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
本的禅宗
中国是把禅宗当作艺术的语言而接受的。中国人认为，就像物体影子离不开物体一样，物体本身则依赖于上帝（神祇）的观念。禅宗在日本演化成文化修养极高的人的哲学，与日本人性格中的武士道禁欲主义融合起来了。
禅宗在日本演化成文化修养极高的人的哲学，与日本人性格中的武士道禁欲主义融合起来了。在本书结束之前，简略介绍一下佛教哲学在中国和日本所占的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在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人的学说中，都不曾为人们指出一条超越世俗而通向永恒的道路。孔子为人们指出了通达今生今世的成功途径，然而，他就像维吉尔1与但丁2一样，只是将人们引到了天国的大门口，而没有也不打算更深入地探讨下去——从未想过要进入那个神秘世界。
孟子也是这样。孔子和孟子都认为他们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一切——把人们引到了通向真理的路。他们未能像老子和庄子那样意识到：一个不期而至的思想火花，会使某些人顿悟生死等所有问题。老庄的学说只适于那些具有高度智慧因而无需引导的智者，对于心智发展水平较低的人而言，这种思想却是十分危险的。事实也确是如此，神秘主义的因果报应思想变成了巫术。在下九流的卑劣者的那里，老庄思想蜕变成了迷信。所以，老子和庄子也同样没有为人类指出一条明确的路，他们的学说中的真理就像被云雾笼罩着的山峰，模糊缥缈，令人难以捉摸。
中国需要一条中间道路，而这条道路是她自己的圣贤先师们未曾指出的。中国需要一种信仰，一种能够把精神和物质结合起来，把人们所看到的现实世界与人们理想中的世界结合在一起的信仰。中国祈望她的圣人创立的道德学说获得神的认可和支持，而最渴望的则是精神的爱恋——与神的恋爱。一般而言，这正是世界上所有伟大信仰的共同本质。这种信仰哲学超出了芸芸众生的理解能力，它的浪漫的传奇色彩吸引着所有的人从事精神冒险。那儿有铺满鲜花的道路，有直插云天的高塔——并非由凡人所建。在那幽远缥缈的星空之外存在着上帝的城堡——极乐天国。
宗教和哲学是永远无法分开的。在信仰的不同阶段，宗教有时与最高的哲学相似，又时又与最低俗的浪漫传奇相似。宗教是对普通人世俗生活的阐释，但对于那些卓越非凡的头脑而言，宗教则具有更为深层的、更为重要的蕴涵。正因如此，佛教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据说，佛的形象最早出现在一位皇帝的梦中。这位皇帝在睡梦中见到了一个金色人像，醒来后召来宫廷巫师为他解梦，那巫师向他解释，在梦中出现的金色人像象征着一种宗教，那种宗教确实存在。这种传奇故事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我自己认为，佛教是在某个或迟或早的时期，通过贸易通道传入中国的，也就是说，那些商人们往来的商路一向是除了贸易之外的许多文化交往、传播的通道。民主独立的中国接纳了佛教后，必定会形成与日渐衰落的印度佛教信仰迥异的东西。佛教在印度受到婆罗门——可称之为婆罗门利益集团的阻遏、压制和迫害。婆罗门非常了解怎样去利用它与佛教徒之间的亲缘。
进入中国的佛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小乘佛教，另一种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是苛刻、庄重和严肃的哲学体系，以严格阐述佛祖教义为宗旨，毫不理会科学对它的攻击。小乘佛教将自己的理论体系描绘成种最高的精神形式——这种形式也许是建立在早期《奥义书》的、稚气的沉思的基础之上的。
大乘佛教是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以佛祖的基本哲学学说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豪华的思想宫殿。从佛祖的某些学说中，这些思想家看到了建立某种更适合芸芸众生的头脑的信仰形式的可能性。把难以形容、莫可名状的详和宁静转化为金光千条、瑞气缭绕的天国，并不是什么难事。在那个天国里，神鸟啁啾，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美伦美奂，获救的灵魂已被赦免罪过，坐在盛开的五彩莲花上得享不朽，高声颂扬将众生救出魔障的佛祖。我们知道，在西方也出现过与此类似的过程。
这依然是哲学，是与尼西亚信经3和亚大纳西信经相类似的哲学——但它把做人的道德标准与成神的希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在遥远的虚无缥缈的精神的天国，对那些能理解这个民族的人而言，中国接受了一种关于灵魂的哲学，这种哲学比任何古代中国哲学家自己提供的更为合理；而对于那些没有能力理解这种哲学的人来说，则有了一个可爱的、极具人情味的神。这神就生活在地上，就生活在人世间，他能够倾听所有的人的呼声，能够及时地向需要他的人施以援手，他富有同情心——能够赦免人们犯下的各种罪孽，并允诺将在人生苦海的彼岸迎接那些信奉他的人们，将他们接上可以载他们进入西天的灵船。接他们到极乐世界中享受永恒的安宁和幸福。后来，通过中国，两派佛教信仰又被传播到朝鲜和日本，而这两个派别则在那儿各依当地人们所能理解的形式被接受下来，并开花结果。
能够迷惑和控制中国并对中国人的心灵起潜移默化影响作用的究竟是什么？要想对此进行推测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将关心天堂和赎罪的学说与儒家思想学说完美地融合起来，那么，就会对中国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这种混合物就能像清洌的生命之泉一样注入干坼的土地，纯洁神圣的五彩莲花就会生根、开花和结果。在中国，伟大的佛教圣徒充当着中间调停者和向导的角色。老庄学说也被强行加以改造，并服务于人们新的希望，增添了很多它以前所没有的含义。
中国到印度朝圣取经的高僧，如法显和玄奘等——在他们前后还有许多不如他们著名的追求真理者——穿过恐怖的戈壁荒漠，翻越那令一般人忘而却步的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历尽千辛万苦不远万里来到那梦牵魂萦的神圣国度：印度。然后满载而归——带着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卷，带着充满异国情调、金碧辉煌的佛像，还带着许多其他精神财富。用佛教信仰去抚慰中国，这种信仰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天国与俗世之间的大门。中国人朝圣取经、引进佛教信仰的一切行为是多么执着、多么美妙、多么惊人啊！
对于那些喜欢传奇故事的人来说，好像再没有比法显、义净、玄奘等人取经的神奇经历的故事更为吸引人的了。那些关心宗教极乐世界的人们在读这些传奇故事时，一定会非常钦佩，非常快乐。
当佛教传入中国，渐渐站稳脚跟，并慢慢得势时，它是以一种大众信仰的形式出现的。关于这方面我不打算作更多的介绍。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人们更愿意信奉一个容易接近、乐意倾听人们心愿的神祗，更愿意对一个褒奖良善而宽容罪孽的神灵祈祷。佛教带给中国人一种欢愉，一种欣喜若狂的感受。而且，佛教的传入还大大促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
佛教主张泛神论——在这一方面它比华兹华斯走得更远——它认为一切植物、动物等都像人类一样具有某种内在的神性并能显现出来，从而模糊了不同生命之间的区别。将所有事物都视为本质上同一的东西，从而激起了人们的理解的激情，并且期望把这种理解以艺术的最高形式表现出来。正因如此，在公元6世纪时，一方面是由于道教思想（与佛教有许多共同点）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刚传入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似乎在中国一夜之间就形成了“艺术的六大原则”，而且一直到今天都被遵循着。这些原则是艺术哲学的高级形式，也是现实生活应该遵循的最高原则。关于这六大原则，我们在这里只需引述其中之一：“艺术要与生命韵律或精神活力合拍”。一位天才的日本哲人是这样理解并翻译的：“艺术要符合贯穿于事物节律中的精神的、生命的律动”。如果不遵循这一原则，任何艺术都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艺术。
节律是根本，是本质所在，老子和庄子很久以前就已认识到这一点了。节律意味着万事万物的一切行为都需与宇宙的韵律相和谐——不管是针对精神世界而言，还是针对理智范畴而言，还是身体的最微小的运动——从快乐的年轻人的手舞足蹈到行星围绕着太阳以及宇宙的无限的运动莫不如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把合于韵律视为最高级的艺术——所以，宗教本身——从根本上作用于人类宗教本身就是伟大的艺术，它把孔子所说的“君子”以及老子悟出的却没找到合适的语言予以描述的“真人”、“至人”，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地塑造出来。
所有伟人的行动和存在，不管在人类看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人们都可以体验到存在于其中的某种韵律。韵律体现在一首随手弹出的曲子中，不管那曲子是糟糕透了还是美妙极了。以他们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为前提，中国人认识到佛教的关于精神寄托的学说，就是艺术哲学的一切秘密的根源。佛教告诉人们：“在世俗人看来，植物和树木不过是些粗劣的事物；但在佛的眼里，它们是由精微的精神元素（微粒）组成的。”而且，“草木、原野，以至天地本身，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例外地都要进入神灵世界。”
所以，一切都是神，都拥有神性。艺术的最高使命就是使这种神性、这种美妙的心灵感应、生命的产物，都表现出来，使其成为可见之物。艺术永远不能仅停留在模仿上，它必须像宗教一样是人的所思所想，所行所为，而在最深邃的意义上所想与所为是同一的。然而，这一观点绝不意味着艺术就代表某种像果实一样的东西，某种人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的东西；相反，这意味着艺术是静静地居于果实中的生命，首先应该播散种子，然后才会生出幼牙，开出花蕾，最后才能够结出果实，这是与人的生命的过程相统一的。因此，在中国的艺术哲学中，存在着某种神灵的支配——遵循着一种无法预测的轨道，但可以触摸到其有形的、永恒的实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其艺术生涯的某些阶段，体验到自己站在难以言喻的肖像之前或风景当中。如果对此进行分析，这种体验已经表现了他们的哲学，这种哲学足以说明为什么伴随着与佛教的融会的完成，出现了这样的艺术结果，而事实却仍然如故，与过去并无二致。
他们洞悉了艺术的奥秘，就在于他们从主体一方进入了作为自己的艺术对象（不管是什么东西，从一片草叶到人的脸面）的客体的一方；并且因为他们掌握了生命的基本韵律，这些艺术家就变成了大师。
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不是通过那条通向极乐世界的天国之路发现了那同一，觉察了最深邃的秘密的——无论是艺术上还是其他方面的秘密。对那些极为罕见的极具天赋的人而言，需要经过严酷的苦修和训练——集中意念，沉思默想，省察体悟。瑜伽中最严酷的一种——在印度被称为Jnana，在中国被称为禅宗，在日本被称为真宗——并在远东留下了永恒的痕迹。不能将瑜伽全部归之于佛教，因为它的最初萌芽比吠陀主义更早；这种思想是在大约公元520年左右以佛教的名义随一位极为独特的伟人传入中国的——尽管他可能从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学说会对中国和日本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位伟人的法名叫菩提达摩4，传授早期《奥义书》中的瑜伽术，这是瑜伽术中最为严酷、最不可变通的一种。有人这样描述达摩：相貌高大粗犷，性情像一切忠实的佛教徒那样平和。据说他曾被引见给当时的皇帝——一位虔诚而慷慨的佛教徒。那位皇帝对达摩说：“我建了很多庙宇，塑造了很多佛像，天天颂经拜佛，并且鼓励人们信佛——让政府支持佛教。我这样做是否应该得到赞赏？”
“不！”达摩答道。
“那怎样才能得到赞赏呢？”
“要利用绝对知识将一切事物化为虚无，而不是通过外在的行为去强调它的存在。”
这是在宇宙意识的闪现中顿悟到的伟大真理，但是，这种伟大真理，对那些沿着漫漫进化之路（即必须缓慢地、一步步地被引向绝对真理）缓缓行进的心灵来说却毫无用处，他们根本理解不了。那位皇帝仍不甘心，于是又问道：“‘真实’的神圣属性和第一属性是什么？”
这位皇帝大人是在白费心思，这只能暴露出自己的无知和浅薄，因为对这类高深的题目，他只不过是个未入门径的初学者。达摩却根本无视这位高高在上的皇帝的虚荣心，并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
“‘真实’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属性。”他回答说。
“那么，你是谁？这站在我的宝座之前的人是谁？”
“我不知道！”
实际上，除了极少数受到启示而领悟了的人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通过体验而达到禅定涅槃的境界的。但是，达摩在某一点上无疑是错误的，他以为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福音。事实上，他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老庄学说得到了系统化的发展和普及。而且，这使得达摩的使命注定了要超越他的初衷，并形成了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他本人努力所应得的结果。
达摩的哲学可以概括为这样几条：
“根本不存在佛这么一个人。”这句话乍一听似乎极为无礼，令人极为震惊，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才能明白，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在天地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个体或个人，存在的只是表象或现象，个体的或全体的存在，仅仅是表象或现象而已——就连这种表述也不可过分地强调。
“绝对是一种隐秘的存在，就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就是那惟一的存在——佛陀。5”对于这一论断，所有真正读懂了《奥义书》的人应该是赞同的。
“祈祷、诵经、斋戒、对戒律和寺规的遵守，全都毫无用处。”这一陈述更加令人怀疑和震惊，而且似乎是过激之言，好像是一个人找到了一条道路就否认了其他所有的道路的存在。因为，存在着适合于每个不同进化阶段、不同心灵需要的道路，其中任何一条都不应该被轻视。
“寻找佛陀的人是不会找到他的。”我们可以将这句话修饰限定一下，表述为：追求“真”的人将会发现佛，但一经发现之后，却领悟到那并不是佛，而只不过是他的生命和学说现象背后的原因。
“只有一件事是必然的，那就是通过对‘绝对’的沉思冥想发现世界的不真实。这‘绝对’就在人的本性的根基之处。”这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
当有人要求他对“真”这个字的含义进行解释时，达摩说：“即便是真正的智者也未必能够理解这个‘真’字。‘真’的意思是一个人要坚持关注自己的根本性质。我从印度来到这里，只是为了传播佛教的思想。至于人们所说的奇迹——所有类似的实践都属于异端邪说。所有这些东西都属于‘存在’世界。”也就是说，属于表象的世界。
这就是达摩的哲学。这种哲学对思想、语言、行为的要求之所以极为严格，就是为了使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而只吸引极少数具备非凡灵性的人，详细地传授给他们印度瑜伽术，指导他们通过集中意念而达到禅定状态。由于缺乏佛教传统——尽管其中吠檀多主义哲学思想非常丰富——这种哲学退到了神话的和美丽的经文中，佛陀以绝对的沉默将神秘的内涵传给了他的大弟子大迦叶，大迦叶微笑着、一言不发地洞察了佛法真谛。因此，这种哲学不需要依靠言语传授和表达，只须去感受就可以了。
禅宗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了佛教的一个很有势力的派别，并且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南北两大派系。禅宗建议那些富人和王公大臣们，严格地将坐禅当成一种恢复精神的锻炼。有一首很美的名为《驯牛》的诗6，如果不是被篇幅限制，我很想在这里全文引用。这首诗在中国和日本都常常被用来形象地说明禅宗佛法，并被用作人的心灵觉悟或达到最高意识时的最美妙的象征：最初那牛毫无规矩，狂野不驯，后来则渐渐被驯化得完全地服从，最后终于与禅融为一体。
“禅宗”对中国和日本产生了令人惊奇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沉思对于他们还不理解的艺术和理学的影响；其次，是在于如何熟练地运用创造力这种神奇的工具，如何更好地理解它的表现形式。如果艺术家（这里指广义的艺术）研究了禅的沉思的学问，那么人们尚未探明究竟的创造力的源泉将会源源不断地喷涌，世界也就会因此而更加丰富多彩。创造活动中的灵感的获得，往往是存在于意识之外的，难以捉摸的，而很少会对它形成清晰的知觉。
总而言之，中国是将禅宗视为艺术的语言而接受的。中国人认为，就像影子离不开物体一样，物体本身依赖于上帝（神祗）的观念。这种神祇观念是由具有超常的意识能力的人意识到的。禅宗为人们指出了达到这种意识的方法，而且并不只限于此。因为在对宇宙的学说进行解释时，禅宗的主张同“与神同一”学说极为相似。这种学说不仅适用于人，而且涉及并适用于石头、植物、鸟类和野兽。
“破开一块石头，我就在那儿。”在最近发现的《耶稣语录》中基督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把这句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的箴言当作一条新的法则。但是，禅宗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几乎荡然无存了。假如禅的精神能够得以恢复发扬，艺术还会在那里复兴吗？有些人认为禅宗是一种系统的自我催眠术，这种说法明显是缺乏对它的深入理解，而且也是神秘主义者绝对不会接受的假想。有些人认为禅宗同贵格主义有些相似。当然，禅宗在讲究安详宁静这一点上，与贵格主义是有点相像的；在这一点上，禅宗与其他所有承认万物都有神性的信仰都是相似的。假如说禅宗思想可以缓解欧洲人对振作精神的东西的日益增长的渴望，认为禅宗足可以缓解一个民族的精神饥渴，那么我赞成这种观点——甚至认为它所起的作用远比这种观点更多。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禅宗一直是为满足少数高度进化了的心灵的需要，更为简洁明了的吠檀多主义哲学和大众佛学哲学则是服务于普通大众的，我仍同意这种观点。
禅宗被移植到日本，是异乎寻常的努力的结果。禅宗同样对日本的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日本人的性格和品质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毫无疑问，禅宗加强了了日本民族的某些性格倾向，强化了他们的同情心，并且增强了他们对自然美的沉思。因为，禅宗认为，自然的节律与人的心灵韵律是同步的。老子和庄子早就认识到了这种一致性，但没有像经过瑜伽训练的禅宗那样，将自己的知识或经验系统化。他们都认为：虚妄的、个体的、人的信仰，必须通过与本性的接触予以剔除，他将对那失去的同一进行修复，这种同一使他成为宇宙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秘密，是西方世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渐渐忘却了的秘密，重新学习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而要将其彻底舍弃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的诗人和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为了让别人也明白，那么就是为了他们自己），赫尔·济慈曾说过一番几乎与庄子一样的话：
使我们的理智得到加强的惟一方法，就是漠视任何事物……处在消极被动的接受状态。……诗人的本性中不会有自己。他什么都是，同时又什么也不是……诗人没有自己的个性……他不断地进入别人的身体、不断地以别人的个性为个性。
我认为，那些悟道者的本性是非人的——就像一道阳光，这道阳光是飘忽不定的，时而落在臭气冲天的沼泽中，时而落在清澄莹洁的瀑布上。它像大森林中的阴胧的绿色的梦，又像是雪峰之颠耀眼的光辉，它是宇宙中的精灵，从不因环境而迷失，它明媚欢快，四处漂泊。
禅宗在日本成为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的人的哲学，与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武士道禁欲主义融合在一起。在日木，有很多佛教的小宗派，如伦理化的廷代宗，神秘主义者的新根宗，还有净土宗以及及许多的对芸芸众生极具吸引力的宣扬极乐世界的宗派。但禅宗先前一直——并且今后可能依然——保持着对有良好教养的知识阶层的巨大影响。禅宗具有高贵、庄重又严苛的特点，7这个特点有力地吸引着那些睿智的心灵。那种倾向于使佛教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想赋予佛教愉快温馨、富有同情心的圣徒——俗世与天国的沟通者——多愁善感的倾向，在日本完全消失了，因为禅宗的“佛觉”与早期佛教的“无形（非实体）世界”是同一概念。这一概念与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并被现代科学所证实的意识的高级状态是一致的。禅宗在欧洲的传播很可能将依赖那些精于此道的日本人，或者是极少数体验到了“禅悟”状态对智力和精神的影响的西方男女——而绝不会是受来自东方的那些江湖术士欺骗的人。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日本哲学予以详细介绍。除了神道教，日本古代思想都源于印度人的思想——亚洲哲学最重要的渊源。直到近代，日本人才接受了西方哲学。在这里，我们将对神道教予以简略介绍。
神道教是日本的国教，被认为具有某种极不寻常的性质，这性质在西方人看来具有某种不相容的、奇异的、难以理解的特征。尽管它在某些方面有其独特的美和某种斯巴达人的特质——后者对武士阶层的礼俗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欧洲人很难将神道教的任何哲学观点与吠陀主义或佛教、道教以及任何别的西方思想体系并列起来。即便是这样，对这一日本国教予以简要介绍也是十分必要的。
神道教是以神话和自然崇拜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神崇拜，其中有男性神和女性神，他们不仅栖身于自然现象中还置身于许多别的事物中。“神道”是汉字，它的意思是“精神方法”或“通神的路”，在日语中有“Kami no Michi”（神、神力），这里的“Kami”（卡米）就是神灵。
人们可能会以为神道教是有关自然力量的道德说教性寓言。这确实是它的一个方面，但神道教的渊源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了，其中主要是因为直到公元5世纪时日本还没有文字，一切全靠记忆而世代相传。到了公元5世纪，日本经由朝鲜接受了中国文化，现存的公元712年出版的一本书是关于神道教的最早的书面资料。据说，这本书是根据一位老人——一位著名的神话和传统的讲述者的口述写成的，名为《考吉基》，是日本神话和传说的宝库。另一本名为《尼宏基》的书是对《考吉基》一书的解说和评述，大约成书于公元720年。关于神道教的深奥而吸引人的宗教仪式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是《莹基士吉》，该书对神道教作了细致入微的说明，书中记载的宗教程式直到现在仍被忠实遵循着，尽管佛教的影响已不可避免地缓慢地渗进了神道教思想中，日本人也不为此而感到遗憾。我曾听过不止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说，他既是儒家信徒，又是佛教徒，同时还是神道教徒，而且这些信仰并不冲突。
天皇世系可上溯到太阳女神——以前名为“Amaterasu-Omi-Kami”即照亮天空的伟大神灵，现在主要是以其汉语名称而广为人知即“天照大神”。而很多贵族世系据说是源于那些地位较低的神，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神道教之所以始终保持其国教地位的原因，即便是那古老悠久的历史及纯粹的日本起源也没有因爱国主义的理由而得到这种特殊地位。神道教庙宇具有一种特殊的美，这种美对日本人的艺术和人格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那种极端的简约、高雅、清纯和洁净中体现出的优美，不能不促使那些参拜者自我反省——对参拜者的心灵产生一种激发内省的作用。
那些神秘的灵魂或“神宝”栖住在那些庙宇中，人们不能见到它们，但可以通过它们在地上的世俗之物与天神相通，这些神灵被称为“密塔玛（Mitama）”8。在每个神殿中，这“Mitama”都由一种被称为“神胎”——神衹的物体所代表。这种“神胎”有时是一面镜子，一把剑，就像在天皇加冕时或确切地说接受授权的仪式上所使用的那种，有时可能是一块圆圆的石头。但无论这神体是什么样的具体实物，它仅仅是神秘的密塔玛——神灵在俗世上的象征，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神道教强调爱国和忠诚。神道教中专业的神职人员很少，在国家举行祭祀大典时，像中国人一样，由皇帝或他的代表主祭。国祭的主要目的是祈求那些脾气暴躁的神们息怒，祈求它们不要降下灾难等等。跳舞是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大多是跳那种带着面具、伴着音乐的哑剧舞蹈。到那些著名圣殿朝圣的人很多。
对于神道教中的伦理或哲学思想，我们应该介绍些什么呢？神道教中存在着伦理意识，但这种伦理意识并不是建立在冒犯者所造成的精神结果的基础上的，而是以冒犯行为本身——不管这种冒犯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在神的眼中的不纯洁性为基础的。神道中的神对死亡并不重视。因为死亡是不洁的，不属于众神的管辖范围。这就像希腊戏剧《希波吕托斯》中的阿尔忒弥斯（月亮女神和狩猎之神），不能接近她的那位忠诚的崇拜者一样，当他被不公正地处死而处于巨大的痛苦中时，他只能与那被玷污了的大地保持半尺距离。神道教中的“卡米”也是如此。直到公元1868年神道教才出现了葬仪。这种葬仪与“卡米”没有什么关系。
下面是古代神道教祭司祈祷时的祷文样本，稍有删节：
愿诸神恩赐我们今后稻粒饱满，稻穗粗长，年年丰收，岁岁有余；让汗流浃背、两腿泥泞的农夫们得到丰厚的回报，我将代表他们对诸神献出赞美，献上一千穗最大的稻穗，在你们面前筑起祭坛，筑起成排成排的祭坛。
我还要代表他们献上生长在平原的甜草和生长在沼泽中的艾草，还有生长在大海中的、可以食用的海藻，以及一切美丽的物品，光华夺目的物品，粗糙低劣的物品。我将用这一切表达对你们的诚挚的礼赞。
日本人认为神道教对于自己的民族品质一直产生着很好的影响，而那些神道教神职人员在生活中同样扮演着令人满意的角色。神道教的神职人员根本不是西方人所谓的“牧师”。他们是由世俗政权任命的。他们不为普通民众服务也不穿那种神职人员或别的象征性的服装，他们穿着像古代官员上朝时那样的服饰。他们惟一的职责就是主持神道教仪式。就像在中国一样，日本要给死去的先人和亲属的灵魂举行隆重的祭典。这种对祖先的敬畏和尊崇，对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以及日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种极其深刻的、崇高而神圣的凝聚作用。
但总的来说，神道教的冰冷、严苛的禁欲主义为日本营造了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氛围，因此日本需要佛教之火的温暖，需要儒教的伦理活力，使它带上一些人情味。神道教要为他那壮观雄浑、动人心魄的音乐舞剧对佛教表示谢忱，假如没有佛教，日本就不成其为日本。日本如饥似渴地、几乎是贪婪地吸纳着一切。谁能够预言神道教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日本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哲学家，他们在著作中充满了庄严、宁静的智慧，表现出欢乐愉快的天性以及理智美和精神美。他们将给予西方读者丰厚回报——给任何有关日本的研究丰富而充分的报偿。已经获得丰厚回报的有很多人，其中包括《满足之路》的作者凯巴勒艾肯。本书所要做的是寻根求源——寻找日本哲学的发源地。总的来说，日本哲学基本上是派生的，缺乏独创性，因此要想对日本哲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应该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一个与本书9截然不同的立场上进行。
我认为，日本哲学更应被看成是一种文学，而且是一种高品位的文学。勿庸置疑，日本哲学大大受益于神道教。然而，在日本神道教与佛教、儒教相互交织在一起，完全融成了一个整体；它们对日本人思想的影响就像是一根由三股拧起的绳，每一股都有自己的颜色，三种颜色又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一种全新的、美丽的颜色，而这种复合的颜色才是那根绳子的颜色。
由于对世界的本源及其现象的不同理解，机敏的日本人在对东西方哲学进行思考时会引申出新奇的、令人吃惊的寓意和结论，发展出融佛、儒、神道三者于一体的新东西，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不足为怪。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大和民族无异于优秀的炼金术士。对西方来说，将自己的文化圈向日本这样的东方兄弟敞开大门，借鉴他们对待生死问题的态度，可以说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
在这里，我引用著名的亚洲裔学者纳德库玛拉斯沃的话作为对亚洲思想和思想家的概括性评述的结束语，因为他的话概括了所有哲学的发展趋向：
未来的真正的希望所在是人——真正属于未来并拥有未来的人。他们不可能仅来自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而只能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一批精英。在这些精英身上，欧洲人行动的无穷精力，勃勃生气，与亚洲人深邃思想的宁静安详、恬淡庄重，将会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这是我看到的惟一的希望：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
1 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古罗马诗人，作品有10首《牧歌》，4卷《农事篇》，代表作为《埃涅阿斯纪》。
2 但丁（公元1265-1321年），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代表作有抒情诗集《新尘》、史诗《神曲》。
3 基督教三大信经之一，以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尼西亚而得名，其他二信经为：使徒信经、亚大纳西信经。
4 印度僧人，于公元520年来中国，又称达摩祖师。
5 校者注——原文在此处分段，由标点看明显为纰漏，现合并前后段落。
6 校者注——因无原著参照，故只能揣测此诗所指，应是《廓庵和尚十牛图颂并序》，参见百度百科“禅宗十牛图”和维基百科“十牛图”相关词条。
7 校者注——原文在此处分段，由标点看明显为纰漏，现合并前后段落。
8 校者注——添加后引号。
9 校者注——原文为“与书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