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鱼”作为性爱、生存的符号也出现在其他文明中，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将之保留至今。这是否与我所要讲的第二符号（“龙”）有所关联呢？“龙”在其他文化中或少见，或作为魔鬼的化身；但在中国，它完全是以正面符号出现的。
我其实一点也不喜欢龙。从小我就不爱看龙灯表演和龙舟竞赛，长大以后对各种著名的九龙壁的艺术形象也毫无兴趣。我讨厌它那怪异狰狞的面目，那张牙舞爪的姿态，那像蛇似的弯曲身躯。难怪在西方中世纪，“龙”总是毒龙：是恶魔、邪力的象征，因为这个虚构物的形象特征是狰狞和威吓。中国原始的“龙”还较朴实，后世则分外狰狞。
“龙”是否与“鱼”有关系呢？很可能有关系。至少与“鱼”一样，与水有关。《管子》说“龙生于水”，现代考古学家说“龙”纹是由“水鸟啄鱼纹”演变而来。“这里的鱼就是早期的龙纹”[1]，民间有鲤鱼跳龙门而成龙的故事[2]。鱼的符号虽有神秘性，但尚未突显出神，或尚未成为显著的神。“龙”却一开始就是神的代称。自古至今，河神称龙王，雨神也是龙王。当然，关于“龙”的具体起源和成形，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如鳄鱼原形说（章太炎），图腾融合说（闻一多），多元龙纹综合说（现代中国考古学），夏商成形说（同上）。总之，由于水和雨是农业社会“人活着”维系生存、延续的基本条件，为人所必须依赖又不能为人所真正了解和掌握，所以它成为神也很自然。“龙”爬遍了中华大地的东南西北，从原始社会直到今天。本文后的附图包括一些最早的“龙”：东北地区（前红山文化，公元前六千年），中原地区（湖北黄梅大溪文化，公元前四千年），其中，画在陶瓶上的马家窑文化的“龙”，可与前面仰韶半坡的“鱼”作某种彩陶的历史系列，但显然比“鱼”要晚（公元前三千年）。江南地区也有“龙”，如此等等。真是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这些出土的地下实物完全可以媲美于古籍《山海经》中所描述的众多龙蛇：“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北方禺疆，黑身手足，乘两龙”，等等。[3]“龙”虽形态各异，基本特点却相同：它与鱼不同，是一个幻想中的巨大动物。“龙”有角，与男性生殖器从而与父系家长制的祖先崇拜相关。
“地鱼满三千六百，蛟来为之长，能连鱼而飞”（《说文：蛟》），“龙以为畜，故鱼鲔不谂”（《礼记·礼运》）。“龙”尊鱼卑，“龙”成了“鱼”的率领者、保护者和统治者。“鱼”、“龙”衔接，显示社会进入了新时期，那是呈现着威慑、暴力、吞并、战争，是征服、被征服的时期，是走向社会不断扩大、开始形成国家、逐渐迈入文明的巨大变动时期。
如果说，有巢（建立住所）—燧人（发明用火）—女娲（妇女为首领，一般排在伏羲同时）是旧石器时代的“三皇”，标志着人区别和脱离动物界；那么，伏羲（“以佃以渔”）—神农（炎帝，定居农耕）—黄帝—尧—舜便是新石器时代的“五帝”的氏族、部落和古城古国[4]时期。而神农（炎帝）和黄帝则分别与“鱼”、“龙”两个时代符号大体相当。[5]在古文献中，文明的主要发明都归功于黄帝。《世本作篇》及其他古籍都把天文、历法、算数、图书、宫室、冕服、弓矢、车驾、舟船、律吕（音乐）等等重大发明发现说成是黄帝和黄帝时期的功绩。与文明这种巨大发展相同步，黄帝时期又是频繁剧烈的战争时期，黄帝与炎帝、与蚩尤的大战是赫赫有名的两次。当时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在大小战争中毁灭、生存、并吞、融合和重组。大量文献都在说，“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商君书·画策》）。“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庄子·盗跖》）。“宓犧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战国策·赵策》）。“黄帝唐虞，帝之隆也，……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管子·法法》）。
黄帝时代就是“龙”的时代。“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时代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6]红山文化以出土的各种玉“龙”和龙纹器皿为特征。“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形态以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雕龙，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至三千年间的龙形变化过程”。[7]《易经》著名词句“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点示了这个“龙”—黄帝的时代特征。从“龙”—黄帝时代起，对内对外都必须以“兵”（“刑”也就是“兵”）来支撑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这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大融会和发展成形的时期。
黄帝和作为黄帝子孙的后代统治，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王朝”，都与“龙”有重大关系。古文献和现代学人对此说得很多。如“黄帝……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大戴礼记·五帝德》），“颛顼，黄帝之孙……乘龙而至四海”（同上），“夏为姒姓，姒字原作己，本象盘蛇，亦图腾标志。而鲧、禹名字亦与龙、蛇有关”（杨向奎）。“殷为子姓。‘子’……即己字……取象龙蛇，商颂有‘龙旗十乘’之言，意者龙是商民族之图腾乎？”（顾颉刚）“姬氏出身天鼋，犹言出自黄帝”（郭沫若）。从《山海经》中众多龙、蛇到“天”、“玄”，都与龙有关。由于远古传统，孔子也大讲龙：“龙大矣。龙刑（形）（迁），（假）宾于帝，神圣之德也。高尚行（乎）星辰日月而不眺，能阳也；下纶穷深渊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纶则有天□□□（此处原文为□），□（此处原文为□）乎深潭，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隋（随）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避）乡（响），鸟守（兽）弗干。……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又）能蛇变，有（又）能鱼变。（飞）鸟虫，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刑（形），神能之至也。”（《二三子问》）
这也就是《易经》讲的上天下地、神奇而可恐惧的“龙”。“飞龙在天”，“见龙在田”，“或跃于渊”，水陆空全部占有。也如《说文》所讲，“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到处都在，可又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神龙见首不见尾”。正是在这隐藏着的神秘和恐怖中，显出它的巨大的全面统治功能和神圣威力。这种神秘的巨大威力又都与原始巫术活动有关。“山海经多处讲到乘龙升天之事，在山海经里，雨龙是神与巫交接升天的标准配备。骑龙何以能升天？在巫术中，龙由巫师法力之所驱使。”[8]由于“巫君合一”，“龙”的权威和恐怖实际是象征和代表着巫君的权威和恐怖。
为什么要突出这个威慑的、血腥的、恐怖的权威符号昵？这是因为这神奇而恐惧的符号不仅是当时统治权力的威吓象征，而且也是当时社会的秩序力量和制度强迫的符号。因为所谓“文明”，实际上即是由秩序所展示了权威和由权威所维系的秩序。在上古这个不断吞并、毁灭、重组、融合千万氏族、部落和古城、古国的年代，社会日益扩大，地域日益开拓，人口日益众多，结构日益复杂，统治秩序日益需要系统化、体制化的暴力权威来维系。这种暴力权威的统治秩序和体系，也就是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即在黄帝—“龙”的暴力权威统治下，衣食住行、社会生活得到了秩序的规范和规范的秩序。这种理性化的生活秩序在当时却恰恰需要由这个反理性的神秘而恐惧的虚构形象（“龙”）来呈现和代表。相当于黄帝时代的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出土人像已有大小次序的排列，实际在开始显示这种理性化的秩序即等级制的萌芽。从夏的“连山易”以震（雷）为首卦，“帝出乎震”（《周易·说卦》），象征着这个秩序权威赤裸裸地依附和要求暴力，到《周易·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便是这统治秩序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巩固和完成。从“龙驾乎帝服”（离骚），“龙”成为帝王专利，和秦始皇被咒称“祖龙”，“龙”便始终是后世帝王所专有的最高权威符号，一直到满清王朝的龙旗飘扬和没有龙旗的对“龙”的赞颂。
文明使社会复杂化，的确要求秩序，而维持秩序的确需要权威。只有这样，才能使万千百姓免于任何人可以杀任何人的极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人们依靠建立在杀戮、战争、暴力基础之上的权威统治获得了保护，使生命、生存和生活拥有安全和延续。秩序和权威的永远共生并存（恩格斯），如同知识与权力永远共生并存（福柯），现在、未来将和过去都一样。问题只在于是什么样的权威和什么样的秩序。作为这最高权威的是一个人（皇帝），少数人（贵族）还是代议制（人民）。是“亢龙有悔”的权威还是“群龙无首”、“潜龙勿用”的权威？是rule by law还是rule of law？这当然由历史所具体地形成、发展和决定。
在“龙”的权威统治下，社会秩序化、组织化、等级化，在基本或能保护人们安全的同时，也带来了常规性的和规范性的剥削、压迫、掠夺和侵害，带来了各种恐惧、忧虑和哀伤，使生命、生活、生存失去了它们本有的自由、活泼、愉快和欢欣。于是，它也同时会带来对这权威/秩序和规范、统治的各种反抗。中国上古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特别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陶潜诗），那勇猛反抗黄帝虽徒劳无益却英勇悲壮的凄怆故事。这也一直延续到《老子》和《庄子》。《老子》要求回到“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道”“德”时代。庄子极其尖锐而深刻地揭露“窃铢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认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要求彻底废除文明，回到“山无蹊径，泽无舟梁”、“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的母系社会的原始阶段，即回到上节所讲的“鱼”的神农时代去，极为精彩地表达了这种反抗哲学和伦理精神。但这在历史上当然毫无可能。历史总以恶为杠杆，在污秽和血腥中曲折前行。这些神话和庄子哲学的价值在于，它宣示了必需与历史文明行程带来苦难现实相对抗、从而不计利害因果、“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反抗意志和牺牲精神。这种精神由于对现实黑暗和权威/秩序的英勇斗争，在形成和培育人们的道德意识、正义感情、公正观念上，具有着伟大的、光辉的、独立的意义，而为人们所世代承继和不断发扬。这就是拙著中再三提及的“伦理主义”。但是，渗透了暴力和黑暗的权威/秩序却又仍然在推动着文明，其中也包括改善生产和生活，这也就是拙著所讲的“历史主义”。[9]
于是，“龙”飞舞着，历史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的悲剧中继续前行。
【注释】
[1]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92。
[2]民间传说或来自此：“《续汉书、交趾郡下，刘昭注》有堤坊龙门，水深百寻，大鱼登此门，化为龙。”（《顾颉刚读书笔记》第4卷，第2187页，联经出版公司，台北，1990）
[3]参阅拙作《美的历程》中第一章图表。
[4]“古城古国”采苏秉琦说。
[5]“三皇五帝”从古至今有许多种说法和解释，本文仅从人熟知的名号（如“五帝”采《易·系辞》次序）和历史进程角度作大体区划，不可刻板以求。例如红山文化的“龙”便早于仰韶文化的“鱼”，等等。
[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3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7]同上，第94页。
[8]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第133页，古籍出版社，台北，2003。
[9]伦理与历史也有同行合一的方面，且常为主要方面，见拙著《批判哲学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