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精神探索和创造的历程中，曾经产生了许多文学艺术的瑰宝。它们珍藏在两个地方，一是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是有形的藏宝所，另一个藏宝所是无形的，就是一代又一代热爱缪斯的人的心灵。倘若一个人心中有这样一个无形的藏宝所，那么，他往往会被相应的有形的藏宝所吸引，一旦条件许可，便不可遏止地要去寻访它们。歌德当年就是这样，魏玛小公国的这位枢密大臣在宫廷里备受优待，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在第十个年头上，有一天忽然失踪，到意大利隐姓埋名将近两年，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的作品前流连忘返。这个事例一定给叶廷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书中两次提到。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心中藏了许多珍宝的人，他的专业是德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同时兴趣广泛，遍及音乐、戏剧、美术、建筑各个艺术门类，自国门开放以来，利用每次出国的机会去寻访所倾心的大师的踪迹，于是有了这本题为《遍寻缪斯》的集子。
叶廷芳是我的师辈，我与他结识已久，印象中是一个勤奋的学者，译著甚丰，为人诚恳谦和。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当代文学名著的中译本还很少，我读到的迪伦马特的剧作便是他翻译的。后来，他是卡夫卡的主要译者，并主持了卡夫卡全集的中译工作。在现代德语作家中，他对卡夫卡情有独钟，显示了他的识见。本书中有一篇文章专谈卡夫卡与尼采的精神联系，我读后颇受启发。我和叶老师平时见面很少谈学问，但是，我们的学术工作贯穿着相近的精神取向，这使我感到一种无言胜有言的默契。
叶老师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他经常出国，尤其是经常去德国。鉴于他的专业，这当然毫不足怪。当今中国学者出国是常事，不过，据我所知，其中真正的学术之旅为数相当有限，可称为精神文化之旅的就更少了。事实上，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只能看到他的心所选择的东西，凡是在他心中没有一点基础的，无论怎样琳琅满目，他都只能视而无睹，过目即忘。我原先并不知道叶老师出国都做些什么，本书给我提供了部分的答案。我自己是一个懒于远行的人，现在我乐于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我羡慕他的许多次欧洲之行。比如说，他曾到瑞士一个小城迪伦马特的家里做客，曾在柏林参观布莱希特的乡间别墅、晚年故居和墓地，曾去萨尔茨堡参加莫扎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活动，曾在魏玛参加歌德诞生二百五十周年活动，等等。这些无疑都是有丰富精神文化内涵的旅行。当然，之所以称得上丰富，主要是因为他是有所备而去，他心中有情感和知识的储备，所以能够立刻融入相应的情景之中。否则，就只会是凑热闹罢了。
举例来说，德国有两处最重要的歌德故居，一处在法兰克福，歌德在这里住到二十六岁，另一处在魏玛，是歌德此后度过了大半生的地方。一个普通的旅游者来到这两处故居，看到的想必是许多房间和房间里的一些陈列品而已。相反，在法兰克福的故居，叶老师仿佛能看到魏玛王子奥古斯特的来访，听见他和歌德促膝谈心，第二年刚登基就把歌德请到了魏玛。在魏玛的故居，他会想起斯太因夫人，十年之中，歌德在这里给这位就住在附近的他心仪的女子写了一千六百多封信。他还会注意到房间里没有沙发，只有旧木头椅子，想起歌德说过的任何舒适都违背他的本性的话。由于对歌德怀着超越国界的敬仰，他还想起了歌德曾说，人类的共同性远多于各民族的特殊性，民族仇恨与文化水平恰成反比。当他徜徉在这个原先只有六千人口的小城里时，他的眼前会飘过亦曾在这里居住的赫尔德、席勒、李斯特、尼采等文化巨人的身影。又比如，他造访瑞士南部的穆苏古堡，感受到的是里尔克1922年在这里写下《杜依诺哀歌》和《致俄耳浦斯的十四行诗》时的特殊精神氛围，由此又想到就在这一年，还诞生了艾略特的《荒原》、瓦雷里的《幻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城堡》，不由得惊叹：“这一系列现代主义文学的扛鼎之作在同一年内的不期而遇纯属巧合，抑或互相间有一条内在的神秘纽带？”
除了文学的本行之外，建筑是叶老师的一大业余爱好，有关文章也是本书中比较好看的内容。他津津乐道欧洲古典建筑的三顶皇冠——教堂、皇宫、城堡，每到欧洲就兴致勃勃地寻访。作为一个学者兼艺术爱好者，他的叙述同样体现了趣味与学识相统一的特点。他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偏要寻根究底。比如说，位于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麓的新天鹅石城堡以景色奇丽著称，我也曾到过，听说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为瓦格纳建造的，但不知其详，从本书中才了解了来龙去脉，这位“童话国王”与瓦格纳的动人情谊和他本人的悲剧经历使我深受震动。
本书中还有一些评论文章，是批评国内建筑现状的。我们可以看到，叶廷芳对建筑败笔层出不穷、珍贵文物大批被毁的现象痛心疾首。他原是一个顶温和的人，一个顶温和的人也愤怒了，当然不是因为性格，而是因为文化。我觉得，他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就是对文化的热爱，因为热爱而有了一种真正的责任心。在当今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一个爱缪斯的人是难免会痛苦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正是在普遍的无动于衷之中，我们的文化在遭受空前的毁坏。
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