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重新考察过去民主特征的历史背景时，也必须重新评价中东的历史，因为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该地区的国家对民主一直都是怀有敌意的。虽然对于阿拉伯世界中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们来说，这种不断为人所称道的观念令人愤怒，而且作为一种对于历史的总结，基本上毫无意义可言。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体系在过去的中东并不为人重视，这当然是无疑的，但事实上，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制度民主都还是一种非常新近的现象。
如果我们依据我们讨论过的广义民主，去寻找公共理性和对不同观点的包容，那么中东确实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我们不能把伊斯兰世界短暂的军事斗争和穆斯林民族的久远历史以及穆斯林统治者政治治理的传统混淆在一起。当12世纪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被迫从西班牙出走时（当时更具包容性的穆斯林政权已经让位于包容性远逊于它的伊斯兰政权），他并未在欧洲而是在阿拉伯世界一个更为包容的穆斯林王国里寻求庇护，并在开罗的萨拉丁国王的法庭里获得了一个受人尊敬且有影响力的职位。萨拉丁当然是一位坚定的穆斯林。的确，他在十字军东征中为伊斯兰而战，而狮心王理查德是他的主要对手。但是正是在萨拉丁王国，迈蒙尼德确立了他的新事业和影响。对异议的宽容度当然是实践公共理性机会的核心，而且包容的穆斯林政权在其全盛时期提供了中世纪欧洲所压制的自由。
然而，迈蒙尼德的经历并不特殊。的确，尽管当今世界充斥着穆斯林和犹太人冲突的例子，但是在穆斯林对阿拉伯世界和中世纪西班牙的统治过程中，很长时期内都是将犹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来看待，并充分尊重其自由，有时甚至给予其领导地位。[2]例如，玛丽亚·罗莎·梅诺考尔（Maria Rosa Menocal）在其《异彩纷呈的世界》（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一书中指出，到10世纪时，在穆斯林的统治下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所取得的成就“与巴格达不相上下，或许更胜一筹”，因为它被称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这是阿布杜勒拉赫曼三世及其犹太大臣哈斯代·依本·沙普鲁特共同影响的结果。[1]
中东的历史和穆斯林民族的历史都包含了大量对于公共讨论和通过对话进行政治参与的历史。在开罗、巴格达和伊斯坦布尔周围的穆斯林王国，或者在伊朗、印度和西班牙，都有许多公共讨论的拥护者。与欧洲相比，它们对不同观点的容忍度往往很高。例如，当16世纪末伟大的莫卧尔君主阿克巴在印度发表了需要宗教和政治宽容的申明时，当他正忙于组织不同信仰者（包括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徒、印度拜火教徒、耆那教徒、犹太教徒，甚至无神论者）之间的对话时，宗教裁判在欧洲还十分盛行。当阿克巴正在阿格拉发表关于宽容以及宗教和民族之间需要进行对话的演说时，1600年乔尔丹诺·布鲁诺却因异端邪说在罗马被活活烧死。
当前中东，或者有点过于简单地被称为“穆斯林世界”的问题很可能很多，但是正如我在《身份与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2006）中讨论过的，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对身份政治的本质和动因有更全面的了解。这需要认识到人们除了宗教身份之外还有其他身份，并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这些身份认知包括从世俗的优先偏好到宗教差异所形成的政治利益等许多因素。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东与其过去的帝制，以及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征服之间的辩证关系，后者对今天仍然有影响。作为思考当今世界政治或全球正义的一种方式，认为“中东注定是非民主的”这种错觉，既令人困惑，又会产生严重的乃至有害的误导。
[1] Maria Rosa Menocal，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How Muslims，Jews，and Christians Created aCulture of Tolerance in Medieval Spain（Boston，MA，and London：Little，Brown&Co.，2002），p.86.
[2]这里很重要的是，看到伊斯兰思想遗产是如何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以及对我们现在经常与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的许多特征的出现产生影响的。关于这一点，见David Levering Lewis，Gods Crucible：Islam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5701215（New York：W.W.Norton&Co，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