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
文学、科学与民主：有关联吗？
在雅典，书籍市场早在公元前530年就已经存在了。那时的书市充斥着埃及纸草（papyrus）的手写卷轴。率先问世的就是荷马名垂千古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根据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500年后的记载，雅典僭主（tyrant）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os）是第一个保存、流传荷马史诗的重要人物；[1]这位伟大的改革者有许多卓越的成就，其中之一是为雅典戏剧奠下基础，建立了我们今日称为“剧场”（theatre）的规模。他可能，真的有可能，是第一个荷马史诗的发行人：他用船载来了材料（埃及纸草），买了许多识字的奴隶，要他们抄写荷马的史诗。庇西特拉图很有钱，经常在庆典节日里赞助雅典人从事戏剧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日后，许多雅典企业家接下了发行的棒子。他们发现雅典人永远无法餍足于荷马的史诗作品：不但每个人都想读荷马的作品，更用荷马史诗来学习识字。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荷马的作品成为经典，也成为希腊人的语文教科书，后来新的作品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我们要谨记在心：没有书市的支撑，出版业不可能发达。图书馆当然也可能搜集手稿（或是现在的印刷书籍），但却没有办法取代书市的功能；长期而言（我们用两个世纪来作为观察期限），雅典是欧洲唯一有书市的地方。科林斯（Corinth）与底比斯（Thebes）则是紧接其后的两个城市。[2]
古代曾经有许多诗人，当然也有许多手稿。但是，文学（在出版机制的支持下）却在雅典绽放异彩；只有在那里，我们才会发现，遥远的过去竟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家、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与数学家。除了修昔底德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多半不是出生于雅典；但雅典对他们来说，却有无穷的吸引力。
在这些来到雅典印行著作的外国作家中，最出类拔萃的首推科学家兼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与比他略微年轻的希罗多德（Herodotos）[3]；这两个人都是小亚细亚的政治犯，几经辗转才来到雅典。我猜，希罗多德在撰写他个人的长篇历史时并没有出版的打算；但是，阿那克萨哥拉一开始就希望他的自然史（虽然短得多）有传世的机会。当时的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书籍发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套游戏规则一直要到最近才大白天下，而且越发重要。
从第一本出版的书籍到古登堡革命
就我看来，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绽放的文化异彩，主要是由于书市的问世。而书市创设也同样解释了雅典民主。
当然啦，我们无法证实雅典僭主希庇亚斯（Hippias）被放逐流亡与创建民主，以及书市的建立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但是，许多史实却间接证明了这种假设。写作与阅读的艺术（随后散布到整个城市之中）、荷马的广受欢迎，以及（受他的鼓励继之而起的）希腊伟大剧作家、画家与雕刻家的纷纷崛起，使之百花争艳，盛极一时。大家热烈讨论新的理念，一股智性的风潮勃然而兴——这段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正是书市创设的影响。就算我们认为雅典的民主是独立诞生的好了，接下来年轻的民主雅典力战庞大的波斯帝国，竟能以小搏大，取得胜利，就不能说跟书市无关了。只有掌握雅典人新兴的自我意识，对雅典傲人的文化与教育遗产的自豪，以及雅典人从澄净、美丽的诗文与艺术品中激发出的热诚与品位，才能了解这次扭转乾坤的胜利。
15世纪的古登堡革命（Gutenberg Revolution）也是惊天动地的变局，继之而起的蓬勃发展的出版市场，持续地带动了文化革命，也就是所谓的人文主义浪潮。艺术蕴含了旺盛的生命力，新契机灌注到古典文学中；新的自然科学于焉诞生；在英国，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两场革命：1648年到1649年的流血革命，以及1688年的不流血革命——由议会持续转化为民主。
在这里，书市与历史转折之间的关系，就看得清楚了。
雅典民主的成功罪恶
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时的成功奇迹，是由卓越的文化、政治、军事发展组成的，也都是书市发达之后的结果。书市鼓励了无与伦比的文学经典创作，垂范日后的欧洲文化，成为取材的泉源。
当时的历史虽然多半湮没不彰，但是，毋庸置疑，两场各长达30年的战争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一战雅典几近全毁，但却在废墟中奇迹似的反败为胜；第二战雅典招致了毁灭性的败亡。以下是这段历史的大事纪要：
公元前507年 雅典建立民主。
公元前493年 雅典开始武装，海军在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设计下创建。
公元前490年 马拉松战役（The Battle of Marathon）。
公元前480年 雅典遭到波斯摧毁，成为空城。抵抗转移到海上，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爆发。
公元前479年 普拉塔亚（Plataea）与麦坎尔（Mycale）战役爆发。伊奥尼亚群岛（Ionian）希腊人饱受来自小亚细亚的威胁，向雅典求援，形成了战时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被称为雅典帝国主义（Athenian imperialism）。雅典开始重建、强化战备。
公元前462年 伯里克利时代开始，雅典卫城（Acropolis）、帕提农神庙（Parthenon Temple）开始兴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爆发。
公元前431年 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公元前429年 雅典瘟疫横行，伯里克利逝世。战事扩大。
公元前413年 西西里（Sicily）惨败，雅典海陆军全军覆没。
公元前411年 雅典民主崩溃。
公元前404年 斯巴达（Sparta）战胜雅典。在雅典扶植傀儡恐怖政权，8个月间杀死的雅典人超过10年血战的伤亡人数。
这就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希腊局势，一般以为，雅典民主时期将就此完结。但这只是大家的印象，事实上，雅典的民主政治依旧不绝如缕。30年僭主时期（The Thirty Tyrant）结束，雅典民主党人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击溃傀儡之后的8个月，斯巴达与雅典民主政权终于获得和平。
但是，雅典民主政权却依旧犯下致命的错误——不只是在谋略与战术上失策，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泯绝人性，不顾人道关怀，比如说，提洛（Delos）岛民对雅典并没有明显的挑衅动作，但是，雅典人却悍然屠岛。岛上的男人全部被杀，妇人与小孩则被卖作奴隶。除了令人发指的恶行之外，对苏格拉底的不公审判[4]，也是雅典民主的污点（这是政治判决，起诉苏格拉底的人，本身就是政党领袖）。曾任雅典陆军将军的修昔底德，翔实地记载提洛屠杀的原委——这个无可原谅的决定，其实充满了反讽的意味——这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决定。这些人很清楚他们的决定是什么，也应该为他们的决定负责。雅典人类似的恶行多得不胜枚举。
在这些往事中，给人的感觉是一片绝望。幸好，修昔底德还记载了其他的历史抉择。举个例子来说，米蒂利尼（Mytilene）违背与雅典的联盟协议，阴谋叛变，但是，没过多久就被雅典击败。雅典派出一艘战舰运载一位将军，准备传达屠戮全岛的命令。但是，第二天雅典人却后悔了。修昔底德描述了雅典人的聚会，狄奥多托斯（Diodotus）在会中恳切陈词，希望雅典人能网开一面。他的言词打动了在场诸君，勉强以略过半数的投票结果决定撤销前议。他们很快派出第二艘战舰，船员从早到晚不停地划桨，就是为了赶上第一艘战舰；最后总算是赶上了，避免了一场浩劫。“岛上的人因而幸免于难。”修昔底德写道。
民主绝非人民统治，也不该任由人民统治
你们将注意到，民主政治暗藏了重大的问题；从民主奠基时就是如此，到了今天依旧如此；其中最重大、最严重的就是道德本质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总是会引起混淆，掀起道德上的质疑，那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于是许多人就认为，从西方所谓民主的状况来看，后者，也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是民主理论的核心。
希腊人用不同的名称界定国家统治组织，因为他们想知道政府是好是坏，哪种好些，哪种坏些。所以根据统治者的品质，取了五种名称。这个想法被柏拉图广泛采用，整理如下：
第一种与第二种“君主政治”（Monarchy）：被一个好人统治；它的变形就是“暴君政治”（Tyranny）[5]。
第三种与第四种“贵族政治”（Aristocracy）：被一群好人统治；它的变形就是“寡头政治”（Oligarchy）。
第五种“民主”（Democracy）：被人民、许多人、大多数人统治。
柏拉图只多加了一种不好的统治形式：一直被一群坏人统治。
但是，更重要的是找出暗藏其中的问题。我们看到柏拉图是从一个很天真的问题问起：“该谁统治国家？该谁拥有统治的权力？”
在雅典这样的小城邦，几个重要人物彼此都相互认识，当然可以问这样天真的问题。但是柏拉图这么不经意的一问，却触及了政治学上最根本的疑问。马克思、列宁与大多数的民主政治家，都不倦怠地——但经常也不自觉地——在沉思这个与人有关的问题。他们在政治上或许各有各的思考理路，但通常就是回应一个基本的问题：“统治者应该是谁？”柏拉图的答案是：“统治者应该是最好的人。”这当然是一个合乎道德的答案。马克思跟恩格斯的答案是：“无产阶级应该专政。”（当然，尤其不能和今天一样，把政权交到资本家手中。）无产阶级应该发号施令，应该掌握独裁的权力！虽然他们没把道德成分说清楚，但是，专政的当然是好的无产阶级，不是坏的资本家。
希特勒的答案更不用说了。他的答案一定很简单：“我。”他跟他的先行者一样，一定思考过这个基本问题：“统治者应该是谁？”
早在50年前，我就希望终结这个问题，让它永不再现。这是一个假问题，只会导致欺瞒，最终归纳出与道德规律相应的荒谬答案。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如果把政治上的对手视为不道德的魔鬼（自己所属的政党则是完美无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事情。这会引发仇恨，固然不好，但更糟的是这种态度会让大家强调权力，忽略了约束权力的重要性。
追溯源头，看起来我们感兴趣的好像是：比较各种政府的异同，而不是断言它是好是坏，或该由哪个人、哪种阶级、哪个种族甚至哪种宗教来统治！
柏拉图的经典问题“该谁统治？”或许可以换个方式问：“在道德上，我们最该谴责哪一种政府？”或者倒过来问：“哪种政府形式最能让我们摆脱政府中的邪恶、无能与损害？”
这些问题不自觉地逼问到我们所谓的民主的根本，这与柏拉图该谁统治的问题大相径庭，却是支撑雅典民主与现代西方民主的基础。
我们这些自认为是民主支持者的人，可能会觉得“独裁政治”（Dictatorship）与暴君政治在道德上是邪恶的——这些制度人们无法接受。由于这些政体不用负责任，使得它们在道德上也不堪质疑。我们虽然认为不该扶植它成立，但是，我们好像也没被迫推翻它；在德国，真正动手革命的是1944年7月20日那群谋反的青年军官。[6]是他们试图挣脱1933年3月授权法案（Enabling Law）以民主形式通过后所带来的恐怖后果。独裁政权把我们不能负责的情势强加在我们身上，但我们却无力回天；这是人道主义无法容忍的状况。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尽一切可能防止罪行发生的道德责任。这也许是我们支持民主国家的缘故，也只有这个理由让民主在道德上站得住脚。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控制的制度。它不允许独裁累积权力、肆意横行，而是在寻找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一个民主政体无法善用权力、善尽职责，并让这个政体下的民众觉得它的政策不好、不对，但是民主最起码能保证各种以非暴力方式推翻政府的可能性能够合法存在。
应该争论的问题不是“谁”应该统治，而是某一种政府究竟该“如何”统治。重点是政府不应该管太多，或者，更精确一点儿，是政府该“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
雅典民主的背后其实就是这种态度，这本身并没有说得清楚，但却留下证据让人体会。这仍是我们今日的态度，或说是应该有的态度。很多团体自认可以代表人民——军人、公务人员、工人、雇员、记者、广播电视评论员、暴徒、年轻人——但是，我们不希望他们握有统治权力。我们不想惧怕他们，也不想被迫惧怕他们。如果真有必要，我们希望能保留保护自己、防范他们滥权的能力。这是西方政府的目标，但是由于语义上的含糊不清与积习使然，我们却笼统地称之为民主。所谓的民主其实是要捍卫人民的自由，除开主权统治（Sovereignty）、法治这些原则之外，不要受到统治权的干预。
重点：要能不流血地更换政府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不管哪一种统治形式，最重要的是能够允许政府以不流血的方式更换——随后，新政府还要有能接管统治的权力。至于更换的方式本身倒没有那么重要——也许是代表或投票者的大多数认可，或是联邦法庭的法官做出裁决。最能彰显美国民主本质的，莫过于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实质上就是被赶下台）。
民主政治中更换政府的多数议决原则，是一种消极的权力行使、一种强迫现任政府下台的能力。当然也有积极的权力运用，像是任命政府、总理，不过相较而言并不重要。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看清这一点，过分强调政治任命权，其实暗藏危机：它会让政府自认取得了选民的认可，可以假“人民意志”（popular will）之名，让它的所作所为合法化。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知道，人民又怎么才能知道他们选出来的政府，将来会不会犯错甚至犯罪？
客观评判一个政府或一个政策，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也许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又再次肯定了他们，重新授权给这个政府。我们很可能会在事前投票给这个政府，但是，我们对它却一无所知，无法得知重大关键，也不能确定我们的政府是否会利用我们对它的信任滥权违纪。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伯里克利曾经用很简练的方式说明这个观点：“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这段言简意赅的谈话，我认为触动了民主的核心。请注意这段话，基本上它否定了人民统治甚至全民创制（popular initiative）的概念。取代这两个概念的是伯里克利所谓的全民评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
伯里克利（或许修昔底德也这么认为——他俩的看法差不多）简单道出人民无法统治的道理，就算是技术上完全可行也一样。理念——特别是创新的理念——或许会得到一些人的踵事增华、澄清诠释，但是追本溯源一定是少数人的心血结晶。但是，很多人在事后却有能力评判这些观点是对是错，特别是那些切身经历政策后果的人，他们的看法更值得重视。这样的评估，这种对错的判断，是可以交由广泛的选民抉择的。
由是观之，所谓的“全民创制”只是误导，只是一种宣传手段而已。它还是少数人的创见，最多只是向大众公开，寻求评估而已。如果是这样，重要的是弄清楚一件事：向大众征询意见的课题，不要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想要警告大家，不断教育人民、教育孩子说，他们生活在人民统治的环境中是很危险的——这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是真的。否则，他们这些不知道这种语言上的歧义的人，一旦认清真相会感到愤怒，觉得被欺骗了，觉得失望，这对他们的世界观、对政治的看法会有很坏的影响：甚至会把他们引向恐怖主义。我个人就知道有过这样的例子。
自由与界限
我们可能已经知道了：或许不是大家都直接加入政府，但是每个人多多少少得为政府负担点儿责任。我们也肩负了维护自由的责任：言论自由，获取、传播与出版信息的自由……国家统治主义（statism）过度蔓延将会消灭我们的自由。
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自由过度蔓延的可能性。
很不幸地，自由跟国家权力一样，也经常被滥用。故意散布假消息、意图谋反的人，就可能滥用言论与出版自由。同样的道理，国家权力也可能迈过自由的界限。
我们需要防范国家滥用权力的自由，我们也需要国家出面防范自由被滥用。抽象一点儿来说，这个问题可以制定法律来解决。宪法、法庭少不得，善意更是不可或缺。
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问题无法彻底解决，说得精确一点儿，这个问题只有独裁政权强力操控国家权力，才可望能完全解决，这当然违反了道德诉求。我们只能期盼部分解决或是折中协调；我们不能允许我们对自由的热爱，遮蔽了对滥用问题的正视。
霍布斯、康德、洪堡与穆勒
思想家，无论新旧，在寻找国家权力存在的理由、界限与普遍原则的时候，都不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是从这个前提开始的：如果没有国家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是他这个族类潜在的恐怖敌人，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强大的国家来限制犯罪与暴力。
但是，康德的看法却大异其趣。他当然相信国家的权力与自由的限制是有必要的，但他却希望两者能减到最低。他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允许每个人拥有最大的人身自由，配合让大家能共同维持彼此最大自由的法律”。[7]国家只要尽可能减低限制，维护人民的最大自由也就行了，用不着更加强大。
康德认为，身处人类社会的人都免不了有限制，这个道理可以用下面的故事说明。有一个美国人被控打别人的鼻子。他替自己辩护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民，所以有把拳头挥向任何方向的自由。法官回答说：“挥动拳头的自由是有范围限制的，虽然有时范围会有不同，但是，同胞的鼻子，绝对不在挥拳的范围之内。”
在他稍后的作品———《论俗谚：“道理说得好，现实行不通”》（“On the Common Saying：‘This May Be True in Theory，But It Does Not Apply in Practice’”），我们发现康德有关国家与自由的理论发展得更完整了。在第二部分，康德直言批评霍布斯，发挥他所谓的“纯粹理性原则”（pure principles of reason）。一开头就是：
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就像政体的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a commonwealth）一样……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说明：没有任何人可以假借众人福祉之名，强迫我觉得幸福。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他喜欢的幸福……政府或许可以假借为人民谋福利的名义成立……父权政府（paternal government）……可能是人类脑袋想得出的最专制的专制政权（despotism）。[8]
虽然最后一句话让我觉得未免夸张，但我完全同意康德的看法。他想要说的话——除了驳斥霍布斯之外——就是：我们不需要一个全能的国家，就算它是好心好意要抵抗同胞之中的狼虎之辈，保护大家的生活（但是生活却会控制在它手上）也不行。国家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尊重与维护我们的权利。
即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天使，对他人好得不得了——这跟霍布斯的说法完全相反——即使弱势的人无拳无勇，完全无力抗拒强权，只能哀求他们的怜悯也一样：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只有靠法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产生康德所谓的“个人尊严”（the dignity of the inpidual）。
康德把国家的概念、他为什么拒绝父权主义的道理讲得很清楚。他的概念后来被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进一步发展。洪堡这个人在学术史上极其重要，因为许多人认为在康德之后，类似的概念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以及主要的政治圈中，已经没有知音了。洪堡的著作《国家行动限制的定义》（Ideas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 Limits of State Action）虽然早就完成，但一直到1851年才正式出版。
通过这本著作，康德的想法终于慢慢地传到英国。约翰·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1859），承袭了洪堡与康德的想法，受到康德批判父权主义的启发尤深。穆勒的论述对于英伦三岛激进的自由运动，深具影响力。
康德、洪堡、穆勒都认为，国家只能存在于最窄的范围里。他们的想法是：我们需要一个国家，但是，我们要一个尽可能弱小的国家——这个国家恰巧跟极权国家完全相反；我们不要父权的、独裁的或是官僚的国家，简单来说，我们要的是迷你国家。
迷你国家或父权国家？
我们需要一个奠基在法治上的国家——这需要立足在康德的两个概念上，一是我们的人权是现实；二是限制我们自由的（法律）权力，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实务上，都应该越少越好，越公平越好。这个国家还要尽可能地少些父权主义的设计。但是，我也相信，每个国家都有一两项（甚至更多）父权主义的特点，这是我们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国家的基本工作——我们特别希望它能做到的——是承认我们的生活权与自由权；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协助我们捍卫我们的生活与自由（以及其他的附属品）。但是，这工作在本质上却是父权的！虽然康德对“为民谋福利”这样的招牌很不屑，但是，任谁也很难否认“为民谋福利”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发现在捍卫我们的基本权利时，我们不希望碰到国家的部分组织（或是国家机关）冷漠或是敌意以对，而是渴求他们的善意，他们“为我谋福利”。事实上，不管是从上到下（国家机关应该是和蔼可亲的），还是从下到上（人民总是会找比他们强悍的人帮忙），都是不折不扣的父权主义。
法律，有它的客观性，应该超脱个人关系：这种说法当然是真的。但法律原则落实到国家现实中，由人制定的法律条文还是可能出错。国家机关也是由一群会犯错的人组成的。里面的人有时还很邪恶，但是，当他们展现康德嗤之以鼻的“善意”“为我们谋福利”时，我们却得以心存感激，安于现状——感谢他们为我们的长年服务。这都显示了一件事情：父权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很复杂。很不幸，事实就是如此；我很不情愿承认，但这是事实。尽管这事实把最近的辩论引向深奥难解的逻辑思考或是荒谬的情境中。我指的是对福利国家的典型攻击。根据我的看法，这类攻击以及随之而来的论战是很重要的；虽然当下流行的哲学理论不能当真，却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些攻击试图显示：福利国家的理论以及相关的道德与人道关怀的伟大信念，其实冒犯了最重要的人权——自决的权利、用自己的态度界定快乐与不快乐的自由与康德所谓抵抗父权主义的权力。
新一波对父权主义的激进攻击，常常引用穆勒在《自由论》中的一段话：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唯一能正当干预他人自由的理由，就是自卫……能以权力合理强制文明组织成员，违逆他的意志的唯一目的，是避免伤及他人。他自己的好处，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道德上，都不能假借为借口。不能因为这样做对他比较好，他会比较快乐，或是根据别人的意见，这样做比较聪明、比较符合正义之类的理由，强迫他，或是命令他自制，做他不想做的事情。[9]
这段话虽说在表达形式上不尽贴切，但是却和康德的说法遥相呼应：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看法，决定怎样是对他好的，怎样是对他不利的。因此，除非是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否则，所有父权主义式的干预都是非法的。没有任何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政府机构与制度（比如议会）、政府公务人员或雇员——可以自认有成人的监护权，剥夺他的自由；当然在第三者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是唯一的例外。
好啦。谁敢批评穆勒这义正辞严的原则？但是，穆勒的原则真能落实在现实环境中，用以捍卫自由吗？让我们拿几个激烈辩论的例子来解释好了。国家有权力命令人民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绑安全带吗？根据穆勒的原则，国家当然没有权力——就算是专家认定为了安全理由，驾驶者必须绑上安全带也没用。但是，等等！就算道理是这样，国家总有权力阻止车上乘客（他是第三者吧？）卷入危险的环境中。国家或许还有义务在乘客决定（当然是完全凭他的自由意志）绑好安全带前，阻止汽车驾驶者发动汽车。
另一个引发激烈争辩的例子是禁烟。很明显，根据穆勒的原则，没有人能假借“为你好”的理由，禁止你吸烟。但是，其他人的利益呢？政府专家说，吸入二手烟有碍健康——不，简直是危害他人生命！在有他人在场的场合，政府难道没有义务禁止吸烟吗？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各种保险。举个例子来说，根据穆勒的原则，政府没有理由用起诉威胁大家，强制暴露在危险环境里的人购买保险；但是，政府却可以强制第三者——比如说雇主——不得雇用暴露在危险环境中却又没有购买保险的人。争执不下的药物管制问题，也是其中之一。根据穆勒的原则，心智健康、达到一定年龄的人（可能是14岁、20岁或21岁），应该有服用药物、自我毁灭的自由。但是，国家没有义务阻止他人置身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吗？还是它没有义务以最严厉的惩罚，禁止药物滥用呢（一般来说，情况是完全相反的）？
我倒不是说所有有争议的问题，都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但是，上面提到的这种方法确实好用。有一种投机的做法，其实可以很容易地解决道德上的争议。就拿驾驶员的例子来说好了，乍看起来很难解决，其实一点儿也不难。政府有责任强制（否则就予以起诉）任何会让第三者使用汽车的人——可能是卖车的人，也可能是租车行老板——要求第三者根据他的自由意志，签下文件，同意他在绑好安全带前，不得驾驶车辆，否则，他就必须接受罚款。如果一直有人提醒我们的国家机关用这种禁止的方法（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强迫任何人去做“这对他们好”的事情），我想会是一件好事情（当然，他们没什么利益，好处都是我们的）。否则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把他们的父权直觉释放出来，毫无羁縻——有点儿像是今天的情况——更糟的是：他们还会用比较优雅的方式包装，用保护第三者的权益做借口。
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为了保护第三者这样的理由，要求我们缴纳社会安全保险费是合理的；每个人都可以全然自由地去支付，不至于动用到自卫的权利。
穆勒的自由原则如果能以下面的方式修正，我就接受。只要不危害到第三者，每个人大可随他们高兴，过他们觉得愉快或是难过的日子；但是，国家有责任保护一般人民，避免他们招来他们无力评估的危险。修正过的穆勒原则至少可以为针对福利国家的批评（这是非常重要的）做出一点点贡献。我们在迷你国家中的合法权利，与穆勒原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穆勒原则却与福利国家息息相关，因为这个原则，最后会导向社会保险民营化的政策。
最后，我还必须要举出一个国家的传统功能——我真的希望能像国家的其他功能一样，把它丢进垃圾桶——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功能仍然很重要，绝对不能委之于私人企业。
我说的当然是国防。这是彻头彻尾的父权功能，从一个哲学家的观点来看，国防功能会让反父权理论严重贬值。反父权哲学好像助长了一种期望，以为视而不见，国防的重要性就会消失于无形。只可惜，国防真的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必须支付庞大的代价，对于迷你国家的理论，尤其是严酷的挑战。它也让我们想起国家的另外一种功能，没有国防那么贵或那么重要，却跟国防息息相关：外交政策。国防、外交这两项功能，让迷你国家理论看起来像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只要我们能把迷你国家当作一种可以调整的原则，也不见得非得放弃我们的理想不可。
我想提醒你们一件事情：保卫国家是政府的义务之一，它也一定会注意国民的健康，确认他们随时能上战场；也会因此注意它的经济，因为它需要后备补给，交通和通信系统要畅通，其他的应变措施也该保持相应的弹性。
未成年人的权利
很不幸地，不管是原则上还是基于道德的理由，少了父权主义，事情好像就行不通了。国家必须通过警察，保护它的人民不受盗匪侵害；也要特别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必要的时候，还要协助他们对抗父母。这又变成一种父权的原则了。“迷你国家或是父权国家”的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再问了，现在真正需要思考的其实是：“在道德上，除了绝对必要之外，不能出现更多的父权主义。”我们无法再坚持迷你国家的原则，不能硬说它比父权国家的道德诉求来得高明；结果，我们发现：我们又回到过去那种国家与自由对立的局面，回到康德反独裁统治、除非必要应该尽可能减少干预自由的诉求。
文官官僚体系的问题可以解决，军事官僚体系则不可
在所有非专政政体（non-tyrannical，换句话说，就是民主）的国家理论中，官僚体制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因为我们的官僚体制是“反民主的”（至少在我的理解中），他们里面有很多“小独裁者”，从不解释他们这个做那个不做的道理。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这个问题就相当悲观，认为官僚体系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但是，我认为在理论上，只要依循我们的民主原则，要解决文官官僚体系（Civilian Bureaucracy）的问题并不难——如果真的痛下决心的话。倒是军事官僚体系（Military Bureaucracy）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是无解。
一般人还没体会到军事力量无限扩张的现实，也就是我这个乐观主义者，寄希望（也只得如此）于世界和平的缘故，不管在现实里，这样的梦想有多遥远——希望肯特所谓的“最终和平”能够降临。但我既然谈到这个题目，我必须立即解释我的看法；就和平的利益而言，我是反对所谓的和平运动的。
从我们的经验里，我们可以发现和平运动两度鼓励侵略者的野心。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就认为虽然大英帝国是比利时的保护国，但它会为了和平的理由，放任德国入侵比利时。希特勒也以同样的想法入侵波兰，完全无视于英国维护波兰独立的声明。
年轻人的希望
西方民主——特别是美国，西方民主中的先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成功的果实来自于无尽的辛勤工作、努力、善意，更重要的是：各个领域的创意。结果是有更多人欢喜生活在更自由、更愉悦的环境中，享受更长的寿命。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就。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事情尚待改进。
最重要的是：“民主”与“多数独裁”（the dictatorship of the majority）之间，还没有划出清楚的界限。但是，在历史上，从没有这么多国家生活得如此自由，拥有这么多的物质享受，过着比以前好的日子。
我知道没什么人赞成我的看法。
我也知道我们的世界到处充满了黑暗面：犯罪、暴行、毒品。
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有的人从错误中学到教训，有的人还深陷其中。当今世界就是如此：这是它赋予我们的任务。我们可以过得快乐而满足，应该大声地表达出来！但是，没什么人敢这么说。相反，每天我都听到无穷无尽的抱怨，说我们这个世界有多烂。
根据我的看法，散布这种谣言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恶的罪行，因为它剥夺了青年人希望与乐观的权利。有的时候，还会把他们带到自杀、滥用药物与恐怖主义的道路上。
乐观主义与危险的媒体
庆幸的是：事实很容易判别，我们住的西方是前所未有的美好世界。我们不能让事实缄默。
媒体在这方面真的是帮了不少倒忙，他们必须知道，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们要清楚自己的本分。
媒体必须看真相，说真话，了解他们代表的潜在威胁，发展出自我批评的态度，这是他们的新工作。但是他们却在这个世界肆虐。除非他们合作，否则，我们不可能保持乐观。
（1988年6月9日应慕尼黑霍夫曼银行之邀所发表的演说，在此之前从未出版。西班牙文版于1990年9月由La Nación出版。）
[1] 西塞罗是罗马政治家、学者、演说家。“僭主”原义是非法取得政权的君主，到了公元前5世纪左右，才有“暴君”的意思。庇西特拉图是一位雅典僭主，为人温和，热爱文学，曾鼓励诗人到雅典定居。——译者注
[2] 科林斯是位于地中海与爱琴海地峡上的古城，底比斯则是古代上埃及的都城。——译者注
[3] 希罗多德是被尊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注
[4]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不敬神”的罪名被起诉。——译者注
[5] 在柏拉图的原意里，其实是僭主统治，但雅典人素来憎恶僭主，而僭主又经常是残暴的统治者，在此依旧译为常见的暴君统治。——译者注
[6] 德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军官，在这天试图暗杀希特勒，但并未成功。——译者注
[7] I.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London:Macmillan,1963,p.312. 亦可参考“Perpetual Peace:A Philosophical Sketch”(in Political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及康德的其他作品。
[8] I. Kant,“On the Common Saying:‘This May Be True in Theory,But It Does Not Apply in Practice’”,in Political Writings,p.74.
[9] 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