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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连山坡村雨后泥泞的山路上,程林祥总会产生一些幻觉。

有时,大儿子程磊会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还是七八岁时的模样。

儿子牵着他的手,高高扬起下巴问:“爹爹,咱家什么时候能买一辆汽车啊?”

有时,他也会隐约看见父亲程瑞全走在前面不远处。老人裹着穿了十多年的蓝色围裙,背着背篓,拎着一把锄头,锄去路面上突出的山石。

但大多数时候,这个中年人不得不回过神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的大儿子和父亲,都已经不在了。

2008 年的“5·12”大地震中,映秀镇漩口中学的高一学生程磊,在倒塌的校舍中遇难。程林祥与妻子刘志珍,冒着余震,步行了25公里山路,把17 岁儿子的遗体背回了家乡水磨镇连山坡村,并把儿子安葬在家后面的山坡上。

2009 年3 月,程林祥70 岁的老父亲程瑞全,又在家门口这条山路上出了车祸,连人带车摔下了数百米深的悬崖。

现在,这个39 岁的男人只能用忙碌的方式,来暂时麻木自己,不让自己想起这一切。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巴,去山下的镇子上买水泥,他要和山上的邻居们一起,修好这条“该死的”山路。

车祸

这是从海拔2000 多米的大山深处通往山下水磨镇的唯一一条道路。

路长1.5 公里,是在山体上一锄头一锄头硬生生挖出来的,路面最宽的地方不足4 米,最窄处仅2 米多点,下面就是数百米深的悬崖。一旦遇到下雨,路面和沼泽地没什么区别,一层厚厚的泥巴,“就连下坡都要使劲地踩油门”。

2008 年的大地震,又震松了山路旁的岩壁,稍有点风吹雨打,山上就会往下滚石头。路面也被震裂了,很多地方裂开了数十米长、半米宽的大口子。

一年来,这条路上接连已经死了两个村民,都是开车时稍不小心摔下了山。对于大山深处的连山坡村一组13 户人家、58 口人来说,这条路已经成了“随时可能送命的老虎口”。

事实上,只要头一天下雨,次日一早,程林祥的父亲程瑞全就会默不作声地出去修路。生前,老人一直渴望把这条土路修成水泥路,可村里根本没这个财力。老人能做的,只是用锄头把滚到路面上的山石锄掉,或是刨些泥土,把被雨水冲开的大口子填上。

程瑞全从17 岁开始做木匠,他的手艺,在当地很有名。前两年,老人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平常已不大接活了。但地震后,很多倒掉的房子需要重建,人们纷纷找上门来,老人只得重新出山。

3 月20 日,是农历的春分。吃过早饭,程林祥便开着自家的小四轮,载着父亲和妹夫下山干活儿。他母亲原本并不同意他们这天出去,因为“就连过去的长工,春分都得休息的”。但要盖房子的人太多了,他们耽搁不起时间。

小四轮就快没油了,出门前,程林祥咕哝了一声:“今天开出去不知道能不能再开回来。”这句话让边上的妻子刘志珍听见了,她气恼地质问:“这叫啥话?把油加满了就是了!”

程林祥也不还嘴,载着父亲和妹夫下了山。可10 分钟后,这辆车子就再也开不回来了。

这段山路中部有一处大拐弯,路面裂开个大口子。往常程林祥每次经过这儿,都会小心翼翼地放慢速度,可这天,小四轮的马力总也加不上去。他有点着急,踩了脚油门。

那一瞬间,他感觉车轮在口子上剐了一下,“好像完全不受控制”

地冲了出去,在悬崖边上打了个弯,翻下山去,一头栽进了山下的河里。

悬崖下松软的草垫保护了程林祥和他的妹夫,他俩滚下了几十米,奇迹般地竟没受伤。可当他俩在一块山石边找到程瑞全时,发现老人的头被撞了个大口子,满脸是血。待两人费尽气力将老人背上路面时,已经没气了。

援手

刘宏葆到程家那天,正是4 月4 日的清明节,老人的丧事已经办过了十多天。

刘宏葆是广东佛山援建水磨镇工作组组长,到水磨镇工作已经9 个多月。有一天,他无意中听人说起程家夫妻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回办公室后,他从网上找出相关报道,仔细看了几遍。

“没想到在这样的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伟大的父母。”作为一个父亲,他“感动感慨得不得了”,清明节一早,他领着8 个同事,开了两辆越野车,带着些钱和慰问品,上连山坡村去看望程家夫妻。

那天早上,天上飘着小雨,山路又成了沼泽地。就连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开起来都“像开船一样”,汽车的轮子在悬崖边一个劲地打滑,吓得刘宏葆“一身冷汗”。

这天,程家夫妻也早早起来了。他们在家门口摆了一张供桌,放了一些供品和黄色菊花,祭奠老父亲和大儿子。刘宏葆9 点左右来到程家时,祭奠已经结束了。夫妻俩把菊花抖碎了洒在地上,家门口一地的黄色花瓣,星星点点。

前一天,村干部向他们打招呼说刘宏葆要来的事。夫妻俩特意为工作组备了一桌饭菜——腊肉、豆花、土鸡蛋,摆满了整张桌子。

但刘宏葆说自己“一口都吃不下”。他直截了当地问刘志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来水磨镇之前,刘宏葆是广东佛山市的市长助理,在当地主持过高能耗产业的转型工作。他曾淘汰了佛山一大批高能耗的陶瓷产业。如今,地震之后重建的水磨镇,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地震之前,这个被青城山、卧龙、三江等著名旅游景点环绕着的江边小镇,却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能耗工业区,有着州里最大的水泥、电石、稀土等高污染企业,镇上的许多农民,都在这些工厂里打工。

但山上的村民们很不喜欢这些企业。自从工厂的烟囱开始冒出浓烟,刘志珍家的田地里,几乎连玉米都种不活了。“我们就算饿死,也不想去这样的厂里打工。”她生气地说。

地震之后,很多工厂都被震塌了,处于半停工状态。借此机会,刘宏葆与阿坝政府协商,想把这些高污染企业统统迁走。他请来北京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做规划,目标是把水磨镇打造成一座以旅游业与教育业为主的全新小镇。

他的另一个任务是,修好那些地震之后损坏的道路。水磨镇下属的18 个自然村,刘宏葆都带着同事去过,但像连山坡村这样危险的山路,却很少见。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把门口这条路修成水泥的?”面对亲自找上门的刘宏葆,刘志珍犹豫了很久,终于开了口。

刘宏葆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这个“忙得已经半年多没睡过好觉”的中年男人,甚至很细心地帮助程家看了看风水。原本这条土路直接对着程家的大门。他让程家等路修好后,把门的方向改一改,或者在门前加个照壁,“挡一挡晦气”。

“我要把水泥路修到程家的大门口,但我更希望把镇子重建好。”

事后,他解释说,“我不仅是在修一条方便通行的路,我要修的,是一条帮助他们通向城镇化的道路,让他们的命运发生根本的变化” 。

愿望

得知刘宏葆要来的消息,头一天晚上,刘志珍一夜没睡着。她翻来覆去,想着该不该开口,让“这个大官”帮忙修修这条路。

那些天,程林祥几乎吃不下、睡不着。大儿子死后,他有大半年没怎么出去做活儿,才刚刚忙起来,却又因为自己的疏忽,送掉了父亲的命。他一夜夜躺在床上流泪,刘志珍甚至一度担心丈夫会疯掉。

妻子非常理解丈夫的自责。在大儿子程磊死后,刘志珍也总觉得是自己把儿子害死的。

程磊初三毕业那年,差了几分,没考上汶川县最好的微州中学。

本来花上4000 元,就可以上那所学校,但程磊当时谈了个“朋友”。

为了把他俩分开,刘志珍坚持让儿子上了映秀镇的漩口中学。

自从儿子死在倒塌的校舍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母亲每天都躺在床上不起来。她一度想到过自杀,可死在哪儿呢?如果死在家里,就成了全家人的负担,可如果不死在家里,“又怎么能和儿子在一起呢”?

自从《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对夫妻背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后,全国许多的好心人,纷纷捐钱捐物,安慰这对夫妻。一个来自广东的熊姓企业家,2008 年6 月还专门来了趟程家,承担起他们二儿子程勇从初中到大学的所有费用。

最让刘志珍感到安慰的是,二儿子程勇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地震之后,水磨中学的校舍成了危房,在这所学校读初三的程勇,去了离家100 多公里以外的眉山上学。每到放假,才能回家看一看。

原本,这个15 岁的小男孩很调皮,在班上是“让老师头疼的人”。

但现在,他学习很努力。上学期末,他的总分已经进步到班上第二名。

学校特意给程勇发了2000 元奖学金,他原封不动地上交给父母。刘志珍告诉他,可以用这笔钱去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我还是把钱存起来吧,以后上大学用。”程勇回答母亲。

这个原本悲伤的女人,逐渐变得坚强起来。她把那些好心人的电话都存在了手机里,逢年过节,主动发短信问候。“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下去呢?”她时常这么问自己。

公公遇难后,刘志珍一手操办了老人的丧事。周围的邻居说,“村上十几年来没见过这么风光的葬礼”。可看着丈夫一天天消沉下去,她心里“像刀扎似的”。

刘宏葆上门那天,一位同来的佛山记者问她:“家里这么困难,你怎么不和我们领导要房子、要钱,要修这条路做什么?”也有相熟的邻居笑话她“猪脑壳,进水喽”。

“以前我有两个儿子都不怕,现在只有一个了,我还怕什么?”

她回答。“修路是我公公生前的愿望,我要帮他完成。”

当然,刘志珍心底也还有一个愿望:每次下山,她都绕着去镇子上正在新建的汶川二中看看,虽然“看不明白建筑的学问”,但她希望佛山的援建队能把这个学校“修得牢靠些”。

“以后,老二就要在这里读高中了。”望着山坡下的汶川二中工地,她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到时候,我就能告诉他,要是再遇上地震,你就不用往外跑了,待着别动。这个教室很安全。”

准备

“狗日的要修水泥路喽!”对于这个原本宁静的小山村来说,这消息就像一粒火星子丢进油锅里一样炸开了。

从4 月初决定要修路开始,连山坡村一组的50 多个村民连续开了5 次会。很多村民丢掉原本的工作,从成都、都江堰等地赶回村子里,商量起这件“自家的大事情”。

但经费实在太紧张了,整个镇子都在重建,到处都需要钱,建材的价格一直在猛涨。刘宏葆挤了挤预算,从原本的工程抢险资金里抽出30 万元,可这笔钱也只够购买砂石和水泥,以及租用必需的机器设备。

而且,村民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村民希望修路能买自家的砂石;有些人地里的青苗会被毁坏,他们想着要点赔偿;有人开始时捐出了自家的几块棕垫,可回家被老婆一说,又反悔了。

这些没读过多少书的村民们,开始动用自己所有的生活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自发组成的修路队,上至70 多岁的老人,下至10 多岁的女娃,全部是义务参加。他们在一张中学生的作文纸上,写下了连山坡一组58 个村民的名字,出工的人画上一个圈,缺席者画个叉,每缺一个工,就罚款60 元钱。

为了节省经费,村民们动用了各自全部的社会关系。搅拌机是一个在镇上修摩托车的村民从表哥那儿租来的,每个月900 元,比市场价少了300 元;另一个村民找朋友买了200 多吨水泥,每吨比市场价便宜了30 元,光是这一项就节省了6000 多元。

修路队成立了4 个小组:施工指挥组、测量组、材料采购组、财务监督组。每个组的“领导成员”有3 人,由村民自发投票选出村民小组里“最有威信的人”担任。每天晚饭后,他们就集中在程林祥家里,分配第二天的工作,协商解决出现的问题。

程林祥也慢慢从消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带着一帮年轻人,到10 多里地外的深山里砍树,然后用摩托车拖回家里,加工成一块块2 米来长的木板,供修路使用。

按照山里的风俗,在父母过世后的100 多天里,做儿女的不能剪头发。程林祥两个多月没剪过发,头发已经很长了,上面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木屑。可他只管埋头加工木板,甚至都顾不上抖一抖。

他手上那些掉了漆的木工工具,都是父亲留下的。

“忙起来就不会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他说,“我要修好这条路,帮爹爹完成他的心愿。”

山下的刘宏葆,正忙着镇子的重建,没有亲自过问这条路的进展。

但从旁人那儿,他或多或少听说了一些修路队点点滴滴的故事。

“村民们太值得尊敬了。”他感慨地说,“如果灾区的老百姓都能够这样自救,那地震后的重建工作该省多少心啊!”

4 月29 日这天晚上,在修路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刘志珍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又地震了。这条山路上挤满了从山上滚下的大石头,她怎么也爬不过去,可程磊突然间出现在她眼前。他让刘志珍抓住自己的脚踝,带着她慢慢飞到了一块平地上,把她放了下来,然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这个母亲和旁人回忆起这个梦,很认真地问道:“你说,军娃(程磊的小名)是不是想告诉我,这条路一定能修得成?”

那个人还没有回答,她就自顾自地点了点头,笑着说:“我想,一定是的。”

夜话

夜深了,山里下起了小雨。

这是4 月30 日晚上9 点多,修路队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材料和机器设备全部到位。山路太窄了,搅拌机和水泥运不上去,只能放在半山腰的一块空地上。

担心材料和机器被人偷走,修路队的壮劳力们自发组织了一个守夜队,每天轮流排班守夜。他们住在堆满水泥的救灾帐篷里,有人从山上的家里抬下了一张木床。

这天下午,在这条山路上,修路队差点又出了车祸。前一天夜里刚下过雨,一辆运砂石的小四轮打滑失控,半个驾驶室已经冲到了悬崖外。幸好后面装载的砂石很重,才没有摔下山去。

“狗日的,差个两秒钟,我就没命喽!”这天晚上,正好轮到这辆小四轮的司机程建超守夜。在一片漆黑的帐篷里,这个19 岁的大男孩手舞足蹈地回忆起那惊险的一幕,嘻嘻哈哈地笑着。他的哥哥程建学原本在映秀镇打工,在2008 年的大地震中失踪,至今没找到遗体。

“你小子积德了,命大啊。”一起守夜的几个村民也大笑着。

在外人看来,他们谈论的好像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山村的夜很冷,4 个守夜人只能挤在一床被子里取暖,有人打亮了打火机,点上一根烟。在微弱的火光下,可以看到从嘴里呵出的阵阵寒气。

但接下来讨论的,却是一个很热闹的话题。有人问道:“你们说,等路修好了,我们该怎么感谢佛山的人?”

“摆上三天三夜酒席,请他们喝个痛快。”程建超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人家有纪律,不能喝酒的嘛。”有人表示反对:“我们送他们山上的特产、土鸡蛋,城里面卖一块钱一个呢。”

“那些东西吃几天就吃光了嘛。”又有人表示反对:“我们还是送锦旗,写上我们所有人的名字,敲锣打鼓给他们送去。”

“我们给这条路取一个名字吧,和佛山有关的。”沉默了很久的程林祥突然开口说:“我想好了,就叫佛援路,佛山援助的路。”

不过还没等别人说话,他又否定了自己的建议:“佛援路不好,不好看,还是叫佛缘路吧,我们和佛山有缘分。然后,再给它刻块石碑,能传个几百年。”

“老程,你还真有两下子啊!”有人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夜里10 点多,累了一天的人们逐渐沉默了,雨越下越大,打在帐篷的顶上,叭叭作响,远处隐约传来几声低沉的狗吠。透过厚密的雨幕,在暗灰色的天幕下,有着大山沉默的侧影,山岭的最高处,闪烁着几道微弱却又清晰的灯光,温暖着守夜人的视线。那儿是他们的家。

开工

佛缘路终于正式开工了。

5 月2 日早晨8 点,修路队的人们吃过早饭,陆陆续续来到程家的大门口集合。这儿热闹得“像赶集似的”,就连路旁猪圈里的几头大肥猪,也兴奋得嗷嗷直叫。

开工之前,程林祥把自家的饭桌端到门口,搭成一个临时香案,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开工仪式”。桌上摆着四碗供品——土鸡蛋、豆花、蛋糕,以及一块切成方块的肥肉。他点燃了蜡烛和香,烧了一叠纸钱,又磕了三个头,求山神保佑施工顺利。

进入4 月中旬以来,这里便进入了连绵的雨季,雨陆陆续续下了半个多月。但开工这天却是个大晴天,十几天都隐没在云层后面的太阳,此刻从云缝中探出头来。阳光温暖地铺在山路上,香案上的两个酒杯,反射着柔和的白光。

“真是个好兆头哩!”有人兴奋地叫道。

按照先前的计划,修路队分成了两个部分:大部分青壮年到山下的搅拌机那儿搅拌好水泥,然后用小四轮送上山来;老人和女人们都留在山上,他们要用木板搭出槽子,用来固定水泥路面。

现在,有人用镰刀削好一根根木桩,有人负责把它们捶进土里,还有人把木板横过来钉在木桩上,一块块连接起来。这道流水线的工序高效而有序,不到一小时,程家门前十几米的山路,就被木板整齐地包围起来了。

不过,山下的男人们却碰到了一些麻烦。

小四轮的马力太小了,装载的水泥又太重,当车子行进到一个坡度很大的上坡处时,就怎么也爬不动了。司机连忙打电话,把山下的壮劳力们喊了上来帮着推车。

小四轮和男人们一起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声,人们的身子倾斜,用力紧绷着,和路面的夹角越来越小。用了半个小时,小四轮才终于爬过了这个土坡,来到程家门前。

由于用时太长,拌好的水泥即将凝固。等候已久的老人和女人们一拥而上,用锄头把水泥快速地扒下车斗,有人拿着手动压路机,开始平整起路面。

这儿的许多村民都有修路的经验。过去镇子上修路,他们去打过工。不过,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们是在为自己修路,由此引发的心情,也很复杂。

“以后赶猪下山去卖,就好走多喽。”有的人兴奋地说。

“我们以后就成立一个专业修路队,去帮人家干活,狗日的赚他一笔钱去。”有人用玩笑话表达着自己的愿望。

“走了几千年了,都是泥巴路,搞什么水泥路嘛。”一个70 多岁的老妇人嘟囔着,用锤子使劲地把木桩钉进地里。

直到上午11 点左右,这条大山里从古至今的第一条水泥路,终于有了最初的模样。尽管此刻,它仅有1 米多长。

中午收工时,前一天才从佛山赶到水磨镇的一位摄影记者,想要给修路队拍一张集体合影。虽然山下的几个壮劳力一时上不来,但留在山上的人们,却有些迫不及待了。

刘志珍大声指挥着人们,拿起自己的工具——锄头、铁锹、锤子,站好自己的位置。现在,她是村里公认的“女强人”,人们都有点“怕”

她。一个穿红短袖的村民,甚至被她指挥着爬上了一旁的小四轮,因为那样站得高,“拍起来会比较好看”。

可真正拍照的时候,这个“女强人”却“露了怯”。

修路队的成员们看起来个个都有些紧张。他们一脸严肃地盯着镜头,摄影记者喊起了“一、二、三”时,原本板着脸的刘志珍,突然间“噗哧”一声笑了。她很不好意思地用手捂着脸,干脆哈哈大笑起来。

祭奠

下午5 点过后,水泥路面已经铺出去10 来米了,可刘志珍却放下工具,悄悄回到家里。

按农历,这天是四月初八,也是程磊周年忌日。可大家都在忙着修路,程林祥说:“既然电视上都说‘5·12’,那就到那天再办吧。”

但这个母亲却放不下儿子。她从厨房的斗橱里抽出两根蜡烛和一些香,还有三叠纸钱,拉开吱吱作响的木门,往后山坡上走了。

地震后,很多人都劝她搬到山下去住。有一个北京的企业家甚至愿意资助他们在山下的镇子上买一套房子,但这些好意都被刘志珍拒绝了。

“我要在这里陪着他。”沿着崎岖的山路,她边走边说,“如果我搬到山下去住,儿子在这里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当初我把他背回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程磊的坟离家很近,走上5 分钟就到了。她蹲下身去,熟练地插上蜡烛和香,用烛火点燃了纸钱。

已经整整一年了,这座用石头垒起的小小的坟茔上,爬满了茂密的野草。坟前还有不少供品,这一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不少来访者,在这儿祭奠过这个17 岁的男孩。

几个月前,在清理程磊的遗物时,刘志珍意外地发现了儿子初三时写的一篇作文,是儿子写给她的,题目是《成长的路上,她牵着我的手》。虽然那些用蓝色钢笔墨水写成的字迹,已经略微有些褪色,但每一个字,刘志珍都记在了心里。

在作文的结尾,儿子这样写道:“……在我成长的路上,她总是牵着我的手,带着我越过一道道高坎,翻过一座座大山,她从不放开,也从不厌烦,她,就是我的妈妈。”

可现在,这个母亲却不能确定儿子的灵魂是否已经回家。程磊死后,刘志珍许多次地梦见过儿子,可他几乎没有在家里出现过。

只有一次例外。2009 年的春节,家里大门上的门神画像旧了,刘志珍把它揭了下来。当天晚上,她就梦到程磊从外头回来了,坐在堂屋的饭桌前,说自己要吃炒黄瓜。可吃完后,他放下饭碗,转身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总担心他回不了家。”回忆起这个梦,她揉揉被纸灰迷住的眼睛,低声说道:“等路修好了,他来来回回的,也好走多了。”

山林里一片寂静,回应她的,是微微抖动的烛火与纸钱燃尽后冒起的一缕青烟。坟边有一大片不知名的黄色野花,它们只在春天开放。

收工

夜色慢慢笼罩了佛缘路,已经是晚上7 点多了,修路的人们不得不收工。他们带着疲倦的身躯,大声讨论着明日的工作,沿着山路各自回家。小山村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沉寂。

5 月2 日这一天,修路队并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水泥路面只铺了短短的10 多米。按照之前每天40 米、40 天完成的计划,显然差距不小,但程林祥依旧信心满满。

“万事开头难嘛。”这个男人扛着手动压路机,笑着说,“等过几天熟练了,说不定能超进度完成任务呢。”

结束了祭奠的刘志珍,此时已经在家里做好了饭。丈夫辛苦了一天,她特意多做了几样菜。吃了几口,程林祥突然放下筷子,走到那台用了14 年的21 英寸旧彩电前。他拿出一张碟片,放进VCD 机里。

2008 年春节,在广东打工的程林祥的弟弟程平,带着新买的DV 回老家探亲。他给热热闹闹的一家人拍了录像,然后刻成了光盘。

不过,碟片被看得多了,卡得很厉害,就像是一张张照片的回放。

那个时候还没有地震。在这条熟悉的山路上,程瑞全老人依旧裹着他的蓝色围裙,侧着身子对着这台“新鲜玩意儿”,脸上有着孩童般的微笑。

长大后的程磊一直不爱照相,二弟程勇和一帮娃娃恶作剧般地把他围在中间,他逃避着镜头,露出羞涩又无可奈何的神情。

碟片的最后,是一朵朵在夜幕中腾空而起的烟花。那是大年三十那天,程林祥带着二儿子程勇下山去买的。夜里12 点,程磊亲手点燃了一根烟花,在绚烂的花火中,一家人快乐地大喊着:“过年喽!”

在程家这座略显简陋的三层小楼里,这个17 岁男孩和他的爷爷,也从来不曾真正离去过。他们就这样活在已经泛黄的电视屏幕上,活在夹杂着饭菜香的空气中,活在程林祥眼角滑落的眼泪里。