往更受各种利益考虑的驱动，更受多种环境的制约，历史学所提供的指导实际上很少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只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然后他还加了一句：“嗨，这话真是击中要害！”这种尖刻的俏皮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更进一步来说，历史的借鉴功能往往是对政治家、统治者而言的，即中国古人所讲的“资治”，很难对每个人都“有用”。
布洛赫认为，在证明历史的其他用处之前，最起码可以肯定的是，研究历史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可以触发人们的兴趣，继而激发人们有所作为。他认为历史的魅力在于它是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可以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让人感受到探幽索奇的喜悦。然后他进一步认为，历史学对于提高人类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从个人精神世界的培育、每个人可以期望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角度来看，历史知识的价值和意义便比单纯的借鉴“资治”更为重要。
以后再也没有历史了，大家各玩各的，玩的全一样
当代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指出，历史学能够拓展我们的想象世界，使我们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成为一个更大的宇宙的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公民。这种思想正是18世纪德国康德古典哲学关于理想的公民的一个重要部分。康德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能充分发挥出自己全部天赋的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普遍的历史知识和观念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从康德到罗素都会认为学历史可以使一个人成为世界公民呢？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样回答：因为人类的历史是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共同财富，在主观上，只要愿意学习并且努力学习，他就可以拥有这笔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一个人只有在精神上真正拥有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才可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
可以说，历史学与哲学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不仅有助于求知，而且有助于智慧的生成，它们的根本之处就在于“爱智慧”。
我们知道，知识与智慧是有区别的。知识往往是分门别类的，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实际需要，解决各种不同的实际问题。智慧则是一种思维的状况和水平，是对世界和人性的底蕴的洞察和体验，是融合了理性和感情的统一体。一个有知识的人未必就是一个智慧的人，而只有知识和智慧兼备的人才是一个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人，也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罗素还告诉我们，历史记录了出色的个人，这些记录鼓舞普通人对出色的人生怀有向往之心。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就曾经鼓舞许多青年人怀有崇高的抱负，度过英勇的一生。因此，尽管历史学不一定都能带来很实际的功利用途，但你能说它是“无用”的吗？
然而，除了上述所讲的对于个人而言的作用以外，历史学研究与关于历史的言说其实与现实生活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只不过有些联系与现实斗争融合在一起，反而使人们容易忽略历史言说在其中发生的作用。
美国著名文学和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终其一生都极为关注巴勒斯坦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他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作为政治判断的基础，而且以文化作为“记忆”抵抗“遗忘”的武器，这就是历史在现实斗争中呈现巨大作用的典型事例。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文化与抵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汇集了他生前最后几年内接受记者访谈的记录，可以看做是这位巴勒斯坦斗士生前最后的呐喊。该书的访谈主题是巴以冲突、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国家与民族的重建等等，但在这些主题之下，萨义德把文化作为一种抵抗的力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要以文化为抵抗的途径，关于历史的研究和言说就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对历史记忆的坚执达到了这种地步：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丧失与剥夺的历史”，他说“这是一段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一分钟一分钟、一个字一个字、一英寸一英寸地解救”。在萨义德看来，解救被遮蔽、被歪曲、被遗忘的历史，这就是解救现实的前提、使现在的人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前提——这恰恰表明历史与现实生存有着血肉般的联系！
因此，我们对“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思考，既要看到它的现实性、迫切性，也要看到它的精神性和非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